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谈起这些文化名人，我们总能找到大学语文（大学国文）方面的资料呢？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大致的结论是：首先，他们都是一些长者，是从民国过来的。民国时期普遍开设大一国文，是各专业的必修课，学校又重视，常安排教授授课，越是名教授越要教大一国文课，所以日后有“大师教大学国文”的美谈。进入新中国后，一度取消了大学语文课，等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这些长者因为年事已高，较少再直接任教这门颇费脑力体力的课了。但是到了盖棺定论之时，人们总不由得仍会想起他们与大学国文的种种渊源，想起大学语文并不遥远又似乎已有点渺茫的传统来。
叶嘉莹先生一生教书，也教过大一国文，具体见叶嘉莹的《我的追求》，以及《叶嘉莹教授八十华诞暨国际词学研讨会纪念文集》中的相关文章。
叶嘉莹1948年随丈夫去台湾，1949年丈夫因“匪谍”嫌疑被抓，第二年叶嘉莹也被抓，因她还带着吃奶孩子不久就被放出来，而她丈夫四年后才获释。叶嘉莹出狱后生活艰难，勉强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找到一个教书的工作。1954年进入台湾大学兼任一班侨生的大一国文。次年，改为专任教师，教两班大一国文。期间，还在台湾教育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播讲大学“国文”及古诗十九首。
叶嘉莹进台大教大一国文，是她的大一国文教师戴君仁推荐的。叶嘉莹说：
教过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号静山。现在，在我个人的网站上，还有我大一的国文作业，上面还有戴先生的批语。他们两位见到我，知道了我被关的不幸遭遇。当时台湾“光复”不久，他们两位老师说，台湾大学需要国语讲得比较标准的老师来教国文。于是，我兼职教台大一个班的大一国文。我兼了半年，他们就把我改成专任了，教两个班。
可惜我没有在叶嘉莹的个人网站上找到这份作业。南开的同行不知能否提供？
叶嘉莹对教过她大一国文的教师念念不忘，她说：“戴君仁先生是我1941年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教我大一国文的老师。并回忆说：
我辅仁大学的另外一位老师戴君仁先生，他那时候教我大一国文。他给我的批改，我都保留下来了。还有戴先生对诗歌的吟诵，吟的非常好，我只听过一次。后来我已经到了北美，想到当年在台湾听过戴先生的一次吟诵，就写信给台湾的学生说，你们去访问戴老师，请他吟诵，给我录一段。后来我也提供这卷录音给现在倡导诗歌吟诵的朋友们。他们倡导的结果，就是出现很多不同的吟诵，这个人说我的吟诵是正统的，那个人也认为他的吟诵是正统的。我们中国面积这么大，各省各地都有方言的吟诵，方言吟诵非常好。江南人的吟诵非常好，台湾的闽南话的吟诵也非常好，这当然都是应该保存的。但现在有些人，为了使它好听，变成唱歌一样的声音。这种吟诵，从一般人的感觉来说，比单调的吟诵更好听，但唱歌唱多了，不会作诗。吟诵久了，你把诗歌的平仄韵律，吟诵出来，时间久了，冥冥之中，直觉感受到了，就可以逐渐出口成章。这是一种自然的音乐。戴先生其实是浙江人，他在北方多年，后来到辅仁大学教我们大二的国文。在台湾也教诗选。他是江南人，普通话讲得非常好。他的吟诵是结合南北，用普通话的声音来吟诵的。戴先生的这个带子是我保存下来的，也是唯一的一份。
（叶嘉莹口述；张侯萍撰写《红蕖留梦 叶嘉莹谈诗忆往》，三联书店2013年5月）
至于她自己怎样教大一国文课，则讲的很少，我看到的只有这么一则：
那时候台湾大学在台湾省里是成绩最好的一个学校，大家总是把第一个志愿填上台湾大学。到了台湾大学以后，无论是文科、理科、工科、商……所有的科系，一定要必修大一国文。而在联考招生时，学生的程度不整齐，有的高，有的低，要是把程度不一的学生放在一个课堂来教，老师就很伤脑筋。讲快了，程度低的同学跟不上；讲慢了，程度高的同学感到很无聊。所以，他们把各学科学生的大一国文、英文，按照入学考试的成绩来分班。他们把国文成绩最好的一班让我来教。而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那些国文最好的学生，大部分不是文学院的学生，而是理学院的学生。因为我同时也教中文系的课程，所以二者一相比较，我就发现许多颇有文学天才的学生都去读理学院了。（叶嘉莹说诗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8, P87）。
倒是她的学生时有回忆，如一个叫周志文的回忆自己大一大二时的读书生活：
我因不满东吴中文系从上到下的鬼混生活，有一段时间自己跑到台大听课。大一的时候，我曾因我高中同学李茂盛的关系，常到台大中文系去，久了就与那边的师生有些熟络了。当时台大中文系的大一国文老师与导师是叶嘉莹先生，叶先生原先不在大学任教，因为学术表现好，被台静农先生“破格”请到台大教书。叶先生教书认真，批改作文尤其详细，我看过她批的李茂盛的作文，密密麻麻的有意见，有批评，最后还加上许多勉励的话。李茂盛稿纸上的字写得东倒西歪，自恃有点才气，写作文往往大笔一挥即就，想不到老师对他的文章却那么认真，害得他也有点收拾小心起来。他大学毕业后曾“潜心”写作，最后还出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可以说是受了叶先生的感格，这是他许多年之后告诉我的，叶先生自己并不知道。
（周志文《记忆之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7页）
还有一本《台湾作家创作谈》的书中说到：陈映真那篇轰动一时的《我的弟弟康雄》，便是他大一国文的作文，在原稿后面还有叶嘉莹教授长达两三页的批语。
（庄明萱等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211页）
又有一位多次来大陆参加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年会的台湾同行姚振黎教授，她在一篇《以信息科技融入经典阅读——中文现代化传播之道》的会议论文中写到：一位知名的太空遥测学界的师长告诉我，“至今仍对中国文学有兴趣，是在台大读书时，受叶嘉莹老师教大一国文的影响。”
（马庆株，马秋武《中国语文现代 化学会第十届年会暨首届汉语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页）
我所掌握的信息就是这么些。
为什么谈起这些文化名人，我们总能找到大学语文（大学国文）方面的资料呢？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大致的结论是：首先，他们都是一些长者，是从民国过来的。民国时期普遍开设大一国文，是各专业的必修课，学校又重视，常安排教授授课，越是名教授越要教大一国文课，所以日后有“大师教大学国文”的美谈。进入新中国后，一度取消了大学语文课，等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这些长者因为年事已高，较少再直接任教这门颇费脑力体力的课了。但是到了盖棺定论之时，人们总不由得仍会想起他们与大学国文的种种渊源，想起大学语文并不遥远又似乎已有点渺茫的传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