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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的真相-—我的写作生涯(叶永烈)
【时间:2007/7/18 】 【来源:上海文化名人网 】 【作者: 叶永烈】 【已经浏览5348 次】

《萌芽》约我写傅雷与傅聪

  我的报告文学创作的转折点是从写傅雷与傅聪开始的。
  喜欢音乐的我,很早就注意到傅聪其人。但是,他曾有过“叛国分子”的可怕名声。
  1979年4月,傅聪从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上海,出席父亲傅雷的追悼会。这时,傅雷的冤案已经平反,可是,笼罩在傅聪头上的“叛国者”阴影并未散去。关于傅聪的报道,在当时是严加控制的。就连傅聪的报道不能超过多少字,必须安排在第几版,都有严格的规定。我当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内参”上,看到详细的傅聪的动向报道,傅聪又爱国、又“叛国”的曲折经历,引起我的注意。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发表在《福建文学》杂志上。
  《傅雷家书》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最初想安排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傅雷是在上海出生并在上海工作的,而且傅敏有一位老同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
  后来,北京的三联出版社总编辑范用得知,马上“抢”走了书稿。《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了一版又一版。
  由于《傅雷家书》的大量印行,1983年8月,当时任上海《萌芽》杂志编辑的作家赵丽宏,约我写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当时傅聪远在英国伦敦,无法直接采访。我只得在上海着手采访。我访问了傅雷诸多亲友。内中特别采访了傅雷的老保姆周菊娣,因为傅雷夫妇晚年和周菊娣生活在一起。
  我到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采访的时候,意外地遭到“白眼”。傅雷的房子是租的。傅雷夫妇死后,房子已经住进另一家人家。我进去采访的时候,一提到傅雷,住户马上不悦,不让我进去参观。我好说歹说,才给我进去,匆匆看了一下,却不许我拍照。
  后来,我才明白,傅雷夫妇当年自杀于屋里。后来搬进的这家,最初并不知道此事。当他们知道之后,心中感到害怕,再也不许别人提及此事。正因为这样,当我前去采访、拍照,理所当然,他们不予欢迎。
  1983年9月14日,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飞往北京,编写电视系列片《小灵通》。我借此机会,在北京进行采访。
  在北京崇文门宾馆,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最初,是以傅聪第一人称写的,我以为这样读来有一种亲切感。正巧赵丽宏也出差北京,他看了之后,认为写得很好,惟一的缺点是以傅聪第一人称来写,不妥。我同意赵丽宏的意见。他说,改一下人称,属“技术性修改”,可以由他带回上海改一下,马上发稿。《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迅速排出清样,准备安排在《萌芽》第十二期头条地位。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故:那支在弦上的箭,没有射出去!
  原来,形势陡然发生变化:“清理精神污染”开始了!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与“清理精神污染”无关,但是在《萌芽》领导脑子中,傅雷那“右派分子”、傅聪那“叛国分子”的影子并未去除。他担心这篇报告文学会出什么麻烦。他对我说:“叶永烈,你为什么不写点别的,偏偏写傅雷、傅聪这样麻烦的人物?”因此,提出《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应该送审!
  赵丽宏得知,坚决反对。他说,这篇报告文学为什么要送审?根据什么文件规定要送审?
  我强调胡耀邦对傅聪问题作了批示,对方却说,他没有看到过!
  这样,《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清样被送往有关部门审查。
  《萌芽》杂志是在每月15日付印。13日、14日,《萌芽》杂志接连打电话向审查部门请示,都说“没有时间看”。这分明是在打“太极拳”!《萌芽》无法,只得临时抽下《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赵丽宏非常焦急,因为这篇报告文学是他主动约我写的,而且他认为写得很好,没有任何理由不予发表。在无奈之中,他把《萌芽》的清样转给了江西《百花洲》编辑洪宜宾。《百花洲》当即决定发表,并排在头条地位。直至这时,赵丽宏才把有关情况告知我。
  那一期《百花洲》尚未运到上海,上海《文学报》倒是先发表了关于《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消息!
  紧接着,上海发行量甚众的《报刊文摘》刊登《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摘要!
  许多报纸也摘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接着,《报告文学选刊》全文转载了《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我还航寄傅聪和傅敏,也寄赠了傅雷诸多亲友,他们亦均表示非常高兴。
  人们笑话《萌芽》编辑部是“买了炮仗给人家去放”!
