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说过：“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不过，我们常常忽视了，鲁迅先生接下去又提议说：“新闻上的记事，拙劣的小说，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记事，那小说，却并非文艺──这就是‘不应该这么写’的标本。”新闻属应用语体，因此，鲁迅先生的意思，扩大开来，也可以说是不但主张文艺文要有内部的比较，而且可拿应用文比较，亦即：从文艺文一面可以知道应用文“不应该那么写”，从应用文一面可以知道文艺文“不应该那么写”。

    比较，确是应用写作研究的一把钥匙，据此，笔者主张建立一门“比较应用写作学”。比较的最佳文本，据笔者观察，当属中学语文教材。中学语文教材对文体进行综合编排，最便于进行比较，而在中学后语文教学中，文体便分流了：一支向着中文专业，一支向着应用写作。因此，从教学的角度看，中学是文体比较的最佳时机。即使中学后教学，无论中文专业或应用写作，以中学语文教材内容来说明“应该这么写”和“不应该那么写”，也总是最易为学生领悟与接受。

一

    目前的中学语文教材，以单元的形式分文体为九种，即：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文言文（见高中教材各册说明）。其中文言文是相对于白话文的一种语体的划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是文学分类，剩下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四种，我们可以借用以前教材曾使用过的“普通文”的说法加以归纳，从而全部九种单元文体可作如下排列：（见图一）

    其中“普通文”的内容比较复杂，按照严格的逻辑划分，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之间，起码有两层关系，首先是按写作目的，是用于欣赏还是实用，可分为文艺文与实用文，然后按写作手段主要是记叙、议论还是说明，分别又可划分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即：（见图二）

    所以，“普通文”内部，不应是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的四分法，而应是文艺类记叙文、文艺类议论文、文艺类说明文和应用类记叙文、应用类议论文、应用类说明文的六分法。

    “普通文”而又有文艺文，这就和统括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的“文艺文”发生交叉，这是中学语文教材文体划分的不科学之处，“普通文”本是一种广义的散文，其中包括文学的散文和文章的散文，所以文艺文中的两个“散文”单元本也可以放到“普通文”里去的， 比如高中第一册的“散文”单元和同册第一单元的“记叙文”，高中第二册的“散文”单元和同册第二单元的“记叙文”，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两个“散文”单元也有用处， 我们可以以它们为标准，区分“普通文”中的“文艺文”和“应用文”。

二

    将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的四分法改为六分法，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应用文得到了强调，从原来在“普通文”中四分之一的地位变成二分之一，即半壁江山。

    中学语文教材中原来标明“应用文”的内容，初中有：日记、计划、读书摘记、会议记录、消息、电报稿、通知、启事、说明书、申请书、阅读提要、写作提纲、书信、感谢信、表扬信、祝贺信、倡议书、建议书、读书笔记（心得）、实验报告、广播稿、调查报告、总结等23种，但都没有进入正式单元编排，而是放在各单元后作为一种练习的形式，所以数目虽不少其地位却偏低。高中安排了两个正式的“应用文”单元，其中包括调查报告、总结、请示；计划、简报、合同5个文种，另有两篇“基础知识”，讲了应用文的主旨、材料、格式和语言，相对于整个高中阶段三年六册书，其分量显然是偏轻的。

    然而，应用文这种地位偏低分量偏轻的现象，只是一种假象，造成这种假象的原因，在于普通文的“四分法”。在排除了记叙、议论、说明的文体后，应用文就剩下了上述非常狭义范围，叶圣陶先生将这种狭义的应用文准确地称为“公式文”。其实，即使是“公式文”，也总是或记叙或议论或说明的，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明确说出的便有：

    ──日记“可以是记叙、议论、说明”；
    ──感谢信的内容，“要写明在什么时间、地点，因为什么事情得到对方哪些帮助、支援”（记叙）；
    ──表扬信，“要把被表扬者做好事的时间、地点、原因、事情的经过及结果，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叙述清楚”（记叙）；
    ──倡议书，“要说明发出倡议的原因、目的，倡议的内容”（说明）；
    ──建议书，“讲述自己的看法，提出某种积极的主张。要把情况分析清楚，理由讲得充分明白，建议提得合理”（议论）；
    ──实验报告“是一种说明性文体”；
    ──广播稿，“可以写新闻报道、经验介绍、短评、说明文”；
    ──调查报告“主要用说明的方法式，有时也兼用记叙和议论”；
    ──总结，“把零星的、肤浅的、感性的认识上升为全面的、系统的、理性的认识”（议论）；等等。

