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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中国文化概论》教材的评议(叶岗)
【时间:2007/7/11 】 【来源:文化研究网 】 【作者: 叶岗】 【已经浏览8107 次】

    提要 鉴于《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本文对目前流行于部分高校和社会办学机构的三部权威教材分别作了具体的评议,既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又围绕特点指出褒贬之处。在这基础上,对这三部教材以及其它同类教材所共同具有的几方面问题进行了统一评述,一是难易问题,二是体系问题,三是重点问题。
    关键词 教材;特点;问题
    作者简介 叶岗,1965年生,男,汉族,籍贯浙江绍兴,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硕士(绍兴 312000)

    
     在高校中开设中国文化一类的课程,建国以前就有,那时有几十部《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导论》、《中国文化史》一类的论著和教材,有关论文则有几百篇。1949年被迫中断。198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1988年中山大学李宗桂讲师又率先分别写出《中国文化概论》教材,成为当时深受欢迎的读物,来自政府机构的奖励和海内外书刊的书评,一时交相辉映,各类重点和非重点高校,也纷纷对课程设置作出调整,把《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文化史》这两种中国文化类课程,或列于专业课范围,或置于公共选修课之列,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也将《中国文化概论》列为部分文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各高校和社会办学机构经过10多年的教学实践,在巩固和深化学术界于80年代末继兴的"文化热",奠定大学生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在年青一代中升华人格、提高境界、振奋精神,起到良好的效果。如今,文化学课程已是高校中受众面最广的少数几门课程之一,陆续处于重点建设之中,而作为基础工作的教材建设则备受关注。

     针对《中国文化概论》课程而言,在这方面,一些高校都有些自编教材,而不少专任教师也编有授课讲义,笔者通过走访调查和网上查询,既为同行们的敬业精神和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情所感动,又发现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致使这些教材和讲义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至今尚未颁布全国统一的课程教学大纲。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流行于部分高校和自考文科专业的几部统编教材事实上在教学大纲、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就起到了规范与引导作用。认真评议这些教材的得与失,对于课程建设和增进年青一代的人文素质,不乏现实意义。以下分述部分只就每部教材而言,共同性的问题则置于最后。

    由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以下简称张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是国家教委推荐教材,获得过国家教材一等奖。在国内现行影响较大的同类教材中,张编的编写阵容是最令人瞩目的,它不仅是国家教委布置编写的,而且集中了其时国内人文科学领域内的拔尖人物,哲学方面如武汉大学的郭齐勇、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国荣,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复旦大学葛剑雄,文化学专家湖北大学的冯天瑜和周积明,古典文学专家南京大学的莫砺锋,还有在新时期最早编写《中国文化概论》教材的中山大学李宗桂,等等。这些英才俊杰一时齐集于知名的哲学权威张岱年和方克立门下,有力地保证了教材的编写质量,充分说明了国家教委对于《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重视程度。如此整齐强大的阵容,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恐不易再度出现。


     虽然不能绝对地说,名家笔下必出名作,但张编可圈可点之处确实不少,值得教学一线人员认真把握和细心体认的有这样几点:

     一是体系周全。教材除"绪论"介绍文化学基本知识以外,共计三编十九章。上编五章主要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简史、中国文化与异族异域文化融合交汇这五个问题,前三章突出了此编的重点即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或曰生成"土壤"。中编九章分门别类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和典籍、科学技术、教育、文学、艺术、史学、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突出了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或曰文化的表现载体,从中可以看出编者着重注意的是狭义文化即心态文化。下编五章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基本精神、价值系统以及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建设现代新文化这五个问题,前三章突出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环环相扣,成一严密的逻辑整合体。由上可知,张编的体系主要由三大块组成,即中国文化的生成机制、表现形式和整体特征,以这样一个体系来网罗博大精深而给人茫如烟海之感的中国文化的知识和理论,确可谓周全备至。

     二是注重整体把握。《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名称和性质决定了它所面对的是中国文化的整体性问题,这也就是它之所以区别于文科专业其它课程的地方,虽然这些专业课程如《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等也都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特征、精神和光彩,然而,把握全部、注重整体却是本课程的独特之处。在这方面,张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这样两点:一是探讨和阐释中国文化整体问题的章节和篇幅超过大半,体现了教材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二是即使在介绍中国文化表现形式的专门知识中,也时时顾盼和呼应各种文化问题。注意从文化学的视角和运用文化学理论来展现这些文化载体的独特内容,体现了从个别上升到整体的趋势。虽然由于编写者不同,在这方面,有的章节与文化学联系较好,有的则较为疏隔,但均力求从整体上去把握个别现象。