从此,我与《百花洲》有了密切的联系,在《百花洲》发表了诸多报告文学。直至我在写作本书之际,还在《百花洲》1999年第三期(5月出版,该刊为双月刊)上发表报告文学新作。

查清傅雷夫妇死因

  在采写《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的过程中,我采访了诸多傅雷亲友。我继续进行采访,着手写关于傅雷的报告文学。我完成了这篇报告文学,题为《傅雷之死》,交给《人民日报》主办的杂志《报告文学》。然而,我紧急通知《报告文学》编辑部,《傅雷之死》暂缓发表!
  为什么我要求暂缓发表呢?因为我对《傅雷之死》作重大修改。
  我庆幸在《傅雷之死》发表之前,发现了我的重大差错!
  傅雷的保姆叫周菊娣,是浙江镇海人。从二十九岁起,周菊娣就来到傅家工作,尽管她与傅雷夫妇非亲非戚,然而十一年朝夕相处,如同一家人。
  她回忆说:“傅先生是好人。有几次,我生病了,傅先生把医药费放在我的面前,一定要我上医院看病。我不去,他就发脾气。我看病回来,他才放心了。我的女儿住在浦东。有时我去看女儿,如果晚上8点还没回来,傅先生就坐立不安,生怕我路上出什么事情。有几次我把饭煮烂了,觉得真过意不去,赶紧向傅先生打招呼。他并没有生我的气,高高兴兴吃烂饭。还有一次,我失手把一盆大排骨翻在地上。我赶紧向傅先生道歉,他反而笑笑,幽默地说成了‘拖地板排骨’啦,没有责怪我……”
  她说起了傅雷的为人:“傅先生正正派派,整天埋头于书房写作。来了客人,占了时间,他当天晚上就多工作一会儿,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时候,我到书房里擦玻璃窗,他连头也不抬,一句话也不说,只顾自己工作。他的脾气非常直爽,见到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开销’。他心地好。傅太太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我在傅家工作那么多年,从未见过傅太太发过脾气,她整天笑嘻嘻的……”
  在傅雷夫妇晚年,长子傅聪在英国,次子傅敏在北京,惟一与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是保姆周菊娣。
  第一个发现傅雷夫妇自杀,是保姆周菊娣;去派出所报案的,也是保姆周菊娣。
  正因为这样,我以为根据周菊娣的回忆写成的傅雷夫妇之死,当然是准确的。
  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夫妇是喝敌敌畏自杀的。
  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也这么告诉我。
  我把傅雷夫妇喝敌敌畏自杀,写进了报告文学《傅雷之死》。
  我差一点掉进错误的泥潭!
  幸亏在发表前,为了更加准确起见,我以为应该到公安部门核实一下傅雷的死因。
  在上海公安部门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傅雷的死亡档案,这才弄清傅雷之死的真实情况,更正了种种误传——我明白,就连傅雷之子傅聪、傅敏,就连当时惟一和傅雷夫妇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周菊娣所说的情况,都与档案不符!
  验尸报告指出,傅雷颈部有马蹄沟。报告还附有傅雷夫妇所用自缢的床单的照片,这些档案确凿无疑地证明傅雷是上吊自缢。
  那么重要的目击者、当事人傅雷保姆周菊娣为什么说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的呢?
  我再度访问了傅雷的保姆,又访问法医及当时处理现场的户籍警,终于弄清真相:
  那天上午8时半,保姆迟迟不见傅雷夫妇起床。按照傅雷家的规矩,保姆是不能随便进入主人卧室的。只是由于情况异常——傅雷夫妇连续被斗四天三夜,今天这么晚没有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一直等到9时三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
  当保姆走近傅雷夫妇卧室的时候,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没有回答。
  保姆又敲了敲房门,傅雷夫妇仍然没有回答。
  保姆把房门敲得很响,傅雷夫妇还是没有回答。
  保姆感到情况不妙,她非常紧张地推门,门没有反锁。她见到傅雷夫人直挺挺躺在地上——实际上,傅雷夫人当时并没有倒在地上,是保姆神经过分紧张造成的错觉。
  保姆吓坏了,不敢再看一眼,就连忙跑到派出所报案。
  当户籍警左安民赶来,进入傅雷夫妇卧室,保姆一直不敢进去。
  后来,当保姆终于硬着头皮进入现场时,傅雷尸体已经被左安民放在躺椅上。保姆见到傅雷身上紫色尸斑,误以为服毒身亡。保姆凭自己的推测,以为傅雷夫妇是服敌敌畏自杀。
  为了详细了解傅雷之死,我在1985年7月10日找到了当年该地段的户籍警左安民。他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人。他的回忆,澄清了一些关于傅雷之死的误传。
  以下是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来的:
  1966年9月3日上午9点多,我接到傅雷家保姆的报告,就赶去了。
  当时,傅雷卧室的房门关着,但是,没有反锁。我使劲儿一推门,看见傅雷夫妇吊死在卧室的落地钢窗上(注:卧室外为阳台,他们住在底楼)。钢窗关着。夫妇俩一左一右吊在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先生在右边,傅雷夫人在左边。
  我推门时劲儿太大,一股风冲进去,傅雷先生上吊的绳子就断了。他掉了下来,正好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
  我赶紧把门关上,打电话给长宁分局,治保科的经志明等来了,我们一起进入现场。我走上前,把傅雷先生扶正,躺在藤椅上。所以,后来进入现场的人,都说傅雷先生是躺在藤椅上死去的。其实不是那样,是我把他在藤椅上放好的。
  他们上吊用的绳子,是浦东的土布。那是一床土布做的被单,撕成长条,打个结。你看,死亡档案上有当时拍的照片。这土布上有蓝色方格。照片上右面那个断了的布条,就是傅雷先生的。
