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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何二元导读)
【时间:2019/6/26 】 【来源:《民国大学国文研究》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236 次】
    徐中玉1948年发表的《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是民国大学国文的重要文献。他是民国大学国文最后一位研究者,三十年后又成为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倡导者,并在其后四十年里成为大学语文的领军人物。徐中玉的存在证明了民国“大一国文”和今天大学语文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此文发表于1948年,徐中玉先生这张老照片可能是最接近那个年代的。
 
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
 
徐中玉
 
    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近年来始终是一个问题,讨论得似已不少,可是一般说来,仍旧没有什么显著的进步。
    首先是教材的问题。三十一年教部聘请几位先生拟定了一份“大学国文选目”,以后就颁发给各校饬在第一年级一律遵用。我不知道“遵用”的究竟有几所学校,因为颁发后的五年来我教过的三所国立大学 都并未遵用这个选目,而且我还知道其他几校也一样没有遵用。没有遵用的原因,一部分也许由于“感情上的不愿意”,彷佛采用了别人编选的本子足以“减自己威风”,因为我看到有些别编本其实并不比部定本好些。不过这究竟只是次要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部定本在实地教学上不但多困难,而且也很少效果。
    谈到效果,就不能不先说明我主张的大一国文目的是什么。大—国文教学的目的,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应有其独自的目的,和高中的不同;另一种认为大一国文不过是高中国文的延长,因为中学程度低落,才来设立这个课程的,所以大一国文只是一种补救的局面。比较上,我同意后一种说法,因为事实上的确如此,也只好如此,充其量,不过是在大学里再在学生的国文训练上增加补充一点而已。按高中国文教学的目标有四:
    (—)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二)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
    (三)陶冶学生文学上创作之能力;
    (四)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这四项目标,在高中阶段是否完全适宜,是一个问题,但若用来作为大—国文的教学目标,我以为也尽够尽够了,所以我认为用不着再在大一国文上来耍什么徒然的文字花样。而且,大一国文是各院系共同必修的,对某院某系合适的规定,未必对别院别系也一样合适。
    大—国文教学不必另外为它规定独自的目的,不过在前述高中国文教学的四项目标中,它应该比较注重在第一项,也就是,它应该比较注重在“如何与作文取得连系,而于作文训练多少得一些帮助。”(郭绍虞先生:《学文示例序》)
    大一国文既应重在作文的训练,希望学生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和用“近代文言”写作明白清楚的文字,所以教材的编选就当准此而行。然则,现在大多数的教材却都不是准此编选的,教材和作文训练的目的脱了节,所以大一国文的没有显著进步,便成了意中之事。
    部颁的大学国文选目,其中几乎全是周、秦、两汉的诗文,唐、宋文只有十七篇,明、清文各只一篇,近人的作品一篇也没有。选文的内容且不谈,就时代的分布讲,这个比例就是颇可非难的。至于各校自编的呢?有些我不曾看到,当然不能臆说;就我看到的三种而论,也各不相同;不过以中山大学与山东大学的两种来讲,那么其中都已选用相当数量的语体文,至少这一点已是比较进步了。
