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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著述,壮心不已 ——何二元先生的母语高等教育研究
【时间:2019/5/27 】 【来源:本站 】 【作者: 韩建立】 【已经浏览473 次】

  【提  要】何二元先生的学术发轫于中国文论研究,他的关于“风格”“意境”等的多篇论文,学术视野开阔,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退休之后,二元先生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学语文的研究之中,出版了5部大学语文专著和教材,发表了50多篇大学语文学术论文,做了40多场大学语文讲演,创办了大学语文网站等等。其中,《母语高等教育研究》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翘楚;《现代大学国文教育》是第一部现代大学国文教育论文的选本,具有开拓之功。二元先生能将自己的母语高等教育理论,运用到《大学语文》的编写中,做到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编撰出体现“一家之言”的特色教材。他的论文摒弃陈说,独抒新见,注重争鸣辨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矫正人们认识上的偏误与缺失。目前,他正在写作《大学语文课程论》,接着是《大学语文教育史》、多卷本《大学语文百年资料汇编》等。他还想创办大学语文研究所,把大学语文的事业发扬光大。

  【关键词】何二元  高等教育  母语  大学语文

  何二元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元月元日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刚读到初中,就遭遇“文化革命”,接着就是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省农村。他一边种地,一边自学,当上了村办小学教师,又从乡中学教师到县教师进修学校教师;最后返回杭州,成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教师。

  他是人文学院的大学语文教师,一门别的老师不太爱上的课,他却教出了味道。他说:“我这一生,做过自己不爱做的太多的事情,把生命都浪费了;直到教了大学语文,才发现一点都没有浪费;人生的所有经历,都成为教好这门课的宝贵资源。

  如今,二元先生已经退休多年,对于多数大学教授来说,退休则意味着学术生涯的终结,之后的生活便是琴棋书画,周游列国,养生延年,含饴弄孙;二元先生的退休生活轨迹,则呈现出完全别样的风景:从2007年提前内退到2018年,已经10年多,他称之为“十年磨一剑”。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出版了《母语高等教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为复旦大学版《大学语文》编写了配套资料《母语主题的大学语文》(复旦大学出版社),主编了《大学语文教育与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主编了母语高等教育研究实验教材《大学语文》(人民出版社2011年);发表了50多篇学术论文;在教育部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北京市教委大学语文师资培训基地以及各地高校,做了40多场大学语文讲演;创办了大学语文网站……

  二元先生一直自称“大学语文终身义工”;这个“义”,不仅是“义务”的意思,也是“义士”的意思。为了大学语文研究,为了大学语文事业,他奔走呼号,义无反顾,在所不惜。

  一、文论研究发轫,学术视野开阔

  二元先生的学术研究重点有过数次变化,治学领域也随之扩大。他的学术研究是从文论研究发轫,并取得骄人成绩的。他首先从“风格”理论开始。《作品基础风格论与作品风格模式》尝试建立风格分析模式,被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闫凤仪评价说:“作者的这种探索,将为研究文学风格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吗?》《布封<论风格>误读辨正——兼谈中西风格理论差异》《风格·境界·主旋律——从布封到马克思》等论文,提出自己的质疑与独特的看法,纠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布封“风格论”的误读。

  二元先生关于“意境”的研究论文《“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中国特色:从意象到意境》,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聂振斌和王家瑛的肯定,认为“该文冲破樊篱,视野广阔,见地迥异,非同凡响。”《<人间词话>“三境界”臆说——试论意境的动态系列》《中国意境理论的逻辑起点》等,也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言象意”立论》《言象意的世界──试论中国古代文论系统》《论四种“言意之辨”》等,视野开拓,从言、意、意入手,窥见了中国文论系统的奥秘。

  不要以为二元先生只是书斋里做学问的书呆子,他也时时关注社会人生,《文化精英的苦恼——谈战争题材诗兼论沉郁顿挫风格》显示了他的文学研究和社会关注的结合。即使是文学以外的相关研究,也体现了二元先生一贯的不从流俗的独特风格。例如,《知识经济与社会经济形态》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分析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指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又例如,他质疑汤一介等学者“新轴心时代”观点,发表了《慎谈“新轴心时代”》《廿一世纪是“新轴心时代”吗?——汤一介“新轴心时代”理论献疑》等论文,进行商榷。在武汉2018年“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的演讲中,二元先生发出警示:误读“新轴心时代”的理论,会误导我们抛弃传统文化轴心,接受所谓“普世价值”观诱导,盲目自大,以致做出错误的决策。