  当时,地上铺着被子。被子上是两张倒了的方凳。我把傅雷夫人放下来,放在棉被上(注:这点与保姆周阿姨的口述不一致。据左安民说,保姆当时神情非常紧张,不敢正眼看,可能记错)。
  长宁分局治保科经志明和长宁区法院有关人员,一致认为傅雷夫妇是自杀。
  当时,除了把吊的布条拿回去拍了照之外,现场没有拍照。
  傅雷先生死去的时候,穿的是汗衫、短裤,夫人穿的也是睡衣。尸体曾用车送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医检验所检验,法医是蒋培祖。他们根据颈部有马蹄状索沟,断定为自缢致死。身上有灰紫色的尸斑,说明死亡已有好几个小时。
  区法院来了十多个人。我当时跟他们一起,在傅雷家清点财产。我记得,花了两天两夜。
  当时,曾发电报给傅雷在北京的一个儿子(引者注:即傅敏)。他回电说,后事托他舅舅(引者注:即朱人秀)处理。
  傅雷死的时候,留下遗书和好几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东西,上面写着给谁。我没有动过。后来,舅舅来了,他跟法院一起处理的。舅舅是老干部,那时候靠边了。
  我听保姆说,她在那天早上,很久没见傅雷夫妇起床,就在门外边喊傅先生。里面没有答应。她这才推门,一看,吓坏了,赶紧把门关上。她当时没有走进去看。一方面她有点害怕;另一方面傅雷有规矩的,未得同意,保姆不能随便进他的卧室的。
  我进去的时候,记得有一盏很暗的灯还点在那里。那时候,傅雷夫人挂在那里,这是很清楚的。是我亲手把她放下来的。
  傅雷卧室的门,如果开了一点点,只能看到傅雷夫人——窗的左边。窗的右面是看不到的。当时,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户中有两百多户被抄家。
  一开始,遇上抄家,我就赶去查看有没有抄家证明。著名影星祝希娟(电影《红色娘子军》女主角)也住在那地段。当一些中学的红卫兵抄她家的时候,我赶去了。一问,他们没有证明,我就不许他们抄。他们骂我是“老保”。我说,要执行“十六条”。他们说,“十六条”之外,还有第十七条哩,跟我吵。尽管当时我对运动也认识不清,但是,我们做公安工作的,总还是按照制度办事。没有抄家证明的,就是不给抄。
  后来,抄家的越来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会上越来越乱,我也顾不上。
  傅雷家,本来我以为不会有什么单位来抄家的,因为他不属于什么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跟他们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红卫兵来抄家,没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妇死了,我才知道。
  那时候,自杀的很多,差不多天天有人死。当时,考虑到傅雷是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作家,所以特地请市检察院的法医来验尸。不是重要的案件,市里的法医是不来的。
  我是在1958年开始当这一地段的户籍警,1968年7月21日离开。那时候公检法搞“清队”,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有一个本子,曾把我管的地段哪一家什么时候被抄家,什么单位来抄的,负责人是谁,都记下来。还有各单位来抄家时交给我的证明、抄家物资的收条,我都收集起来,有一大堆。很可惜,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这些东西都丢了。
  我管那个地段十年,傅雷家我常去的。傅雷待人很客气的。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看不起我这个民警。一开始,我管那个地段,他成了“右派”。我总喊他“傅先生”。第一次去,问了他家几口人之类的。慢慢地,我们熟悉了,正好遇上傅聪出走。我常常上他家,他们都很和气,和我聊天,有什么说什么。他那样悲惨地死去,很可惜的。
  应当说,左安民的这些回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的回忆,纠正了保姆当时在神经过分紧张情况下所造成的错觉。
  又据保姆回忆,1966年9月3日下午4点多,一辆收尸车驶入上海江苏路,停在一幢贴满大字报的花园洋房——傅雷家前。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穿着睡衣、光着脚,被抬上了车,说是送往万国殡仪馆。
  保姆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于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
  其实,傅雷夫妇的遗体并没有直接送往万国殡仪馆,而是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处。
  据上海公安部门告诉我,傅雷因属著名人物,所以在他自杀身亡后,曾送上海市公安局尸检——这事,当时连他的保姆都不知道,只说尸体送火葬场,而实际上是送往公安局法医处……查阅档案,使我的作品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失误。
  起初,傅雷的亲属不相信傅雷自缢——因为他们一直是听保姆说是服毒而死。经我说明了档案所载的事实,出示死亡档案复印件,他们信服了。
  根据档案以及户籍警的回忆,我在报告文学《傅雷之死》中第一次披露了傅雷自杀的真实情况。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在《报告文学》1986年第二期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选入《历史在这里沉思》等书。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

寻找戴大口罩的姑娘