    大一学生的作文,近年来十有九个都是写的语体,这是事实,而且也应该如此。既然事实是如此,又正应该如此,为使阅读与写作能有联系,教材中便应当有语体的文字。近年以来,虽然是笃古之士也很少敢发“语体文不收”的议论了,这是语体文发展的又一明证,然而这种发展如果得不到课堂里的指导和鼓励,仍必很迟缓的。从另一角度看,在教材里坚持不用语体文,正是想遏阻语体文的发展于万一,他们无法禁止学生不写语体,于是就想在这上面来获得损失的报偿。可是学生的作文训练却不能不因此受到损害了!教的与写的毫无关系,于是教的既难生兴趣,写的又毫无所受益,他们的写作若不是靠自己课外阅读得点好处,国文科对他们会有什么帮助!
    大一国文教材当然也不必全是语体,语体的分量当然也不必超过二分之一,文言文应该选授,不过只应该多选近代的和中古的文言文。为什么要多选近代的和中古的文言文?这也是为学生的作文训练着想。在目前,大学生的确仍有学会写作梁启超、蔡元培式文言文的需要。近代的和中古的文言文对于写作这种方式的文言文可以有帮助,因为它们的字汇调子,和这种方式的文言字汇调子比较接近,容易学也容易应用。周、秦、两汉的文言文,不但不易学,而且学了也无多大用处。就前者讲,可以学生读了许多古文却绝作不像古文为证明;就后者讲,现在需要的文言文也不是这一种,所以更不必学。中古以上的文字应该尽可能的不选。
    以上大致是就教材的形式说,讲到内容,我以为一般选文都太看重了学术性、思想性和道德性的文字。这种性质的文字,若是语体的和带有现代精神的倒也罢了,偏偏是古文的,而且其精神也不一定健全。这一类文字,惟其比较深奥——意义与文字两方面都如此——所以不易引起学习的兴趣;又惟其所涉极广,教者未必统统内行,教者自己且不必完全透澈,所以无怪学生更如坠入五里雾中了。我总感觉,要以国文科来代替学术史思想史甚至所谓“固有文化”的传授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但学者不可能接受,教者也不可能传授。一定要传授,一定要接受,其结果便是双方都感到困难、无趣,白费精力与时间。我又感觉诧异,既然希望学生了解“固有文化”之类,又为什么一定要选定古人的单篇来讲?这些单篇,不但难懂,而且就是懂了也仍不足以知道多少“固有文化”,因为这些单篇有时连他本人的整个思想都不一定能代表,更不用说一个派别、一个时代、一种学术了。对于“固有文化”之类的研究讨论,现在人尽有不少好文章,这种文章既好懂,又是研究讨论的结果,比较客观周密而有系统,为什么不用这种文章做教材呢?用这种文章做教材,“固有文化”和作文训练两方面就都可以顾到了。
    大一国文教材的编选,由于种种关系,在短期内恐怕还无法取得一致,不过只要不是抹杀事实,想对学生有所帮助的人,便总不会不向改善——也就是多多编选语体文和近代文言文这条大路上去走。此外,我也赞成陈觉玄先生“应多选文目”“供各院系酌量选授,庶有伸缩馀地,”和“应增选关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说明文,供法商农工各院教学之用”的意见。(陈先生《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一文,本刊廿四期)丁易先生说的教材“应以说理和叙事的散文为主”一点(丁先生《论大学一年级的国文》,本刊四十一期),我也认为值得重视。
    大一国文教学的缺少进步,教材不当是重要原因,不过和教者亦有关系。有些学校不知重视这门科目,有些资深教授不愿意担任这门科目,于是国文课便成了资识俱浅者的分配物。国文课又确实辛苦,因为有许多文卷,许多学校又不肯为文卷之多就减少教授授课的钟点。惟其文卷太多,无法应付,于是就有人竭力减少习作的次数,甚至于一年之中一篇都不作。作了也是发还无期。较好的便以读书报告来代替,可是对读书报告严格审阅的毕竟也不多。教者未必高明,练习又等于没有,当然进步就更难了。
    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应该而且也可以改善。国文每班的人数应以二十五人为度,三班九小时七十五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勉强还可以来得及。每班人数如果超出三十人,便当减少授课时数为两班六小时,否则,也当另外致送一点报酬。主持系务的也不妨规定每一重要教授都得担任一班国文。这个办法有许多学校如此做,成绩不坏,在学生的心理上可以引起一种重视。各大学那里没有多少冗员?少用几个职员,就可以多聘几位教授了,在国文功课上来省钱,不但太笨,简直是罪恶。
    经常的习作是需要的,课外的指定阅读也仍需要。课外应该指定他们读整部的书,新旧文学作品都可以,须将读书报告呈缴,作为平时的成绩。报告的内容至少要包括全文大意、主要思想、表现上的特点、读后感想等项。教材应该配合作文训练的目标,课堂上的讲授也应该和课堂下的自动的阅读与练习相配合,在这两种配合之下,我相信学生的进步是可以有把握的。同时我相信郭绍虞先生所编的学文示例(开明印),如果用作教材(另外再补充一点)或课外指定阅读的材料(其中之一),将能很有助于这两种配合。
 
