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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莫诩:21世纪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方向的研究
【时间:2009/12/20 】 【来源:高教与经济 2008年6月第21卷第2期 】 【作者: 姚莫诩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 【已经浏览3632 次】

    摘要:本文对近30年大学语文教学与教材的建设情况做了梳理,分析了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几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21世纪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方向,即坚持“文学思路”与“人文思路”的统一,注重人文性;坚持传统文学文化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统一,注重时代性;坚持总体规范与文化特色的统一,注重地域性。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方向

  一、近30年大学语文教学与教材建设概况

    大学语文是面向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语言文学类课程,也是一门有着较长历史的传统课程。一个世纪以前,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刚刚诞生,京师大学堂(后更名为北京大学)等校即在预科开设“经学”、“诸子”、“词章”与“作文”等课程,历经1931年、1938年、1943年等几次变革与确认,大学语文成为在大学一年级开设的必修课“大一国文”,并有了黎锦熙、伍俶傥、魏建功、卢冀野主编的《大学国文选》教材。建国初仍设此课,采用郭绍虞、章靳以编的教材。以后便长期中断。

    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相当一部分高校响应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倡议,重开大学语文课。许多高校把大学语文定为必选课或必修课,成立了专门的大学语文教研室,组建了一支人数不少的教师队伍,大学语文成为高校特别是理工科大学课程设置中引人注目的课程。在经过30多年发展历史的今天,大学语文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课程和教材内容的改革不仅提上日程而且已经在实践中。总结大学语文近30年的发展过程,有助于大学语文适应新世纪新需要的改革,更好地发挥大学语文课程在人才培养、素质教育方面的作用。

    近30年大学语文教学与教材建设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恢复期

    本时期为大学语文课程的恢复期。“文革十年”文化的沙漠化让人们充满知识的饥渴感,对每一门知识都抱以热情和渴望。大学语文也不例外。特别是对当时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在中学时代因为“文革”的原因,知识的学习并不系统,对语言文学名家名篇的了解也不全面,因此当大学语文课程把古今中外经典名篇讲授给学生的时候,他们的新鲜感和接受热情是不言而喻的。

    教学相长,学生的兴趣和热情推动着教学和教材建设。全国四百多所大学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专任大学语文的教师队伍健全和壮大起来,各高校都成立了独立的大学语文教研室。学校与学校的联系也多了, 1980年全国成立了大学语文研究会,这个学会属于全国一级学会。

    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开始起步。当时正式出版的教材主要有:《大学语文》(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组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语文》(自学读本)(上海市高教局委托组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大学语文》(北京市高教局委托组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徐中玉、钱谷融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该书自1989年起被国家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规定教材,以后又成为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不少高校的大学语文课都使用了这本教材。

    (二)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高潮期

    高潮期的具体表现是:

    许多学校将大学语文课由选修课定为必修课或必选课,增加了大学语文的课程时数,提高了大学语文课的地位。笔者所在的浙江工业大学自90年代初期开始将大学语文列为全校所有专业一年级新生的必修课,并且将大学语文按照授课时数的不同划分为A、B、C三类,A类大学语文56学时,主要面向外语专业,B类大学语文48学时,主要面向经贸、管理、教育专业,C类大学语文32学时,主要面向理工科各专业。大学语文课成为与马克思哲学、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思想概论并列的全校学生公共必修课。1993年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杨叔子院士大兴人文素质教育之风,规定在全校学生中每年进行一次中国语文的测试,测试不及格者不能毕业。该举措在全国各大学引起极大反响。

    大学语文的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大学语文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90年代以来,不断有中文专业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充实进大学语文的教学队伍,使高校大学语文的教师队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各级大学语文研究会建立起来,会议和各种活动都十分活跃。1997年全国大学语文召开学术年会时,浙江省派出了有近10名教授组成的代表团。1993年浙江省与福建省联合召开了大学语文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人员也有近百人。1996年浙江省与福建省还共同出版了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的论文集《一得集》(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共收集了两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论文近40篇,以后又出版了第二本论文集《集思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共收集浙江省大学语文研究论文近50篇。

    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兴旺,教材种类多样。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带动了教材编写出版的兴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中玉说:“二十多年来,为适应不同需要,我应约为教育部有关机构主编的各类大学语文教材先后有五种,其发行量至少已超过了1700多万册(不包括各地甚为猖獗的盗版)。”[1]许多高校开始自编教材或几所高校联合编写教材。例如:毛信德教授主编的华东高校协作教材《新编大学语文》1991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迄今已印刷5版,曾在浙江、上海、福建等地高校使用,总印数已达10万多套。王步高、丁帆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也多次再版,并被确定为“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并获国家优秀教材奖。