  1979年4月26日上午,银发如霜的作家柯灵走到话筒前,以异常庄重的语调,代表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宣布:1958年把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以改正;十年浩劫中,傅雷所蒙受的诬陷迫害,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柯灵是在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为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说这番话的。
  傅雷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从英国赶来,出席了追悼会。阔别二十一载,他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回到故乡上海。望着追悼会上镶着黑框的双亲照片,望着那两只令人揪心的骨灰盒,他的视线模糊了。
  追悼会后,傅雷的骨灰盒被郑重其事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聪感到不解的是,他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双双愤然弃世。在那样的年月,他在国外,弟弟在北京被打入“牛棚”,双亲的骨灰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然而,他这次回到故里,亲友们却告诉他一个意外的消息——他的双亲的骨灰俱在!
  是谁把他的双亲骨灰保存下来的呢?傅聪几经打听,才知道是父亲的一个“干女儿”做的好事。
  奇怪,父亲只认过钢琴家牛恩德作为干女儿,可是,她远在美国。此外,父亲从未收过什么“干女儿”!亲属们也从未听说傅雷还有这个“干女儿”!
  这个“干女儿”究竟是谁?
  傅聪托亲友打听,颇费周折,才知道了她的姓名。
  然而,她从不去见傅家的人,更不要傅家的感谢。
  她拒见任何记者。她说,她只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她只希望过平静的生活,不愿有任何人打扰她。
  我从傅雷亲属那里得知她的地址,就决心去采访这位具有神秘色彩的姑娘。
  在上海市区一条狭窄的弄堂里,我找到了她的家。
  她不在家。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个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
  “她喜欢画画?”
  “是的,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从小教她画画。”
  如今,她的父亲已故去了,她跟母亲以及妹妹住在这小小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拿出她的国画给我看,不论山水、花卉,都颇有功底,书法也有一手。她,画、字、文,三者皆娴熟。她所绘的彩蛋《贵妃醉酒》、《貂婵赏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笔触细腻准确。
  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进来了。哦,正是她!
  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这样年龄的上海妇女,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
  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以为那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
  我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
  她提出了条件:“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而且不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我可以谈。”
  我答应了。
  她用很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很有层次地回溯往事。有时,她中断了叙述,陷入沉思,可以看出她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
  1966年9月,二十八岁的她,酷爱音乐,正在她的钢琴老师家学习弹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什么?”她睁大了眼睛,久久说不出话来。
  她跟傅家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毫无瓜葛。她是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这些译著中,认识傅雷的。她非常敬佩这位翻译家流畅而老辣的译笔和深厚的文学根底。不过,她从未见过傅雷。
  她倒见过傅聪一面。那是傅聪在获得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奖之后,1956年,在上海美琪电影院举行钢琴独奏会。她当时是上海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由于喜欢钢琴,买了票,听了傅聪那行云流水般的琴声。
  “那是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老师的女儿继续说道,“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听说,傅雷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还有什么消息?”她异常关注傅雷夫妇的命运。
  老师的女儿只听到一些传闻而已。
  当时,她出于义愤,想给主持正义的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她要向周恩来申明,傅雷临死还说自己是爱国的!