     三是论评结合,褒贬得当。由于教材出于专业学术人士之手,因此张编体现了强烈的论述倾向和浓郁的理论色彩,这与时下那些铺天盖地只是简单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书籍划出了鲜明的界限。尤其可贵的是,这些论述蕴含了编写者对中国文化的体悟之情和理性思辩的力度,有的段落简直是思跨天地、笔挟风雷,颇能激起年青学生诗心的回荡和对中国问题的思索。在强化论述的同时,张编又能作冷静而细心的评判,注重引导年青人确立起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既不一味宗古,亦不盲目黜古,这点最充分地体现在下编第十七章。深谙中国文化的人士都能明白,几千年中国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后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我们民族的各种先进性和落后性都错综复杂地层层累积于文化之中,要对之作出慎重稳妥的价值取舍,而不是那种简单僵化的两分法,有时真给人无从下手之感,这本教材既不回避论评结合的责任而又能呈现出这样的面貌,确能让人留下持重稳妥的良好印象。

     当然,体现在张编中的个别不足也是较为明显的,主要是有些内容的交叉重复与膨胀。如中编所分章介绍的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和伦理道德,其间就互有牵扯,而且严格地说,这样的分法,绝非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原貌而仅是以今衡古的学术错觉;再者,这三章的内容与下编主体部分所论述对象的界限又在哪里呢?其实,站得高一点,都是在对中国文化作一种哲学视野的审视而已。教材在内容上,由于主编的哲学家身份和编写人员中多以哲学出道,故而全书不仅讨论哲学及其相关内容较多,而且演述哲学的笔势在在多有,致使全书较为艰深,但也失之枯燥。尽管我们可以认为文化学的核心是哲学,但哲学毕竟不能代替和操纵文化学,两者各有各的学术使命之所在。这一缺陷,编者在《后记》中也约略提到,但笔者持此教材执教有年,屡与学生交流碰撞,其间的感叹似乎更为沉重一些。

     由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以下简称金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联合了国内数十所高等院校的相关教师编纂而成,是高等院校21世纪人文素质教育教材。该书除"绪论"外,总计17章,实际上可分三个部分:一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整体风貌和内部结构、基本精神、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计5章;二是古代儒道墨法兵佛各家文化流派(重在剖析人格理想)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计9章;三是文化的近现代变革、中西差异和交流,计3章。该书体系设置不够明晰,如第一部分对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阐释与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分析揉和一体,学生不太容易掌握教材内容推进的线索;又如第二部分既从思想史的角度谈论以儒道佛为主的文化流派,又从狭义文化的门类去介绍文学、艺术、史学、教育和科技,分类的不一致鉴于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其实也不是不可以,但编者为了避免在相近章节上表述的雷同,致使内容阐述上的准确性打了折扣,如在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时不方便再讲道墨兵诸家,在介绍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时刻意回避儒道佛等思想流派对它们的历史影响和思想驱动,如此怎么能够反映出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的历史原貌和独特本质呢?因此,在教学上,金编可唤起学生阅读的兴趣,但教师以此为教材需要对体例和内容作重新安排,更要作综合与调节压缩的工作。

     然而,该书值得称道的特点还是明显的,最为主要的是在阅读内容上,有一个他书所无的亮点,就是在每章之尾,附有"文选"篇目与节选、全选的内容。这一编纂方法,既可补正文概括演绎之阙,又可开拓学生阅读视野,引导部分学生的思想趋向深化并从中形成独立见解。如第十五章《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变革》,"文选"部分就列举了章行严、蒋梦麟、李大钊、陈序经、吴宓、张东荪、常乃惠、章士钊、朱谦之、张君劢、罗素(英)、熊十力、梁漱溟、季羡林、李泽厚共15位文化学家有关中国文化变革的名著名篇目录,其中存目10篇,节选1篇,全选或整节抽取4篇。这些文选的作者,涉及到近现代和外国的文化学家,有些作者在我们过去的思想史著作中是被否定掉的,更有一些属于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文化流派,但金编却不因人废言,将这些"杂色"和针对同一个主题的多重声音置于一编,体现了在一定范围内的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拓展了教材在内容上的深度和广度,并引导学生的思索走向立体化和复杂化。又如第六章介绍儒家文化,"文选"列举从先秦到清末的文献有20多篇(部),这实际上是给有心的读者和学生开列了研究和了解儒家文化的代表性书目;不仅如此,编者还对所节选的"四书"内容以及荀子、韩愈、周敦颐、朱熹的节选文章作了简明的注释,照顾并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从这些细节处理,可看出金编的认真和用心。

