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祖国的文学遗产使我们感到自豪，不仅因为它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因为它丰富灿烂，有优秀的传统，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的光辉的起点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
《诗经》里的三百零五篇作品代表两千五百年前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创造。《诗经》以外的“逸诗”往往是些零章断句，又多伪托，远不如《诗经》里的作品重要。
这些作品，积累到三百零五篇，编定成一部总集，大约在纪元前六世纪中。《左传》所记吴国季札到鲁国观乐时，鲁国为季札所歌各国风诗的次第，和今本《诗经》是相同的。而“诗三百”一语不止一次出于孔子之口，见于《论语》书中。可见在孔子时代《诗经》里的篇数和今本也是差不多的。季札观乐的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正当孔子的幼年。文学史家假定在那时候已经有了和今本大致相同的《诗经》通行本，是可信的。至于《诗经》这个名称，当然起于这部总集成为儒家的经典以后。我们现在仍叫这部书为《诗经》，不过是依照习惯，沿用旧称，并非将它看作“圣贤”的著作，或表示它和一般的诗歌总集有何区别。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雅颂是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古人说“秦风”、“魏风”、“郑风”如同今人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风”字的意思就是声调。
《诗经》有十五国风。其中邶、鄘、卫三风实际都是卫国一国的风。《周南》、《召南》都是“南国”之风。这里所谓“南国”泛指洛阳以南直到江、汉的广大地域。全部风诗产生的地域不出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
雅是正的意思，周人所认为的正声叫作雅乐，正如周人的官话叫作雅言。雅字也就是“夏”字，也许原是从地名或族名来的。雅乐又分为大雅、小雅两个部分。“大”“小”之别向来没有圆满可信的解释。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无所谓大小，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便叫旧的为大雅，新的为小雅。
《诗经》里的《大雅》全部产生于西周，《小雅》里兼有东周的诗。
《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近人王国维《说周颂》道：“颂之声较风雅为缓”，因为颂诗多无韵，不分章，篇制短小，而根据《仪礼》知道奏一首颂的时间是很长的，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声缓来解释。声缓可能是颂乐的一个特点。清人阮元《释颂》说颂字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颂乐是连歌带舞的，舞就有种种样子，因为有这一特点所以叫作颂。这一说近人采取的比较多，但是颂中虽有舞曲，其全部是否为舞曲尚无从证明。所以阮说只是可供参考的一种假说。(容字也有舒缓的意义，读颂为容，可以助成王说。)
颂诗分《周颂》、《商颂》、《鲁颂》。《商颂》大约是公元前八、七世纪之间宋国的诗，《鲁颂》是公元前七世纪鲁国的诗，体裁风格受了《风》《雅》的影响，和《周颂》不同。
综上所说，风、雅、颂是音乐上的分类。
《墨子·公孟篇》道：“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诗经》和音乐关系密切，是无可怀疑的。
二
三百零五篇中大部分是各地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的制作。歌谣的采集方法，先秦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汉朝人却作过一些说明。《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周朝负责采诗的人是“行人”之官。何休《公羊传注》却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国家为了采集歌谣还养了大批的人。这些大概都是根据汉朝乐府采诗的情形所作出的想像，周人是否有一套采诗制度还是疑问。汉人所想像的情形也是可能有的，但我们以为各国的歌诗聚集到周天子的朝廷，更可能由于诸侯的进献。《论语》和《左传》有列国之间赠乐的记载，诸侯进献土乐于天子也应该是可能有的事。《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晋悼公)以师悝、师触、师蠲(三人都是郑国的乐师)，歌钟二肆(三十六钟)，及其礡罄，女乐二八(女子能奏乐者十六人)。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晋国是诸侯盟长的地位，可以得郑国赠送音乐，以周天子的地位，列国向他献乐该不是希有的事。从上引这段记载，更可注意的是乐师可以送给别国。乐师本是掌管音乐的官儿和专家，他们以歌诗诵诗为职业。他们不但熟悉本国的歌谣，还可能是本国采诗工作的负责人或参加者。这些人除了被送给别国之外也能够自由到别国去，如《论语·微子》篇记载着鲁国的“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挚、干、缭、缺都是乐人的名字。乐师们往来于列国，就帮助了各国乐章的传播，他们聚集到王廷，也就使得各国的歌诗汇集于王廷了。
