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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摘要(13)周作人的《杨柳》
【时间:2018/3/14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631 次】

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十三篇:周作人《杨柳》(1935)
 
 
    周作人的《杨柳》,初发表与1935年《独立评论》第149期,后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苦茶随笔》。这篇文章以今天的文体标准看,谓之随笔则可,谓之论文则不像。然而周作人关于“论文”的概念原就与人不同,他那篇著名的《美文》云:“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按这标准,《杨柳》岂不就可算是“美文”性质的“论文”?这是本书录入此篇的一个理由。
 
    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周作人是与“大一国文”较少关系的,甚至是直接拒绝与“大一国文”发生关系的,这从他最早应邀到北大教书时的反应便可证明。据周作人晚年回忆: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上午到遂安伯胡同访蔡校长,又没有见到。及至回到寓里,已经有信来,约明天上午十时来访,遂在寓等候。见到了之后,则学校功课殊无着落,其实这也是当然的道理,因为在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还是来担任点什么预科的国文作文吧。这使我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非我能力所及,但说的人非常诚恳,也不好一口拒绝,只能含混的回答考虑后再说。这本是用不着什么考虑,所以回来的路上就想定再在北京玩几天,还是回绍兴去。十日下午又往北大访蔡校长,辞教国文的事,顺便告知不久南归,在校看见陈独秀、沈尹默,都是初次相见,竭力留我担任国文,我却都辞谢了。到了第二天,又接到蔡校长的信,叫我暂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充任编纂之职,月薪一百二十元,……便即留下……”
 
    五年后,周作人又经胡适介绍去燕京大学兼课,虽然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新文学组的功课,但是和北大预科国文又几乎没有不同,日后周作人在《关于近代散文》一文中回忆说:
 
    “十一年夏天承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叫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所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我被这新字所误,贸贸然应允了,岂知这还是国文,根本原是与我在五年前所坚不肯担任的东西一样,真是大上其当。这不知怎样解说好,是缘分呢,还是命运,我总之是非教国文不可。” 
 
可见尽管拒绝,终于还是教了这预科国文性质的课。而且根据冰心的回忆,周作人在燕大或许真的就授过“大一国文”课呢,她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回忆说:
 
    “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当了一名讲师。……我教一年级必修科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 
 
这岂不是说另外那些能听懂“江南口音”的学生的“大一国文”课就由周作人等先生来教了吗?这或许就是《杨柳》中所说“有一个时期我曾在某处教国文,担任过本一的作文三年”。
 
    除了燕京大学,这篇《杨柳》提到的教学经历还让人猜测和北京女高师(即后来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大一国文”课也有关,因为文中说到学生用的都是“她们”:
 
    “我平常不大出题目,这些学生觉得不便,叫她们自己出呢,大抵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类的大题目,文章又照例是空泛的。劝她们改做小题目,改用白话试试看,做成之后作者自己先觉得可笑……”
 
    周作人从1920年9月起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虽然聘他的时候是要他开 “欧洲文学史”,实际上他在女高师的这些年里所做的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其中就包括作文的教学,而该校本科一年级的国文课即名为“国文讲读作” ,这让人有理由猜测文章中说的“她们”可能和这段经历有关。这又让人猜想,日后北京女高师涌现出苏雪林、庐隐、冯沅君、程俊英、石评梅、陆晶清等一批女作家,是否与作者当日的作文试验有关系?虽然还只能是猜测,但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下面分析一下这篇《杨柳》的内容。案周作人年谱1935年4月记:
 
    “本月  作《杨柳》,载5月5日《独立评论》第149期,署名知堂,收《苦茶随笔》。本文针对学校国文考试中多有‘古学或策论的试题’,而主张‘要考学生的国文程度须得赋得杨柳’,因为‘题目平易则人人各尽所能,各人可以写出一篇来,各人的能力大小也都可以自在地表现在里边,写的不大苦,看的也很容易。’” 
 
    这段话大致说明了《杨柳》的主旨。周作人《杨柳》中还有一些话是表明他对于大学国文课定位的意见的,也很重要。他说:“所谓国文,特别在考试时,干脆地一句话实在即是作文,即现今通用文字的应用。”这是何等的简约,比较我们今天争论的语文是“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人文”“语言文化”等等,夹杂不清,和周作人的意见相比,岂不统统都是庸人自扰?周作人自己就是国文写作的高手,所以教起来得心应手,在文章中介绍教学经验说:
 
    “有一个时期我曾在某处教国文,担任过本一的作文三年,所得的结果可以分两点来说。一,作文练习是很有实效的。老实说我实在是很懒惰的,学生作文我未能一一细改密圈,不过稍为批点,指出它的佳处或劣处罢了。到了一年末了,除了本来中了古文毒不能写的之外,进步显然,就只这二三十次的习作并不靠删改的帮助已经发生效力了。”
 
    当然要做到这一条也并不容易,因为一个班有三四十名学生(前面冰心说到的),一年内二三十次的习作,就要批一千多本作文,作者又在多处兼课,工作的辛苦可以想见。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坚决反对在国文教学中做古文,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作者把新文学精神带到国文教学中,主张作文要贴近生活,赋得杨柳就是好题目。同时还明确提出:国文不是国学,不要弄到哲学和文学史的范围里去。这对于今天的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都有借鉴的意义。
 
 
 
 
  【参考资料】
 
  周作人自编文集《苦茶随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版
  止庵《周作人传》,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
  姜丽静《高等教育创办的非常规个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报》2009年10月,第22页
  王翠艳《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6月版
  何玲华《新教育?新女性 北京女高师研究 1919-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胡楠《周作人在燕京大学》,《上海书评》2014年7月27日
  “《杨柳》导读”,何二元主编《大学语文》,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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