  不过,她拿起笔来,又有点觉得不踏实,因为她听到的毕竟只是传闻。给周恩来写信是一件来不得马虎的事。于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细了解一下傅雷夫妇自杀的真实情况。
  她打听到傅家的地址。她来到傅家,遇上傅家的保姆周菊娣。从保姆嘴里得知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
  这些话,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这个弱女子,勇敢地挺身而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动——这一切,当时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戴上了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开始行动。她深知在那阴暗的年月,万一被人认出,将会意味着什么。
  她出现在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那儿工作人员的心。要留骨灰,就得买骨灰盒。她,只是里弄生产组的女工,菲薄的一点收入全都交父母,哪有多余的钱?
  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家的地址,便给他去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与他约定见面时间。信末,只留一个“高”字(其实她并不姓高)。
  她戴着大口罩,准时来到傅聪舅舅的家。在傅聪舅舅的帮助下,她终于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口袋,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傅雷的号——傅怒安。
  就这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含冤而死,却被一个忠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了。
  她默默地、神秘地办完了那一切,她的心也感到宽慰。
  她记起,在解放前,曾有四个亲友死后无钱买棺木。她的父亲慷慨解囊相助,使死者安然“托体同山河”。她觉得,自己如同父亲一样,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不过,没多久,她的心中不安起来,傅雷夫妇惨死之事,时时搅乱她的思绪。
  渐渐地,她觉得光是为傅雷夫妇保存骨灰,还远远不够。她想,中共中央也许不知傅雷夫妇蒙冤的经过,她应当向中共中央反映!
  苦苦思索多日,她终于写了一封信,寄给周恩来,如实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况。信中还提及了傅雷遗书中的话——他至死还申明自己是爱国的!
  她担心这封信不一定会寄到周恩来手中,未在信后署名。
  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这封信落入了“四人帮”的爪牙手中,当成一桩大案,进行追查。她的字写得那么漂亮,看得出是颇有文化修养的,信中又谈到傅雷遗书,于是,那些爪牙们便怀疑写信者是傅雷亲属。他们从傅聪舅舅那里查到了那封只署有一个“高”字的信,笔迹相同,一下子又与“骨灰事件”联系起来了。不过,当时就连傅聪舅舅,也不知道她是何许人。
  “四人帮”的魔掌,紧紧地控制着上海。他们查问傅雷的其他亲属。她曾与傅家的一位姑母偶然说过一句,她的钢琴老师就住在姑母家附近。就凭这句话,他们追查到她的钢琴老师那儿,终于知道了她的地址……
  那天,她刚从外边回来,踏进家门,看到屋里坐着三个陌生的男人,用异样冷漠的目光注视着她。
  她一下子便意识到:出事了。
  果然不错。来人用命令式的口气,要她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趁拿毛巾、牙刷之际,母亲压低声音对她说了一句:“他们说你是‘现行反革命’!”
  她“有幸”坐上了轿车被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当时傅雷妻兄朱人秀在那里工作,也遭审查,所以由该厂造反派审讯她),关在一个单间里。从窗口望出去,连对面屋顶上,也有人监视着她!
  第二天便开始审讯。窗外,围观的人好几层。审问时,并未过多地盘问她的经历——也许他们早已“调查”了。审问者反复追问她的动机。
  “你为什么替右派分子傅雷鸣冤叫屈?”审讯者问道。
  “前几年,《解放日报》不是登过给傅雷摘帽的消息吗?他已经不是‘右派分子’了!”她答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等傅聪回来拜谢吗?”那人又问。
  “照你看,现在这种样子,傅聪有可能回来吗?”她反问道。
  那人被问得哑口无言。
  问了一阵抓不到什么把柄,审讯不了了之。
  大概是那些爪牙们查来查去,查不出这个青年女子有什么政治背景,不得不把她放了。
  回到家里,父母问她怎么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她如实说了一切。父亲听罢,没有半句责难,反而说她做得对。
  从那时起,直到1976年剿灭“四害”止,她在不安之中度过了九个春秋。有几次,户籍警来查户口,曾使她受惊不已。她的精神上,一直承受着无形的压力。“现行反革命”这帽子,仿佛随时都可能朝她头上飞来。
  1979年4月,她从《解放日报》上读到傅雷平反,隆重举行追悼会的消息。她心中的一块巨石落地了!多年的精神包袱,彻底地抛掉了。
  傅聪真的回来了!他四处打听才打听到她的地址,托亲友向她表示深切的谢意。她却淡淡地说:“何必说谢!何足道谢!”