    (三)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变革期

    大学语文课程经历了恢复期的兴奋和高潮期的热闹,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进入了变革期。大学语文尽管在一些高校仍然作为公共基础课而存在,但是与“两课”和“英语”相比,大学语文显然既缺少思想政治课“法定的”权威性,也没有外语四六级考试那样的“尚方宝剑”,再加上高校教学体制中的某些不合理因素更让一些优秀教师纷纷远离大学语文的讲台,大学语文课只好指派给新引进的年轻教师。而年轻教师也存在着“转岗”的心理期盼。同时,由于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加大了阅读量,致使大学语文教材与中学语文读本重复较多,学生新鲜感和学习兴趣都有所下降。有的大学生戏称大学语文为“高四语文”。此外大学生就业的压力也促使学生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实用类的课程上。

    而事实上许多高教工作者都认为目前大学生在语文修养、写作能力和人文素质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必须加以解决;而开设大学语文课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许多专家学者依然坚持最初开设大学语文课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传承传统文化精髓;提升精神文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所以虽然并非处在高潮期,但大学语文还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要对大学语文教学和教材进行改革的呼声十分热烈,改革已经在实践中展开。

    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类型及其分析

    “据某权威图书馆提供的资料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馆藏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及有关教学图书有1402种,用于现在大学语文教学的教材在400种左右”[2]。纵览目前的大学语文教材,分析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文选型

    大学语文教材多为文选型,即选择中外文学的名篇或按照时代的顺序或按照文体的分类加以编排,以赏析为主。每篇都有篇章前的对作者和篇目的简要介绍,篇章后的注释、对作品的简要分析提示以及思考与练习题。

    代表性的教材有:张继缅主编的《大学语文——名作60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罗纬主编的《大学语文》(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胡忆肖、江少川主编的《大学语文》(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张梦新主编的《大学语文》(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徐绍建主编的《大学语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李瑞山、罗德荣主编的《大学语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吴汉威主编的《大学语文》(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江少川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普及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二)文选+专题型

    在选择介绍经典名篇的基础上,根据编写体例对某一类文体或某一文学现象再作专题性的讲授。例如徐中玉、钱谷融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按照“论说文”、“记叙文”、“诗词曲赋”、“小说”的分类安排篇章,在每一部分的最后都有专题性的讲授文字,如“论说文的特点与写作”、“记叙文的特点与写作”、“诗词曲赋的特点与赏析”、“小说的特点与赏析”等,在本书的“附录”部分,还附有专题性的“中国文学史概述”、“古代汉语语法常识”、“我国诗词格律常识”等。王吉尧主编的《大学语文(文选本)》(黄河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在文选篇章之后,还安排有“诗歌概说”、“散文概说”、“小说概说”等。类似体例的教材还有胡燕燕、韩国海主编的《大学语文》(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夏京春主编的《大学语文教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朱志荣主编的《实用大学语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

    (三)文学史+文选型

    按照文学史的发展阶段来安排章节,每一章先有文学史的描述后有作品的选录,两者篇幅的比例为1: 1。此种体例的教材有李运抟主编的《大学语文》(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王步高、丁帆主编的《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彭光茫主编的《大学国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杨建波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李珞珈主编的《大学语文》(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徐美恒、魏静、郭玲编著的《大学语文》(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陆建华主编的《大学语文》(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等。

    (四)文学史+文选+写作型

    将大学语文课定位于文学史讲授、经典作品欣赏、写作能力训练三者合一,这也构成了一些高校大学语文教材在编排上的特色。例如毛信德教授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浙江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分为两卷本,一本为文学卷,一本为写作卷,文学卷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写作卷包括写作基础知识和应用文体写作训练,全套书共80多万字,将大学语文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严廷德、冯川主编的《大学语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将汉字与语法、阅读与写作、中国文学史概要、文选疏讲都纳入本书体系;江少川主编的《高等语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以汉语基础知识、现代实用写作、古代应用文选读为主要内容;徐绍建主编的《大学语文导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全书分为文学编、语言编、写作编,也属于文学史+文选+写作型教材。