     由于金编是人文素质教育教材,因而不仅从素质教育的角度去阐释文化现象,而且加大了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比重。例如,在概括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时,就有针对性地强调了"重人文教化"的相应内容;在介绍各家思想文化流派时,不仅注重客观的历史情况的提炼,而且多方呼应并将论述重点落实于这些文化流派的理想人格内涵及其人格塑造;在阐述中国传统教育的章节中,就围绕着审美教育的中心来展开内容;同时,教材还加大了古代文学、古代艺术以及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变革、90年代大众审美文化等内容的比重等等。这些,都适足以感奋当代年青人的思想情绪,有利于他们涵养丰富健全的个体人格和追求超迈博大的人生境界。正如刘凤泰同志在丛书总序中所言,在文化学教材中突出素质教育是一项"创新启端、树人养志的伟大事业",金编在这方面确实是一项较好的实践。然而,针对《中国文化概论》这一教材客观性质而言,在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性与把握中国文化知识和理论的科学性之间,是不是还可以协调得更好呢?比如,仅仅以审美教育来勾勒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状貌,就极容易排斥其时与"审美"不相容却在古代教育史上占据更多份量的科举制;又如,如果把道家和佛家的论述终点置于人格理想上尚不算牵强,那么,把儒家的文化精神与理想人格直接联系起来就显然缩小了儒家庞大的精神气象和弱化了儒家强大的历史现实作用,而把墨、法兵家的文化阐述也最终落实于理想人格则只能视为一处过分机械化的败笔了。这样说,不是在否定金编的现实功用,而是在强调素质教育教材编纂的艰难性以及金编的启示价值。

     由王宁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和博士导师参加编写的《中国文化概论》(以下简称王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适用于10个主要文科专业。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同类教材和自学考试的特殊性,王编力求创新的意图和痕迹是较为明显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在上层文化与底层文化之间,强调了底层文化;在思想观念与文化事象之间,突出了文化事象。教材的锐意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这里,这也是王编相异和相胜于同类教材之处。主编和编写者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以前辈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为首,已成为国内民俗学研究的重镇。编写工作充分发挥了这一学术传统的优势,在钟敬文先生指导下,综合了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思想观念与文化事象并突破了其它教材在文化观念上的某些藩篱从而相应地强调了上述两对概念中的重点。王编以此找准了广义文化的角度和范围,并使之通过相应概念的引入和大量文化事象的介绍,落到了实处,并最终给人在体例构架上面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认为,教材对于文化内涵的这种把握,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呼应了传统文化积淀于当代生活的现状,在国内外迄今已有100多种文化内涵的探讨中,仍不失具有中国特色的有益探索。更重要的是,教材对于文化内涵作这般把握而不是去重点探讨古代上层各种精神意象和文化理论,较为切合于自考学生的生活背景和知识局限,能够充分调动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从实际的生活之海中观察和评判各种文化事象的习惯和能力。所以,以此而论,王编首先是一部建基于科学探索基础之上的教材,其次是一部对自考生读了有用的教材,更是一部对现行同类教材有所纠编的启迪之作。

     二、体系构建较为简明。除"绪论"外,王编总计七章,体系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介绍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第二部分是第二章和第七章,概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对外交汇与现代化;第三部分由第三、四、五、六章组成,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或曰表现载体。在本文所评述的教材中,王编是章节最为简明、字数最为简约的一种。在体系三部分中,第三部分是教材的主体,也是编写者强化底层文化和文化事象的落脚之处。对于这部分的章节组成,编写者颇具用心。它既在绪论中明确交代对于文化表现采用四分法,即生产生活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语言文字文化,又在相应的每一类分法中尽可能多地熔铸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如概述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一章中,就包含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教育思想和艺术审美。体系的简明和字数的简约同样符合自考生的实际情况。然而,体系简明的特点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主要是遗漏了部分较为重要的内容。比如,介绍思想观念与精神文化时,不能没有中国史学的内容;介绍中国文化形成机制时,仅仅着眼于地理背景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王编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分析竟不落只字,全部轻轻放过,并且未加任何说明。另外,介绍中国文化简史的第二章字数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比重明显偏多。因此,王编体系上的简明是一种带有较大局限性的简明。