  傅聪一次次回国,总是托亲友给她送来音乐会的票子。出于礼貌,她只去听过一次,却没有去见傅聪。
  傅聪的弟弟傅敏给她写来致谢信,寄来《傅雷家书》以及《傅雷译文集》。出于礼貌,她在1980年12月16日给傅敏写了一封回信。
后来,我在访问傅敏时,他给我看了这封信:

傅敏同志:
  迟复为歉。素不相识,本不该以冗长的信打搅您,但有些情况又不得不细说,动笔几次,终于又搁下;感于你的至诚,但复信又觉为难,所以拖延至今。
  首先应深谢您的关心;其次愧当“功劳”二字,并非我一人可成此事。至于谈到因您父亲而使工作问题受到影响,都属落实政策范围,那么,我完全不在此列。因当时我尚未踏上社会;若说为此事所受的“审查”,今天了解下来,亦未构成后遗症,因而没有什么可落实。看来当时办理我此事的工作人员并未食言:他们曾允诺我的要求——不向地区反映。这是我最忧虑的事,既得知,不留痕迹,则一了百了,更复何求!
  今夏7月11日晚,您亲戚来敝舍相访,我回顾了与他们的谈话,我对自己的某些做法很不以为然。
  朱佛恬同志(注:傅雷夫人的亲侄子)说,曾经去文联要求他们寻找我,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大可不必为这件事来寻找我的下落。因此,我希望我不至于到他们面前去申诉而谋得境遇的改善,当然也不希望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为我颇费口舌。这是公的一面。就私的一面,我全然理解您的心情。可是,我认为您完全可以不必在精神上感到有某一种责任。虽然从表面上看,事情与你们有关连,但在当时,完全是我个人的动机、想法。人与人相处,难免有“人情”往来,但任何事情一落到“人情”这一框框中,就失却了自然的真趣,凡属不自然的事,我希望不至于被我遇上。但,我和您从不相识,因此连“人情”两字都不适用,所以,作为子女的你们想了却这件事的迫切心情我是那么地理解。因此,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完全成了一种××(注:原文如此),这对我将是一种窘迫和难堪。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
  我需要什么?我所要的是:自尊,一个女孩子(别管那女孩子有多老)应有的自尊。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我在这块土地上拖过了童年、青春,看尽了尝够了不同的人对我的明嘲暗讽,偏偏我的敏感和自尊又是倍于常人。然而我愿宽恕他们。因为人总是这样的:活在物质的空间中,便以物质的眼光估价别人、估价一切。他们不知道人赤身来到这世界,人的灵魂是等价的:也许大总统的灵魂比倒马桶的更贱价,如果他的心灵丑恶。可惜,不是每一个人能想到这一点。如今我已到了这样的年岁: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只求得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不希望因人们巧妙的言辞、表情而流露对我的嘲弄致使我情绪上有波动,这种损伤我心神的波动绝非有价有值的东西所能补偿的。所以,我只能生活在不了解我一切的环境中。
  所以,我希望少与人接触。不管认识与否,我一向力求别人能了解我,因此,敢以絮叨相烦。
  傅同志来沪,如有便、顺路,不妨至敝舍一叙;若无暇,尽可不必以之为念,想能知我。
匆匆草此,搅时为憾。

  这是一封何等真诚的信。一颗纯洁无瑕的灵魂,跃然纸上!
  她以为,她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已。她说,如果她当时不写那封为傅雷鸣冤的信,也许她不会“暴露”,傅聪也就永远不知道她是何许人。她本来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所以做那件事只不过因为她深深地敬重人民的翻译家——傅雷!
  她还说,傅家的声望今非昔比,但是,毫无必要把她的名字与傅家联系在一起。她仍是普普通通的她,一个平平常常的女读者而已。
  我从她的母亲那里,知道了她的颇为坎坷的经历。她195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女中。当时,她与她的俄语女教师过从甚密,那位女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学校领导要她写“揭发材料”,她拒绝了。这样,尽管她成绩优异,却因“立场不稳,思想不好”,无法跨入大学的大门,只好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她常常说,如果那时她违心写了“揭发材料”,她可能早就跨入大学的大门。但是,她内心永远不会得到安宁的。十年浩劫中,父亲因政历问题,受到猛烈的冲击,在1971年离世。她体弱多病,迄今未婚。1979年,她已四十一岁,竟下决心入业余大学学古典文学专业,成为班上的“老学生”。她坚持学了四年,以总平均超过九十分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红色金字的大专毕业证书。自1984年下半年起,她调到上海一家编辑部编副刊,兼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于一身。工作是那样的忙碌,每天还要花三个多小时挤公共汽车。
  她爱文学,爱书法,爱绘画,爱音乐,爱生活。然而,她是一个恬淡的人,自洁的人,于人无所求,于己无所欲。
  临别,她用这样的话,诚挚地对我说:“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请恪守诺言,不要透露我的姓名,我淡于虚荣!”
