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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瑜:对唐志伟主编《大学语文》教材的辨析与思考
【时间:2014/11/20 】 【来源:科教导刊2014年1月(上)p144/198 】 【作者: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程瑜】 【已经浏览3373 次】

    摘要  本文以高等教育出版社唐志伟、刘存绪主编《大学语文》教材为研究对象,结合高职高专学生的知识面和理解力,对本教材的篇章结构及选文内容等进行了具体探讨和辨析,借此对大学语文的教材编撰及教学需求等发表一孔之见。
    关键词  大学语文 教材 内容 结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版、唐志伟主编的《大学语文》,系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是适用于各类高职高专院校、成人高校和本科院校举办的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公共基础课的教材。《大学语文》按主题式构架,围绕“科学与智慧”、“历史与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以及“梦想与创造”等六大主题进行谋篇布局,择取古今名家名著,体现地域特色,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示各种文化的内蕴。《大学语文》选文富有趣味和思辨色彩,注重培养和强化高职高专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将文化知识与专业技能培养进行了有机融合。①

    1 对教材篇章结构的辨析与思考

    唐志伟《大学语文》教材“主题式构架”的思路颇有创意,打破了大学语文教材按照文章体裁或时代顺序划分篇章的传统,能够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示各种文化的内蕴。共分六章,分别是体现不同思想内涵和人文情怀的文学作品。然而个人认为这种文选模式的教材与小学中学语文课本区别不大,不能完全满足构建大学生人文知识框架的需求。因为对于刚从高中升入大学的大一学生来说,他们之前所接受的语文知识是相对分散和凌乱的,通常有点无线,有句无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十几年的应试教育使学生能够机械地记诵一些名篇名句,但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将作品放在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也不能通过选文了解文学文化史发展的规律。而学生们从高中升入大学,需要有一个对语言、文学以及文化的宏观把握。

    本文认为,大学的教学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高度,大学语文课不再是基础性的工具课,也不是单纯的名家美文赏析,而应该具有塑造国民人文情怀的功能,能够开拓视野,扩散思维,促进学生思想境界的升华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大学语文》教材则应着力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修养,注重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和传承,这就需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创作规律,学会从史学的角度对文学进行俯视性审美观照,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全貌有一个纵向的、系统的了解。因此,笔者依旧倾向于按照文学史的发展来编排课文顺序,同时补充必要的文学理论知识的内容,将各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发生发展情况融入到课文教学中去,重视向学生传授作品的写作背景、时代价值和思想意义,至于对课文文本、字词段落的条分缕析,本文认为已经不再是大学语文教学的重点。

    本教材附加了对文学常识的简单介绍,即《诗歌欣赏要略》、《散文欣赏要略》、《小说欣赏要略》和《戏剧欣赏要略》四篇理论指导性文章,可惜只位于课本的附录中,容易导致教学者和学习者的忽略。如果能够恰当地安排在各个章节的绪论或导读里,并结合课文内容加以有针对性地阐释,其提纲挈领的教育作用应是不容小觑的。

    2 对教材所选文章的辨析与思考

    2.1 对竺可桢《天气与人生》文章标题的质疑

    《天气与人生》是教材第一章“科学与智慧”中的一篇阅读课文,原载于《国风》1934年第4卷第8期,是竺可桢先生的一篇演讲辞。本人难以考证原始出处资料,题目或为编者所加,若咬文嚼字的话,本文所体现的内容和文章标题是不契合的,标题为“天气”、“人生”,但文章实际表述的内容却是“气候”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篇科学说明文,这种表述显然缺乏严谨性。因为“天气”和“气候”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人生”的概念也远远不限于文中所提到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方式,这对学生有不小的误导作用。

    不过,作为教学者不妨趁机借题发挥,通过纠正课文中的疏漏,引导学生养成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并教育学生学会大胆质疑、敢于指出权威大师的错误,不唯书,不唯上,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等,或能收到歪打正着的教学效果。

    2.2 关于宗白华先生对晚唐诗歌的评价

    本教材中的文章多系诗歌、散文、小说等创作型文学作品,少数文章具有学术研究的论文性质,如《王闿运的四川食物》、《螟蛉义子》、《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节选)》等。笔者认为,讲授这类课文时应尤其注意,提示学生弄清文章的性质,使学生初步了解学术研究型文章的创作方法,明白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区别。同时,引导学生树立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明确学术论文的观点必须证据确凿,避免断章取义及情绪化的主观臆断。

    《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节选)》是教材第二章“历史与反思”中的一篇阅读课文,选自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美学散步》,原载《建国月刊》1935年第12卷第6期,有删节。对具备一定古典文学理论基础的读者来说,理解宗先生这篇文章是没有困难和障碍的,但高职高专学生的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往往对唐朝的时代背景、诗歌创作及发展情况了解甚少,阅读本文时可能比较吃力,容易出现不加分析地囫囵吞枣,机械接受文中观点和情感倾向的情况。

    据文章导读中介绍,本文写于1935年,正是处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关键时期,这就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美学研究,而体现了一种学者的现实关怀。这篇文章可以解读成宗白华面对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现实问题所做出的回应。②因此,宗先生在文中阐述了文学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了“民族诗歌”的概念,介绍了从初唐到盛唐,民族诗歌由萌芽到成熟的阶段性成果,当论及晚唐时歌的创作时,以“唐代的没落与没落的诗人”的字眼进行描述,择取了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等晚唐诗人“微弱无力的诗歌”代表作,以论证“晚唐的诗坛实充满着颓废、堕落及不可救药的暮气;他们只知道沉醉在女人的怀里,呻吟着无聊的悲哀”,和“当着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和千百万人民都在流离失所的时候,他们只管一己享乐,忘却大众痛苦”云云,具有明显借古讽今的意味,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性论文的性质,有针砭时弊的杂文效果。作者在文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偏见和抒情色彩,认为“晚唐诗人只知道留恋儿女柔情,歌咏鸳鸯蝴蝶,什么国家民族?什么民众疾苦?与他们漠不相关!……唉,颓废的晚唐诗人,没落的晚唐诗人!”

    本段是宗白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对当时某些文坛现象进行的批判,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上海十里洋场“鸳鸯蝴蝶派”文风的影射和讥讽,但文章对晚唐时歌的评论过于偏激,有失公允,为自圆其说,不惜断章取义和以偏概全,其结论是不完全符合史实的。对于文学理论修养不深的专科学生来说,这种绝对化的论断可能造成误导,容易导致学生盲目地接受本文的一家之言。

    事实上,且抛开晚唐杜牧、李商隐、皮日休、聂夷中等揭露社会现实的诗作不论,本教材第四章“人与社会”中温庭筠的《苏武庙》就是一首典型的赞扬民族气节、寄托爱国情怀的晚唐咏史诗。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就地取材,引导学生全面客观地理解、判断和认识晚唐诗歌的创作情况。

    另外,本文第二章节论及唐诗的时代背景时,有关“北宋二百年只有描写儿女柔情的小词盛达”等叙述同样过于绝对,不利于高职学生对文学常识的正确认识和全面理解。

    在此顺便提句题外话,宗先生在文中引用杜诗的时候,误将“长使英雄泪满襟”写作“长使英雄泪满巾”,而编者未曾对此进行注释或勘误,亦值得商榷和修订。

    注释
    ①唐志伟,刘存绪.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8.
    ②唐志伟,刘存绪.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8:57.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2]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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