曾巩，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一○一九年）。曾巩生而警敏，读书过目辄诵。十二岁能文，援笔立就。庆历元年（公元一○四一年），二十三岁的曾巩入太学，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名闻四方。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一○五八年）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嘉祐五年（公元一○六○年）召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先后校勘了《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新序》、《陈书》、《梁书》、《南齐书》、《中论》、《唐令》、《李太白集》等大量古籍。熙宁二年（公元一○六九年），自求补外，出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熙宁四年（公元一○七一年）六月始，先后知齐、襄、洪、福、明、亳诸州。元丰三年（公元一○八○年），徙知沧州时，路过京都，神宗召见劳问，留勾当三班院，随又任史馆修撰，元丰五年（公元一○八二年），擢拜中书舍人。六年（公元一○八三年），遭母丧罢职，随即病逝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市），后人称为南丰先生，南宋时谥号“文定”，世又称曾文定公。

    曾巩是一位儒学思想家，他的文章，儒家正统气味较重。《宋史》曾指出他的文章“本源六经”，其弟曾肇在《行状》中也说曾文“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的确，曾巩作论好征古引经，他在《福州上执政书》里引用了大量的《诗经》材料，随引随释，别有一种风韵。在《熙宁转对疏》里，也据经陈说，以增强理论的权威性。在《为人后议》里，引用了《礼记》中大量的材料，作为立论的根据。在《唐论》里，从“先王之治”一直说到唐太宗李世民。《列女传目录序》从大任之娠文王入手，发明刘向作书本旨大义。由于曾巩好以经史作论据，往往使他的文章辞醇气厚、庄重雅正，显示出一定的理论深度。所以，清人沈德潜评论曾文说：“较之汉儒学术，又醇乎醇矣，而文之渊茂，不减中垒”（《评注唐宋八家古文》）。

    曾巩“家世业儒”，素以明先王之道为已任。他在《新序目录序》中说：“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其弊至今尚在也。”因此，他要继承这个道统。他愿从欧阳修游，就因为他认为欧阳修是“六经之羽翼，道义之祖师”（《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想“望执事之门而入”，登“圣人之堂奥室家”。基于这样的认识，曾巩在文章里经常谈到“道”，曾巩谈“道”，注意从三方面着眼。一是用“道”，对君主提出劝戒。他在《熙宁转对疏》中说：“为人君者，莫如学先王之道以明其心；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他在《唐论》中评论了唐太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的是非得失，最后归结说，像初唐这样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也远远不如古代的先王之治。这实质上是告诫北宋执政者要努力学习“先王之道”，否则就会灭国亡身。二是阐明“道”与“法”的关系。在曾巩看来，道是本体，法是为道服务的。他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说：“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这就精辟地阐述了道与法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主张在“合乎先王之意”的前提下，因时制宜，制定一定的法制和措施，治理好天下。三是指出达“道”的途径，怎样才能达道呢？他以为“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他以古之圣人为例，说明古之圣人之所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至其成德”，“莫不由学”。因此，“明学盖不可一日而废也。”所谓学，就是要多闻多见，“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也。”曾巩的这些见解说明，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的许多对时政的见解和对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在政治上是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曾巩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他的奏疏、议论、表状等文章，常常指陈时弊，议论朝政得失，主张轻刑政，宽民力，重教化，开言路。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宗教、外交等诸多方面。他的一些赠序和题记文，常常鼓励官吏正道直行，清廉无私，为政简静，任称其职，与民同乐。他的一些学记，表彰仁人志士的忠义节行，注重道德修养，尤其是能从学校与道德修养、社会风气和政治统治的关系上，突出教育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他的一些书序，或借古事提出自己的政治思想方面的主张，或借论古事谈改革社会的道理，或因事立论，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总之，他的文章研究治乱，重视世用，有着相当丰富的“可行于当今之世”的现实内容。

    明代姜洪在《重刊<元丰类稿>序》中说：“宋兴，五星聚奎，文运大盛。然犹至于六七十年而后，欧阳公卓然以古文振起于天下。当是时，又有苏老泉父子、王介甫、曾南丰诸贤相与和之，故能丕变五代之陋，上追西汉、先秦之古雅也。”曾巩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宋仁宗明道、景祐、宝元、庆历年间度过的。庆历新政和文学界的古文兴盛，给了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在实践中努力写作能忠实儒道的散文，“其文章慓鸷奔放，雄浑瑰伟”，（王震《南丰先生文集序》）一扫“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甚至专门“缀风月，弄花草”的骈文文风。他创作的大量优秀散文，不仅显示了古文运动的实绩，而且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彻底胜利。

