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大学语文》“人文性”的课程性质和现实意义
这有《大学语文》课程自身属性的规定性，也有《大学语文》教育所面临现实需要使然。
众所周知，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和学科定位，是大学语文课开设以来一直讨论的中心话题。与中学语文的区别，在高校学科系统中的地位，学生知识构成中的作用等等，成为准确把握大学语文教学所要解决的前提。大学语文的工具说、文学说、美育说、文化说、人文说、思想教育作用、情感陶冶作用、功能单一论，功能综合论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经过几年的讨论，2004年，全国大语学会对大语的课程意义，基本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1）定位：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课程模块的四大块——公共必修课（外、政、体）、文化素质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前沿课）中看，大学语文定位在文化素质课。学会秘书长方志范解释说，大语课程少，所以是“核心基础课”。是语文课，不是文化课，所以听说读写是基础；是综合语文，不是单纯语文，是进入文、史、哲、政、经、法、科、军的基础、桥梁或门槛，所以应当放在基础课、人文素质教育和综合人文性上定位。
2）定性：边缘性（各科边缘交叉）；综合性（大语文观，具有包容的优势）；独立性（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性，任何学科不可替代）；人文性（这是大学语文的本质特征，综合性、一般性的人文教育），比如人文精神、人文素养、人文态度。以中国人文精神为例，有仁爱精神、民族精神、主体人格精神、中和精神、自重自爱的自利精神等。
3）为了强化大学语文课的地位和作用，建设成为精品课程，还设想建立大学语文课程群。即以大学语文为核心课程带动一批选修课，围绕大学语文构成课程系列，比如欣赏、讲座、选修等等。加深内涵，拓展外延。
4）大学语文课程的地位，中国教育部提出就是国外的通识课程。中国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外国的通识教育。
由上述概括可知，人文性是大学语文课程结构地位的必然结果。另外，回答和应对当下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知识失范的现实，更应当是大学语文联系实际的目标责任和必然要求。这个责任要求大学语文必然高举人文大旗。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现实是一个面临双重困境的现实。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历史远远没有完成，鲁迅的立人立国的理想仍在曲折地进行之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还没有完成。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人们所处的阶层发生着剧烈动荡，工人家庭、干部家庭、军人家庭都不是恒久的定位，人的身份地位在短时间内就会产生变化，需要不断修定和确立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坐标，思想认同处于混乱之中，也许昨天还是中产阶级、白领，明天可能成为寻找新岗位人群中的一员；雷锋王杰刘英俊这些道德英雄的认同率已经与白领丽人、成功人士这些创业英雄不可同日而语，先进人物的事迹，远不如时尚明星的消费历险来得刺激。社会交往中，旧的道德知识无效了，新的道德规范没有建立。由于社会转形而道德失范，由于世俗化而精神失落，由于消费本位而审美日常生活化，也由于专业化而使知识陷入“不可通约”的尴尬处境。社会上，包括校园中，消费主义、犬儒主义、大众时尚文化盛嚣层上，粗鄙、眉俗、冷漠、虚无主义成为风气。大学校长读诗张口结舌，学院院长眠花卧柳被公安闹成重大丑闻，高校学生因为感到生活的空虚递次跳楼，因为署名受到导师责难服药自尽，…这些都还是发生在高校这块所谓“有一片净土”的地方。这一切的一切，还仅仅是局限在局部性的，乃至日常性的私人生活领域，至于整体的、国家的公共生活领域，也同样是远远不符合社会的理想范型。
今天的“效益优先”口号下的发展主义生活现实，其实也是我们大学语文所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面队这样物质丰富而精神失落的世界，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教育者自身的操持，另一个就是我们手头三寸粉笔（有限的历史知识和结构知识）。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概念，才会有什么样的世界；建构了终极价值，才能击退物质计算的僭越；树立了精神，才能有效地控制肉体和欲望。因此，我们唯一可以做，按照良心的引领也必须做的，是通过一字一句，在学生的心中，去建立起人生的最高原则——“人的原则”。从而阻止和消弭“事物的原则”对生活的破坏。
我们拿什么给学生，从而面对社会的消费主义狂热和犬儒主义心态，去建立起“人的法则”？
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拥有的“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学”才是我们人自身及其精神的产品，才是我们建立“绅士的个人”的资源，才是我们抬起头、挺直腰的根本。这里所谓“绅士的个人”就是经过训练的，有“教养的人”。（这种“教养”，在台湾中央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则称为“博雅精典”。）这里所谓“人的原则”，就是人文的原则，就是人文的立场、态度和观点。它的反面是“事物的原则，就是科学主义、自然主义、物质主义和发展主义。这是美国人欧文·白壁德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一书中下的定义。
