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北大中文系决定把中国文学史课程中讲析作品的部分划出来，另辟《历代诗歌选》和《历代散文选》两门新课，最初由我承乏，分别讲授。到１９６１年，中央人民电台辟了“阅读和欣赏”的新节目，也是由我唱的开锣戏。从那时起，我开始写一些赏析古典诗词的文章。近十年来，赏析作品之风大盛，不仅有专门刊物，还出版了不少鉴赏古今名作的书籍。我也经常应邀写些这方面的文字。现在就谈一点切身体会。
首先我以为，不是任何作品都可以写成赏析文字的，它必须有赏析的价值和可赏析的特点。人们每说某篇赏析文章写得好，我说这是由于原作精彩。如果一篇作品本经不起分析推敲，却硬要拿来作文章，那就是为赏析而赏析。有时原作中并没有这层意思，而赏析者却从中引申出许多内容来（如说李白《忆秦娥》中的男女主人公因官府差役的缘故而被拆散之类），这就未免失之于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测。其次，对某一篇作品进行赏析，或多或少总要有点自己的心得体会，而不宜人云亦云，敷衍成章。这样的赏析文章才能有特色，质量也才能有保证。另外，写赏析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也应该注意到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质木无文，读了令人乏味。譬如当年朱自清和俞平伯两位先生都撰写过分析《古诗十九首》的文章，他们不仅讲出了原作的精彩处和本人各自的体会，而且文章本身就象一首抒情诗，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才是讲析古典诗词最理想的成就。
至于我本人，无论是在课堂上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尽管如此，有时写出文章来仍不免出硬伤。譬如我讲李煜的〔长相思〕，认为“云一”是指发髻，这本说得通。但我说发髻是梳在头部后面的，这就是外行话。盖古代女子发髻大都盘于头顶，并不象今天的女子把髻绾在后脑海上。所谓“城中好高髻”、“玉簪螺髻”云云，都可证明我是讲错了。又如我讲辛弃疾〔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我认为辛用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便说此词写春天景色。可是这首词的下文提到“卧剥莲蓬”，莲蓬要夏末秋初才有，说它写春景就很不妥当。凡此种种，错了就改，决不为自己护短，文过饰非。这是我一贯的态度。
所谓“通训诂”，指对一首诗的每一字句都必须正确理解。如果连字句都没有弄懂，那么分析得天花乱坠也不会得出正确结论，还谈什么欣赏？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而怎样才算正确理解，则应当用揆情度理的原则去衡量。姑举家喻户晓的《木兰诗》为例。诗中有这样几句：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这几句诗多为人所忽略。木兰从头一天夜里已见军帖，“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其心事重重，不言而喻。她所以停梭止织，正是她有所虑、有所忧的表现，怎么能“无所思”、“无所忆”呢？这“思”和“忆”的训诂问题便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就细检《诗经》的十五国风，凡可确认为民歌者就计算在内，而象《载驰》那样可能被认为是贵族阶级的作品就另案处理，两者共得用“思”字的诗句在内的有二十二篇；其中不涉及男女情爱相思之义的仅七八篇（这七八篇基本上不是民歌），在这七八篇中尚有是否指相思之意而不能肯定的，姑且也不予计算。这样，国风中十分之六七的“思”字都是指男女相思慕而言，就是现代汉语中所谓“害相思病”的“思”字的涵义。而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之言“所思”（如“有所思”、“所思在远道”）、“长相思”、“思君令人老”云云，都是指男女或夫妇之思。至于《饮马长城窟行》之“下言长相忆”、《西洲曲》之“忆梅下西洲”，则“所忆”亦指男女夫妇之间的思念。由此可见，“思”与“忆”应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思”和“忆”无所不包，而狭义的“思”和“忆”则专指男女间的互相思忆。然则《木兰诗》中的语句应该怎样理解就一清二楚了。“所思”、“所忆”乃男女情爱之事，而所思所忆之人，也是指意中的情侣恋人，非泛指一切其它的人和事。这从北朝《折杨柳枝歌》也可得到旁证：“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此数语为《木兰诗》之所从出，不正说明“思”和“忆”的内在涵义么？木兰回答“无所思”、“无所忆”者，意在说明自己并非少女怀春，而是想到父亲年老，出征作战大有困难。这样讲，既解决了“无所思”两句仿佛辞费的疑窦，又从一问一答中体现出木兰这一少女形象的高尚纯洁，不同于一般只想着找婆家生孩子的女性。可见字词的训诂是与诗中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有密切关联的。
至于“明典故”，对于诗词欣赏的关系就更大。朱自清先生在《古诗十九首释》中讲析“行行重行行”一首，先注明典故的出处，如“与君生别离”出于《九歌》的“悲莫悲兮生别离”，“道路阻且长”出于《诗·蒹葭》的“遡洄从之，道阻且长”，“思君令人老”出于《诗·小弁》的“维忧用老”。然后朱先生解释道：
