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同志既是一位有功于中国革命事业的老共产党员、老干部，又是一位对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做出贡献的著名教育家和学者。他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领导经验以及革命家的胆略，为培养人才、开拓高校的新局面不断地探索奋进，建立了卓著业绩。他的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成功的教育实践，将在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足迹。

    在匡亚明同志近七十年的革命经历中，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这四十年大致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1950—1955年）兼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暨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时期，主要负责干部培训的领导工作；

    第二段：（1955—1982）先后担任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从事正规大学的领导工作；

    第三段：（1982年迄今）改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继续为高等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匡亚明同志教育工作的业绩，主要建立在第二段，即长吉林大学和南京大学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高等教育曲折前进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教育的指导思想上曾发生过左的偏差。由于匡亚明同志对教育的独到见解，能够不具一格地办学，从而取得了突出成绩，也显示了他办学的鲜明风格。现从七个方面略述匡亚明同志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一）办一流教育，促进社会发展

    匡亚明同志一向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始终从战略发展的高度看待教育，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将愈来愈受到重视。同时，他也指出，“教育应当更积极、更主动、更有效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他在实际工作中，一贯坚持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需要为办学宗旨，以办第一流大学为己任，立足学校，综观全面。

    1955年，他选择到边远的东北人民大学任职，是考虑到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基地，对人才的需求量大，而高等教育的现状与之很不适应，他深信不久的将来那里的高教事业必将会有大的发展。东北人大虽处草创时期，缺乏必要的办学条件，领导班子不健全，更缺少办学经验，但他认为这所大学具有革命传统而无旧的包袱，是有希望的学校。他的抱负就是要把这所学校办成为一所高水平的正规大学，为发展东北经济输送高质量的人才，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创业精神。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在恢复的基础上，开始转入有计划地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发展阶段，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一年，匡亚明同志出访苏联，考察高等教育，回校后，便着手制订学校发展的长远规划，明确提出，要把学校办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流大学，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并指出，“办第一流大学需要学术水平较高的教授、副教授、讲师；需要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需要有科学的行政管理和后勤管理。而要实现这一切，需要有一个懂业务的、坚强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一要靠马列主义理论和正确的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二要靠不断探索教学、科研、思想教育、后勤等工作之间的相互促进的规律以及按此规律的节奏、方向不断前进；三要靠党和群众的齐心协力，各自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把学校的发展勾划出了一个清晰的、有节奏地运行的蓝图，经过他8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结出硕果，在1963年他离开吉林大学时，学校由原来的8个系8个专业发展到10个系19个专业；校舍总面积扩大一倍，达到17万平米；教学科研成果累累。使吉大一跃而成为一所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重点综合大学，师生们一致称赞他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令人难忘的好校长。1986年吉大60周年校庆时为表彰匡亚明同志对吉大所作出的贡献，特地向他颁赠了“功昭校史”的匾额。

    匡亚明同志到南大任职的1963年，恰值全国科技规划会议将高校确定为国家科研的一支重要方面军之际。他认为南大是一所老校，基础好，拥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学者，应当也有可能在教学科研上作出更大贡献，应当办成世界水平的第一流大学。于是，在对南大的教学科研工作和办学条件等各方面进行通盘考虑以后，他精心制订了学校发展的长远规划和短期计划，组织力量，加紧实施。但学校刚出现新的局面时，未料被一场“文革”风暴全部冲刷。到1976年文革结束时，一个好端端的南大竟满目疮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出后的匡亚明同志.从国外访问归来，他所亲眼目睹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上存在的差距，百感交集，大大激发了他振兴教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与现代科技向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相适应，世界一些著名大学大都已向着多科性综合的方向发展。但包括南京大学在内的中国高等学校，自全国院系调整以后，基本上是文理综合和单科性的模式，既不符合科技发展的规律，也不完全符合高等教育造就基础厚实、知识面广、水平高，有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的发展趋势。”有鉴于此，他认为，目前，应当考虑首先重点投资加速建设一批重点大学，使这些大学有条件率先在教学科研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匡亚明同志不仅考虑振兴南大，而且设想在全国确定一批重点大学能尽快地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流大学。

    1983年夏，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座谈会期间，匡亚明同志经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等人磋商后，便联名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信，提出了重点投资建设一批重点大学的建议。

    他们建议：从全国700余所高等学校中，选出几十所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教学质量和教学研究水平较高，既能培养质量较高的大学本科生，又能培养合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规模也较大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建设的战略重点，推动这些院校迅速扩大规模，办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流大学。这样，到1990年以前的七、八年间，这几十所大学便能培养出几十万名高质量的本科生、几万名合格的硕士研究生和几千名博士研究生，还能培养出大批相当于大学教授水平的各类学科带头人，这不仅对于90年代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促进科技进步将起重大作用，而且也将对90年代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打下基础。

    匡亚明同志的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它被作为重要的战略问题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1984年，国务院作出决定：在正常经费外，拨款5亿元重点投资北大、清华等5所重点大学。以后，视国家的经济状况再扩大投资。这批得到重点投资的院校很快便显示出或正在显示出办学效益。基于此，政府又决定在“八五”期间继续重点投资人大、南大、浙大等6所重点大学。这件事使教育界感到欢欣鼓舞。后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关于建设“211”工程计划（即建设100所左右，面向廿一世纪的重点大学）的指导思想，也正是匡亚明同志等10年前所提建议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挥。

