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存的东晋三十七首兰亭诗，表现出以四言八句、五言八句与四言四句、五言四句为主的诗体特征。其原因主要是诗人创作时强调兴会以及玄学的审美渗透，“曲水流觞”只是即兴赋诗的外在机缘。将兰亭诸诗置入同类题材中加以考察，其短篇的诗体特征及其成因就更加明显。
关键字：兰亭 诗体 审美 成因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因其行文之美以及羲之的书法美名，流传甚广。兰亭集会游宴的结果，除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外，孙绰也写了一篇《三月三日兰亭集序》，有人称之为《兰亭后序》。除两篇序文外，最为丰富的应是留存至今的二十六人的诗作，共三十七首。从数量上看，不可谓不丰。但是因羲之《兰亭序》，人们对兰亭诸诗多有忽略，即便注意，也多视作粗制或玄言之作而不加深究。本文拟对兰亭诸诗的诗体特征及成因作一探讨。
一、兰亭诸诗的流传与诗体特征
最早关于兰亭集会情况的记载见于《世说新语·企羡第十六》刘孝标注，刘注称王羲之《兰亭集序》为《临河叙》，从中可知兰亭集会共41人参加，26人作诗，15人未作诗，但具体情况如何并无说明。《晋书》本传也只言及羲之到会稽后与之游处的人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但未言及永和九年参与人数及诗作的情况。宋施宿《会稽志》卷十载：
《天章寺碑》云：羲之、谢安、谢万、孙绰、徐丰之、孙统、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袁峤之、郗昙、王丰之、华茂、庾友、虞说、魏滂、谢绎、庾蕴、孙嗣、曹茂之、曹华平、桓伟、王玄之、王蕴之、王涣之各赋诗，合二十六人。谢瑰、卞迪、丘髦、王献之、羊模、孔炽、刘密、虞谷、劳夷、后绵、华耆、谢藤、任儗、吕系、吕本、曹礼，诗不成，罚三觥，合十六人。
此言《天章寺碑》中载参加兰亭集会凡42人，赋诗者26人，与刘孝标称引《临河叙》同；而无诗者为16人，比《临河叙》多出1人。《会稽志》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兰亭集会的人数、姓名、作诗的情况。从中可知，王羲之七子中有六子参加了兰亭集会，即长子王玄之，次子王凝之，三子王涣之，四子王肃之，五子王徽之，七子王献之。王羲之一门占与会人数的六分之一。陈郡谢氏家族有谢安与谢万参与。高平郗氏家族的代表即郗昙，昙为郗鉴次子；颖川庾氏家族则有庾友和庾蕴。庾友，为庾冰第三子。庾蕴亦是庾冰子。东晋时的主要四大名门士族都有人参与此次集会。当时清谈名士孙绰也在其中。孙氏家族中有三人参加，孙绰子孙嗣，孙绰兄孙统。时桓温掌权，温子桓伟也得予其事。王羲之永和七年任会稽内史，两年后即有此盛会，从参加兰亭集会的主要成员来看，兰亭集会是以王羲之为首、以世家大族与名士为主要参与对象的一次游宴娱乐活动。
施宿《会稽志》卷二十“古诗文”载王羲之《上巳日会兰亭曲水诗并序》，后系有诸人诗①。作诗二首者11人，一首者15人，共37首，未有诗者16人。后有孙绰序。37首诗中四言诗共14首，其中四言八句7首、四言四句7首；五言诗共23首，其中五言八句8首、五言四句15首。四言八句、四言四句、五言八句与五言四句这样篇幅短小的诗体，在兰亭诸诗前虽有出现，但数量上不是很多，其中四言八句诗更多是作为组诗即一首分为几章的形式出现，唐许敬宗编《文馆词林》就录有多首这样的诗，如郭璞的《答王门子诗》六章、《赠温峤诗》五章，孙绰《赠温峤诗》五章、《与庾冰诗》十三章，《文选》载卢谌《赠刘琨诗》二十章等，像兰亭诗这样单独成篇的四言八句诗并不多。而四言四句、五言八句与四句诗体更加少，只是存在于民歌中。如五言四句是兰亭诸诗中出现最多的一类诗，文人仿民歌之作也有五言四句诗，《乐府诗集》四十五载王献之《桃叶歌》三首，均是五言四句。但是总体说来，在兰亭诸诗前，四言与五言诗的句式往往超过八句、十句，也就是说，诗体的篇幅较长。尤其是五言四句与八句诗，一般认为这种诗体初步定型于齐永明年间的诗人创作，但是在永明诗人之前，却有了兰亭诸诗这次五言四句与八句诗体的集中创作，因而，兰亭诸诗四言与五言诗的四句与八句的诗体特征就显得尤为突出。
二、即兴赋诗、强调兴会的创作模式
说到兰亭诗作的短篇特征，人们会想到“曲水流觞”所提供的即兴赋诗方式的机缘，这不无道理。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赋诗一首，恐不容多加构思，而“曲水流觞”的方式，更比其它宴集赋诗多些“即兴而作”的成份。“曲水流觞”创制于何时没有定说，但它只是作为一种即兴赋诗的外在机缘，而要使这种机缘发生作用，还涉及到诗人的创作思维模式。