    因此，即使是将狭义应用文“公式文”排除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单元，也是没有道理的。而广义的应用文与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更有密切的关系。取了“六分法”的视角看，记叙文中的报告文学、通讯，议论文中的政论文，说明文中的科普文，都是可以归入应用文的。因此，中学语文教材中普通文的起码一半，都属于应用文，完全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地位。

    这是一种广义应用文的概念。

    有人把这种简单 “公式文” 以外的广义应用文称为“兼类”，这个说法从字面上看虽不够明确 （究竟是文艺文而兼应用文呢， 还是应用文而兼文艺文？），不过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借用一下。

    “兼类”现象的出现，总是艺术高层次发展的标志，比如诗与画，诗与音乐，书与画，音乐与建筑，这些艺术总是在高层次中互相侵入，钱钟书先生称这种现象为“出位之思”。“兼类文”将应用文研究导入高层次，反过来又促使我们对“公式文”有更准确的认识。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有利于对猿体的了解，低级阶段的特征总须在高级阶段才显现得更为清楚（大意）。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兼类文”会冲垮我们基于“公式文”而形成的对应用文的固有认识，它们只会使凝固于“公式文”中的应用文的种种特征，变得生动起来，流动起来，从而改变我们的应用文教学的低层次和枯燥乏味的现状。

    下面对“兼类文”的应用文特征试加描述：

    报告文学、通讯，属记叙类应用文。它们都是新闻语体，而新闻属于应用文这是毋庸置疑的。有人却偏要争论报告文学究竟是报告（新闻）还是文学，想要摆脱应用语体的约束，结果是招致了一系列的新闻官司。不过对于具体作品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新闻的最重要的时间因素渐渐淡化，其文学因素便会越来越占上风，比如写于抗美援朝时期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今天读来，便宛然是一篇文学散文。

    政论文，属议论类应用文， 其基本目的是为了政治斗争。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议论文”单元篇目，基本都属此类。近年来的《大学语文》，也受中学语文教材影响，作议论、说明、记叙这样的单元划分，而又取了狭义应用文的视角，不赞成入选应用文，说：“若以‘应用文写作’替代‘大学语文’，就会大大降低课程应有的质量”（见《前言》）。然而翻开《大学语文》，前三篇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发扬伟大的创业精神》（人民日报社论）、《科学的春天》（郭沫若），都是议论类应用文。比较复杂的是杂文，原本都有较实用的目的，只是借用了文艺的形象手法， 如何到了鲁迅先生手里， 便成为“文艺性论文”，侵入到文学殿堂？这既是文艺研究的题目，也应该是应用文研究的题目。

    科普小品，属说明类应用文，然又须分析。教材说：“说明文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以语言平实见长， 有的生动活泼富于形象性。”如《语言的演变》、《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等篇，出自语言学家和科学家之手，写得较平实，更接近科技论文，属应用文无疑。《景泰蓝的制作》，作者是文学家， 写得又生动， 《南州六月荔枝丹》，收在《碎锦集》（“锦”者，文也），更接近于文艺小品，是否可考虑为文艺文？“兼类文”鉴别起来虽说麻烦，但能逼着我们细细推敲文艺文与应用文的界线，从研究的角度说，终归是有益无害的。

三

    “六分法”的最大好处，是将应用文与文艺文摆在了全面比较的地位。不但是应用文与文艺文，而且下属各体，甚至各体中的各要素，都可作逐层逐项的比较。

    １．应用类记叙文与文艺类记叙文的比较

    记叙文有六要素，应用文，拿新闻来说，也有“五Ｗ”，两者基本是吻合的。不过既然写作目的不同（欣赏与实用），又会有根本区别。

    文艺文的时间，可以上下几千年，新闻写作则有严格的“时效性”，消息通常报道当天或前一天的事，而且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还在提前，晚报和下午版的大量问世，既是证明。通讯可稍迟，但一般也不会迟于一、两个月。文艺文的时间，可以表述得较含糊，比如“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那天早晨”，新闻则必须把何月何日何时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用“电头”的形式加以明确。

    文艺作品的地点，可以是虚拟，也可以用字母代替，如鲁迅小说《一件小事》的“Ｓ门”。《药》的故事发生地本为实有，却故意隐去“古轩亭口”的“轩”字，以免过于坐实，影响作品的普遍意义。新闻的地点却必须具体真实，近年来新闻报道中出现一些“Ｘ城”之类的地名，事后揭露出来往往是制造假新闻的障眼法。
    文艺文的人物是艺术典型，虽有现实生活中的模型，但可进行艺术加工。比如鲁迅小说《一件小事》，作品中的“我”，虽有作者的影子，而又不简单地等于作者。《阿Ｑ正传》用“赵太爷”“钱太爷”这两个“百家姓”上最初的字作人物姓氏，“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应用文则不然，《谁是最可爱的人》尽管有文彩，却严格遵循生活真实原则，乃至几十年以后，人们仍可从“松骨峰战役”烈士名单的线索中，发现至今仍然活着的“烈士”。

