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严家炎先生致力于金庸武侠小说研究，不仅在北大开出金庸专题课，而且出版、发表《金庸小说论稿》（北大出版社1999年1月）一书及论文、谈话多篇，应该说，“金庸专家”当之无愧矣！以严先生对文艺理论及现当代中国文学的深厚学养，人们理当对他的金庸研究寄以厚望。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严先生的金庸研究一开始便未能出之一颗“平常心”，一开始便把金庸封成了“文学革命家”，把他的武侠小说推崇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见严氏在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时的贺辞，1994年10月25日）。这样一种完全不符合金庸武侠小说实际的廉价吹捧，在文学界引起了一片哗然。北大著名教授严先生何以对金庸如此情有独钟？这几乎成了文学界的一个难解之谜。严先生参加了《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评点工作，但这个“评点本”却遭到了金庸先生的毁约和侮辱，他甚至影射、攻击包括严先生在内的“评点者”不过是“小学生”水平（见金庸关于“评点本”的谈话，《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14日）。即使在蒙受了此等奇耻大辱之后，严先生依然不改初衷，在刚刚发表的《以平常心看新武侠》（《中华读书报》今年6月28日）一文中，仍然对金庸武侠小说大唱赞歌。严先生口口声声教诲别人“以平常心看新武侠”，而他自己对新武侠却是一点“平常心”也没有。毫无疑问，严先生对金庸武侠小说倾注的热情太多了！综观严先生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吹捧，主要集中在如下十个方面：

　　1）金庸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
　　2）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
　　3）金庸武侠小说有助于“文化生态平衡”；
　　4）武侠小说（包括旧武侠）不仅可以培养人们的侠义精神，而且可以引导人们走向革命（例如女作家杨沫和北大学者汤一介）；
　　5）“五四”以来的作家、学者（如瞿秋白、郑振铎、茅盾等）对武侠小说的批判都是“左倾幼稚病”；
　　6）新中国成立后禁止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借阅是“极左路线”；
　　7）“社会呼唤新武侠”，侠义精神有待新武侠小说去培养；
　　8）“北大”（袁按：应为以严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教授！）捧金庸代表了北大一贯的“校风”和“校格”；
　　9）金庸武侠小说已成“文学经典”，金庸已是一代“文学大师”，《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足可与阿Q媲美；
　　10）金庸武侠小说毫无“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因此，他赢得了数以亿计的读者，这是一个奇异的“阅读现象”。

　　全面剖析严先生的这些“高论”，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涉及的只是他对鲁迅和老舍某些作品的误读。

一、鲁迅的《铸剑》是纯正的历史小说，而不是什么“武侠小说”

　　严先生说：“（鲁迅）1926年写的《铸剑》，可以说是一篇现代武侠小说。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代人向暴君复仇的侠士”（《论稿》P25）。在严氏看来，小说中只要出现了“侠士”，就一定是武侠小说。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逻辑！

　　《铸剑》，原名《眉间尺》，是鲁迅的第三篇历史小说，写于1927年（非1926年），收入《故事新编》。这篇小说是鲁迅根据魏曹丕《列异传》、晋干宝《搜神记》等古籍所载干将莫耶夫妻为楚王铸剑的传说故事加工而成的。这些记载虽有版本之异，但主要情节是大致相同的：干将是一流的铸剑人，楚王命他为自己铸造宝剑。剑将铸成，干将对其妻莫耶说（大意）：剑交楚王之后，楚王一定会杀掉我，因为他不会容许我再为别人铸这样的宝剑。因此，我特意铸成了宝剑两把，我将雌剑献给楚王，而将雄剑埋于山上松树下。我今生见不到咱们的孩子了（当时莫耶刚刚怀孕），孩子出生后，你把他养育成人，让他持雄剑杀掉楚王，为我报仇。干将献剑后果被楚王所杀，而其遗腹子赤鼻（即眉间尺）成人后得客人之助为父报仇，杀了楚王，尺、客、楚王三人同归于尽，三头在鼎中厮杀啃咬，以致面目全非，只好一起下葬，称为“三王冢”。