  关于她的报告文学发表之后,许多报刊转载。特别是上海当时发行量达两百多万份的《报刊文摘》予以摘载,她的高尚品格为许多读者所知道。
  1985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东山客的《为善无近名》一文,指出:
   在十年浩劫中,这位姑娘为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而她和傅雷夫妇非亲非故。这种见义勇为的品质,确实令人赞叹。更值得赞叹的是,她至今不愿让人们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大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豪侠气概。
  我常想,这种具有豪侠气概、为处于危难之际的穷而无告者奔走呼号的人物,历代都有,也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和歌颂。不妨说,这种品质正是我国国民性中最可贵的品质。
   我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赞颂她的高尚品格。内中也有一些男性读者,托我向她转达爱慕之情。
  她却依然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她迄今未婚,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告诉我,她自幼便是基督徒。她有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她沉醉于她的事业之中。如今,她在上海某美术学院工作,已经退休。这几年,她的书法大有长进。1988年,她荣获全国书法“庐山杯”一等奖。她的大名还被收入《中国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
  既然她已成了书法家,而她的保存傅雷夫妇骨灰的事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已不必再替她保密。征得她的同意,披露她的姓名:
  江小燕!
  她,完全靠着自己的刻苦努力,从一个弱女子,正在变成一个女强人!
  这么多年,傅聪和傅敏都曾对我说,希望一见江小燕。然而,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1997年10月20日下午,我刚从湖南长沙飞回上海,翌日便接到傅敏的电话,说他来到上海。我问他在上海准备去哪里,他说主要是看望父亲傅雷的一些老朋友。我建议他去两个地方:一是去上海南汇老家看看,二是看看江小燕。他马上答应了,并托我代为联系。
  于是,我给江小燕所在的大学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一位同事。他告诉我,江小燕已经退休了。这消息很使我惊讶,时间过得那么快,连江小燕都退休了!我问,江小燕家有没有电话?他回答说,她家没有电话。我又问,能不能告诉我传呼电话号码?对方盘问:“你是谁?”我说了我的名字。他马上有一种信任感,因为他看过我关于江小燕的报道。不过,他告诉我,传呼电话跟她家隔了一条马路,很不方便。没有很紧急的事,最好不要打传呼电话,最好是写信去。我又问她家地址。他回答,找她的领导吧!
  她的领导生病在家。我拨通她的领导家的电话。领导说,很不巧,通讯录放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只能等明天去学校之后再打电话告知。
  我想,那只好等明天了。即便明天给她写信,起码也得等两三天才会接到她的电话。
  我放下电话不久,响起了铃声。想不到,电话竟是江小燕打来的!
  原来,她虽然已经退休,但是,每周仍有三个半天来学校工作。这天很巧,正好她在学校。同事告诉她,叶永烈来电话,她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听说傅敏要去看她,就说,那就请他到学校里来吧。不论是傅聪还是傅敏,她都从未见过。她告诉我哪三个半天在学校。只要她在学校,他来都行。
  说罢,她忽然问:“傅敏怎么会想起来看我?”我照实回答说:“我提出这一建议,他欣然答应了。”她立即怪我道:“你何必叫他来呢?如果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我看,就不必见面了!”我说:“我只提了一句,他马上就说,江小燕一定要见!他是满腔热情要来见你,你不能回绝。”她说:“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何必再重提呢?”经我反复说服,她总算同意了。
  那几天,傅敏的日程都已经排满。10月27日,我陪他去南汇老家,说定翌日上午去看她。我们约好上午9时在她的学校门口等,然后,一起进学校找她。
  那天上午,我在8时40分钟就先到了。到学校里问了一下,江小燕还没有来——因为她是9时上班。闲着没事,我在学校大门口旁边的布告栏里,看起了学校的分房公告。公告说,学校里最近分到四套公房,可以分配给职工。为了增强分房的“透明度”,除了公布房子的面积、地段之外,还公布所有申请者的名单以及职称、现有住房情况等等,以便公众讨论和监督。我在申请者的名单上,忽地见到了江小燕的名字!