录自1948年《国文月刊》第67期第6-8页 
 
 
【导读与研究】
 
    徐中玉(1915—),江苏江阴人。1934年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发表小说、散文等。1938年转入重庆中央大学,1941年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毕业。先后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沪江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任上海作协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首任会长。其文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结集成《徐中玉文集》六卷 ,他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发行量超过三千万册。
    《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是其《国文教学五论》中的第四“论”。上世纪40年代,人们开始把关于大学语文的讨论纳入到中文系科目讨论大框架中,徐中玉此文也不例外。《国文教学五论》大标题下有一个篇目索引:一、关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上的病蔽;二、关于大学中文系教学的目的;三、关于“读书指导”一科的内容与教法;四、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五、关于高中国文教材。——本文即选自第四篇。
    文章首先从部颁教材《大学国文选》说起,认为这个教本“在实地教学上不但多困难,而且也很少效果”,因此很少学校尊用。接着讲他主张的“大一国文”目的,认为“大一国文不过是高中国文的延长,因为中学程度低落,才来设立这个课程的,所以大一国文只是一种补救的局面”。这和叶圣陶及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既然如此,就仍然只能拿高中国文教学的目标来要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作文的训练。大学生作文应该用语体文,然而部颁教材全部是文言文,所以这个教材是不适用的。文章就这样逻辑严密地论证了为什么不赞成部颁教材的理由,同时把对“大一国文”的讨论纳入到新文艺进大学课堂的大题目中。
    尽管部颁教材是专家们声称收集统计了20所高校教材得出来的,但是作者认为各地校本教材也并非都是文言文,就他看到的中山大学与山东大学两种教材来讲,就都选有相当数量的语体文。作者所说的这两种教材不知具体所指,笔者见到中山大学一种,为孔德编选,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出版发行,1947年11月版。计选文20篇,如下:
 
    一 孔子在陈章(孟子)
    二 劝学篇(荀子)
    三 胠箧(庄子)
    四 东南形势论(顾炎武)
    五 论国家思想(梁启超)
    六 史学论略(唐才常)
    七 文学论略(章绛)
    八 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
    九 元剧之文章(王国维)
    十 春秋左氏传序(杜预)
    十一 译天演论自序(严复)
    十二 史记刺客列传(节录)(司马迁)
    十三 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
    十四 故明督师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忠正公传(王先谦)
    十五 资治通鉴肥水之战(司马光)
    十六 登大雷岸与妹书(鲍照)
    十七 与孟东野书(韩愈)
    十八 说京师翠微山(龚自珍)
    十九 观车利尼马戏记(闵萃祥)
    二十 白雷登海口避暑记(薛福成)
 
虽然仍是文言文占多数篇目,但是其中清末民初的“新文言”占了三分之一强,与部定教材大为不同。山东大学的国文教材笔者一直没有找到,但是朱自清在《论大一国文选目》一文中曾说过:“作者曾见过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国文选目,入选的多是历代抗敌的文字,据说学生颇感兴趣。”看来这是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的教材。
    本文把教材分为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文言文语体文说的是教材形式,接着又说内容,认为一般国文教材(包括部颁《大学国文选》)“选文都太看重了学术性、思想性和道德性的文字”,文章认为“要以国文科来代替学术史思想史甚至所谓‘固有文化’的传授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但学者不可能接受,教者也不可能传授。”文章提出的这个问题实乃百年大学语文根本性问题。
    作者又引陈觉玄和丁易的文章为支持,陈觉玄文章指其发表在1943年《国文月刊》第24期上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丁易文章为发表在1945年《国文月刊》第41期上的《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陈觉玄文章提了6点意见,其中第1点是“应多选文目一百篇至百二三十首,供各院系酌量选授,应有伸缩余地”;第3点是“应增选关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之说明文,供法、商、农、工各院教学之用”。丁易不赞成把“大一国文”教材编成文学选本,主张“应以说理和叙事的散文为主,而以文艺作品为副,其比例最好是七与三”。作者对他们的这些意见表示赞同,认为值得重视。
    最后文章又简略谈到了师资、学校管理、学生学习等问题。由于有些学校不重视这门课,一些资深教授不愿意教,只能由一些“资识俱浅”的人来教,这样师资就有问题,建议系务规定“每一重要教授都得担任一班国文”。同时作者又设身处地体谅“大一国文”教师的辛苦,建议学校要减少国文教师的授课钟点,控制班级规模,“每班的人数应以二十五人为度”。学生学习方面,除了课堂学习外,还要增加课外阅读,“课外应该指定他们读整部的书”。这些意见都非常中肯,又具有可操作性,可惜无论是民国高校还是今天的大学领导,都很少能倾听这样的意见。
 