　　显而易见，这则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既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也充满了复仇主义精神。1926年3月18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血腥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鲁迅的学生刘和珍等惨遭杀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清党”，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鲁迅的一些学生又惨遭杀害。这些“血的游戏”激发了鲁迅的复仇主义精神，《铸剑》就是这种精神的艺术化。这篇小说写得很成功，他把握了传奇故事的神髓，写得惊心动魄，活灵活现，既高度赞扬了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复仇主义精神，也塑造了眉间尺、黑衣人（即原故事中“客”的发展）、楚王等人的生动形象，是一篇比较公认的优秀历史小说。

　　自小说发表以来，近70年间，其历史小说的性质从未遭到怀疑和挑战，也未有任何人将它移入武侠小说中。严先生的确是“始作俑者”。而严先生的强作解人，恰恰是丝毫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武侠小说是一个特定的文学范畴，有自己特定的含义。中国武侠小说的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唐宋传奇中的一些篇章，但它的长足发展则在晚清。按照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的说法，第一本成形的武侠小说是《三侠五义》，刻行于1879年（光绪五年）。后经文学家俞樾改写加工为《七侠五义》。小说主要笔墨即写“三侠”、“五鼠”之辈“率为盗侠，纵横江湖，或则偶入京师，戏盗御物，人亦莫能制……至于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间方绝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第27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显然，作为较早的“侠义小说”，《三侠五义》尚有较多的生活气息，人物也还有性格，文风亦以“粗豪脱略见长”，故得“于说部中露头角也”。“侠义小说”发展到清末民初，终于泛滥成灾，“侠义”的成分越来越少，“武打”的成分越来越多，以至于分宗立派，打打杀杀，恩恩怨怨，血染江湖。在艺术上则陈陈相因，辗转传抄，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走上了绝路。“五四”新文学所以要扫荡旧武侠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鸳鸯蝴蝶派），正因为它们的泛滥成灾扼杀了中国文学的勃勃生机，阻碍了中国文学健康发展。

　　作为“五四”新文学（特别是新白话小说）的开山祖师，鲁迅当然不会也不屑去写武侠小说那样的东西。他身体力行的文学原则是“为人生”、“改良人生”，反映现实，健全人性，是真、善、美的统一。在创作方法上，他早期张扬浪漫主义，“五四”时期则更多提倡写实主义。他的《呐喊》《彷徨》便以写实主义为主，而《故事新编》则回荡着浪漫主义激情。《补天》、《铸剑》、《理水》等表现得尤为明显。以《铸剑》为例，它写了复仇，歌颂了下层人民正义的复仇精神，但它有明显的社会内容而非江湖恩怨；它塑造了“黑衣人”这真正的侠义精神的结晶，但他却不是武功高强、打打杀杀、飞檐走壁、来去无踪的“侠客”；更重要的是，它用浪漫主义方法写现实生活内容，和清末民初那些武侠小说的胡编乱造、不食人间烟火更不可混为一谈。如果硬要把《铸剑》这样扎扎实实、地地道道的纯文学创作，纳入和它根本不搭界、不相容的武侠小说中去，岂非将带来文学创作及研究的一片混乱？鲁迅岂非也要死不瞑目吗？！

二、《断魂枪》是纯正的写实小说，也不是什么武侠小说

　　像《铸剑》一样，老舍的名篇《断魂枪》也被严先生划入了武侠小说的范畴。他说：《断魂枪》压根儿就是武侠小说，因为他是老舍要写的武侠小说《二拳师》的一部分（见《论稿》P25）。

