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目标

1.通过此碑铭了解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2.经由此文了解王国维和陈寅恪学术思想之大略。

3.了解碑铭文体的基本特征。

二、教学要点

1文章高度概括的文体特征。

2.作者个性及信念在文中的具体表现。

三、文本详析

本文高度概括了王国维先生的文化人格，同时也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思想的集中表达。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以杰出学人、正当盛年、堪称智者之身，自沉于昆明湖。据记载，当天上午8时，他一如既往地来到清华研究院商讨招生事项，随后雇一黄包车直奔颐和园；在石舫和鱼藻轩等处吸烟徘徊，然后投水自杀。投水后不过一两分钟，便被园丁救起，但湖底淤泥甚厚，口鼻皆被堵塞，园丁不懂急救，于是窒息而死。

一时举国震撼，更引发思想界对自杀问题的再度思考。自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古已有之，而于“今”（现代社会）为烈。自杀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大致是两个：一是人对待自己生命的特殊问题，即人活着有无价值；另一个是人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力问题，即人究竟有无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这两个问题说到底可以归结为哲学的人生观问题。对此从柏拉图开始到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都有论述。对自杀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当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一译涂尔干）的《自杀论》最为著名，可参阅。

就王国维的自杀本身来说，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看。积极的一面，就是陈寅恪所表彰的，王国维是痛感传统文化衰亡，自己无力回天，因而绝望而死。就此而言，王的死和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二战中对人类前途绝望而自杀有相同之处。

现代中国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自杀事件有三：一为同盟会成员、《猛回头》和《警世钟》等革命宣传品的作者、留日学生陈天华的蹈海自杀（1905），其目的是为了以死激发中国人“去绝非行，共讲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二为梁济（梁漱溟之父）的从容自尽（1918）。三就是王国维的投湖。梁济在遗书中明确表示：“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王国维的想法与此大体相同。其遗嘱则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第三子王贞明）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人终不能无死。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自杀则向为儒家所不许。儒家君子视轻生为懦夫行为。然而以上三位自杀者，是有大担当、大勇气之人。因一己的绝望、惶恐、愧恨而自杀者，当然不能轻予赞许，虽然人有选择生死的自由。但为更高、更大的文化精神目标而自杀，则不能轻易否定。此亦儒家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陈独秀当年在《新青年》上评价梁济自杀时说到：梁的自杀，“简单说一句，就是想用对清的殉节的精神，来提倡中国的纲常名教，救济社会的堕落。……梁先生的自杀，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新时代的人物，虽不必学他的自杀方法，也必须有他这样真诚纯洁的精神，才能够救济社会上种种黑暗堕落。”而就消极一面看，王确实有对清王朝死节尽忠的一面，他对自己曾是宣统皇帝老师这个特殊身份是很在意的。关于王国维自沉原因的分析探讨，自他辞世之日起，即有多种不同意见：或云殉清，或云与罗振玉发生矛盾，或云受叔本华哲学影响，厌世而去，或云担心受北伐革命军侮辱而死，不一而足。此一公案，时至今日，仍未有最后定论。但文化界多以为陈先生意见最中肯（详情可参阅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版。或参阅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

碑铭为中国古老文体之一种，历代均有佳作。现代以来，随着文言文的被弃用，此一文体不常用，优秀碑铭亦不多见。中国人最熟悉的或许是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

陈寅恪先生此篇碑文，以其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经典之作。短短文字，说明了立碑的原因、为学之目的，王国维自沉之动机，其根本价值之所在，以及对王氏的高度评价和赞颂，文字精简，感情深沉，态度鲜明，信念坚定。

再有一点，此文鲜明表现出崇尚真理，弘扬独立认知的原则。它最后言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意味学术研究是寂寞的，有价值的学术界成果往往不为社会所认识；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虽然成就极大，水平极高，但并非没有缺憾错误，对王本人精神人格的尊崇，并不意味着他所有的学术成果绝对正确，不容质疑。由此再论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义，尤显内蕴深厚。

碑文提示今人：须重新认识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申明、确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现代社会和学术研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关于文化保守主义，可参阅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四章，乌托邦心态》；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李细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等。

四、思考题思路提示

1.你如何评价王国维的自杀？如何看待自杀这一社会现象？

王国维的自杀是痛感传统文化衰亡，回天无力，绝望而死，乃是为了一种更高、更伟大的文化精神目标而自杀，不可轻易否定。以身殉理想，引人肃然起敬。为生活细节而自行了断，则实不足取。

2.碑文一般是歌功颂德的，而且讲究“为尊者讳”、“为逝者讳”，本文却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的说法，你认为合乎情理吗？理由是什么？

合乎情理。因为弘扬王氏之学术精神，与实事求是地评价其成就，并不矛盾。对王本人精神人格的尊崇，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学术成果都绝对正确，不容质疑。这恰恰体现了作者崇尚真理、弘扬独立认知的原则。

3.本文的当代意义何在？

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申明、确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现代社会和学术研究所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

附录：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选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