    以上几种编写类型,就其根本来说,反映了编写者对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理念的侧重点不同。一种是侧重语文的工具功能,按文体分类选文,强调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一种是彰扬课程的文学性质,明晰文学史发展的脉络,提高文学鉴赏的能力;还有是读写与文学欣赏两者的融合兼顾。这三种编写思路各有优缺点,“读写思路”容易和高中语文重复,有所谓“高四语文”之嫌;“文学思路”与大学中文专业教学相近,如同中文课程的“压缩版”;而“融合兼顾思路”又让学生感到有些庞杂。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改变大学语文现状的呼声再起,大学语文教材的改革首当其冲,并很快付诸实践。实践的主要思路是突出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在体例和选文上都体现编写者的“人文思路”。

    许多学者指出,大学是以培养“人”为天职的。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存在,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大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其人文精神。事实上这种探索在早几年已见端倪。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大学语文教材的一篇序言中写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语文材料中数量最多、最集中,通过语文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3]

    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齐森华教授在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中提出了人文精神之于大学语文的根本属性,在“编写说明”中没有再提到提高语文能力这方面的内容,而是认为这是一门可以起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作用,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营造大学里文化氛围的基础课程。在罗列这门课程四个方面的作用时,该教材首先提及的就是“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并且在教材的体例上做了些变革,他们以传统人文精神的几个方面为线索编选文章。而2001年的增订本则在1996本的基础上总结出“品格·胸怀”、“为政·爱国”、“亲情·人性”等十个方面的精神特征,以此为单元来安排选文,构成人文精神的模块式教育。

    徐同林主编的《中国文学人文风景——大学语文导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则以“进取不息的人格精神”、“回归自然的人生态度”、“爱国主义的情感类型”等来安排章节。

    张扬大学语文的人文精神培育功能在新世纪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中十分引人注目。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大学人文读本》分三卷,分别命名“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它从普遍性的人类文化价值通识出发,选编了200余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学科则涉猎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伦理、心理、教育等。每一章还以“编者旁白”的方式,进行评述、解说,提示思考,旨在帮助当代大学生走向“精神成人”。有人认为这是新世纪人文课对传统大学语文课的突破和革新。但也有人认为以思想性为主要特征的人文课不能代替通过文学传递思想情感的语文课。

    2003年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该书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重点院校的众多知名教授编写。《高等语文》采用比较灵活的“拼盘式”结构,每一讲都有文选、导读与拓展阅读材料,共25讲,立足“语文”,但文选范围涵盖文史哲和科技等领域,包括《〈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九章算术〉与中国古代数学》、《〈哈姆雷特〉与中国
现代翻译》、《通俗文学》等历来“大学语文”未曾收入的内容。《高等语文》以文学为主,但不局限于文学,在文学的基础上放眼文化,提升品位,培养境界。

    马原、肖瑞峰、南帆主编的《大学语文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将“文学的思路”与“人文的思路”有机结合起来,在体例和选文上都有创新。编者和出版者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和教学理念:“增强文学修养,拓宽人文视野,改善知识结构,培养形象思维能力等等”。全书按上下两编列目,上编为“中国语言文学传统”,下编为“新文化与世界文学”,在大的框架上给出“史”的坐标,各编之内则以文体为单元,选文的视野较宽,力求避免过于专业化,努力通过作品体现人文传统和现代精神。

  三、21世纪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方向之我见

    在对大学语文教学和教材的历史发展及现实状况作了全面分析之后,笔者认为21世纪的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方向应该遵循如下的理念和思路:

    (一)坚持“文学思路”与“人文思路”的统一,注重人文性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目的究竟在哪里?一般来说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相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语言文学的基础训练,对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名篇也已经有了一定的阅读和了解。由于中学阶段语文教学的特点和应试教育的背景,教师通常注重对学生读写能力的训练,注重字、词、句、章的解读和识记。因此中学语文教育是微观的、实用的,对文学的把握是片断式的。进入大学以后,作为素质教育的大学语文课应当是对中学语文的补课,一是补对文学宏观把握之课,二是补通过文学理解人文精神之课。

    所以大学语文的教材依然要坚持它的文学性,要通过文学来理解人文精神。笔者不赞成有人提出的以“大学人文”代替“大学语文”的说法。没有文学作品作依托的人文精神教育容易流于空泛。以文学为载体的大学语文课才有助于学生们去体会文学中蕴涵的人生哲理和精神境界。

    然而坚持文学性不等于是只讲文学作品和文学知识,或者是孤立地讲篇章、字词和结构,而应当注重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把握以及通过对文学人物的命运分析来传递人文精神,增进学生对人文精神内涵的深入理解。一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人物应当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和例证。