     三、王编在用词、下定义、作概括方面较为精审;而且,因为熔入了编写者个人的学术成果和对中国文化的体已感情,虽然尽量使内容表达限制在学术界取得共识的部分,仍不乏精彩之笔。对于前者,比如,鉴于近年来文化问题已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文化问题又随着改革开放而有了极大的实践意义,而社会上称作"文化"的那些言谈论说甚至新闻报道,对"文化"的使用实在是过于滥了一些,因此,"绪论"在介绍文化、广义文化、狭义文化的概念之后,就特辟一节,专门为各种与文化相关概念进行正名,所牵涉到的相关概念有文化产品、文化内涵、文化现象、文化事象、文化思潮和文化政策这六个,明显体现了编写者的认真和精确。对于后者,比如,在介绍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时,不仅如同类教材那样阐述了中国整体的历史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文化形成的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自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区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并且在认识上充分重视了区域地理对于中国各区域文化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区域文化对整体文化的互动作用,故而在教材中就专门以"区域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多样分布"为题,谈论了区域文化形成的因素、古代一些重要区域文化概说、区域文化对统一文化的作用,这部分内容不仅新,而且较为深刻,其深刻程度甚至超过一些相关的学术专著,更遑论同类教材;又如,在阐述明清两朝立国观念时,所概括出的两点非常精彩,令人回味,一是农民意识,二是泛道德主义,这只能是平时不离书案的学人才能总结得出来的。我们承认,教材多忌一家之言;但我们更应承认,教材不忌建立在认真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独特的个人发现。

     通过评述,我们认为,张编是一部体大思密的持重之作,金编是一部促人感奋的阅读之作,王编是一部多具创新意识的探索之作。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三部教材,不仅因为它们都是由国家教育部指定或委托编写的,也不是因为它们目前广泛流行于多数高校和社会办学机构,而是因为这三部教材的编写均是化了心力且各具特色的,这使得它们在众多同类教材中脱颖而出倍受瞩目。上面的评述归纳了这些教材各自的特点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褒贬之处,供同行教师在选择和使用《中国文化概论》教材时作一参考,以下是想就这些教材以及其它同类教材所共同存在着的一些问题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高校教材不同于学术论著,但也不同于宣传和普及读物,而应介于这两者深浅之间。对教材深浅度的把握,其实牵涉到一个对学生作为学习主体身份的认定和把握。高校毕业或通过社会学习机构获得毕业文凭的大学生,都应是我们社会主体之中的新文化新知识的传播者、教育者和影响者,因此,他们在学习阶段中的所学所知严格地说应高于社会大众,这样,大学教材的学术水准就应高于供普通大众学习的宣传和普及读物。具体落实到《中国文化概论》教材,虽然我们把该门课程定位于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化的基础课和入门课,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教材应有的学术深度。比如,现行教材中介绍中国古代科技,无外乎天文历算、中医药和四大发明;介绍中国古代文学,不过是些各代所胜之文体的名家名作;介绍中国古代宗教,也只提供些儒道佛的常识性知识,等等。教材这些部分中的知识水准,几乎等同于甚至低于现在的大学生在中学阶段的所知所学。这一通病,不仅存在于许多《中国文化概论》教材,也同样存在于我们所评述的这三部教材中。然而,也有的教师认可于教材这些部分现有的知识水准,其理由是教师在课堂中所讲到的,只能是些基本的理论和知识,而大量的富有深度的内容须靠学生发挥学习主动性去进行课后阅读。在教学实践中,笔者不敢苟同于这种说法,因为很难想象味同嚼蜡、重复雷同,水平低下的课堂教学内容会激起大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和热情,相反,这只能败坏他们的学习口味和对该门课程的看法。学生只有在接受了稍有难度的问题以后,课后才会去跑图书馆。要激起大学生学习《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兴趣和热情,笔者认为,适当强调一下现行教材中有关中国文化表现形式部分的内容深度,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关于教材的体系问题。笔者在评述张编时,归纳了它的体系所包含的三大块结构,这只是就其基本部分而言。如果完整一点,包括金编在内,在体系中还可把有关中国文化交流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的变革的内容单独划出一块,在王编中已明显对此单独成一块。这样,在这三部教材以及其它同类未被评述的教材中,几乎都含有一块内容即集中于阐释中国文化在遭逢西方文化之时如何探索现代新生命以寻求文化模式转型的问题。在现行教材体系中,这一块占据了不少篇幅,但按笔者来看,均有事倍功半之嫌。因为,中西文化碰撞以及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非常复杂,严格地说尚在学术探讨的范围之内,无论是清末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现代新儒学的"儒教资本主义"说、自由主义激进派的"全盘西化"说,还是张编所谓的"综合创新"说、金编所持的"三源会通"说,或者如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与"和而不同"的新观点、当前学术界在流行的"理性法治"说等等,实质上都在探索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大问题,而且这种探索还会持续下去并且会出现相当激烈的争论。这些学术界尚未理清头绪的问题,作为数学内容来说是十分不成熟的。教材对这些不成熟的内容,尤其是对编写者自己在这方面所倡的观点,言之凿凿,多方论证,笔者不无担忧,是否会对学生产生误导。因而,这部分内容在现行教材体系中均可大量压缩,可以提一提,引导学生去思考,但在撰写的具体安排时,不必单独列为一块,教师在课堂上也不必去重点讲授。