二、《大学语文》如何可能产生“人文性”
从欧文·白壁德这位美国人文主义教育家界定学科（乃至区分事物）的两个原则——“人的原则”和“事物的原则”——来看大学语文。如果将大学语文用“事物的原则”来看待，它属于“语言文字、文献学、语言结构和语言风格”这样的科学研究，这就是我们说的工具性语文。但用“人的原则”来看待大学语文，大学语文中的作品，则不属于文献学，而是属于文学。文学，是一个载体，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历史、道德等等的载体，是具体而微的人的思想、精神、情感、人格乃至品性风度等等的载体。文学中就蕴涵着各种人文性的内容。
从语文中发掘人文性知识如何可能呢？
语文学家申小龙在《语文的阐释》一书中说，中国语文传统（其实所有的语文亦如此）具有这样两个特征：一个是语文具有阐释性。我的理解，语文融经史子集于一体，具有很大的综合性，因此语文有着丰富的阐释资源，乃至于有着为我所需的创生性资源。另一个是语文具有人文性。我的理解，中国语文浸染着中国文化哲学的实践理性内涵，所有语言和文学无不围绕着伦理来展开，因此具有丰富的人文建设正面或反面的资源。
所以，可以这样说，《大学语文》作为古今中外精典之“语言和文学”的集大成者，其博雅经典的作品（以文学作品为主，包括其他文体的作品）构成了一条绵绵不断的人文资源的长河。白壁德在说到“语言和文学”对人文品性的养成机制时谈到：
斯宾诺莎说过，一个人的眼前应当时常出现某种人性的典范。换句话说，一个人应当具有一种他所尊重的人文标准，从中帮助他区分自己或别人身上，什么是创新的，什么又是畸形和反常的。对于这种经典博雅的人文标准，只有少数人可能会通过哲学的洞见获得；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人却是通过对优秀文学作品的认识而达到的。这些杰出的作品就象是一条绵绵不断的金链，把更永恒的作品连接为一个完整的传统。用爱默生的话来讲，这些优秀杰出的作品就象是由同一个绅士所写，本质上是那么和谐统一。所以，总而言之，如果想发扬人文主义，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努力复兴那种今天几乎已经失传的阅读艺术。
三、什么是《大学语文》“人文性”的真命题
——“转型期”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应当定位在何处
我们知道，尽管中外经典浩如烟海，但作品中的人文性内涵不会自动滋养我们和我们的学生。这里面有一个提炼的工作要做。至少目前，我个人的理解，有三个问题在大学语文人文性教育中要解决。
一个是：什么是我们学生当下真正需要的人文素质？思想家李慎之曾经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文章中，给出这样的断语：所谓“人文素质”说到底就是“公民素质”。
李慎之述说道：（在人的素质培养中，）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公民和公民意识。……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前面曾提到中国大学的素质教育，国家教育部将其类同于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然而，在不同的西方大学，出于国情，通识教育的内容性质是不完全一样的。比如在美国突出的是实用性、社会性的普通知识和能力教育；但在法国则突出创造性的普通知识教育，而在同样是东方国度的日本（还有德国），通识教育的内容则是强调关于“民族国家”的普通知识和能力上。这是因为对于后起的东方现代进程中的国家，与建设民族国家相关的知识，远远没有达到合理合法合格的程度，必须补上学生中公民素质教育这一课。合格的国民，才有合格的国家。
同样的东方古老帝国转化而来的中国，有识之士认为，最最缺少的不是别的，而是鲁迅一直在做的工作的继续：培养合格国民（公民），以产生合格的国家。因此，中国的人文素质教育，最直面的现实情景（问题情景），应当是“民族国家”。人文素质教育应当是在“民族国家”的范畴内获得内涵、获得对象，也获得表达。“民族国家”所展开的内容是：
——在社会领域，表现为在民法保障下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的空间；
——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参与政治意志形成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平等权利；
——在私人领域，表现为伦理的自主和自我实现；
——在公共领域，呈现为社会政治权力民主化、合理化的博弈机制。
而这民族国家现代性历程实现的标志，则在于一个人“主体的自由”是否实现。也就是李慎之所说的，是否把“子民”、“臣民”经过启蒙，教育为“公民”。
所以，面对“民族国家”现实情景，中国的人文问题首先是公民问题；人文素质的真实问题应当首先是公民素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民思想意识、公民精神、公民情感、公民人格乃至公民品性风度等等。然后才是其他人文问题素质。
由此产生另一个问题：如何从大学语文作品中选择真正的人文性资源？
我们知道，大学语文所选的经典人文作品是由东方和西方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分别处理和分别看待其中的人文性内涵？这是大语人文性教育教学的具体实践。这里先谈如何处理对待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人文传统。
李慎之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两个概念作了有效的区分。对我们如何选择和对待传统文学作品的人文性内涵具有极大的启发。他说，必须分清它们所包含的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