附记:
 
    徐中玉说:“就我看到的三种而论,也各不相同;不过以中山大学与山东大学的两种来讲,那么其中都已选用相当数量的语体文。”除了导读中列举的中山大学国文选教材外,本书前面“杨振声篇”还说到西南联大的国文教材,也是有语体文篇目的,此外,还可以再列举几种——
    30年代,《复旦大学一年国文讲义》(汪馥泉选讲),分甲编乙编,甲编中的语体文有《人生真义》(陈仲甫,即陈独秀)、《日本讽刺诗选》(周作人译)、《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日本俗歌选》(周作人译)、《汉字革命》(钱玄同);乙编中的语体文有《我的人生观》(仲九)、《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历史的汉字改革论》(疑古玄同)、《文法学之发生》(杨树达)。
    1936年启智书局出版发行的《基本国文》(编者顾名)分五大部分,各部分均选有语体文,其中第一部分中的语体文就有《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宣言》、《欧洲新教育的奇迹》、《杜威论思想》、《二重思想》、《打破思想界的四种迷信》、《中国学术年表及说明》、《学者的态度与精神》、《愚公移山》、《宗教之信仰》、《精神独立宣言》、《主义与他的制限》、《清代三百年思想的趋势》、《近世学术观》。 
    1935—1936年《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不但选有少量语体文,而且附有语体文专书目录,要求学生课外选读。教材编写说明第六条说:“近人所著,其已有专籍者,兹略指数种,作为课外阅读教材,仍宜携登讲席,以便讲授参考。简举如次: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皮锡瑞《经学史》(周予同注)、梁启超《饮冰室全集》《饮冰室丛著》等、胡适《上古哲学史大纲》、《胡适文存》初集二集三集四集等、周作人《泽泻集》《夜读抄》《知堂日钞》等、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二心集》《三闲集》等、凡龙《圣经的故事》《人类的故事》(陈衡哲译本)、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李述尧译本)。
    1948大夏书店出版发行的《基本国文》(大夏大学程俊英编)分上下册,其中上册选入的语体文有《文学的一个界说》(朱自清)、《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郭绍虞)、《论描写》(李广田)、《叙述的方法》(叶绍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词的境界》(王国维) 、《项链》(莫泊桑著,常惠译)、《华威先生》(张天翼)、《雪晚归船》(俞平伯)。
    这些教材尽有在部定教材之前的,然而专家们收集的“二十种”教材里却不包括,不知是什么原因。和这些校本教材相比,部定教材确实太过保守落伍了。
 
 
【参考资料】
 
    《徐中玉自传》,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五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80页
    邵振良《文艺理论家、作家徐中玉传》,卞宏主编《江阴人文风情》第4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年3月版,第32-42页
    徐中玉《六十多年关系中的感想》,商友敬主编《过去的教师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徐中玉资料汇编,“大学语文研究”网站搜集整理,http://www.eyjx.com/view.asp?id=3194
    沈卫威《新文学进课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陈平原《烽烟不绝读书声——中山大学档案中的徐中玉》,《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
    汪仲启《徐中玉:当代大学语文教育的开创者》,《社会科学报》2014 年1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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