贵族制作的诗，或是为了讽谏与歌颂，或是为了典礼。《国语·周语上》说周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邵公谏道：“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晋语》六记范文子的话，也提到“在列者献诗”。《毛诗·卷阿传》也说：“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这些由公卿列士做了献上去的诗都是为了“陈志”，陈志不外讽谏和颂美。此外，遇有祭祀、出兵、打猎、宫室落成等事，往往要奏乐唱诗，这类典礼的诗大概出于天子左右的巫、祝、瞽、史之手。
诗的传授者最初是乐官。古代贵族所受教育以诗乐为先，而掌教者就是乐官。《周礼·春官太师》：“太师掌六律六同……教六诗，曰风、赋、比、兴、雅、颂。”《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这些话都说明乐官兼管教育，他们是诗学老师。到孔子时代，学术、教育出于私门，仍然以诗为教学的重要科目。
古时贵族阶级学诗有其实用的目的，诗和礼乐不能分，礼乐是贵族阶级生活的重要部分。除了上文说到的讽谏与颂美要用诗，典礼要用诗而外，日常生活中还常常要借诗和音乐来表示情意，其作用几乎等于语言的一部分。《周礼·大司乐》说：“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这便是以歌辞来表达情意。《荀子·乐论》道：“君子以钟鼓道志”，也是说贵族阶级要用“乐语”来表达情意。以乐歌相语大概由来很古，初民生活中男女恋爱就是要用音乐歌唱来交流情感的。这种风俗至今还存留着。古时贵族阶级借诗言志，在外交场合尤其不可少。《左传》、《国语》记载外交上赋诗的事很多，有时只是酬酢，有时完全借诗句办交涉。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君和鲁君会于棐地，郑君这时要和晋国修好，希望鲁君为他到晋国去说情。在宴会时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这篇诗，取这诗第一章侯伯哀恤鳏寡，劬劳于野的意思，暗示需要鲁国哀恤，代郑国往晋国关说，鲁大夫季文子答赋的诗是《小雅·四月》，取首章行役腧时，思归祭祀的意思，表示拒绝。子家又赋《郦风·载驰》的第四章，取其小国有急难，盼望大国援助的意思。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的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的意思，表示允许为郑国奔走。这一场交涉，两方全借赋诗示意。从这类的记载可以知道春秋时贵族阶级学涛的用处。孔子是强调学诗的，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夫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说学诗除了帮助言语还有更广泛的用途。
孔门重诗学，孔子以后的儒者也都讽诵和弦歌“诗三百”，他们谈道说理也常常引诗为证。对于诗的解释也有所传授。他们用诗说诗也和赋诗一样，是断章取义的，他们对于诗义的了解并不完全正确。不过他们对于“诗三百”本文的记诵保存是有功的。否则在诗乐分离之后，这些作品会不会散失，能不能流传，是很成问题的。
《周颂》产生于西周前半，《大雅》中从西周初到西周末的诗都有。这两部分的诗在《诗经》中时代较早，性质相近。《周颂》多属祭祀诗，《大雅》里也有不少祭祀诗，《周颂》里多数是周人歌颂祖先的诗，《大雅》里也不少。一般地说，这些诗的艺术价值远不如《国风》和《小雅》，但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篇章。《周颂》里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往往陈述农功，有关于农业生产的比较细致的描写，如《载芟》篇开端九句：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妇。
这是说除去草木，将土耕得散松松地。上千对的人一齐耘田，高田低田都有人耕作着。父、子、兄、弟，一个个筋强力壮，劲头儿挺足。送饭的闹闹嚷嚷地来了，都是些漂亮的娘儿们。这是大规模集体劳动的场面，以简短的文字描绘出复杂的动态，正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特色。又如《良耜》篇写收获的场面道：
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这一节的大意是说：刷刷地收割，多多地堆积。堆得像墙一般高，梳篦一般密。上百的谷仓装满了。女人孩子都得到了休息。这里也是以寥寥几句展示巨幅图景，给人深刻的印象。
叙事诗是《大雅》里的突出部分之一。《绵》、《生民》、《公刘》三篇是其中更突出的部分。《生民》歌咏周始祖后稷的灵迹和功德，在那些神话化的叙写中反映周人对于这一传说人物的热爱，因为相传他是农业的发明者。