从具体的篇章来看，与短篇的诗体相应，兰亭诸诗在描写景物上较之以前诗歌，没有那么繁富。三十七首诗中，全篇写景的仅谢万一首，而多数篇章则是写景与言理的结合。这样，诗中对景物的描写就更趋于简约，往往只是撷取富有代表性景物进行描写，说理也往往是点到为止，不作过多的铺写。如谢安的四言八句诗：“伊昔先子，有怀游春。契兹言执，寄傲林丘。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诗的前四句交待游春的目的，后四句写景。人们只能在“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的景色勾勒中去体味诗人“寄傲林丘”的意趣。孙绰的一首五言八句诗也是如此：“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涧涛。携竺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诗人选取了流风停云、莺语游鳞进行描写，在这样的春景中，诗人体悟到的是什么，并没有直接说出，而是用“忘味在闻韶”来比喻其中的玄理。而更短的四句诗体其描写与说理就更趋简约，如华茂的四言四句诗：“林荣其郁，浪激其隈。泛泛轻觞，载欣载怀。”前两句为描写，后二句是抒怀，都是用非常简约的诗笔表现自然与对自然的感受。再如王玄之一首五言四句诗：“松竹挺岩崖，幽涧激清流。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描写上只选择了松竹与幽涧，至于诗人在松竹与幽涧之意体悟到了什么，也没有明言，只是说情志得到愉悦，内心的郁忧得到化解。
由此可见，与以前文人诗歌相比，兰亭诸诗在创作思维模式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即不用赋体，转向采用诗歌的比兴体表现模式，这应是形成兰亭诸诗短篇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潘岳的《金谷集作诗》，即采用赋体手法，主要表现在时间的贯穿上与空间的铺排上。从时间上看，潘诗对会集金谷园的原因、经过以及日后的期望都作了交待。在空间上，着重对金谷园的景色作了浓笔铺排，从回溪峻阪写到绿池青柳，从前庭后园写到灵囿茂林……，金谷园中一切值得写的，潘岳都注意到了并作了形象的描写。而潘诗的此种赋体手法在兰亭诗中全然不见，人们不再着重于过程，而是会心于与自然的一己之得，所以兰亭诸诗略去了时间性的陈述，减少了空间性的铺排，而是对景物有选择，其重点又是放在心与物会之上，从而使兰亭诸诗的诗体表现出篇幅变短的共同特征。如果单就文人诗歌及诗歌的句式而言，兰亭诸诗则是近体诗中五言绝句与五言律诗的雏形。
中国古代诗歌表现的思维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叙事模式的赋体与不以叙事为主的比兴体。这两种思维模式在《诗经》时代即已出现，而在《诗经》与五言腾涌的建安诗歌之前，最为主要的文学文体是楚辞与汉赋，它们都是叙事赋体的表现模式。所以，既有《诗经》的发端，又受到楚辞与汉赋及汉乐府民歌以叙事为主的影响，汉代文人五言诗从其最初产生起就有一种叙事与抒情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表现方式的主流。如五言腾涌的建安时代的五言诗，诗人大多写乐府诗，其表现手法也多用赋法，多是将抒情与叙事结合一体。正始、西晋诗的主流依然如此。但是当诗人以抒情为主，脱去叙事的模式，或是不着重过多地铺陈时，诗歌的篇幅也就相应缩短。如《古诗十九首》中的《涉江采芙蓉》与《庭中有奇树》，刘桢的《赠从弟》、阮籍五言《咏怀诗》其一等都是五言八句，均是其例。两晋民歌中四句短诗较多，就是因民歌较多地采用比兴，如《乐府诗集》卷四七所载《青溪小姑曲》：“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这首四言四句诗以白水桥梁起兴，比喻小姑独处无郎的幽怨。而五言四句的短诗在民歌中更是多见，如《乐府诗集》卷四五载《子夜变歌三首》其三曰：“岁月如流迈，行已及素秋。蟋蟀吟堂前，惆怅使侬愁。”诗人只是着重于抒发秋景忽至给人岁月流迈的感受，而这感受说的又是相当的朦胧，给人留下许多回味的余地。民歌的这种短篇风格也时常影响文人的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是很多。如沈充的《前溪歌》七首、王献之的《桃叶歌三首》等均是五言四句的短篇，诗歌的比兴以及强调的兴会的特征更加明显。可见，五言四句、四言四句的短诗的出现更强调诗歌的比兴与兴会。但是这样一种短篇诗体在兰亭诸诗之前，毕竟还是少数，诗歌的主流还主要是继承了诗、骚的赋体。因此，从诗体的句式上来看，兰亭诸诗确实是与汉魏西晋以来诗、骚之体主流的赋体大不相同的。
三、玄学的审美观照
就兰亭诸诗而言，诗体句式的变短原因，从表现手法上看是兰亭诸诗强调兴会，进一步脱离赋的表现手法和叙述的思维模式，而这一转换的成功得力于玄学的审美观照。
兰亭诸诗的玄学的审美观照还是相当明显并带有兰亭诗人们独特的审美体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应是兰亭诸诗创作的很好说明与总结。生命迁逝与人生短暂的悲情是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魏晋士人诗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感伤情绪，在生命迁逝之悲产生的同时，诗歌中也产生不同的解脱途径，比如及时行乐、游仙长生、建功立业等等，但是都不能冲淡因生命的迁逝而带来的悲苦之音。