　　《断魂枪》写了一个老镖头沙子龙保镖事业的没落和心境的悲凉，小说最成功处在于将这种悲凉心境渲染得恰到好处又十分到家。这位老镖头心如明镜：保镖业不行了，这碗饭不能吃了，自己已经到了英雄末路，自己的绝活儿“五虎断魂枪”已无用武之地而只能收起了。小说只用了一个细节：他坚决不教慕名前来学艺的孙老者“五虎断魂枪”，但在夜深人静时，他却“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

　　很明显，小说写的是老镖师对当年保镖威风的“回想”，而不是这种保镖事业本身。如果老舍不是写这种“回想”，而是写那种事业，《断魂枪》则肯定是武侠小说无疑矣！《十二金钱镖》、《七剑十三侠》、《三侠剑》……不都是以保镖为题材的武侠小说吗？无奈老舍感兴趣的不是那种事业，而是老镖师英雄末路时的心境！这种悲凉心境，并不限于老镖师，它可以适用于一切末路英雄，只不过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这样一来，篇中的老镖头，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保镖侠客，而变成了一位生不逢辰的、洗手不干的、充满悲凉的、英雄气短的普通老者，他的保镖生涯早已结束了。他的冒牌弟子王三胜等想学他的“五虎断魂枪”，想让他重振雄风，重上江湖，然而他不干；孙老者登门学艺，想学他的“五虎断魂枪”，他更是断然拒绝。对于这样明明白白的艺术描写，严先生竟然视而不见，非要老镖头重上江湖不可。严先生对武侠事业的执著，远远超过了王三胜和孙老者！严先生实在太强人所难了！

　　不错，老舍先生说过：“（《断魂枪》）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见《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一文，收入《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对这段话，严先生如获至宝，大做文章，一下子便把《断魂枪》归入了武侠小说。可是，“求胜心切”的严先生却露出了太多的破绽。第一，我们要问严先生：“武侠小说”《二拳师》为什么没有写出来？严先生不会不知道，《断魂枪》收入《蛤藻集》，出版于1936年11月，编成于1936年10月。其时与抗战爆发尚有约一年之久。以老舍的才华与多产，他在抗战爆发前完全可以写成或基本写成《二拳师》。然而，除了《断魂枪》这“一小块”之外，老舍一个字也没有写。何以至此？严先生没有回答，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有意回避？其实，回避也回避不了。老舍没法写！在东北沦亡、华北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老舍还有心思去写打拳卖艺、保镖行侠？老舍虽然不愿过问政治，但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对民族大义看得尤为重要。《二拳师》胎死腹中这恐怕是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二，即使《二拳师》写出了，会是什么样的武侠小说？老舍会拾人牙慧，走《十二金钱镖》、《七剑十三侠》、《三侠剑》……之类的路子吗？就《断魂枪》这“一小块”看，绝不可能。要写，也一定会独辟蹊径，把武侠小说生活化、写实化、性格化，而不再是打打杀杀，血染江湖那一套。也就是说，旧瓶装新酒。然而，谈何容易！有鉴于此，才高八斗如老舍者也只好畏难却步了。“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不正是一语破的，活画了老舍的创作困惑吗？严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不多问两个为什么？尤其是，既然《二拳师》没写成，为什么还非要把《断魂枪》说成为武侠小说不可？为什么闭眼不看《断魂枪》的创作实际？“一小块”是什么样的“一小块”？“一小块”等于胎死腹中的《二拳师》吗？至于说老舍小说中“经常活跃着一两个侠客的影子”；话剧《五虎断魂枪》的主人公依然；连《猫城记》中的大鹰也属这类人物……，更都属严先生明显的误读，根本不能成立。

　　金庸先生颇有自知之明，他曾不止一次声称：武侠小说是娱乐性作品，不宜评价太高。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的金庸小说研讨会上，面对“万古云霄一羽毛”（指金庸）之类的谀词，他还一再表示“不敢当”。然而，以严先生等为代表的几位内地学者却执拗得很，非把金庸捧上天不可。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学术上的走火入魔？

　　“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我们希望严先生好好品味品味这两句陶诗，争取早日端正对金庸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