    叙事周密翔实，简洁凝炼，是曾巩散文的一大特点。《越州赵公救灾记》这篇散文记述的是熙宁八年吴越旱情严重，越州知州赵抃到任后，立即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全面铺开救灾工作，取得巨大成效。文章把灾情放在朝廷忧虑的背景上，对灾前的布置，救灾过程中种种救灾措施，以及救灾的成效，叙述得周密细致，翔实明白，很有说服力。明茅坤评论此文说：“赵公之救灾，丝理发栉，无一遗漏；而曾公之记其事，亦丝理发栉，而无一不入于机杼，及其髻总。救灾者熟读此文，则于地方之流如掌股间矣。”（《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之八）他的《越州鉴湖图序》探讨了鉴湖近千年来水利兴废的情况，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宋代鉴湖废弃的根源，切中要害，简明扼要，行文朴实。“通篇点次鉴湖，如无官家之次三垣五星二十八纬以及飞流疾伏，无不擘画如掌。”（茅坤《唐朱八大家文钞》卷之六）另外，如《秃秃记》、《襄州宜城县长渠记》、《李白诗集后序》、《虞部郎中戚公墓志铭》等，无不是叙事散文的佳篇。

    议论切中事理，反复驰骋，婉曲达意，是曾巩散文的又一特点。《书魏郑公传》即就魏征要将臣下谏诤事交付史官而被太宗所疏远事，反复议论，以称魏征之贤。文章借题立论，写得博辨英伟。《范贯之奏议集序》是一篇评论时政的文章，作者用一种对比的方式委婉地进行批评，从六经之道中，开出一片极雍容和顺的文字来。文章写范公之忠直，仁宗之纳谏，双管俱下，行文典重纡徐。《救灾议》是曾巩的一篇救灾建议书，作者从河北地区的灾情出发，力主在遇到“非常之变”时，必须推行“非常之恩”，破除“常行之法”，要求朝廷采用发放与借贷救济粮款并举的办法，帮助灾民安排生活，恢复生产。文章论点鲜明，说理透彻，显示了作者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在行政事务上的精明才干。茅坤称此文为“子固大议”，认为“其剖析利害处最分明”（《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之十一）。《上欧蔡书》，文字曲曲折折，委婉周匝可诵。《宜黄县县学记》由古及今，反复辨析，说理十分透彻。《唐论》把一千余年的历史容纳在千字之中，笔调有时从容舒缓，有时奔放飘逸。清人刘大櫆评论《唐论》，说它“上下古今，俛仰慨然，而漓淋遒逸，有百川归海之致”（高步灜《唐宋文举要》详注引）。《赠黎安二生序》旨在劝勉黎安二生作古文就要有志于道，作者抓住“迂阔”二字作文章，层层转折，于吞吐抑扬之中微露勃郁之气。曾巩从嘉祐五年至治平四年在馆阁校理书籍时所写的《战国策目录序》等十几篇目录序，文辞畅达，淳古明洁，表微阐幽，议论深刻。读之有烟波浩渺之感。

    曾巩的散文不象欧阳修的散文那样，侧重表现个人内在的气质风貌，有一种言近旨远、以少胜多的灵感气韵；也不象王安石的散文那样，拗折峭深，具有一种强大的力度。而是侧重“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刘熙载《艺概》）。宋人刘在《上知府曾内翰书》中曾概括过曾文的艺术风格，说曾文“虚徐容与，优游平肆，其析理精，其寓意微，其序事详且密，而独驰骋于百家之上”（《龙云集》卷二十一）。的确，曾巩的散文在艺术上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在内容上，长于道古，古雅纯正；在结构上，严谨周详，纡徐婉曲；在节奏上，舒缓平和，扎实稳定；在语言上平易灵活，峻洁明达。

    从现存曾巩的四百多首诗来看，曾巩的诗歌有着充实的思想内容。他常常在诗中感叹个人的遭遇，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一鹗》表面写鹗，实是自况之作，表达了诗人空怀壮志、生不逢时的怨愤。《初夏有感》、《冬望》也都有着很深的感慨。曾巩的诗歌也常常反映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湘寇》、《秋日》、《追租》、《地动》、《咏雪》、《兵间》、《冬暮感怀》、《边将》等诗，都是悯时悯民之作，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曾巩一生久外徙，更六州，辗转十二年，写了大量的风景诗，这些风景诗，有的表现出清新淡雅的意境，如《出郊》：“葛叶催耕二月时，斜桥曲岸马行迟。家家卖酒清明近，红白花开一两枝。”有的充满了盎然的生活情趣。如《百花台》：“烟波与客同尊酒，风月全家上采州。”《鹊山亭》：“太守自吟还自笑，归来乘月尚留连。”有的包含一定的哲理。如《咏柳》：“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曾巩一生喜交朋结友，十分珍重友谊，在他的诗作中，酬和诗也占有一定的数量。《上杜相公》诗表达了对清介正直的杜衍的无比崇敬之情。《寄致仕欧阳少师》一诗表达了对文坛领袖欧阳修年老辞官致仕的诚挚慰问。《答葛蕴》诗体现了对后生诱导关怀的情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巩与王安石定交甚早，两人相互倾慕，友情笃深，只曾巩一人就有十一首寄赠酬和王安石的诗作。这些诗作，有衷肠的倾诉，亦有诤友的规劝，都体现了曾巩的待友至情和性格。曾巩的这些诗作和许多散文，为我们研究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提供了重要资料。咏史怀古，也是曾巩诗歌的重要内容。如《垓下》、《孔明》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