  我细细地看了起来。江小燕的名字被列在“离退休职工名单”之中。上面写着:“江小燕,助理研究员……”我不由得为她感叹,她已经退休,仍未能评到高级职称。倘若没有在年轻的时候为保护傅雷夫妇骨灰而背上那沉重的政治包袱,也许不会浪费那么多时光,不会在退休时仍只是助理研究员。
  我再看她的现有住房情况时,更为震惊:她家住房为三十五平方米,而户口簿上的人口登记数为七人,人均面积为五平方米!
  不言而喻,她至今仍与母亲、弟弟一家住在一起,所以全家七口人。我在跟她的领导通电话时,曾顺便问及她的近况,知道她至今未婚,过着单身生活。我知道,她的青春被耽误,其实也是因为背上那沉重的政治包袱。当然,也正因为住房拥挤,所以她不在家中接待我们。
  使我略微得到安慰的是,“备注”一栏上,标明她是“中国书画协会会员,优秀书画家”。我知道,这是她刻苦钻研书画才取得的成果。
  8时50分,我见到一个戴一副墨镜、穿一件黑毛衣、右手戴着一只白手套的中等个子女子,匆匆走进校门。虽然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但是,我一眼就认出她就是江小燕。当我上前打招呼时,她这才认出我来。在她走近时,我发现她已经有许多白头发。我告诉她,傅敏先生等一会儿就到。她仍行色匆匆,对我说:“我先上楼了,因为9点钟要为日本学生上课。日本学生非常守时,我必须先去跟他打个招呼。”
  没多久,傅敏夫妇和傅敏的表姐朱佛容来了。我陪着他们上楼。江小燕在一间小屋里,正在为一个日本留学生上课。见到我们站在门口,她立即请我们进去。她在与傅敏握手时,显得很客气。
  她平日从无上课时候接待访客的,今天属极特殊的例外。由于她事先已经跟日本留学生打过招呼,所以日本学生也很理解。她不得不停下课来接待这批不寻常的客人。她告诉我们,她退休后,在为日本学生上汉语课,所以每周有三个半天来学校。日本学生很懂礼貌,拿来热水瓶,为我们每人沏了一杯茶。
  今天的谈话,理所当然是在傅敏与她之间进行。开头的谈话,显得很拘谨。傅敏问她现在身体好不好?她说,身体尚好,只是睡眠很少。她每天夜里总是在12点之后才睡,早上五六点钟就起床,中午也不午睡。她喜欢做“女红”,喜欢看书。我问她,现在还练字吗?她说,这要凭兴致。有时,兴致来了,就写字。
  她说,退休了,也很忙。星期天,她往往要去上海郊县松江,为那里的教堂的唱诗班教唱。她自称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她提及,前些日子收集到一册二十年代上海出版的《艺术旬刊》,在上面见到傅雷先生的一篇文章。她问傅敏是否有这篇傅雷早期的文章,她可以把那本刊物送给傅敏。傅敏对她的关心表示感谢。他说,他曾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里查阅过《艺术旬刊》,复印了那篇文章。
  渐渐地,从傅雷文章谈到了当年保护傅雷骨灰一事。江小燕说,当时的感觉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好在那噩梦般的岁月已经过去,这件事也就不必再提了。她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傅敏这时想说一些感谢的话,刚说了一句,江小燕便说:“你要说什么话,我心里很清楚。这些话,就不必说了吧!”
  傅敏说,明年是傅雷诞生九十周年,要出版《傅雷文集》,出版后想送一套给江小燕,能否告知家中的地址?
  江小燕即说,寄到学校,便可收到。这样,她也就不说家庭地址了。
  我乘机问起她的住房情况,她知道我一定是看到了校门口的布告栏,淡淡地说:“我的住房是有点困难。学校里现在分配的房子都很远,而且还要自己出一笔钱。其实,我只是希望在市区有间小小的、独立的旧房子就行,这样我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如此而已!”
  傅敏又问她,今天难得相聚,能否与大家一起合影?
  她摇头:“我不喜欢拍照。我把小时候的照片,全部都撕了!所以,我没有小时候的照片。现在,和同事们一起出去旅游,遇上拍摄合影,我总是躲开的……”
  经她这么一说,傅敏也就无法难为她了——虽说我也很希望为傅敏与她这次难得的见面,拍一张照片。
  聊了个把小时,见日本学生一直在一旁等候,傅敏不好意思,站起来告辞。
  她一一与来客握手告别,只送到教室门口,因为她还必须给日本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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