诞寊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寅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寅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讦，厥声载路。
这一章写后稷被弃而不死的神异。最初得牛羊喂乳，最后得鸟类覆翼，当群鸟飞去的时候，后稷开始啼哭，声满道路。这些叙写，简洁而生动。三千年前的文学语言已经如此精炼，简直使人不得不惊异了。本篇写后稷试种瓜、豆、禾麻等庄稼：
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写后稷后来种谷的成绩：
实方实苞，实种实襃，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
这里有丰富多变化的形容词。此种对于庄稼的郑重的描写，反映古人对于掌握农业技术的喜悦。
《公刘》篇写周人由邰到豳的一次移民，从准备起程写到定居营建。关于观测地形、经营官室、分配田亩、君臣宴饮，以及水利、军制，甚至锻冶等事都有叙写。
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挂着佩刀，上下山原。这就是勤劳的移民领袖公刘的形象。
于时处处，于是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这就是开始得到安居的大众，欢乐笑语的生活图景。
《绵》是写周人在古公□父率领下，由豳迁到岐下的又一次移民。诗共九章，从迁岐、授田、筑室直写到对外族的斗争。第三章写岐下土地的肥沃道：
周原朊朊，堇荼如饴。
连苦菜都长得像糖一样甜，见得水土之美，真是善于形容了。第五、六章写开始建筑的情形道：
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抹之□□。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
敲起大鼓本是为了鼓励劳动，但是百堵之墙同时并起，盛土、倒土、持土、削土的声音把鼓声都压下去了。读了这一段，那场地上众多的劳动者和十分起劲的劳动的场面一下子就像在读者眼前出现。这真是有声有色的文字。
此外还有《皇矣》、《大明》两篇，记文王、武王的武功。五篇联起来便成为一部周人建国的历史。这都是《大雅》中较早的作品，大约产生于周成王时。这些叙事诗也许是祭祀时颂祖之歌，《生民》篇就有人说是郊祀以后稷配天的乐辞。上述三篇虽是歌颂祖德，歌颂英雄，却反映了人民的创造力量、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劳动热情。诗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此。
西周到夷王、厉王以后，政治腐朽，外患严重。产生了一些士大夫抱怨或讥刺王室的诗，如《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等篇(厉、幽两代产品)，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反映了社会的混乱与人民的怨恨。这些诗也是《大雅》里重要的部分。为了方便，在下章和《小雅》里的同类的诗合并起来谈。
三
《小雅》里也有不少责斥现实，反映丧乱的诗。这些诗大致产生于西周末叶与东周初年，多数为幽王时代产品，和上举《大雅·召曼》等篇或为同时，或相衔接。
西周的盛世并不长，自昭王穆王以下时时感到承嗣为艰。到夷、厉时代，社会危机便充分暴露。厉王是在“民不堪命”的环境中被“国人”所流逐的。宣王号称“中兴”贤王，对外虽然能抵抗异族，对内反而因为剥削过重，加深了危机。幽王以后一蹶不能复振。东迁以后的周室，共主的资格便名存而实亡了。
《大雅·桑柔》相传是厉王时代的诗，形容那时危急情形道：
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濒)。
这是说当时动乱之中人民死丧离散，仅存的人有如焚烧后的余烬，国运已经走到了尽头。《大雅·召旻》相传是幽王时代的诗，形容那时不可收拾的局势道：
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瘼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这是说在饥馑流亡的同时，四面受敌，边陲尽陷于荒乱。在这样的时代里，便有些诗人为了追究责任尖锐地指责统治者的昏乱、荒淫、腐朽。《大雅·抑》(厉王时诗)道：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汝)虽(唯)湛乐从，弗念厥绍。
这是说当时的执政者，倒行逆施，百事俱废，只知饮酒作乐，全不想继承先人的事业。《小雅·十月之交》道：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桑子内史，蹶维趣马，稿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这里列举幽王的佞臣七人，是当时的权门。“艳妻”指褒姒。他们内外相结，炙手可热。这都是大胆的揭露。
另外一些诗则指出了社会的不平。《小雅·正月》道：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天是辛豕。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那些猥陋小人都拥有财产，安乐地生活，而一般人都吃不消灾变，处于悲惨的境地。这是贫富之间的苦乐不均。《小雅·北山》道：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