    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确定大学语文的编写体例,笔者认为可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即以人文精神的若干方面来构成单元,每个单元根据一定的主题来选文布篇。所选文章应当以文学作品为主。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和丁帆等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都在这方面做了尝试,前者以“大学之魂”、“仁爱,天地最美”、“向往自由”、“寻找良知”、“审视自我”等人文主题为章节,后者以“通古今之变”、“养浩然之气”、“我的信仰”、“为学之道”、“文明:冲突与对话”等人文意识为板块,两者都将相应的文学作品篇章纳入其中,以通过文学的阅读领会人文精神的内涵。

    2007年6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思和教授总主审、张新颖主编的《大学语文实验教程》,该教材把人文的教育落实到对母语的感情和表达运用上,通过汉语语言文学的美感体悟来激发责任感与民族精神。全书以“重新发现母语”、“汉语文学的长河”、“立意与构思”、“组织与结构”、“修辞与风格”、“说话的艺术”、“日常生活与写作”等为章节统领,配以相应的中外美文精选。该教材体现了大学语文的人文性与语言文学性在细部上的交融交织。

    (二)坚持传统文学文化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统一,注重时代性

    21世纪的大学语文教材应当与时俱进,具有时代性。要充分考虑接受主体的思想状况和阅读期待。以往的大学语文多以古代文学为主,不少大学语文教材的古代部分占到了60%。应当说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很多,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学资源,在大学语文教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是应当的。但是古代文学的比例不能过大,这是因为一来古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多为人们耳熟能详,有些作品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在教材里不断出现,给学生以“作品重复、老化”之感;二来即使是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也会因为时代的原因具有某些思想上的局限性。而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不断在接受世界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推动和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以新的时代
的眼光,尽可能地开阔视野,在较大的范围内吸纳现代文化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应当成为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新理念。

    马原、肖瑞峰、南帆主编的《大学语文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即体现了这一理念。该教材首先对古代的经典作品作了精选和一些调整,加入了以往教材很少见的例如侯方域的古文、纳兰性德的诗词等,而整个古代部分的含量比之习见的几种大学语文教材有所调低,大约占总篇幅的40%。这样在保留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同时,腾出了更多的篇幅去选择世界范围内的现当代文学和文化作品。这一编写理念使博尔赫斯、叶芝、里尔克、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胡安·鲁尔弗、马尔克斯、张爱玲、王安忆、贾平凹等一批新的名单进入了大学语文的教学体系之中。新的经典以及体现当代文化特征的作品的出现,无疑给大学语文的教学和教材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三)坚持总体规范与文化特色的统一,注重地域性

    自20世纪70年代末高等学校恢复开设大学语文课以来,要求全国有统一的大学语文教材的呼声在一部分学校中一直存在。有人认为有统一的教材才能提高大学语文的地位。而更多的学校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应当在大体上遵循统一的教学要求的基础上,各地区各学校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使大学语文教学更有新鲜和活力。因为大学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之中的,大学生总是在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环境影响中的高等学校读书,因而通过有一定的地域特色的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可以更好地了解该地域的文化,汲取这里的文化营养,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促进人文素养的提高。进一步地说,丰富性与包容性正是人文精神和现代文明的特征之一。了解不同的文化,尊重不同的文化,兼容并包,取长补短,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工作的学校在浙江省杭州市。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历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在文学文化方面大家辈出。浙江省的高校在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时,无论是文化专题还是作品选择,完全可以增加一些有浙江文化特色的内容。事实上大学语文讲到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就必然涉及到浙江的作家和浙江的文化现象,他们构成了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浙江的历史文化还与浙江新世纪的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相关,浙江建设经济文化大省的宏伟目标也需要从培养有浙江精神的大学生做起。

    笔者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除了完成教材规定的教学内容,在课堂贯穿“文学思路”和“人文思路”、注重人文精神的传授之外,还增加了讲授浙江地域文化的新章节,将浙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随着时代社会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元素展开讲授,并配以相应的浙江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选读,使学生从感性和理性上加深对浙江文化和浙江精神的理解。笔者开设的带有浙江文化特色的大学语文课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改革,不限于课堂上的教学,还带学生走出教室,将课堂教学与校外考察结合起来,实地考察名人故居、历史遗迹、浙江作家笔下的山水风貌和风土人情,这对于丰富大学语文的教学和提高教学效果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

    参考文献:

  [1]徐中玉.大学语文·序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张英.大学语文修成正果[N].南方周末, 2007-05-24(1).
  [3]匡亚明.大学语文·序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作者简介:姚莫诩(1951-),女,北京人,教授,硕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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