    1989年，在我国教育改革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举办“教育与社会进步”中外学者研讨会。匡亚明同志在致词中进一步阐述了当前深入开展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课题。他说：“现在人们不单是从战略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教育，更从应付未来的挑战要求教育，期待教育更积极、更主动、更有成效地满足社会需要和促进社会发展”。而为了适应这一趋势，他指出：当前教育改革必须解决好三大问题，一是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虽然现在人们对教育是一种最积极最有效的社会投资，教育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密切相关等问题的认识已趋于一致，但对教育与经济发展如何相适应、相匹配的问题还未能很好认识；二是教育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变革问题，包括对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如何正确对待和借鉴的问题，应当吸取历史教训，避免发生任何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的做法；三是教育与现代人才培养的问题，如何理解现代人才，教育又如何造就这种人才。他说：“这是三个关系列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三大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就能使教育更积极、更主动、更有效地为满足社会需要和促进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匡亚明同志思索的这些问题，确实很重要，他殷切期待大家“以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负责的精神”，认真探讨这些问题，以便把教育改革推向更深的层次。

（二）依靠教师办学，建设一流教师队伍

    匡亚明同志一贯坚持必须依靠教师办学的观点。即使在知识和知识分子贬值的年代，也始终没有改变和动摇。对此，不论吉大还是南大的教师都是有口皆碑的。

    1955年，他在到吉大后的第一次全校大会上，就开宗明义地说：“一所大学，如果没有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标志一所大学水平的是教授的数量和他们的学术水平。”在同年的另一次会上，他又明确表示；“学校的教学主要依靠老教师，依靠的问题很重要，刘备依靠诸葛亮，不惜三顾茅庐。我们对教师也要真心实意地依靠。”他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和重视教师在办学中的作用。

    1956年，他针对当时出现的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左”的倾向，向学校干部明确指出：“不必担心大权旁落。”同时，他很快就起用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担任校系领导职务，还让他们有职有权。著名量子化学家唐敖庆就是匡亚明到校后不久被提拔为副校长的。1983年，他在南京大学的党代表大会上讲话时也指出：“对知识分子不能草木皆兵，既要防右，又要防左，宁左毋右是不对的”。

    1980年9月，他在南京大学的全校大会上更为明确的说：“学校不是机关，有首长等等。学校的校长不能凌驾于教授之上，学校是搞学术的。”他又说：“学校的水平，主要取决于教授，而且将来愈来愈会如此，将来的校长都要从教授中选拔。校长、教授在同一条线上，校长不当，就当教授。”

    匡亚明同志依靠教师办学的指导思想是一贯的、是具体而明确的，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得到了切实贯彻实施。

    1.从领导体制上保证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作用。

    匡亚明同志一到吉林大学，就进一步加强原设校务委员会的作用，规定凡学校的重大问题均需提交校委会讨论决定。1959年，按上级指示，吉大的领导体制改变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匡亚明同志为了继续有效地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作用，规定校委会的常务委员会由知名学者、教授组成，并在校委会之下，分别设立由教授组成，由主管教学、科研的几位副校长任主任委员的教学工作委员会、自然科学工作委员会和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分管全校的教学工作、文理科科学研究工作和学报工作。在南京大学，经匡亚明同志的提议，也成立了以两位副校长为首的、由专家教授组成的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和自然科学学术委员会，并且具体规定了这两个学术委员会的职权：（1）审议科研规划；（2）讨论研究学术方面的重大问题；（3）组织全校学术交流活动；（4）组织《南京大学学报》的出版；（5）审定校内外科技成果；（6）评议教师职称以及处理校长、校委会托办的其他大事。这两个委员会切实成为党委会和校委会在学术方面的得力助手。

    匡亚明同志还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教师等方式，多渠道征询教师对办学的意见。他到南大上任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登门拜访老教师，深入了解学校的历史与现状，征求进一步办好学校的意见。

    2.延揽人才，爱惜人才。

    匡亚明同志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还表现在他把延揽人才视为校长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吉大，他和主管人事的副校长亲自主持到社会上招聘人才的工作。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就是他“三顾茅庐”请来的。于教授在就聘前闲赋在家，因对党的政策不甚了解，存有疑虑，应聘时曾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难被接受的。但匡亚明同志以革命家的胸怀和见识，毅然同意他的条件。于教授到校后，匡亚明同志经常找他谈心，渐渐成为知心朋友，在党的政策的影响下，于教授终于转变态度，不仅参加政治学习和各项活动，而且热情很高。30多年来，他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古文字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于教授在逝世前，还亲自写了一副对联赠匡亚明同志，以寄托他对他们之间友谊的思念。这副对联是：