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
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
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这是写贵贱之间的劳逸不均。从这样尖锐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贵贱的鸿沟，贵者奢逸享乐，贱者被压在劳役重负之下。这篇诗虽说是发个人的牢骚，实在道出了普遍的不平。
《小雅·大东》篇反映了东方诸侯(殷、奄诸族)与周人之间的矛盾。诗中说在西方的周人掠夺之下，“大东小东，杼柚其空。”而东人与西人相比，一切都是不平等的。诗云：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
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见出东人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和劳苦贫困的生活。
这诗后半列举天上星宿有空名无实用，来说明不合理的现象无处不存在，表示上天也不能有助于东人。
维天有汉，监(鉴)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抹(觫)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歙)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这是说：天上的银河照人只有光没有影。织女星织布不能成纹。牵牛星拉车也不成。天毕星张在路上，用得不得其当。簸箕星不能拿来簸糠。斗星也不能拿来舀酒浆。末尾说斗星不但不能舀酒浆，而且它的柄向西方高举着，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它像是授柄给西人向东方挹取似的，也就是说苍天也像是帮助西人对东人进行剥削的。这篇诗的意思极为沉痛，想像非常生动，表现手法也是不平凡的。
四
《小雅》里大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小部分是民间歌谣。《国风》里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在本章里我们试从《国风》、《小雅》来分析当时的民歌对于生产和战争的反映。《诗经》里许多民歌的产生时代是不能确定的。《国风》里的诗篇，就其中可以考知时代的部分说，最早的是《豳风．破斧》(周成王时)，最晚的是《陈风·株林》(春秋中陈灵公时)，其余大多数产生于周室东迁以后。因此文学史家按时代排列《诗经》中各部时总是先《周颂》，次《大雅》，次《小雅》，次《国风》，次《商颂》、《鲁颂》。这自然是大致的排法。对于某些歌谣，我们既不能知道它被记录于何时，更不知道它在口头流传了多久，怎么能把它归入西周或东周呢?由于这种情形，我们讨论和引用这些民歌时不能像上文那样，完全依照时代的顺序。
诗歌本来起源于劳动。歌谣和劳动的关系向来是密切的。《诗经》里的歌谣不但记录和描写了劳动生活，而且常常借劳动为比兴。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谷风》)，“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伐柯》)之类是以劳动为譬喻；“爰采唐矣”(《桑中》)，“伐木丁丁”(《伐木》)之类是借劳动来起兴。而《周南·苯苜》则是一首劳动歌曲：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祜之。
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这是妇女采集芣苢(车前子)时所唱的歌，全首三章十二句，只更换了六个动词，却写出了采集所得由少而多的进展。抓紧这诗的节奏，揣摩诗中的情调，设想夏天芣苢结子的时候，山谷里或原野上到处是采芣苢的妇女，到处响着歌声，是怎样的一种光景。方玉润说得好：“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其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诗经原始》)。简单的言语，简单的韵律，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量，这就是民歌的特征。
正如我们从《芣苢》篇能够感染到劳动中的欢乐，我们从《魏风·十亩之间》也能够感染到一番紧张劳动之后休息时的愉快：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这似乎是采桑结束时，采桑者招呼同伴回家的歌唱。这里有鲜明的景色，浓厚的气氛，也是民歌中的上乘了。
《小雅》里有关农事的诗如《信南山》、《甫田》、《大田》等篇都不是以人民自己的眼光来反映劳动的诗，这里不去说它，单说《豳风·七月》。这篇诗叙述了农家男女全年的辛苦生活，充分反映了被剥削的痛苦。诗中的农民是男为主人耕，女为主人织，还要为主人打猎、盖房子、做衣服、藏冰、造酒。自己的生活是衣不蔽体，吃的是极粗糙的东西，住的是破屋，而他们的辛酸还不只是冻饿，本诗第二章道：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清代诗人王士祯盛赞这一章能写出阳春的明丽。但是在这样的和风暖日之下，那些青年女子的心却是悲凉的，她们不但劳苦穷困，而且随时有被主人霸占蹂躏的危险。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在这篇诗里是深刻地描写出来了。