“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如《周礼》中的许多规矩、制度，也就从传统文化变成已死的“文化遗迹”了；外来的东西，只要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了，与中国文化接轨而融合，它就可以称是融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们今天是没有人会把它看成是传统文化的，但是再过若干年，它们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看胡琴、金刚经……一样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著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是一种惰性力量（或日惯性力量）。它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作为意识形态也可以用别的概念来总结中国的文化传统，如由范文澜发明的“史官文化”，又如各派各家部标榜的“道”，“理”，甚至“天人合一”、实用理性、忧患意识、乐感文化……等等。李慎之认为，这种种概括“意识形态性的文化传统”的概念，过分抽象，暖昧不清；只有用“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才能满足“文化传统”的定义各方面的要求。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正是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因此根据李慎之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定义是：“专制主义”。
这样，在我们大学语文人文性内容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在挖掘中国文化中的人文资源时，就要清理出意识形态性的、负面性质（对建立“主体的自由”而言）的“文化传统”，予以批判。李慎之说：
只要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广大部分，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可以而且应该继承发扬，即使是儒家与法的学说，也都有应该继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但它并不难转化出民主主义来。古人的许多嘉言酪行都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的源头。孔颜孟□、程朱陆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国彻底清除了专制主义之后，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会与教皇的专横腐败以后发畅光大一样。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也可以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轨。不过要注意，说“王子犯法”，而不说“皇帝犯法”，就表示统治者是高居于法律之上的，因此还不是现代的法治而只是专制主义者的法制要警惕。孔子的一些话，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还有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简直可以说完全与现代的个人主义相通。同样孟子给大丈夫“下的定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不但在历史上已为十所取法，在明天还可以为更多的人取法。更不用说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了。
胡适有一篇题目为《自由主义》的文章，也是这样，从传统文化中积极挖掘现代“自由主义”的因子。
归纳起来，大学语文人文素质教育的真问题应当是“公民教育”的内涵。对于中国文化资源，只有在区别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后，才能挖掘和传承出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中的现代人文性素质的因子。而对于西方经典作品中人文资源的发掘，由于其本然的现代性知识属性，可以比较容易地提炼出里面的现代性社会知识和现代性人格的人文资源。其核心词就是：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自我意识、权利意识和法的精神。
说到最后，想借手头一个大学的《通识课程目录》作为发挥个人想法的引子。其中有一个通识课叫《中医药与保健》。我的理解：这个课程是想要学生获得身肥体壮的普通知识（通识），或者说中医药保健养身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素养。我设想，如果我们的通识课程都建立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层面，我们成功的通识教育，最多培养出来的是一个有传统品位和涵养的人。但没有建设性，乃至批判性的通识教育肯定是远远不合转型社会现实要求的。这使我想起了一位美国哲学家的一句话，意思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当然论断里有很强的实用主义味道，比如他没有设想康德的纯粹（理性）精神领域，而是始终对准一个活生生的人）。学生通过中医药保健获得了健康体壮的身体，但是他获得了“主体的自由”了吗？其实，套用美国这位哲学家的话说，“主体的自由”的问题根本上其实也是个政治问题。一个人只有最后获得政治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行动的自由。而个人政治自由就是个人权利的自觉和获得。否则，再健康的身体，如果没有政治权利来不断开拓思想和行动的公共边界，没有政治权利意识的引领和保护个人已经拥有的政治权利领地，最多也是一头猪圈里脸泛红光、步履闲适的庸众的一员，而且时刻面临着活动领地被缩小的危险，直到剥夺行动和思想，直至被剥夺生命。自古以来的许多大名鼎鼎的文化人的下场都是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