    空中过腊犹藏雪，
    野岸先春已放梅。

    匡亚明同志向来实事求是地历史地对待教师中存在的政治思想问题和历史问题。在1957年激烈的反右斗争中，他甘冒风险，尽可能地保护一些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学者，使他们得以继续从事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对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有历史问题的教师，也给予应有的信任，不另眼看待。吉大有一位研究红外线接受器的教师，其父亲有历史问题，有关部门认为他不宜参加此项研究工作，但当时研究工作又需要他，中途也不好换人，匡亚明同志便主动承担责任，拍板让他工作，并亲自找有关部门说明情况。他说：“这就叫做榜上无名，内部通行。”1964年，史学界开展太平天国和李秀成问题的讨论，结果被戚本禹等人别有用心地引入政治旋涡。南大历史系教师茅家琦写了有关李秀成的文章，因不合他们的口味而遭到错误批判，抬不起头来。匡亚明同志主动找他谈话，解除其思想顾虑，并让他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使他很快放下包袱。这样做的效果，不仅保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

    匡亚明同志爱惜人才，保护人才，更有用才的魄力。他敢于大胆起用处于逆境中的人才。著名戏剧家陈白尘，在文革中深受迫害，到1978年尚未复职。匡亚明同志多次登门求聘，陈白尘为他的诚意所动，同意应聘，并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著名古典文学家程千帆教授和英国文学专家张月超教授，原在武汉大学执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遭受种种摧残和不幸。文革结束后，又都被勒令退休，工资微薄，处境凄凉，匡亚明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派人去武大联系，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他们俩人一起请进南大，除支付原工资外，每月另加100元，并妥善地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和治学条件。他们安居乐业，潜心治学，在教学和科研上作出了显著成绩。陈白尘、程千帆教授都成为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匡亚明同志在南大修剪的这棵“梧桐树”，引得“天下凤凰竞相飞来”，一时间，慕匡亚明同志爱才之名来南大求职者络绎不绝。

    3.为人才的成长铺平道路。

    匡亚明同志在吉林大学时常对教师说：“学术是有连续性的，后人总是要超过前人的。”因此，他既重视发挥老教授、老专家的作用，更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千方百计为人才的成长铺平道路。1962年，为了使那些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能脱颖而出，他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重点培养提高教师工作的意见》和《决定》，选择“业务上有特殊才能，工作上作出较大成绩、思想政治进步、身体健康者”为重点培养对象，要求他们以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达到学术造诣较深的教授的水平，并采取了强有力的培养措施。除通常采用的青老挂钩等办法而外，他还明确规定：解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行政职务；免除他们应该参加的定期劳动；允许不参加集体政治学习，而以自学方式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一般会议、报告会可以自由参加等等。后来，在具体实施时，又增加了住房可以从闹市区调到清静的地方；可以寻师访友，向名师求教；借书优先，不限期，不限量；校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可以优先听讲等的规定。他还亲自为他们与校外名师挂钩做牵线搭桥的工作。如他聘请波谱专家王天眷、美学专家朱光潜等学者担任吉大校外指导教师。采取这些措施充分显示了匡亚明同志办学的卓识与魄力。吉大重点培养青年教师的效果十分明显。1962—1964年间被确定培养的78名教师（其中12名离校），列1983年时，有15名被提升为教授，有45名被提升为副教授，绝大部分成为教学中的骨干力量和学科带头人。1963年6月，在匡亚明同志亲自主持制订的《南京大学l0年师资培养、提高规划》，针对各级教师的不同情况，作出统筹安排，并落实培养提高的具体措施。他要求全校老、中、青教师团结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次年，他又鉴于南大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青黄不接的现状，果断作出决定，破例从青年教师中一次提升讲师104名。此举深得广大青年教师的爱戴，当时在校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之后，因爆发“文革”，全国停止职称评审工作达15年之久。而南大提升的这批讲师，正好在文革后挑起了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的重担。

    匡亚明同志对人才的选拔，从不拘于一格，也不赞成论资排辈。他说：“对待人才，不应像剪冬青那样一刀切，要允许冒尖”。当时，吉大在评审职称或评定工资时，只要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即使年资不长，往往也能被破格晋升。如有一位年轻讲师，由于他教学效果突出，深受学生的欢迎，工资破例地连升三级。两名1954年毕业的本科生，也因为工作有出色的表现，在1956年就被提升的讲师，文科一位教师在他29岁时，已被破格提升为教授。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对青年人才的成长是十分有利的。

    匡亚明同志为使老教师，特别是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充分发挥出潜力，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也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予必要的、甚至是很特殊的照顾。在他的决策下，吉大曾决定给系主任安装电话；为教授配助手；设粮食供应站，送粮到家；设特诊室，教授、副教授随到随诊，优先取药；优先理发；讲师以上教师在食堂吃饭，实行送饭制度，不排队；设浴池、俱乐部；教授、副教授的工资由财务处送上门等等。这些，理所当然地大受老教师们的欢迎，也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

    然而，匡亚明同志这种对年轻人的破格、破例地提拔以及对老教师的优待与照顾，在那个年代，却引起过种种非议。但匡亚明同志从不因此而犹豫乃至却步，依然雷厉风行地一抓到底。