王羲之的序同样流露出时代的悲苦之音，所谓“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并且我们还可以感受到，道家的“一死生”与“齐彭殇”并不能使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名士们解脱这种生命短暂之悲，所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因此，兰亭名士们从“一死生”的理念解脱转为当下的对生命的审美享受，即序中所说的人们“虽趋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虽然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感受会“情随事迁”，人的生命毕竟“终期于尽”，但是这种当下的审美享受还是有着一种永恒之乐，即能使人感受到“不知老之将至”。所以人生有不可逃却的生命之痛，因此追求“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的生命喜悦就更为重要，这种喜悦则体现了诗人与自然相得相感的玄学思考，从而表现出与前此诗歌中解脱生命之悲的不同的哲学指向。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孙绰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感受到：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飞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故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仰瞻羲唐，邈已远矣。近咏台阁，顾深增怀。为复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永一日之足，当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耀灵纵辔，急景西迈。乐与时去，悲亦系之。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原诗人之致兴，谅歌咏之有由。②
此序首先以水喻性，认为人的性情因外在物界的感发而各有不同。孙绰举出了两种最为显明的区别，即仕宦为官与闲步野林时因外在客观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性情，这一区分使闲步野林之趣明显具有一种非功利的审美的特征，人们之所以能“屡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正是因山水所具有的这种审美特性。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认识之下，孙绰此序才对自然山水投注热情，并在自然中体悟到“具物同荣，资生咸畅”的生命意识以及物我化一的哲理感悟。与王羲之序相同的是，在感叹到心与物会的同时，也感受到不仅生命而且自然也是“往复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迹，明复陈矣”，即闲步野林之趣的短暂性，但正是在这短暂的衬托下，才使向时的审美更加显出它当下的审美特性。
这种当下的对生命的审美观照与享受，使兰亭诸诗的创作以表现当下的生命之乐为主，所谓“散怀”、“畅心”的字眼出现频率颇高，如“乃携齐契，散怀一丘”(王羲之)，“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王徽之)，“今我欣斯游，愠情亦暂畅”(桓伟)，“嘉会欣时游，豁尔畅心神”(王肃之)，“消散肆情志，酣畅豁滞忧”(王玄之)，“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王蕴之)，“神散宇宙内，形浪濠梁津。寄畅须臾欢，尚想味古人”(虞悦)，“时来谁不怀，寄散山林间”(曹茂之)等。如果我们不着意于“散”、“畅”二字，若从意思相近来看兰亭诸诗，恐怕篇篇逃不过“散怀”与“畅心”的诗意。如王羲之诗云：“仰望碧天姝，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全篇基本上是在言理，但是感悟造化陶钧万物的同时，诗人也在感受着自然给诗人带来的“适我无非新”的生命体验。兰亭诸诗全篇言理的诗作仅是王羲之与孙统的两首诗，除谢万的一首四言纯为写景外，其它诸诗都是写景与言理的结合，且偏于言理，如谢安云“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孙绰的“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魏滂“三春陶和气，万物齐一歌”，郗昙“端坐兴远想，薄言游近郊”等等，而孔子与弟子们沂上舞雩之乐、庄子的濠梁之思，则成了兰亭诗人运用最多的两个典故，共同强调的是一种自由、自得与自乐生活的审美境界。所以说当下的生命之乐的玄学观照，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便是以兴会为主，不着意于上巳活动的全过程的铺陈，而是着重某个细节给诗人带来的审美的契合与感受，所强调的是我与物的相融，这也就形成了上文我们所分析的兰亭诸诗的总体特征，即以生命之乐为体验、以散怀、畅心为直接目的、以玄理作为哲学背景的短篇的诗歌特征。
