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没有文字的时候，因为要表达情意，曾经想过种种方法，起先是用一些足以代表其他意义的实物，譬如送一支箭给人家，那就是表示要和他打仗；如果是讲和呢，就送过一根烟筒去，因为烟筒是代表和好，而箭却征着战争的。后来的绑匪们在恐吓信里缄子弹，朋友们在见面时递纸烟，也正是这意思。不过单是箭、烟筒等等轻便的东西，自然还可以，倘使有一种事情，非用大石柜或是大铁鼎来代表不可，这就无法照办了，请七八个人抬着，送到几十里或是几百里外去吗？我想，即使是古人，也还不至于这样愚味的。而且事实上，复杂的情意，也决不能用简单的实物来表现，直到以后，终于无法应付，渐渐地有碰壁之势了。
一碰壁，于是就另想别法，结果是采用了结绳。《易经》里说，“上古结绳而治”，就正是这时期。但怎样结法呢？有一件事情，就打一个结，做完了，就解开么，但这不但不能表达情意，就是要备忘，也是很成问题的。打的时候虽容易，但历时既久，结一多，记起来可就困难了。这方法可不行。《九家易》里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照这说法，结绳只是一种契约，我看也未必尽然的。那末究竟是怎样结法的呢？现在秘鲁的乡间，还存在着一种结绳文字，那方法是用一条极粗的横绳，上面挂满着长短不齐，颜色不同的细绳子，结网似的打起来，每一种打法，就代表一种固定的东西，这作用，就和文字相仿佛。听说东方的琉球也还遗留着这制度。我们的古代的结绳，推想起来，恐怕也是和这差不多的吧。
但结绳的时期，究竟延长了多久呢？这很难说。《易经》是一部很早的书，它也只告诉我们：“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夨。”大家根据这段话，以为代替了结绳的，就是书契——文字；但也有人不同意，说是书契并不是文字，仍旧不过是一种契约之类的东西，和文字毫无关系。但我想，无论如何，结绳和“图画文字”，在时间上，决不会距离得很久的。
到这里，我们还是来推测一下文字的起源吧。
每一种对人类文化较有影响的工具，人们对于它的产生，总不免有些近于神话的传说，文字自然也不能例外。《河图玉版》里说：“苍颉为帝，南巡狩，登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这是说，文字原是一种天赐的东西。类似的记载还很多，见于《水饰》里的，如：“神龟负八卦出河，授伏牺。”“玄龟衔符出洛水。”“黄龙负图出河。”“尧与舜坐舟于河，凤凰负图，赤龙载图，出河，并授尧。”“龙马衔甲文出河，授舜。”“鲈鱼衔箓图，出翠之水，并授黄帝”。“白面长人而鱼身，捧河图授禹，舞而人河。”等等，都是有关于文字的产生的传说。自然，神话是总不免于稀奇古怪的，但也并非全无原因，《路史》里说：“苍帝俯察龟文鸟羽，始创文字。”许慎的《说文解字》自序里也说：“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可见其实是古人看了龟背的条纹，鱼的形状，蛇游的痕迹，这才有所领悟，因而造出“图画文字”来。所以在字体上，相传就有龙书、穗书、云书、虫篆、鸟迹篆、鸾凤书、麒麟书、蝌蚪文、仙人书、蛇书、钟鼎篆、倒薤篆、偃波书，蚊脚书等等的分别，几经传说，复加附会，于是就错成“灵龟负书”、“黄龙负图”、“鲈鱼衔篆”之类的神话了。但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文字的功效博大，变化繁多，在神权社会里，人们就不敢相信它是出于人力的缘故。
中国的历史是开始于神话的，古有所谓三皇五帝，《纬书》里说：“三皇无文”，所以有人以为文字是在五帝的时候才有的，但怎样产生的呢？古代的许多学者，大抵相信为苍颉所创造，《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鹖冠子》、《淮南子》里就都这么说。又因为文字始于五帝，而五帝的第一个是黄帝，所以东汉的学者如宋衷、许慎之流，就断定苍颉是黄帝的史官，这是“苍颉为帝”之外的另一种说法，而为后人所无法确定的。
但也有人推开了“三皇无文”的《纬书》，以为造书契的是伏牺，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序里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史记》的《三皇本记》里也说：“庖牺氏造书契结绳之政。”但这一派的意见却压不倒苍颉造字说，只有在唐朝，曾经定为功令，叫应考的读书人都跟着这么讲，但这光荣终于和唐的社稷一齐倒掉，唐以后，大家又把造字的功劳，归到苍颉的身上了。