    4.调动各方面力量，为教学科研服务。

    匡亚明同志深知，要办好学校，提高教学科研的质量，除了依靠教师，还需要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他在1963年的一次学习总结会上说：“又红又专的毕业生，代表了教学质量，又新又尖的科研成果，代表了科研水平。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落脚在这两条上，它们是全校各方面工作的综合结晶。”，因此，他在做好教师工作的同时，也很重视做好其他人员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    匡亚明同志把学校的教师、干部、职工、学生、家属看成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并形象地把它比喻为一支牡丹花。他说：“一支牡丹花开得很艳丽，看花的人，只知道牡丹花好看，却不问牡丹花是怎样长出来的。牡丹花有根、有叶、有枝……只有齐备了才会长花。我们的学校也是一支牡丹，不但开花，还要结果（人才与科研成果），而这支花的根于是后勤部门的职工，直接开花的那些枝子是教师队伍，这些枝子很重要，没有这枝子就没有花，出人才出成果的是教师队伍，其他几支队伍是围绕着教师队伍的，但这几支队伍也很重要，是一个整体，没有教师队伍办不成学校，没有其他几支队伍也不行。”他经常反复强调全校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围绕出人才、出科研成果这两个中心服务。

    由此，匡亚明同志很重视后勤队伍的建设。勉励后勤职工说：“高校的后勤工作很重要，是教学科研工作的保证，是体现党的政策最敏感的地方，并直接关系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程度。”他要求职工们树立全心全意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师生员工生活服务的观点，甘当无名英雄。他不仅口头上强调，而且深入实际，亲自过问基建，食堂、宿舍分配等后勤工作。同时，也教育师生“对后勤职工的劳动，要给以足够的尊重，认识他们为教学科研工作服务是工作上的分工，没有贵贱之分。后勤工作是学校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他们工作的困难要多给予支持和谅解。”他同样热情地关心后勤职工的切身利益，重视改善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

    由于匡亚明同志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得到吉大和南大广大教师的拥护和爱戴。在匡亚明同志离开吉大赴南大上任时，许多教师尤其是老教师都同他依依惜别，合影留念，文科的教师们还吟诗送别。其中中文系郭石川老教授曾写下了如此感人诗篇：

    送别匡亚明校长赴任南大

    遥向金陵坛坫身，鸡林新柳抑离尘。
    八年细雨和风里，几度披胆沥肝人。
    桃李关山春满眼，桥架湖海道无垠。
    从知义凛云天阔，东北江南是毗邻。

（三）更新教育观念，培养现代人才

    匡亚明同志一贯认为，培养人才是学校的基本任务，为了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他提出了“四关”（红专关系、师生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劳逸关系）、“三教”（教材、教师、教法）、“二堂”（堂上堂下）、“一调查”的观点。核心是要过好“四关”，并认为过好“四关”就是要处理好人才培养上的内在关系。无论在吉大还是在南大，他都反复阐述这个观点。

    1.红与专的关系。

    匡亚明同志认为，“红与专是矛盾的统一，而统一是主要的。所谓‘红’，就是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所谓‘专’，就是本事，就是文化知识和科学技能，就是学问。红与专统一起来，就是又红又专。而红则是灵魂，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就会产生学本事的强烈要求和毅力”。他并指出，“红”不是完全可以以数字来表示的。参加社会活动和担任党政工作的多寡，并不就是衡量“红”的唯一标志。事实上红、专又是无止境的。因此，他要求学生们一定要在红、专两个方面下功夫，把自己锻练成为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在吉大时，物理系曾有一位团支部书记，因一学期有4门功课不及格而被学校勒令退学，引起很大反响。虽然团中央、教育部部曾要求学校改变决定，但匡亚明同志坚持维持原决定。教育部经过调查，最后也承认学校这样做是对的。这件事，给学生的教育很大，推动他们刻苦学习，朝着又红又专的目标努力。

    2.师生关系。

    匡亚明同志在《略论师生关系》一文中对师生关系作了具体而辩证的阐述。他指出，“学校的工作以教学为主，教与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师与生的关系。师生关系愈好，就愈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如何建立好的师生关系，他认为，尊师与爱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优秀传统，是师生关系中的两个基本方面，两者是统一的，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大学中的师生关系则应在教学相长的原则下，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建立起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师生关系，从而把教与学的目的统一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共同目标上。他对建立这种新的师生关系进一步阐述道，“教师之所以应该得到尊重，是因为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不仅书本知识比学生多，而且在读书和做学问方面也因为比学生先走一步而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少教师在学问的某些方面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学生对教师传授专业知识，应抱认真的虚心的学习态度。但他并不赞成学生对教师所传播知识的盲目接受。认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同样应当提倡不同观点、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教师对学生提出的某些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应当看作是学生追求真理、热爱知识的表现，抱欢迎和鼓励态度，而且认真加以考虑。同时，教师对学生的爱护，绝不是无原则的迁就，恰巧相反，教师在引导学生努力学习时，要对学生严格要求，帮助他们克服思想认识和学习方法上的缺点。当然，教师要做到严格要求学生，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列“教不倦，学不厌”，“为人师表”。匡亚明同志的这篇刊登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对当时引导建立正常的师生关系，搞好教学工作起到有益的作用。匡亚明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一向重视引导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和青老关系，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强调学生向教师学习要抱“恭敬勤劳”的态度，要有“张良求师”的精神；同时也鼓励青年冒尖，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自己对学有专长的老教师一向虚怀若谷，不仅诚恳地听取他们办学的意见，也虚心向他们请教学问。他到南大后，曾拜英国文学家、副校长范存忠教授为师，经常向他求教。这在南大校园传为佳话。