《国风》里还有一些民歌不但反映了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而且也反映了被剥削者的反抗思想。例如《魏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缠)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狟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设想河边上一群伐木的劳动者，对于不劳而食的“君子”，你一言，我一语，作这样的冷嘲怒骂，仇恨的情绪表现得岂不是很尖锐吗?那个“胡取禾三百廛兮”的质问提出来是了不起的，这充分表现人民对于现实的清醒的理解。“不稼不穑”而“素餐”的剥削越加重，农民的反抗便更强烈。《魏风·硕鼠》道：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逝(誓)将去女(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这里包蕴着更强烈的愤恨。用“硕鼠”来比剥削阶级，非常恰当地揭示出阶级的本质，农民发出这样的诅咒，并且决心逃亡，可见剥削已残酷到使农民活不下去的程度了。所谓“乐土”(没有剥削的社会)在那时代当然只是空想罢了，但农民的逃亡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世上真有一块乐土，而是为了反抗。他们都知道“没有乡下泥脚，饿死城里油嘴”的真理，他们这一“去”对于那些“硕鼠”们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统治者对于人民除了剥削还要奴役。《诗经》里许多篇什表现了人民在徭役重压之下的呻吟和怨恨。《唐风·鸨羽》道：
王事靡監，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为了应役，荒废耕作，使父母无人养活，这怎能不怨恨呢?《王风·兔爰》道：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生逢此百罹。尚寐，无吪!
人民忍受不了无休止的奴役，至于宁愿早早结束生命。还有比这更沉痛的陈诉么?
所谓“王事”自然包括各种劳役，但主要的还是征戍。人在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社会里，战争对于统治者不过是满足贪欲的寻常手段，对于人民却是莫大的灾祸。因此，除了抵御外族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的战争，人民总不会和统治者态度一致。《诗经》里有关战争的民歌，什九是反映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和人民对于战争的憎恨。国风里最早的诗《豳风·破斧》便是参加“周公东征”的兵士所作，诗中写到久战归来武器残破的狼狈情况，也写到庆幸生还和痛定思痛的心情；可并不曾有一字半句歌颂周公这位“圣人”的武功。《东山》相传是周公东征奄国时的产品，这诗写远征的兵士役满还乡，当他在还乡路上迈第一步的时候就兴奋地想像到家后换上平民服装，不再参加那人民所不需要的战争。诗云：
我东日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事)行枚。
这兵士又想到离家太久，家园可能已经荒废，但他却认为无论它怎样荒废，并不是可怕的而仍旧是可怀念的地方。所以又说：
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蟰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诗人因归途的景物回忆起来时的风光，无限感触都因这一回忆勾引起来。真情实景和动人的音节构成强烈的感染力量。“昔我”四句被晋人谢玄目为三百篇中最好的诗。从曹植以下，许多诗人一再模仿。这不是偶然的。
在这一个选本里还有《邶风·击鼓》、《魏风·陟岵》都是写出征兵士的怀乡恋土之情，《卫风·伯兮》和《王风·君子于役》则是写罕入的冢属怀念远人，这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以上这些诗所关涉的战争，除了少数不可考的之外，都是统治阶级的内战和侵略战争，其为人民所憎恨是当然的。但是一旦遇到正义的战争，人民便踊跃奔赴，一点也不踌躇，《秦风·无衣》就表现了这一种精神：
岂日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脩我戈矛。与子同仇。
秦国和周民族的死敌西戎相邻，常常有战争而且常常是有关民族安全的战争，是可以想像的。这样的战争自必为人民所支持。热爱和平与坚决勇敢地抵御外族，捍卫国土，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表现于《秦风·无衣》的慷慨从军的精神和表现于《何草不黄》等诗的憎恶战争的情绪是并不矛盾的。
五