  二、心怀杞忧论学,撰写母语高等教育专著

  假如二元先生在文艺学研究、文化研究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一定会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然而他选择了大学语文——这门别人都不看好的学科。他说研究文学的人很多,但是专门研究大学语文的人却一个也没有。

  二元先生是怀着杞忧,才研究大学语文的。他看到,很多高校对大学语文课的定位不准确,没有重视大学语文的工具课性质,因而把大学语文上成了政治课、文学课,或者是泛泛的人文素质课、通识教育课,导致这门课效果不好,以致必修改为选修,甚至最终被取消。大学语文通常只是“大一语文”,教学时数很少,再加上定位出现偏差,教学效率自然更加低下。况且大学分科日益细化,尤其是开展通识教育,可以开出上百门选修课;如果将大学语文上成政治课、文学课、历史课、国学课,就会与这些选修课内容重复,在大学里,重复的课会被取消。

  正是怀着这样的杞忧,二元先生毅然决定提前退休,以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学语文的研究中,去破解多个诉讼纷纭的学术难题。他发现,大学语文这门百年学科,还没有专门学者来研究。他说:“教授有很多,专门研究大学语文的一个也没有,我要做做这一个。”具体目标很清楚,大学语文一百年来还没有一本专著,他要写这第一本专著。他的专著叫《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他写得很慢,很细致,像绣花般精雕细刻,用了6年时间才完成。其间,已经有第一本大学语文专著问世,他宁可放弃这第一,也不愿意为了赶进度而草草收工,把自己的著作弄成“急就章”,从而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书稿终于在2013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从母语高等教育的理论高度,梳理了大学国文(大一国文、大学语文)的百年历史,明确了有关大学语文学科定位的纷扰不清的问题,厘清了大学语文与文学教育、应用文的关系,界定了大学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它还采用大(学)中(学)比较、大(学)中(学)衔接的视野,把大学语文研究作为解决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的一把钥匙,指出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课。正是由于一系列独树一帜的鲜明观点和全书严谨的体例,使得它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翘楚。这本专著出版后,得到同行的一致赞许,一线教师从中得到了迷途的点拨、理论的滋养、目标的指引、方法的启迪。

  三、编纂先贤旧文,钩沉大学国文史料

  由于现代时段(1904年-1949年)的期刊和图书资料搜集比较困难,使得百年大学语文历史中的这段史料,长期处于尘封状态,少有人知晓。当下的许多研究成果也是自我封闭,前人早已论述过的问题,却还在那里自说自话地津津乐道;论著游谈无根,低水平重复。于是,二元先生又做起了现代大学国文教育资料的搜集。他穿行在泛黄的书页间,品读着遥远岁月里先哲的智语;他仔细辨识着电子扫描文本中模糊不清的字迹;每当录入整理完成一篇文章,他都兴奋不已。就这样焚膏继晷地钩沉史料,爬梳剔抉,经过几年的“苦干”,终于从100多篇论文中,精选出从癸卯学制到1948年间的大学国文研究论文33篇,并进行校勘、考证、分析。论文的作者有唐文治、钱玄同、刘半农、陈柱尊、闻一多、梁实秋、周作人、朱自清、吕思勉、郭绍虞、余冠英、钱基博、阮真、黎锦熙、魏建功、朱光潜、罗常培、杨振声、丁易、李镜池、季羡林、徐中玉等,其中不乏大师级人物。每篇论文之后,都配有二元先生的“导读与研究”;书末所附参考文献,更是全景式鸟瞰了大学国文教育研究的壮阔场景。所选论文涉及民国大师关于大学国文的性质、教材、教学方法的诸多论述,为同行们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解决了撰写研究论文时资料难寻的问题。

  《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于2017年12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现代大学国文教育论文的选本,这是第一部,二元先生大作的开拓之功赫然彰显。目前人们谈起学术研究,总是说要与国际接轨,这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无可厚非。但是,这个接轨是说要与西方接轨,可对于母语教育来说,要谈接轨,首先是与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接轨,这是不可抛弃的宝藏、取之不竭的源泉。对于有着100多年发展历史的大学语文来说,就是要与这些现代大师接轨,从中汲取滋养,将他们的研究向前推进。