    3.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匡亚明同志认为，坚实的基础与广博的知识对于培养高质量人才至关重要。如果基础打得不扎实，也学不好专业课程。而且还尠响到日后更好地适应社会广泛的需要和继续深造提高。因此他要求合理确定基础课与专业课的比重，要求学生入学后首先要学好基础课程。

    50年代末，匡亚明同志针对教育大革命受“左”的思潮冲击而导致的削弱基础理论学习的倾向，明确表示“反对这种（生产劳动过多）干扰正常教学秩序的乱折腾，”强调当前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尽快地建立正常的教育秩序，加强“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在他主持下，学校很快增加了基础理论课目的安排，并且从数量上、质量上配备好基础理论课的教师。经过文革，匡亚明同志针对南大基础理论课教学受到严重削弱的状况，在大刀阔斧地推行教学改革时，首先强调要加强基础理论课的教学，他指出：“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各系至少应安排一名教授或副教授上一年级新生的基础课。”在他的发动下，南大在1979—1980学年第一学期中，全校有33名教授和副教授上基础课，其中包括了数位老一辈的著名学者，如地质学家徐克勤，元史学家韩儒林，古代史专家刘毓璜、英国文学史学家陈嘉、无线电学专家鲍家善等。名师授课，倍受欢迎，不仅他们的学识造诣令人钦佩，品格为人也受人敬重，对于入学新生的学习产生良好影响。

    匡亚明同志要求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要“博览群书”，“博学多闻”，力求扩大自己的知识面。1965年，他在南大政治系一年级蹲点时说：“作为一个文科学生，应该红、黄、蓝、白、黑的书都看，只看红的，不看黄、蓝、白、黑的，就不可能提高辨别能力，也就不能深刻理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要求师生每学期能读50本书。为求从多方面扩大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他还经常邀请校外著名学者来校作讲演。在吉大，他亲自邀请冯友兰教授讲“治学方法”，请朱光潜教授讲“美学”，请东北文史研究所的钟泰教授讲“宋明理学”，请蔡咏春教授讲但丁的《神曲》。在南大，他也是这样做的。

    文革结束后，匡亚明同志注意到学生由于在中学阶段普遍过分地偏重于自然科学和科学技能的学习，忽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学习。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大学生语文水准普遍偏低，不仅理科学生如此，文科学生亦然。他认为这种倾向会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对此，他曾十分感慨地说；“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呢？”为此，他大声疾呼：大学有必要开设大学语文课。他并具体指出：“大学语文课的基本任务，首先是使学生能普遍地掌握这一打开科学领域大门的基本武器。”1980年下半年，南大率先开设大学语文课，并把它列为全校文理科各系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目之一，聘请一批有经验有水平的教师授课。匡亚明同志亲自讲过课。在匡亚明同志的大力倡导和南大影响下，全国文、理、农、工、医、商、师范等各类学校都陆续开设了大学语文课，并随之而出版了多种大学语文课教材，为提高语文课的教学质量，又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匡亚明同志任该研究会会长。实践证明，大学开设语文课是必要的，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准和思考分析能力，而且对陶冶思想情操，提高人文素质也起一定作用。

（四）教学、科研两朵花要一齐开

    匡亚明同志认为，“标志一所大学水平的是这所学校教授的数量和他们的学术水平”，“高等学校应当重视学术研究，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教学质量的提高，也有赖于学术水平的提高，教学与科研不能偏废。”早在50年代，他还明确提出：“综合大学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出人才、出成果两个方面作出贡献。学校办好了，应当是教学、科研两朵花一齐开。”

    为了推进学术研究，他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创造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气氛和环境。他到吉大不久，就号召师生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在学术上发前人所未发，敢于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当吉大《人文科学学报》创刊时，他亲自写发刊词，再次倡导“开展学术工作中的自由讨论，不仅支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鼓励这种争论，以逐步提高学术工作的思想水平”。在他亲自过问下，吉大每年举行的科学讨论会都开得生动活泼。他还亲自抓学校科研规划的制订，既有长远的发展规划，又有每学年的短期安排，重要科研项目，都指定专人负责，并规定校党委常委每人分工抓一项尖端科研项目。由于他和分管科研副校长唐敖庆教授的重视和合作，使吉大起步较迟的科研工作，很快形成大发展的局面，取得丰硕成果。1960年教育部举办科研成果展览会，吉大被批准送展的展品共有40多项，在全国高校中居于领先地位。

    匡亚明同志不仅支持教师开展学术活动，也鼓励学生进行科学研究。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时，他领导制订了《吉林大学奖励学生科学研究暂行办法》，规定每年对学生的科研成果作一次评定，对科研有成绩的个人和集体发给奖金（一等奖60元，二等奖40元，三等奖20元）。历史系一名学生由于编写了一本8万字的历史剧《陈胜王》而被载入《吉林大学光荣册》。匡亚明同志还决定拨给他一间房子，让他继续进行创作，这件事，大大振奋了全校师生大搞科学研究的热情。