在《诗经》里的民歌中占数最多的是有关恋爱和婚姻的诗。“无郎无姐不成歌” (江苏民歌)，这情形古今并无二致。朱熹《诗集传序》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破斧》流露对战争的憎恶，《东山》反映对和平生活的热爱，本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小雅·何草不黄》相传是周幽王时的诗，当时征伐不息，征夫怨恨统治者将人不当人，驱使他们奔走四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说得够沉痛的了。《采薇》大约也是西周的诗，写戍边的兵士久历艰苦，在还乡的路上又饱受饥寒，末章八句，痛定思痛，最为感人，是几千年来传诵的名句：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之作确实是风诗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诗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时代也不完全相同，其中所反映的风俗不可能一致，不过大致可以看出《诗经》时代劳动男女之间的恋爱生活是比较自由的。这些诗大多数是当事者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大都是诚挚、热烈、素朴、健康的。虽然同属爱情的题材，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都在这些诗里得到了表现。
对于女子到了适当年龄尚无配偶唯恐耽误青春的心理，《召南·摽有梅》表现得非常真切。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暨(概)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诗分三章，表现一天比一天更迫切的期望，因为用了非常贴切的比喻，使人只觉这种表白天真动人，而不觉其过于直率。
有些诗表现两情未通的时候，一方面的爱慕想想，如《郑风·东门之埠》：
东门之珲，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室迩”是说形迹并不疏远，“人远”是说感情还有距离。这两句写情是很深刻的，已经成为后人常常借用的言语了。
青年男女经过了“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卫风·木瓜》)的定情阶段进入密恋生活，在国风里有多种多样的反映。有些诗写幽期密约，如“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卫风·桑中》)，或“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邶风·静女》)。有些诗写同歌共舞，如，“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郑风·萚兮》)，和“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王风·君子阳阳》)。有些诗写相思离别，如“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或“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秦风·晨风》)。有些诗写别后重逢，如“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讽雨》)，或“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风南·草虫》)。有些诗在叙写某一对情侣的恋爱生活的同时也反映了群众的欢乐，如《郑风·溱洧》写三月上巳，郑国的男男女女，包括这首诗中一对主人公在内，到溱洧两水的岸边欢度节日。那里的景象是“士与女方秉茼(兰)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又如《陈风·东门之枌》写陈国男女拣了好日子在平原之上婆娑共舞，有一位在本诗作者眼中像一朵荆葵花(“视尔如荍”)的姑娘，就在这个场合送给本诗作者一把花椒子儿(“贻我握椒”)作为礼品，传达了情意。这些诗所描写的是顺利美满的恋爱生活，反映出来的环境也是比较自由的恋爱环境。
但是，在另外一些诗里却见出这种自由的限制，“父母之命”是子女婚姻必须通过的一关。从《郑风·将仲子》篇就见出父母对于子女的恋爱活动的干涉。诗中写一个女子不敢允许她的情人踰墙来相会，因为既怕父母和诸兄的责骂，又怕旁人的闲言闲语。可见不得父母同意的恋爱也要受舆论指责，是不能公开的。《鄘风·柏舟》篇也反映出当事人的意愿和父母之命的矛盾，《柏舟》是一个少女在婚姻受到阿母干涉时的表白，虽然她的意志是坚强的，她勇敢地宣称：“之死矢靡它”，仍不得不伤心地叫出：“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读者设想那阿母如果始终“不谅”，这少女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劳动阶级的妇女和男子比较起来地位更低，她们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些，在恋爱问题上也并不例外。历代的弃妇诗便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个情况。在《诗经》国风里也有两篇弃妇诗，那就是《邶风·谷风》和《卫风·氓》。《谷风》的女主人公和《氓》的女主人公性格不同，前者比较柔顺，后者比较刚强，前者在被弃逐的时候还徘徊顾恋，希望那暴夫回心转意，后者却是拉倒就拉倒的态度，只是自悔错认了人罢了。不过她们的遭遇却是同样地不幸，都是糟糠之妻终于下堂。《氓》的女主人公从她自己的痛苦经历认识了两性在恋爱生活上的不平等。她无限哀怨地唱道：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酰)!士之耽兮，犹可说(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这不是一人一时的牢骚，而是千百万女性的真实悲愤心情的反映。旧社会的妇女痛苦多，或许这就是向来民歌中女性的歌唱占多数的主要原因吧。