然而无论其为伏牺或是苍颉，实在说来，是都靠不大住的。日本人根据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缉藋而庐的例子，认为“苍颉”二字，其实是“创契”的讹音，意思是造字的人。这样，火是造火的人发明的，房屋是造房屋的人发明的，文字也是造文字的人发明的，实际上却并没有这个人。许慎因为汉族没有“苍”这个姓，就把苍颉写成仓颉。从这些苦心孤诣的做法看来，可见在汉朝，是否真有苍颉其人，也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我以为文字的能够进于精密，必须经过较的时间，较多的人手，而且一定要大家都能明白，这才可以应用，因应用而可以比较，渐渐地达于妥善，决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春秋演孔图》和《春秋元命苞》里，叙帝王之相，说道：“苍颉四目，是谓并明。”但我想，事实终于还是事实，即使说他生着八只眼睛，十六个瞳孔，也何补于文字的创造呢？
不过，倘说当初你一个我一个造出来的散漫拙劣的文字，曾经由某些人加以集合、整理、改良、使其更适于应用，那倒是比较可信的。
文字的最早的基础，是象形。埃及金字塔的壁上，绘着许多神秘的图案，经过各国学者多年的研究，这才知道是古代埃及的“图画文字”。大约四千多年前，希克斯人统治了埃及，在埃及原有的“图画文字”里，挑选了二十一个字母，这便是后来欧洲各国字母的祖宗。但那时候却是象形的。A是一只公牛头；B是一所房屋的雏形；R是一个人头。到了现在，谁还能够从ABCD里找出它们原来所象的物形来呢？这是因为欧洲的文字，早已从象形进到拼音，大部分已经脱去了古老的外壳了。
但中国却至今还留存着这外壳。
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古代的人，要写鸟字，（那时候是叫作文的，两个文拼起来才叫字。）就画一只鸟；要写鱼字，就画一尾鱼；起先是各逞已意，随便画去，到后来，日子一久，就拣那大家认为最简便，最像样的一个，拿来应用，这才渐渐地归于统一。但统一了的象形字，仍旧不过简单地执行一点记忆和提醒的工作，因为在最初，既没有连缀的句子，也没有整篇的文章。譬如画了一条鱼，它所提醒的不过是对于鱼的关系，至于到底是买鱼，捉鱼，还是吃鱼呢？仍旧要靠看的人自己去追忆，去悬揣。等到人事一繁，追忆和悬揣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字的需要愈多，于是象形之外，又有了指事、会意、形声，以及转注、假借等等的方法。
象形，必须先有实物，画一个圆圈，放四道毫光，这是日字；尖嘴圆头，生一个翼子，拖两只脚爪，这是鸟字；当然很不错。然而怎样来分别上和下呢？古人倒并不像现在的老先生那样顽固，一味不化。他们一碰到象形走不通，就指事：画一根平线，点在上面的，是上字；点在下面的，是下字。这也是走不通，就会意：太阳和月亮挂在一起，是明字；三个人聚成一堆，是众字。这又走不通，就形声：开始和“记音”接近，如鹅，从鸟，读如我；鸭，从鸟，读如甲。但一面因为已经造成的文字，还需要孳乳和淘汰，于是又想出了转注和假借。章太炎说：“类谓声类，首谓语基。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孳乳既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伸，音相切合者，义虽小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说得简单一点，转注是同义而并有异字，假借是同字而具有异义，前者是孳孔，后者是节制，对于文字，同样是一种调整补的工作。
但做这工作的到底是不是苍颉呢？也不一定。
在原始社会里，专弄这些东西的，大概是巫史——一种身兼数职的人物，他降神，医病，又用文字作工具，来记载祭祀的礼节，狩猎的规则。他不断地应用这工具，也不断地加以改进，起先是只用文字的单位，后来就按照口语，稍加省略，慢慢地写成句子，凑成文章，弄出一种似话非话的东西来。自然，起承转合，抑扬顿挫，是没有的。主要的条件是明白，流利，后来又加上一条：漂亮。
但这真是后来的事情。最初把字的单位凑成句子，把句子组成文章的例子，现在是无法找到了。据我想来，那恐怕是一种简单到类似账单的东西，记载着祭祀和狩猎时候的情形。例如：酹几次酒，用的是三牲还是五牲；狩获几只獐鹿，利于东方还是西方；等等。这虽然是帝王的功绩簿，但简短，粗略，还比不上后世豪家小姐遣嫁时的妆奁单。一是由于生活的简朴，二是由于文字的不具备。在句法和文体上，偶尔有一点进步，都曾费了很大的力气。
然而自从殷墟发现以来，我们也约略可以找到一点较后的材料了，这些大抵是刻在甲骨上的卜辞，不过阙文既多，古字一时又难于尽识，我这里且检几条比较明白的在下面：
一、“我其祀宾则帝降若；我勿祀宾则帝降不若。”