    匡亚明同志向来十分重视学报工作，视“学报为高等学校的生命线，是科学和学术水平的标志”。并认为“办好学报，能够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他长吉大时的吉大学报，被认为是高校中办得较好的学报之一。]963年他任职南大后，认为南大学术上的潜力很大，应当出高水平的科研和学术成果，学报应在这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为了引起党内对办好学报的重视，促进南大学术繁荣，便在同年9月召开的南京大学党代表大会上，倡议通过了《关于切实办好学报，提高学报质量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全校同志都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自己的优异的科研成果来支持学报。会后，根据这个决议，他又在学报编辑委员会的会议上通过决议，将学报的稿酬提高20％。采取这些有力措施后，南大学报受到全校重视，质量也日见提高。这本是一件有益于学术繁荣的好事，在今天看来也很平常，但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却把在一个学校党的代表大会上作出有关学术方面的决议，看作是大逆不道，遭到种种非议。文革中，还成了匡亚明同志否定“政治挂师”，“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一。

    在匡亚明同志到南大后的几年内，南大增设了科研机构，充实了科研队伍，使科研工作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1963—1965年间，南京大学受教育部委托，先后主持召开了直属高校校际“计算技术与计算数学”学术会议、“地貌学”学术会议、“晶体缺陷与金属强度”学术报告会以及“区域地质与大地构造地质”学术会议。与此同时，南大在科研工作中便形成了“分子筛”、“华南花岗岩”、“金属缺陷”、“内蒙草原考察”和“大米草引种与利用”等颇具特色的带头学科，被誉为南京大学的“五朵金花”。1965年在高教部举办的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南京大学参展的展品有20余项，其中“偶联剂”、“103计算机”，“射电望远镜”等科研成果在全国处领先地位，“103计算机”是当时全国高校中研制的第一台计算机。科研工作所取得成就，使南京大学的学术声誉进一步提高。今天，南京大学在学术上一跃而为全国高校的“四强”之一，与那时所取得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五）面向世界，建设国际学术交流的重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匡亚明同志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及时提出：“作为重点大学，不仅应当办成有国际影响的、并富有特色的教育中心和科研中心，还应当办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他认为，“科学文化事业，归根到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建设现代化的大学是至关重要的”。

    为使高等教育尽快走向世界，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匡亚明同志受教育部委托，先后于1978年1979年两次率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赴日本和美国考察高等教育，在日本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在美国访问了威斯康星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加里福尼亚州立大学。通过专业考察，他一方面虚心学习和吸取国外力，学中成功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方面与这些大学分别建立了科技文化上的联系与合作，把南京大学推向国际教育与学术舞台。

    在不断扩大国际高校间联系与合作的潮流中，匡亚明同志把发展留学生教育视为“学校向着国际化目标迈进的重要举措”。在1978年涿县重点高校负责人座谈会上，教育部要求各校在扩大学校规模的同时，加快发展留学生教育，那时，尽管南大扩大招收留学生的条件还不具备，但匡亚明同志明确表示，南大一定要克服困难，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接受留学生。第二年，南大在校留学生便由19人增加到48人，居全国高校首列，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到1986年，南大已有来自23个国家共116名留学生。与此同时，匡亚明同志还决定南大的留学生教育由吸收普通进修生发展到高级进修生，由办短期班发展到合作办学。

    匡亚明同志在1979年11月考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期间，与该校史蒂文·穆勒校长出于加强两校间合作的共同愿望，探讨了在南京成立由双方合办教学科研中心的可能性。之后，经双方努力，取得各自政府的批准，决定在南大校址成立“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实体。该中心以中美两国的语言、文学、历史、经济、哲学、教育、法律和国际关系等问题为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内容，每年招收100名取得硕士学位或相当学历的学生，中美两国学生各半，主要培养从事中美事务的专门人才和有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中心领导工作由中美双方派人共同负责，教师也由双方派员组成。1986年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大楼落成，同年9月举行首届开学典礼。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派来了67人的代表团，国家教委副主任彭佩云、美国驻华大使洛德、“中心”顾问费孝通、柴泽民等以及省、市领导、著名学者出席了典礼。中美两国许多报纸对“中心”的开办作了报导，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有的报纸称该中心在新中国中外教育交流史上具有开拓性的一页。到1990年，该中心已培养学员300名，其中中国学员190名，美国学员110名。实践表明，匡亚明同志倡导成立的这个中心，为进一步发展国际高校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也是一种有效的模式。

    改任名誉校长后的匡亚明同志，仍致力于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工作。他不仅频繁地接待来访的外国元首、各种代表团、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亲自主持在南大举行的各种国际性的学术会议；而且他本人，作为一位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资深学者，不顾年迈，曾先后于1988年和1989年远涉重洋，赴德国和日本参加有关儒家思想等方面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弘扬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使之走向世界作出贡献。1991年，经他亲自筹划，南京大学还举办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廿一世纪”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六）坚持勤俭办学原则，推进教学科研手段现代化

    匡亚明同志提出：办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优秀的教师，还需有必备的物质条件，否认物质条件的重要性，就不是唯物论者。同时，他又指出，强调物质条件，与勤俭办学的方针并不矛盾，并对勤俭办学的方针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勤俭办学是学校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但勤俭办学绝不意味着在教学科研设备上可以满足于落后，实现教学科研设备的现代化，是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不是人们主观决定要不要的问题。一方面能省的必须省，能因陋就简的必须因陋就简；但另一方面必须现代化的一定要在节约的前提下力争现代化，必须精密的一定要在节约的前提下力争精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勤俭办学的方针”。