我们不必再为《诗经》民歌里的恋爱诗与婚姻诗的各种内容一一举例。但是像《郑风·出其东门》这样的民歌却值得特别一提。这首诗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于性爱问题的严肃态度。诗云：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东门游女如云都不能引起这位诗人的注意，只有那“缟衣綦巾”，衣饰朴素的一位姑娘永远占据他的心。这样的表白是一往情深的。这诗和《鄘风·柏舟》同样表现了爱情的专贞。其实《诗经》民歌中绝大多数的情诗都反映着劳动人民忠诚老实的品质，热烈健康的感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过去的卫道先生们一见《诗经》中那些大胆的爱情表白和赤裸裸的恋爱生活的描写便大叫“淫奔之诗!淫奔之诗!”有些人甚至主张来一次“删诗”，把它们从《诗经》中抹去。他们对于这样自然率真的健康的两性关系不敢正视，而劳动人民看不顺眼的倒是剥削阶级在虚伪的礼文遮掩下的荒淫混乱。在《诗经》里就不乏讽刺和揭发统治阶级荒淫生活的民歌。例如《邶风》中的《新台》，《鄘风》中的《墙有茨》和《鹑之奔奔》，《齐风》中的《南山》、《载驱》，《陈风》中的《株林》等篇都属于此类。这些诗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者的淫行丑史强烈的憎恶，如云：“中苒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墙有茨》)。又云：“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鹑之奔奔》)。这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其中尤以《新台》篇的形象化的讽刺给人深刻印象。其最后一章道：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这诗是刺卫宣公的，卫宣公娶了他儿子(名叫伋)的新娘，为了迎娶新娘还在黄河上造了一座新台。卫国人民讥刺这件事，将卫宣公比做癞虾蟆。
这些诗说明劳动人民在恋爱生活上，和其他方面一样，也表现了比剥削阶级高得多的道德水平。
六
《国风》里还有一些抒情诗不属于上述的范围，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秦风·黄鸟》，这诗是人民对于统治者残暴行为的公开抗议。据《左传》，秦穆公任好遗命使子车氏的奄息、仲行、针虎三人殉葬(当时殉葬者共一百七十人)，秦国人民同情这些死难者，为他们唱出这首挽歌。诗共三章，分挽三人，每章都以“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二句作结。对于被迫害者表示高度的同情，同时也就是对于迫害者表示强烈的愤怒。《邶风·北风》是反映卫国百姓反对虐政，相携逃亡的诗，诗中以风、雪喻朝政，以狐、乌比君臣。《陈风·墓门》是刺不良执政者的诗，“夫也不良，歌以谇止”，明白说出作诗的目的。这一类的诗都明显地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性。
在丰富多彩的国风中，《豳风·鸱鸮》是非常别致的一篇。这篇全用一只母鸟的口吻诉述她遭受的迫害，育子和营巢的辛苦以及目前处境如何艰难危殆。第一章母鸟对鸱鹗说：
鸱鹗鸱鹗，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育)子之闵斯。
一开始就哀痛迫切，使读者深受感动。末章不但作鸟的口吻，简直模仿了鸟的声音：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这是最早的“禽言诗”，可能是以鸟拟人，别有寄托。但即使作为单纯描写鸟类生活的诗也是很有艺术价值的了。这篇诗使人联想到汉乐府里的《枯鱼过河泣》、《雉子斑》、《婕蝶行》等篇，都带童话诗的风味，是歌谣中特有的境界。
国风里的诗并非全是劳动人民的创作。有的出于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分子；如《邶风·北门》，抱怨劳逸不均和“既窭且贫”，和《小雅·北山》同类。有的出于没落贵族，如《秦风·权舆》，悲叹过去住大屋高房，如今这顿愁着那顿粮。有的出于上层贵族，国君或君夫人，其中穆姬(许穆夫人)的《载驰》是表现了爱国精神的动人的名篇。作者是卫戴公的妹妹，嫁给许穆公。公元前660年，卫国被狄人攻破，卫人迁到黄河以南，暂时安顿在漕邑。许穆夫人回国慰问并为卫国计划向大国求援，但许国君臣因为国小怕事，竭力阻挠她的行动，引起她的极大愤懑。诗的第二、三章对劝阻她的许国大夫们宣告：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
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閟(毖)?