    文艺文中的事件，在生活中可能发生而不必实有，比如鲁迅先生的亲兄弟乔峰先生回忆：“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 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 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夏衍的《包身工》则不然，为了写得真实，他冒险到包身工住的工房实地考察，又连续起早贪黑足足做了两个多月的“夜班”，观察包身工们上班下班的生活，然后根据获得的第一手的翔实资料，写出这篇力作。

    将文体辨析运用到作文教学，则命题须首先应交代清楚是文艺文还是应用文，文艺文允许虚构，甚至可以有《2000年回母校》这样的题目，应用文则必须引导学生文外的采访调查考察，绝没有虚拟的自由。除真实性以外，还有一些别的区别也须注意，比如新闻的人物必须是新闻人物，事件必须有新闻价值，“记一个熟悉的人”、“记一件有趣事”之类的题目，便不一定都能写成新闻。

    ２．应用类议论文与文艺类议论文的比较

    有人以为应用类议论文简单，其实不然。林默涵的《说“小”》，是一篇文艺类议论文，其中说：打仗没有指挥员不行，可是没有战士、炊事员同样不行。作为文艺漫谈，自然不成问题。可是，移到应用写作范畴，比如一个科研单位，科技人员得了发明奖，假如炊事员也来伸手，引起经济纠纷，该如何进行评判呢？这里就要涉及到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就要涉及到政治经济学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知识，谁说简单呢？

    从写作的过程看，应用类议论文也更严格。文艺类议论文的论点往往是预定的，比如“青春是美丽的”“要珍惜时间”之类，都是老生常谈，就看发挥得是否精彩。应用类议论文则不然，《中学生定向指导的状况与分析》，结论须在调查之后，绝不会在调查之前，真正符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自然文艺类议论文也有它的优势，特别是经鲁迅先生改造成功的杂文，已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品种，应用类议论文似乎还没有这样成功的例子。

    ３．应用类说明文与文艺类说明文的比较

    说明文本来都似有实用的目的，因了表现手段的不同，而有了区别。中学语文教材说：“说明文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语言平实见长，有的生动活泼富于形象性。”那语言平实的便基本是应用文，那生动活泼富于形象性的则可划归为文艺文，两者的区分虽微妙，但只须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去，便可了然。比如《南州六月荔枝丹》，是一篇文艺性很浓的说明文，把有关荔枝的知识介绍得趣味盎然，然而，假如我们是从副食品商店买来一盒荔枝，其包装说明书上赫然写道：“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做‘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焰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消费者读之，十有八九要愕然。为什么？因为这种语体不该出现在这里，这里本应是一篇平实朴素的食品说明书。

    根据修辞手段的不同，是积极修辞还是消极修辞，也可区别文艺文与应用文。比如《中国的石拱桥》，语言富有文彩，如说：“石拱桥的桥洞成弧形，就象虹。古代神话里说，雨后彩虹是‘人间天上的桥’，通过彩虹就能上天。我国的诗人爱把拱桥比作虹，说拱桥是‘卧虹’、‘飞虹’，把水上拱桥形容为‘长虹卧波’”。据此，尽管作者是桥梁专家，是否也可考虑将此文归为文艺类说明文。而作者回答育才中学学生的问题时说：“卢沟桥的各拱长度如下：中间一孔最长，为21.6米，往北去的五孔是21.2米，20.5米，19.7米，1 8.6米，16.0米……”便换了平实的写法，属应用类说明文无疑了。

    顺便提及，按语言学习的顺序，应该是先学消极修辞，然后再学积极修辞，也就是说，要先把话说明白，然后再考虑鲜明生动，因此，中学语文教材似应讲一下消极修辞才是。

四

    搞清了中学语文的文体布局，利用这一文本进行“比较应用写作学”的研究也就较为可行了。这里简单提出几点意见：

    １．应用写作教材不应脱离中学语文基础，搞成空中楼阁，这样才能既保持知识的连续性，又避免应用写作教学枯燥乏味的状况。

    ２．应用写作教材不要怕引进文艺文比较会不伦不类，目前单一的“应用写作”教材已编得太多，编一本“比较应用写作学”教材坏不了大局。

    ３．应用写作教材在进行文体比较时， 一定要对中学“普通文” 作仔细的鉴别，尤其对“兼类文”的引用，务必十分谨慎。

    ４．在教材未能改革之前，应用写作课教师不妨在教学中先行试验，为此，应该认真研究中学语文教材。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