  四、理论结合实证,两者相得益彰

  二元先生看到,自上世纪70年代末,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至今,已经出版了近2000部教材,但是尚未有哪种教材是在课程教材理论指导下编写的。二元先生认为,必须先有理论再编教材,所以,他首先编写了《母语高等教育研究》,期望以此为理论指引,编写出符合母语高等教育理论的大学语文教材。二元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人民出版社)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做的实证研究。

  这本教材贯彻了二元先生一贯的理论主张。其教材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天下文章一分为二, 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文学),语文教育就是以实用文学习母语规范,以艺术文学习母语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何二元主编:《大学语文·修订前言》)这样,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语文教材文体混乱的问题,也注意到了“大中衔接”,又实现了“大中提升”,同时还妥善处理了大学语文与应用写作的关系。

  历来的大学语文教材,均是古代作品占绝大部分篇幅,这也是大学语文教材备受质疑的原因之一。二元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以母语高等教育理论为主要立论基础,即无论学习古代作品,还是学习现代作品,都是为了进行今天的母语学习,因此,古代部分只选择“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而“现代部分则注意不割裂传统,选择那些继承传统文学、传统文化比较成功的作品。”(何二元主编:《大学语文·修订前言》)文言文是大学语文教材的“重头戏”。二元先生认为,编写教材,必须明确教学目的,对文言文进行甄别,“区分出哪些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语言”,“哪些是仍然活在现代汉语中的语言,可以通过学习,转化为今天母语的有机部分”的语言。(何二元:《母语高等教育研究》第180页)这样的教材编撰理论,贯穿在《大学语文》全书之中,使得理论研究与教材编写实践相得益彰。

  二元先生说,编写大学语文教材,选文、导读和练习,都要考虑语文训练价值,要想一想:“同样的课文,政治课怎么讲,语文课怎么讲?”(何二元:《母语高等教育研究》第48页)二元先生认为,现在很多语文课堂以教师“讲”为主,读书郎成了听书郎。语文“应该以‘听说读写’训练为主线”。“有没有这条主线,决定我们的教材是‘真语文’还是‘假语文’”。(何二元:《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形式’研究》)二元先生的《大学语文》正是这样,以听说读写训练为落脚点,将听说读写的训练目标,细化到“一课一得”,这样,全书就有近百个语文能力训练方面的“得”。

  五、注重争鸣辨疑,新见足以矫正前失

  争鸣辨疑是我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只有充分地开展争鸣,辨析疑难,研究的水平才能真正提升。没有争鸣辨疑,语文学科的研究就没有发展,就会停滞不前。

  在二元先生的论著中,不乏争鸣辨疑。

  关于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长期以来莫衷一是,争论不休。二元先生说:如果转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重新回到100年前去,看看在中国现代学科创建伊始,这门课(当时叫‘大学预科国文’)究竟是什么样的学科定位。那么事实就很清楚,大学预科国文从一开始就是和小学国文、中学国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一门课,这可以从1904年‘癸卯学制’的《高等学堂章程》和《学务纲要》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其后的民国教育部的学制文件和历次关于语文的讨论中得到证明。假如把这些历史事实好好梳理一下,那么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并不难解决。(何二元:《大学语文要重视历史研究》)与此相关联,二元先生对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是:大学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在论述这个话题时,二元先生将自己的论述置于先贤的历史话语中,在宏阔的视野下,展现自己的观点,表明出对先贤观点的坚守与发展。他先后发表了《论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形式”研究》等论文,撰写了学术专著,阐明自己的观点。二元先生说,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上世纪初,引进西方现代学制,实施分科教育,原来那个大语文的内容一一独立出去,成为专门的学科;最后,所有内容都独立出去了,语文就剩下一个语言文字形式训练的功能。语文训练不能抽象进行,要以其他学科的内容为例子,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他指出:中国现代语文学科“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文形式训练。”“凡是以形式训练为第一教学目标的就是‘真语文’,凡是把内容当成第一教学目标的就是‘假语文’。”(何二元:《论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