末章语气更为坚决，有百折不回的气概。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读者从这里仿佛直接听到那爱国女诗人的充满战斗精神的声音。
《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据魏源《诗古微》的研究可能也是穆姬所作。《泉水》写作者为卫国奔走的种种计划，表现了和《载驰》篇相同的炽盛的感情。《竹竿》写对于祖国和旧日生活的怀念，也是真切委婉的动人作品。《诗经》里可考的作者是极少的，其事迹比较清楚，流传作品较多的只有穆姬一人。
《国风》和《小雅》里有些以美妙的描写被人传诵的名篇，如《卫风·硕人》之描写女性体态，《小雅·斯干》之描写建筑形状，(小雅·无羊》之描写牛羊生活，都是动人的艺术表现。这些诗都未必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但是和民歌民谣的风格是接近的。
七
以上重点地介绍了风、雅、颂各类的诗歌，大致可以看出《诗经》的精华部分是《国风》和《小雅》，特别是其中的民歌民谣。这些民歌民谣是人民以自己的声音歌唱生活，以自己的眼光观察现实，“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道出人民的劳苦和它幸福，所爱与所憎，他们所受的损害和侮辱，他们的反抗和斗争。直接表现了他们的品德、智慧和天才。这些作品被统治阶级所占有、利用之后不免被改窜和曲解，但它们的光辉终不可掩。这些诗一般都具有一目了然而挹之无尽的单纯而深厚的美。这本是人民的素朴的生活和真淳的感情的反映。其分章复沓的形式特点以及多用叠字的语言特点，与它们是歌唱的诗这一特点是分不开的。那些民歌以外的优秀作品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社会的真实矛盾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或艺术地表现了各阶层生活里的一些片段。后代的优秀诗人往往从《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启发，也从《诗经》的简练生动的语言和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吸取营养。所以“风雅比兴”便成为“百世楷模”。
这本《诗经选》是《诗经》的缩本和普及本，编选目的是把《诗经》里优秀的作品择要推荐给一般文艺爱好者。《诗经》的解说向来是分歧百出的。注释工作不能完全撇开旧说，一空依傍。我们相信正确的态度是不迷信古人也不抹煞古人。正确的方法是尽可能多参考从汉至今已有的解说，加以审慎的抉择。辨别哪些是家法门户的成见，哪些是由于断章取义的传统方法而产生的误解，哪些是穿凿附会，武断歪曲，哪些是由于诗有异文或字有歧义而产生的分歧。最后一类尽管彼此不同而各有根据，就必须更细致地去比较长短。无论是选用一条旧说，或建立一条新解，首先应求其可通。所谓可通，首先是在训诂上、文法上和历史观点上通得过去。同样可通的不同解说可以并存，如稍有优劣，就仍当加以区别，决定去取，主要应从原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着眼。例如《伐檀》篇，尽管“二千余年纷纷无定解”(方玉润语)，今天读者的看法却渐趋一致，大家都承认这诗的主题是对于剥削者的讽刺。现存的分歧仅在“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二句，但这种分歧并不影响篇义的了解，而且也并不是不能解决的。这诗中的“素餐”二字有人解为不劳而食，又有人解为非肉不饱，两说都有根据，都可通。但究竟“不劳而食”和“非肉不饱”何者更能说明剥削者的本质呢?其实是可以区别的。这诗中的“君子”有人认为指被讽刺的剥削阶级的大人先生，也有人以为指理想中的圣君贤相，也都可以讲得过去，但是仔细体味原诗的感情和语气，究竟用哪一说才是更有力的表达呢?这也不是不能轩轾的。本书的注释并不墨守一家，也不是全用旧说，其斟酌标准大致如上文所述。
最后还有两点说明：(1)本书以阮刻《毛诗注疏》本做底本。如遇某一字有异文优于这个本子，就将异文注在字下，括以括弧。毛诗用借字的地方，除了在注中说明它的本字外，并选择较重要的注在正文字下，如诗用古字，就在字下注明今体。这类的注字也都加上括弧。(2)诗中罕见的字都注出读音，一般的字只注今音，韵脚读今音不协者同时注明古音。古音的标注以江有诰的《诗经韵读》为主要的依据。注法以直音为主，无直音可注者用注音字母。《诗经》用韵是很复杂的，注者缺乏音学知识，疑难的地方很不少，北京大学王了一教授和周祖谟教授曾在这一方面给予注者很多帮助，应该在这里特别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