二、“俘人十又六人。”
三、“其获其获。”
四、“允有来嬉。”
五、“王□次，命五族伐羌。”
六、“于土，三小牢，卯一牛。”
七、“甲午卜，今日王逐麟。”
八、“贞鬯御牛三百。”
这些“流水账”和卜辞，有许多是协于古音的。现在所传的黄帝的《道言》，颛顼的《丹书》，帝喾的《政语》，论时期应该比殷墟里的甲骨还要早，但这都为后人所伪托。不过文章的协音但凡偶词，倒确是那时候的一种风气。
偏于记事，虽然是初期的文章的特色，但记和叙，常常是分不开的，叙又可以自叙，所以一面也就有了抒情的作品，有人以为这比记事还要早，是发端于劳动时候“杭唷！杭唷！”的声音，再由这转成诗。不错，较早的抒情作品大抵都是诗，譬如有名的《击壤歌》吧，是叙述初民的生活，兼写初民的心情的，那首诗短得很：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据说这也是假托的，以形式的简短，情调的真朴，恰合于那时的情景看来，可见这伪造者颇为能干，他也许曾经看见过一点古代的典籍。如果描写三角恋爱；草小说五百万言，说是四眼头陀苍颉的手笔，那就无论写得怎样高明，恐怕也没有人会相信的了。
但是，记事的是文，抒情的是诗，这样明白的界限，其实并没有，而且文章也大抵协于音韵。就现存的文献看来，殷周时候，还有一种介乎诗文之间，却又颇为流行的文体，如铭、戒等等，然而我想，这些文体的多见，也许是因为现在所发现的，都是些甲骨鼎彝之类的缘故吧。
伊耆是尧的姓，郑玄以为古时另有一个天子叫作伊耆氏，皇侃和熊安生却说是神农，这些且不去管他，横肉竖有人以为禹不过是一条虫，古人和我们相去竟有这样远。且说伊耆氏有一篇冬祭的祷辞，说道：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此外还有尧的《戒言》，舜的《南风歌》和《卿云歌》，类难具信。比较近于真的，是《尚书·皋陶谟》里的一篇歌词，说：
……蘷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曰：“俞，往钦哉！”
周鼎向有遗传，自从殷墟发现以后，又有了许多殷的甲骨，这上面的文章，倘能一一加以辨识，那该是很好的吧。但世事是这样孔急，我们还不容钻进古董堆里去，为求便利起见，享享现成，我这里且举出一些殷周的铭来。首先是汤的盘铭：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这很简单，朴实。到了周朝，诗歌文章，渐有进步，下面是周朝的一些铭，相传是武王时代的作品：
杖铭
恶乎危？于忿懥；
恶乎失道？于嗜欲；
恶乎相忘？于富贵。
鉴铭
见尔前，
虑尔后。
砚铭
石墨相著而黑；
邪心谗言，
无得汗白！
本来，文章这东西，一开头就是为世的。到了周武王的时候，跟着生活的进展，不但内容渐趋于复杂，就是形式，也更臻于完美。无论是句子的缔造，文章的结构，愈到后来，也总愈见得精密。现在还有人主张学古文，抄烂调，舍精密而取粗疏，捧着古时的土话，作为口头的韵语，那真是糊涂透顶的家伙，永远不会懂得文章的好处的。
一提起土话，不错，较早的古书，常常引用土话。书经和诗经里，就有许多不可解的地方，正是古人的口头语，弄得许多注疏家手忙脚乱，一世摸不着头脑。有些甚而至于把男女调情的山歌；硬解作圣贤治世的经典，曲为注疏，自以为得其窍穴，却不断上了土话的大当，其实是很可笑的。
不过古人的在文章里夹用土话，原是发乎自然，并非真的要和这些注疏家为难；他恐怕根本就想不到自己的文章会需要注疏的。但是，由于土话的多见，这里又有了一个问题：古代的言文，是不是一致的呢？据许多学者的调查，是一致的；也有人提出反证，说是不一致。语言看来总早于文字，我想，最初象形字画成的时候，对于某一个象形字，一定是以称呼这形象的口头上的声音，来决定其字面上的声音的。因此造句的时候，也一定以语言为蓝本，这样说来，言文是应该一致的了，但因为象形字难写，字数不具备，就只好拼命的省略，仿佛吝悭人所打的电报一样。那结果，是弄出了一种接近口语，然而又并非口语，就如我上面所说的“似话非话”的东西来。
从巫史的手里转到特权阶级的手里，文字愈和大众隔离，言文也就愈不一致。泊乎后世，遂有所谓读书人和文学家的出现，文字从此落入了帮凶的地位，成为大众的死对头了。但这决不是正当的发展，文字本身是没有功罪可言的。“五·四”的白话运动，近年以来的大众语运动，以及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这些说明它重又在和大众接近。好好地使用它，发扬它，使它成为大众自己的东西，这是所有拿笔杆的人的责任，应该牢牢地刻在心上的。
网络链接：
汉字的五种起源说
说文解字序（及译文）
门外文谈（鲁迅）
唐弢为鲁迅注《门外文谈》
打筹与击壤歌
本站教参（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