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文无用”是多年来语文教育给我们的感受，果真如此，整个语文教学就等于全面告负了！

　　当代中国的语文教育至今已备受指摘。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语文作为学科，其教学宗旨和模式陈陈相因、固执顽悖。不少曾亲历过当代语文教育的学人作家，如今回头一看，发现教育体系中的母语教学竟滞后如斯，问题重重。在一个将中国人固有的实用功利思想发挥到新高的消费时代，语文教育还能或者说应该在怎样的地位和程度上展开，它能跟时代构成怎样的交融和批判，都是急需当下人文工作者思考、介入与推动的话题。

　　从现象来讲，基础语文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制约与高等教育还有所不同。应试制度和教材审查制度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尤甚于高等教育。比较一致的地方是来自选编（编者）观念和教学（教授者）目的上的滞后固陋，这个最简单的原因导致我们的不少接受主体（学习者）一以贯之的不喜欢语文课，把语文视为无用的东西以外，更视为无趣的——这里有必要说一句的是，无用的观点并不早于无趣的观点而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无趣造成了接受主体后来下了“语文无用”的判断——本来，“趣”和“用”就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矛盾冲突，但既然十数年下来的语文教学没有给人好感，没有动人心性，那么以“无用”为借口而拒斥再接受人文的熏陶是最合情的理由。我们因此在痛惜过往的基础语文教育没有给多少人构筑良好的阅读兴趣的同时，更害怕我们的高等语文教育也无法同这一时代的新人们沟通。如果这样，我们的整个语文教学就等于全面告负了。

　　二、更多的《大学语文》教材比这还要等而下之，因袭重复拼凑，无非是职称评定等实际利益驱使下的产物。

　　以固定的称呼“大学语文”来命名高等教育语文课程，在高校非中文专业以公共课身份出现，应该也有二十年历史了。虽然前辈学者多有筚路蓝缕之功，但迄今为止，该课程似乎并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教学思想。

　　一方面，我们有专门的“大学语文”教研室，但往往是“指派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员去教‘大学语文’，而这些教师也是将‘大学语文’作为过渡。”而“如果一个教员老是教‘大学语文’，在科研上也是没有位置的。”“这样的‘大学语文’教学效果值得怀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了‘大学语文’。”——这是来自教学方面见怪不怪的现状；另一方面，还有来自教材编纂方面的随意性——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反映着不同的教学旨趣，从体例到选文内容都大相径庭。当然，大学语文编纂的随意性在某个侧面是编纂者自由和自主选编思路的显现，但比如一册到底全是文言文而命之为《大学语文》在各非中文专业间传授，这恐怕正好给鲁迅所谓“专门家多‘悖’”的说法做例子。事实上，更多的《大学语文》教材比这还要等而下之，因袭重复拼凑，无非是职称评定等实际利益驱使下的产物。因此，可以说，我们要对大学语文教育有所更新，首先要从“悖”和“劣”的教材包围中杀将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首先在教材上实现突围。

　　马原、南帆、肖瑞峰主编的《大学语文新读本》意气峥嵘，胜意叠现。《新读本》欲以文学为母本，展开人文启迪暨增益美学修养的职志。

　　三，一个社会较理想的人文状态应该是拥有广泛的阅读群体，他们通过阅读提升自我的思想和审美境界，领悟人类精神是如何围绕着“真善美”的中心进行着千年不息的努力。

　　《新读本》将选文分为了“中国语言文学传统”和“新文化与世界文学”上下两编，在我看来，这远优于传统习见的《大学语文》的分类法。

　　旧有的《大学语文》教材的分类，有两种常见的套路：一是按文体分类，着眼于文章学的思路，分为“记叙文”、“议论文”等，似乎以培养学生写作能力为教学目的；二是按文学史脉络编排，有点像中文系专业作品选的压缩版。从当下高等语文教学来看，在此阶段我们更值得培养的是青年人的阅读兴趣、思考习惯，以及给予一个良好的人文塑形，因此，执著于文章分类和写作的教学也许并不是最好的编排方式。

　　《新读本》的上下编二分法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学史的分法，但简洁明晰，贯注了良好而不迂腐的文学史识。一个社会较理想的人文状态应该是拥有广泛的阅读群体，他们通过阅读提升自我的思想和审美境界，领悟人类精神是如何围绕着“真善美”的中心进行着千年不息的努力。这可以进而使他们领会到人文这种“无用之用”的可贵和必要，并学会尊重自己的母语文化与文学。

【本站链接】

《大学语文新读本》马原、南帆、肖瑞峰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