    匡亚明同志一贯本着这一指导思想，为创建学校良好的办学条件而努力。他进吉大时，学校面临校舍、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严重不足的困境。他认为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很难提高教学质量。于是他主持制订了学校发展的宏大规划，大搞基本建设。对基建中的主要工程他都亲自过问，并专门成立美化校园小组统一考虑整个校园建筑的布局和环境美化，要求所有工程力争做到经济、实惠、美观。他长校的8年间，虽然遇到了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的时期，但吉大基建每年仍以近万米的速度增长，新建成的房屋面积相当于原有校舍的总面积，而且建成后的吉大校舍在全国高校中以宏伟美丽著称。与此同时，吉大的仪器设备也迅速增长，自1955年起，就开始向苏联及东欧国家订货。1959年，学校便建立了尖端科学基地，先后建成原子能、无线电、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现代化实验室，1963年，又购进我国第一代电子计算机，成立了低温实验室，使吉大的实验手段大为改观。吉大的图书资料建设也以每年净增几万册的速度递增，使学校的藏书从1955年的27万册增加到1963年的124万册。其中有关地方志，解放前期刊、亚细亚文库的藏书尤为丰富。吉大在教学科研中取得的成就与匡亚明同志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实现教学科研手段的现代化是分不开的。当匡亚明同志离开吉大时，有位教师赞道：“八载黉宫勤建树，赫然赢得众人碑”。现在，吉大教师走进图书馆、实验室时，还常常忆起匡亚明同志当年在吉大创业的情景。

    匡亚明同志到南大后，对改善办学条件的重视，一如既往。他到校不久，就组织专门班子，着手制订学校发展的总体规划。虽然后来由于开始了“三线”建设，南大被指定在湖南常德筹建分校，而不得不紧缩校本部的原定发展规划，但由于匡亚明同志的竭力争取，在短短的二、三年中，南大还是完成了教学大楼、低温实验室、配电房以及若干幢教工宿舍的基建项目。此外，还修建了校园的围墙、马路，建筑了浴室、游泳池，既大大缓解了用房紧张的矛盾，改善了工作生活条件，又美化了环境，使学校校容大有改观。

    匡亚明同志基于他对勤俭办学方针的理解和认识，一方面，只要是教学科研急需的事，困难再大，他也要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去办，力争办成；但另一方面，他认为对教学科研无直接影响，目前可以缓办或节省的事，他一定毫不犹豫地节省或缓办。如南大机关的办公用房既紧张又简陋，实在与高等学府的地位不相称，在全国高校中也几乎绝无仅有，但在国家有困难、学校经济支绌的情况下，他明确表示，首先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坚决不盖办公用房。

（七）建设良好校风  培植育人沃壤

    匡亚明同志说；“建设良好校风，是提高教育质量、贯彻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为此，他一贯重视并致力于校风建设。

    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校风呢？匡亚明同志到吉大不久，就明确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政治空气，浓厚的社会主义学术空气，严肃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活泼的社会主义文娱体育空气”，到南大后，他也强调必须建设这样的校风。至1992年，南大90周年校庆时，他仍以此作为《南京大学史》的题词，期望学校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校风而不懈努力。

    匡亚明同志所要造成的政治空气，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统一全校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从而齐心协力、朝气蓬勃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学习和工作。为此，他很重视对教职工和学生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在吉大，他创办了马列主义夜大学，组织教师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聘请著名学者讲授。自己也亲自上课。对学生的理论教育，强调主要上好规定的政治理论课。1960年他还和一位教师合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教科书》。同时，他很强调学习理论主要在于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而不应着眼于引用马列主义词句的多少。他尤反对死记硬背，对于日常思想工作，他强调必须深入实际，有针对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1964年在南大的一次学习汇报会上，当一位教师批评学校思想工作“魂不附体”时，他很赞同，并表示：今后思想工作一定不能“魂不附体”。他作报告总是事先收集情况，反复研究，做到有的放矢。师生们很喜欢听他的报告。尤其是他发表的一些独到的见解，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他还主张学生的日常教育工作要寓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力求生动活泼，尽量避免枯燥无味的说教。他自己很注意结合日常行政工作做思想教育工作，如发一个重要会议的重要通知，他要求写得生动而富有思想性，而不是那种单纯、死板的例行公事，而且他还亲自审阅修改。从而，使通知也起到了一般通知所起不到的教育作用。由于他坚持思想教育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进行，因此无论在吉大还是南大，创造了一个让师生们能心情舒畅、精神饱满地工作、学习的良好环境。

    学风是校风的核心，是一个学校治学精神和态度的集中表现。南大历史上向以“严谨治学”的学风著称，造就出大批优秀人才。匡亚明同志认为，南大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学风，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因循守旧，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导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大胆创新和勇于开拓的精神。两者结合，形成南大“严谨，求实、创新”的新学风。为此，他经常号召和鼓励师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一贯热情地支持和表彰在学术上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和事。有的并被树为典型，大力推广。在他的倡导下，南大无论在自然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不仅学术空气浓厚，而且思想活跃，表现出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南大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现任省政协副主席）大胆地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几经修改，在《光明日报》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为促进全国思想的大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胡福明在修改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就曾得到匡亚明同志的支持和鼓励。他自己在对待学术的原则问题上，也总是态度鲜明，不回避矛盾。几年前，他曾面对电视片《河殇》所引发的一股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错误思潮，挺身而出，力排众议，针对《河殇}宣扬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维护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地位，也为大家树立了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榜样。