     第三,关于教材重点问题。教材体系所囊括的三大块虽然结构简明,但其所包含的内容,若往细处看,实在是复杂繁多。这些众多内容,以何者来统束,以何者为灵魂,以何者作为最终落脚点,这就必然涉及到课程和教材的重点。而对此的把握,又必然地涉及到开设该门课程的目的与宗旨以及对文化学使命的理解。开设《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目的与宗旨,在于除了让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知识和理论、具备文化观察和评判的能力之外,要更加准确地认识我们民族自身和当前的国情。对民族和国情的了解,也正是《中国文化概论》课程在校园里深受学生欢迎的原因之所在。再从文化学的研究和传授所承担的专业使命来看,它不应是宽泛无际的对"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化"所下的概念)的阐述,这样一个宏大而复杂的任务不是某一专业或某一课程所能独立完成和胜任的;同样,文化学也不是关于"人类精神"或"精神史"(狭义文化学派所持的观点)的思辩性演绎,这是哲学史和思想史的任务。文化学的独特使命在于,它自始至终关注的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探寻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如何生成、积淀、整合、定型的,这种文化性格又是如何渗入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使之表现出民族特色的。正因为如此,文化学研究和传授的重点,理应在精神的物化或物化的精神,在民族精神的"外显"和"内隐"。具体落实到《中国文化概论》的教材,就是要在各章各节的推进过程中,注重把握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并予以不间断的提炼和阐发。只有这样,教材才能摆脱那种在内容上作简单的具像式陈列或无机的拼盘式组合的弊端,才能摆脱那种一味在形而下铺陈琐碎的知识而成为古董陈列馆的通病,才能真正地升华教材的理论层次和精神境界。


     对于这一重点的把握,在现行教材中,张编和金编处理较好,明显区别于同类教材。金编甚至将这部分内容置放于文化表现之前,先让学生把握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或曰文化基本精神,在这基础上,再去掌握其它专题的内容。然而,如果把这一重点视为贯通整部教材的血脉与红线,那么,我们有理由要求,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形成机制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章节中,是否能以此作为论述的角度和落脚点呢?这样,既能消除泛泛而论尤其是对文化表现形式作空疏解说之弊,又能切实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在这方面,现行教材都存在着进一步修订的空间和进行修订的必要性。
    
    

The Discuss on the Textbooks of General Outline about Chinese Culture
YeGang

     Abstract :Owing to the importance on the curricular of General Outline about Chinese Culture, this thesis discusses to three respectively textbooks now widely accepted part of high schools and organi-zations, points out them each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lace of the praise or blame around the characteristics.On this foundation, discusses same several problems about these three textbooks and others, include difficulty- easy problem, system problem and point problem.
     Key words: Textbooks;Characteristics;Problem
    
    
     作者简介   叶 岗,1965年出生 ,绍兴市人,硕士研究生毕业,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系副主任。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绍兴市优秀青年,绍兴市中青年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优秀编辑。主要研究方向:文史哲研究和文化研究。在国内重要期刊如《文学评论》、《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和国际重要汉学刊物如《中国研究》、《大陆杂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孔孟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并有10多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和《高校文科学报文摘》摘转。03年9月-04年8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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