兰亭诸诗以前的一些诗歌也有玄言成份，但是之所以没有形成短篇句式的诗体特征，一方面是因诗体的改变有一渐进的过程，但最主要的是因玄学还没有根本参与改变诗人对自然的观照与体悟的心态，基本上还游离于作家的情感态度之外，玄言的出现还是作为一种解脱的手段。如郭璞的《游仙诗》，大多是通过叙述“游侠客”、“鬼谷子”、“冥寂士”之事，称赞隐世高蹈。诗中还流荡着一股不平与郁愤之气，如言“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长揖当涂人，去来山林客”等等。即使同是玄言诗，如果离开当下的审美生命感受这一维度，不注重兴会而采用叙述模式，诗歌的篇幅也会相应地增长。如支遁的《咏怀诗》五首之二：
端坐邻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辔，领略综名书。涉老咍双玄，披庄玩太初。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俯欣质文蔚，仰悲二匠徂。萧萧柱下迥，寂寂蒙邑虚。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无矣复何伤，万殊归一途。道会贵冥想，罔象掇玄珠。怅怏浊水际，几忘映清渠。反鉴归澄漠，容与含道符。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萧索人事去，独与神明居。
此诗也是一首阐述玄理的玄言诗，但与兰亭诸诗不同的是创作模式，即采用了叙述方式来表现对玄理的感悟，相应的诗篇增长，诗歌句数增多。而兰亭诸诗，我们可以看到，玄学的观照已表现为对自然的感悟进入一种审美的阶段，即以自然客体为中心，主体对客体进行观照与认知，从而达到主体与客体相融的境界。也就是说，自然之景不只是作为缓解人的悲情而存在，而是人的主体主动向客体靠近，从客体的审美中感受当下的人生至境与生命之乐，诗中的自然山水也就从单纯的描摹对象走出而向审美意境转化。总之，兰亭诸诗的诗体特征与主要风格特征的形成是和与会者尤其是主要召集者王羲之对自然与生命的玄学思考有关，而这玄学思考不是抽象的齐万物、一生死的玄理解脱，而是基于一种物我合一的当下的生命之乐的体验，尽管短暂，但它是具有散怀、畅心、体验永恒之乐的一种审美体验。
四、从上巳题材看其诗体特征
三月三日的上巳节应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习俗。《后汉书·礼仪上》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之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旋出，始洁之矣。”从古至汉，自上及下，皆盛行上巳祓禊这一风俗，其目的在于祓除不祥，并伴有巫祝活动。但是汉代盛行的上巳活动，因“自魏不复用三日水宴者焉”③，以至西晋建立，汉武帝对上巳曲水之义也不甚明白。吴均的《续齐谐记》载：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仲洽：“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肇以三月初生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与至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盖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挚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候，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洽为城阳令。④
挚虞所谈虽显虚诞，但从《后汉书》的记载及梁刘昭注来看，正是汉代民间对上巳的实际看法。而束皙迎合晋武帝一统天下之心，他的解释使得上巳节具有一种祥庆盛集的气氛。如果说民间的上巳节主要是出于一种祓除不祥的功利色彩；那么，束皙的解释则使上巳节官方的道德色彩与政治目的更加明显。可见，从汉至东晋，上巳祓禊活动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民间的祓禊活动；二是统治阶级的集宴；三是名士的游宴。从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辑诗来看，西晋、东晋与南朝上巳节均有集会，并有大量诗作留存，这应是两晋南北朝诗歌创作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
西晋时的上巳诗，主要有应诏诗及自作两类，而以应诏为多。或对帝王颂扬，或勉励德操，总体上都表现出道德上的功利色彩。所以诗中虽也有对山水的描写，但是因道德的视角而使得山水非自然化了。这种思维模式与表现手法，必然导致诗歌篇幅的增长。诗歌的句式一般都超过十句以上，没有像兰亭诸诗这样比较整齐的短篇出现。以张华诗为例，他的《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共四章。四章既可独立成章，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四章是按时间先后对这次游宴进行铺叙的。张华的另一首《上巳篇》，是张华有感自作。与兰亭诸诗相比，张华所感却是以春景日新勉励自己当趁时努力，所谓“盛时不努力，岁暮将何因。勉哉众君子。茂德景日新。高飞抚凤翼，轻举攀龙鳞”，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精神状态与道德自许还是明显可见，其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不论是在应诏诗还是自作诗上都未摆脱传统的观照模式与思考角度，从表现手法上来看，也是时间上的叙述与特定细节的铺写。