  一般的观点认为,1952年以后,高校院系调整,大学语文便中断了,直到1979年才重开大学语文,这中间有30年的空白。通过对大学语文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二元先生认为,大学语文的百年历史从未中断过。在1949年以后,香港和台湾的高校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开设大学语文(大学国文)这门课程,大学语文是一门百年不堕的学科。为此,他重视港台大学国文的研究,撰写了《台湾地区大学国文教育一瞥》《香港特区大学语文教育一瞥》;虽然只是“一瞥”,却足以矫正以前认识上的偏差。他还发现了香港中文大学杨锺基教授35年前的一部大学语文研究书稿,比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大学语文专著(2007年)提前了24年。他感到这部书稿的价值,帮助杨教授整理出来,推荐给出版社,将在明年(2019年)出版。

  二元先生认为,语文不应该是一个偏义词,不应该仅指中小学语文,也应该包括大学语文,它们是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当下的语文教育史、语文课程论之类的著作,都只讲中小学语文,而不讲大学语文,这种情况反映了“学术界的集体误读”。(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第3页)二元先生指出,一些专家将大学国文课误解为“补课”性质的“临时”课,将它的开设原因误解为是由于当时的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这实在是大谬。他广征文献,证以史料,指出在1904年的《学务纲要》《高等学堂章程》中就已经明确规定国文是大学必须设置的课程。今天大学语文被边缘化,陷入尴尬的困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误读和误解。(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第2-3页)

  对于前贤的一些观点,二元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例如,他不完全赞同汪鸾翔《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一文中的说法,即阅读教学应根据学生的专业意向划分系统;哲学专业的,归哲学系统;史学专业的,归史学系统;文学专业的,归文学系统。二元先生指出这一说法的不彻底性与局限性:现代学制分科明确,这样含糊的说法,不利于学科定位,从而造成大学国文学科“身份”不明。“因为国文分属哲学、史学、文学系统后,就不再有所谓‘国文’,假如能再往前走一步,由此认识到所谓国文不是一种内容的学科,而是一种形式训练的学科,”“阅读训练则必须有国文的特点,那就能真正实现国文的‘改良’了。”(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第57页)这样,既指出了先贤的不足,又客观地说明了其中的可取之处,以及给予我们的有益启发。

  “教学注释”这个概念,是二元先生在《从教学角度谈大学语文注释》中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从有些学者对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注释的质疑中引出的。一些文章对徐本《大学语文》的注释提出批评,但是基本上是在学术注释的范围内驰骋才气,没有一篇是从教学注释着眼的。二元先生认为:注释可以分为教学注释和学术注释,目的不同,内容也应该有所不同。不注意这种区别,教材编者和批评者都会出现偏差。具体而言,学术注释“需要追踪学术前沿成果,不避繁复,可以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教学注释“则须遵循学界共识,尽量简明,以理解课文内容为限。”(何二元:《从教学角度谈大学语文注释》)二元先生提出“教学注释”的概念,目的就是引起大学语文教材编写者和研究者的注意。

  六、殷殷未了之情,壮心不已陈述愿景

  当别人向他祝贺10年来取得的成绩时,二元先生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杞忧。他说:“我已经68岁了,单打独斗,即使再做40场宣讲,再出5本书,再发表50篇论文,对于大学语文研究究竟有多大意义?”他已经规划了下一个10年的工作,开始写作《大学语文课程论》,接着是《大学语文教育史》,接着是多卷本《大学语文百年资料汇编》。中小学语文学科“教育学”“教育史”“课程论”“百年资料”之类的书,有上百种,目前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版;而大学语文至今只有十几种专著,教育学、教育史、课程论方面的著作还没有。他很担心这个学科会被取消,因此马不停蹄地抓紧研究工作,不敢有丝毫松懈。

  二元先生还想创办一个大学语文研究所,形成研究团队,扩大队伍,改变目前自己单打独斗的局面。2003年4年,他曾经在宁波一所民办大学建过大学语文研究所,这是国内首家大学语文研究所。《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然而,由于缺少后续经费,研究所没有能够坚持办下去,成了昙花一现。他也曾到一些高校去游说创办大学语文研究所的事,结果都没有成功。创办大学语文研究所成了二元先生心中又一个未了之情。

  在此,二元先生想向海峡两岸的同行传递一个信息:不论海峡两岸哪所大学或研究机构能够建立大学语文(大学国文)研究所,他都愿意义务加盟,他在名片上给自己定位的头衔就是“大学语文终身义工”。

  二元先生的未了之情,还有很多很多。更多的工作等着他去完成。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一定能有更多更好的著述问世。

  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

                             (通信地址:130012 吉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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