    匡亚明同志更是不遗余力地抓文明校风的建设，以求造成一个能给人以精神文明感染和教育作用的、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为创造这种环境，他除了加强教育而外，还强调要严格管理。他说：“一个大学，就像是一个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能没有严格的管理”，“大学校长应该是今管理家，既要懂教育学，又要懂管理学。”作为教育家、管理家的匡亚明同志，不仅敢于管理，也善于管理。他管理的诀窍，主要就是在各个方面（包括教学、科研、行政、生活等）建立起严密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做到事事有章可循、有章必循，违者必究。他到南大后，第一次与办公室同志见面，就讲了“雷厉风行”四个字，要求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凡是能通个电话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许搞文来文往。他对于工作上敷衍塞责，相互推诿、拖拉疲沓的现象，决不轻易放过。一天中午他在家中打电话，机房没有人接，他便立即赶到机房，发现值班人员正在打扑克，当场进行严厉批评，此后，机房便再也没有发生此类问题。有一次全校大会，由于有关部门事先未对“麦克风”线路作认真检查，以致在大会中途，突然发生故障，致使大会停开了一个多小时。事后，匡亚明同志不仅摘去了有关单位的牌子，责令负责人作深刻检查后才准挂上；而且以此为突破口，大力整顿机关作风，使所有机关干部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的观念和工作的责任感。开始曾有人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但事后不能不称赞匡校长治校有方。至今老南大人对这一起“麦克风”事件尚记忆犹新。文革结束后，他目睹南大校园杂乱无章、文明殆尽的状况，十分痛心，接连批发了《关于整顿校纪校风，大力提倡文明空气的通知》和《关于在全校造成卫生、整洁和环境安静的通知》，大张旗鼓地整顿校纪校风，重申对打人骂人、损坏公物、不守公共秩序等违纪行为，一律严肃地执行纪律处分和罚款。整顿中，一些严重违纪者受到了处分，其中包括取消了一名预备党员的资格，整治效果十分明显，很快改变了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宿舍“灯长明、水长流、臭气冲满楼”的不文明现象，出现了“深夜还见灯火明（指实验楼），黎明又闻读书声”的认真读书的气氛。与此同时，匡亚明同志大力倡导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支持学生成立文工团，俱乐部，活跃课余生活。他还把自己家藏的《京剧丛书》赠给了学校京剧团。有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参加学生的周末舞会，活跃在青年人中间。

    匡亚明同志认为，建设良好校风，关键在于要有一个好的党风。他说：“我们的党是执政党，要做好学校的工作，首先要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员素质。要以好的党风，带出好的校风。”1962年，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他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学习列宁风格》的长篇论文。指出，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应该像列宁那样学习和工作，努力克服占染上的官僚习气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做到处处为群众着想，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廉洁奉公。吉大党员和群众通过学习该文，受到启发教育并留下深刻印象。在匡亚明同志离开吉大时，有位教师写了“马列微言阐发深，一篇《风格》抵南鍼”的诗句相赠。匡亚明同志本人则身先士卒，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下级作出榜样。1965年，南大教学用房矛盾突出。他果断作出决定，把校部机关从楼房迁出，搬进刚建好的简易平房，将楼房改为教学用房。自此校部机关在平房中办公达廿余年，匡亚明同志则工作到他离开学校领导岗位为止。此举深得教师的拥护，并树立了领导机关的良好形象。为此，有人写了一篇题为“陋室生辉”的文章，称赞他这一举措以及他领导南大所创立的业绩。在生活上，他也注意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64年，他率领文科师生在苏北海安县搞“四清”运动。他和师生一道，坚持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喝胡萝卜茵子汤，睡地铺、下秧田。1966年初，学校决定在离南京约200余里的溧阳果园创建文科分校，匡亚明同志要求文科师生身背行装，步行到溧阳。他自己，也以花甲之年，和老教师一道步行了60里。他亲自兼任文科分校校长，长住果园，办公、住宿都在一间简陋的茅屋里，和师生一起进行建校劳动，半农半读。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他却说：“草屋冬暖夏凉”，“桃花园里好读书”。在他的影响下，师生们也都能以苦为乐，安心在果园艰苦创业。匡亚明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培植了好的党风和校风。

    （定稿于1993.5）

    *本文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家传》（上海市高教所、复旦大学高教所共同承担的教委“八五”重点课题）。收入本集时略有补充，原文的第一部分今从略。

    引用、参考资料举要：
    1.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包括有关文书档案、校刊和譬匡亚明生平传记》等）。
    2.匡亚明公开发表的论文。
    3.《匡亚明、刘丹、李曙森、屈伯川联合建议加速建设一批综合性重点大学》（人民日报1983.6.11）。
    4.吉林大学编写的《匡亚明与吉林大学》。
    5.《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