南朝时上巳题材创作，除有诗歌外，还存有上巳节游宴作诗的序文，《文选》录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首》，李善注曰：“《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五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序中将“献洛饮之礼，具上巳之仪”看作是“皇祗发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对上灵之心以惠庶萌之愿”的一种表现。《文选》录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首》，序文甚长，李善注曰：“萧子显《齐书》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园禊饮朝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此序借上巳节禊饮为齐颂德，序后又言参加此次宴会的共有48人，人员最多。梁简文帝萧纲《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并序》也云：“窃以周成洛邑，自流水以禊除。晋集华林，同文轨而高宴。莫不礼具义举，沓矩重规，昭动神明，雍熙钟石者也。”从这些序文和留存的一些诗篇我们都可以看出，宋、齐、梁三朝凡是涉及上巳节官方游宴的诗歌都继承了西晋颂德铺陈的诗风，诗体还是以长篇为主。南朝陈后主的五首上巳节诗稍有区别，身为帝王的陈后主，他的名字却和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联系在一起。官方上巳颂德游宴的传统，到他的手中也大为改观，其颂德扬美之声已无，充斥其中的情感主流是游宴的“欢”与“乐”。
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名士集会，则是对上巳祓禊活动进行了一次全新体验与解释。名士的上巳游宴并不始于兰亭集会，《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王济诸人尝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问济曰昨游，有何语议?济云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晋名士上巳游禊之情形，尤其是王衍的点评，即所谓“混混有雅致”、“靡靡可听”、“玄玄超著”，分别用极形象而又概括的语言，指出了三类言谈家的不同风格，让人遥想言谈家们的神情。兰亭修禊活动既是名士游宴的延续，同时又有所改变。表现在其言谈的话题全以山水为主，并以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然与玄理的当下审美感悟。也就是说，是兰亭诗人共同的审美趋向，改变了上巳节所附加的民俗功利与政治道德色彩，而对自然山水进行一种玄理的体悟。虽然这种体悟也可心说是一种附加，但它所强调的心会与我物合一的境界，却是对自然认识的一个提高，并使诗歌创作从铺陈走向兴会，从而使诗体由长趋短。
综上所述，东晋中期兰亭诸诗的出现，从其内容来说是玄言诗的代表，从诗体的句式上考察，兰亭诸诗的五言八句、四言八句与五言四句、四言四句的短篇诗体特征，不仅将兰亭诸诗与其它玄言诗区别开来，而且可以看作是文人创作的具有近体诗句式特征的雏形。此外，兰亭诗人们当下的审美观照所形成的强调兴会的创作模式，对以后中国山水诗以意境为主的趋向自有重要的影响。
责任编辑：尹之
注释：
①施宿：《会稽志》载王羲之五言八句诗，起自“仰视碧天际”，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所录异，无逯本开头两句：“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逯本系出明董其昌《戏鸿堂帖》。
②严可均：《全晋文》卷六十一，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808页。
③见《后汉书》，梁刘昭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11页。
④见《汉魏六朝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7页。
参考文献：
1.施宿：《会稽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
4.严可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
5.萧统选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王德华，女，1965年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杭州31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