    曾巩的诗歌成就虽不如他的散文成就那么高，但也“格调超逸，字句清新”（符遂《曾南丰先生诗注序》）他的律诗和绝句常常写得清隽秀丽，浑朴醇厚，多有精湛之作。律诗《甘露寺多景楼》全诗意境旷远，韵格流丽，确是不可多得的佳篇。《城南》绝句：“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这首诗体气醇雅，浑朴自然，堪称精品。他的古体诗善于铺叙，从容不迫，如《欲求天下友》、《读书》、《山水屏》等浑然成篇而不乱。他还善于从前人那里吸取艺术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技巧。《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麻姑之路摩青天，苍苔白石松风寒。峭壁直上无攀援，悬磴十步九屈盘。上有锦绣百亩之平田，山中遣人耕紫烟。……又有白玉万仞之飞泉，喷崖直泻蛟龙渊。……”受李白《蜀道难》的影响显而易见。《送李撰赴举》：“湖水碧，槐花黄，山川摇落窗户凉。宿云星希日东出，青冥风高雁南翔。……”又颇有曹丕《燕歌行》之风味。另外，如《山槛小饮》、《一鹗》、《冬望》等诗结构严谨，造句奇兀，深受韩诗影响。

    曾巩的诗歌成就，虽不能和苏轼、欧阳修、王安石相比，但却能追步《诗经》传统，重反映社会现实，重抒发真情实感，不与西崑体同流，在开拓宋诗的新路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人方回曾称赞“子固诗一扫崑体，所谓餖飣刻画咸无之，平实清健，自为一家”（《灜奎律髓》卷十六）。清人何乔新在《读曾南丰诗》中也推崇曾巩诗：“一扫西崑陋，力追骚雅遗。峻如登华岳，石磴何嶔畸。壮如雷电惊，白昼腾龙螭。清如方塘水，风静绿漪漪。淡如空桑瑟，枯桐恒朱丝。”认为“欲造风雅域，斯文乃阶梯；勗哉追古作，峻途极攀跻。毋为拾红紫，点缀斗妍媸。”这些评论都肯定了曾诗的文学地位，赞扬曾诗与形式主义诗风划清了界限，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曾巩的词，现仅存《赏南枝》（暮冬天地开）一首，虽缺乏艺术美感，但亦是有感而发，没有娇媚之态。

    曾巩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主要收辑在《元丰类稿》里。据韩维撰《曾巩神道碑》记载，曾巩的著作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和史学专著《隆平集》行世。后《续元丰类稿》和《外集》皆亡佚，仅存《元丰类稿》五十卷和《隆平集》。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曾巩集》，这是到目前为止校勘最精湛，收录曾巩诗文最全的本子。解放前关于曾巩的选注本，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只有两种，一是朱凤起的《曾巩文》，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是黄驾白的《曾南丰文》，一九三六年由上海东方文学社出版。这两个选本皆选曾文三十余篇，且注释粗略。解放后的近半个多世纪，再没有曾巩的一个选本问世，这显然于曾巩的文学地位很不相称。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先后有几家选注本问世。如：吴功正、夏春豪等编著的《曾巩散文精品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包敬第、陈文华编撰的《曾巩散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版）、马万昌、瞿承楷注译的《唐宋八大家名篇赏析与译注曾巩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1月版）、祝鼎民、夏汉宁编著的《唐宋八大家书系曾巩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6月版）、高克勤先生选注的《曾巩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张觉选注的《曾巩散文精选》（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版）。曾巩的诗文选注，目前尚未有出版新本，这与曾巩在历史上的文学地位是不相称的。

    本书选曾诗一百零三首、词一首、散文六十八篇。入选的都是曾巩各体诗文的代表性作品，照顾到作者的思想活动和文学特色。希望通过这个选本能反映出作者生平和创作的概貌。入选的作品都按照体裁分体编年，注释除了疏通原文外，还在原材料的核对和评论资料的征引上作了一些工作，以便有助于曾巩的深入研究。书后附《曾巩本传》和《曾巩简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