诗中引用《诗经》、《楚辞》，可见作者是文人。“生别离”和“阻且长”是用成辞；前者暗示“悲莫悲兮”的意思，后者暗示“从之”不得的意思。借着引用的成辞的上下文，补充未申明的含意；读者若能知道所引用的全句以至全篇，便可从联想领会得这种合意。这样，诗句就增厚了力量。这所谓词短意长；以技巧而论，是很经济的。典故的效用便在此。“思君令人老”脱胎于“维忧用老”而稍加变化；知道《诗经》的句子的读者，就知道本诗这一句是暗示着相思的烦忧了。
这足以说明我国传统诗词中典故的妙用。如果不明典故，往往就会把作者写诗的原意误解。辛弃疾词中用典最多，而被人误解或曲解处也就自然在所难免。我举他的〔水龙吟〕下片为例：
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
前三句典出《世说新语·识鉴》和《晋书·张翰传》，指西晋时张翰在洛阳，“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认为人生贵在适意，岂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命驾南归。而“求田问舍”三句典出《三国志·陈登传》，指刘备指摘许氾只知“求田问舍”，忘掉了“忧国忘家”的“救世之意”。我从前曾在一篇札记中对此加以解释：
按，张翰由洛归吴，故辛此词以之喻沦陷于中原、思归未得之人。意谓莫道吴中鲈鱼味美，今河洛尚有思南归而未得之人也。盖“归未”云者，正是期待远人来归语气。近人或解为辛不欲效张翰之忘情世事、弃官还乡云云，疑非是。
又按，“求田问舍”云云，盖指南渡诸臣，但知求田问舍如许氾而已。“张翰”未归，“许氾”求田，“刘郎”忧国，三者各有所喻。而“刘郎”又辛自喻也。
总之，我不同意把张翰说成作者自喻，因为那样讲，不仅语气不连贯，而且与典故的内容也不切合。可见“明典故”在讲析诗词作品中是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察背景”对于理解一首诗的思想内容至为关键。典型的例证就是对《诗·伐檀》中“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两句的理解。往时我写《诗三百篇臆札》（载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第九辑），对此曾有详细说明。今节录如下：
《孟子·尽心上》：“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此以“君子”为诗人理想中之正面人物，意谓惟彼君子乃为不素餐之人也。先秦人读此诗，率皆作如是解。然自五四运动以来，胡适始创为异说，其言日：“……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而《古史辨》派学者如顾颉刚、刘大白、魏建功诸家，皆主其说。（下略。顾释“君子”为“大人先生”；刘释“君子”为“官僚绅士”；魏释“君子”为“阔人”。原文不具引。）今按：诸说皆未洽。其理由有三：一、《诗三百篇》中所言“君子”，无一处为意含讽刺，不得独于此诗别生异解；二、诗人所指斥之对象用指代词“尔”，而于其心目中之理想人物（“君子”）则用指代词“彼”，“尔”之不同于“彼”，固甚明白（此说前人亦已言之。方苞《朱子诗义补正》卷三云：“治人者食于人，以贫薄之地竭力以奉尔，望相恤也；而尔不我恤。独不闻君子之不素餐乎？言彼者，讽此人之不然也。”近人缪金源亦由此二指代词之不同以释“君子”非指上文之“尔”）；三、尤为重要者，说此诗必不能忽忘成诗之时代。此诗乃二千余年前之奴隶制社会或由奴隶制向封建制逐步转化之社会中为劳动人民立言而作。夫存在决定意识，其人作诗必不能超越时代之局限。当时之被剥削、被压迫者，固未能如五四时代之资产阶级学者，已能辨识所谓“君子”（即奴隶主或封建主）之反动阶级本质也。至一九五五年，余冠英先生编注《诗经选》，仍力主以“君子”为讽刺对象之说而非议旧解，且示轩轾之意。是径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之水平取代两千余年前诗人之思想矣，岂符于历史唯物主义耶？故予以为如诸家之说，是“拔高”此诗，而非本诸实事求是之精神，与之以科学评价也。
此外，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伐檀》与《硕鼠》为姊妹篇。《硕鼠》的作者向往着一片“乐土”，希望到了那里便不再受罪，“爰得我所”了。其实只要有剥削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乐土”，这不过是诗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也可以说是《硕鼠》的局限性。既然《硕鼠》的作者心目中可以有“乐土”，为什么《伐檀》的作者不可以把“君子”作为他理想中的统治者呢？
关于“考身世”，对于一首诗的作者及其写作年代有着密切关系。我只想举一简单例子。今本孟浩然的诗集里有一首《除夜书怀》，头一句就说“迢递三巴路”。但孟浩然一生没到过四川，这首诗的作者显然是另外一个人。《全唐诗》把此诗列在晚唐诗人崔涂的名下，看来是正确的。
只有把上述四点认真做到，并且以揆情度理的原则去衡量，至少自己感到这样理解是通情达理、合情入理的，那么所讲析的思想内容和所欣赏的艺术手法才可能有说服力，才算有的放矢。这些体会原算不上什么“治学之道”，只是自己写赏析文章和读古典诗词时所恪守的几条准则而已。愿与爱好古典文学的广大读者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