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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功:不要用讹以传讹的东西误导学生—关于《大学语文》中《易传》的教学
【时间:2010/2/20 】 【来源:宋书功的博客 2008-05-06 】 【作者: 宋书功】 【已经浏览7123 次】

    本站按:宋文所提,当为学界新说。教材所采,则一般为学界通论。所以此文即使言之成理,亦未对准方向。或许因为近来凡事涉及大学语文,便能引起公众关注,故借此平台,以期引起争论。真若如此,大语幸矣!

    【提要】本文探讨了《易经》产生的时代、作《易》者、作《易传》者事实真相,否定了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易传》的历史谎言,指出八卦源于半坡母系氏族社会祭坛上用九组鱼祭祀的方位、数据布局图,作《易》者是战国时楚国学者馯臂子弓,作《易传》者是荀子后学嬴秦时期的楚国学者。
    【关键词】易经  伏羲   文王  孔子  谎言  八卦母图   馯臂  荀子后学  真相

    在教育部高教司组编的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第二章《心怀天下》之第一节《君子安而不忘危》中,收有《易传》中《周易·系辞下传》之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一章里的四段语录,而且这第一节的标题“君子安而不忘危”也是从《周易·系辞传下》之第五章中取来。编者的意图是想利用这几条语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人生、家国的居安思危的思想素质的教育,其用心是很好的,是很正确的。

    但是在教学中使人犯难的是,《周易》是一部什么书?是何人何时所作?对于这些问题如不能作客观的真实的介绍,就必然会用讹以传讹的东西来误导学生了。这会有伤于学生对古代经典典籍其本质的正确认识,使其对我国古代典籍在渊源传承上混淆不清,不利于青年一代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自汉代以来,一直认为《易经》的基础——八卦是伏羲所画,周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亦有说伏羲的,亦有说周公的),卦有卦辞,每卦六爻皆有爻辞,这卦和爻、卦辞和爻辞就是《易》的经部,解说经部的文字称为《易大传》,又称《十翼》,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凡十篇,认为都是孔子作的。于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下结论道:“易道深,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意谓《周易》这部书经部和传部依次是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创作出来的,是经过上古(伏羲时代)、中古(殷末周初)、近古(春秋)这三个时代。

    在古今的《易》学著作中差不多都有这样的话:“伏羲画八卦,为我国文字的雏形;文王演《周易》,是我国文化的开端。《易经》这部书,不但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而且自古以来,就被推崇备至,尊为‘群经之首’。”

    《易经》是一部占卜的书,本是道家奉为经典的著作,因为占卜是道家的行当。到战国后期庄子后学所著《天运篇》中才出现它与《春秋》列为六经之末,西汉时儒家为了扩大其经典范围,把《易经》也列入儒家经典,且提升到群经之首,并且一直说成是“大道之源”,今之学者更把它说成中国古代一切文化的总源头。似乎没有了《易经》,就没有了中国古代文化似的。还说什么“是大智大慧的著作……请问伏羲时代的老外能有这么高的智慧吗?”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发明了与《易经》阴阳二元论暗合的二元数学,就说他是学了我国的《易经》后才提出的,甚至还把它说成是当今企业管理的经典。这一切都是谎言不实之词,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大学语文》的编者在课文后的《提示》中也说:“《周易》是大道之源”。至于作者呢?教材编者说:“过去认为是文王姬昌被囚于羑里时所作。”这不是肯定的说法,编者似乎也有怀疑,但现在认为是谁作的呢?教材中没有说。这就令人难以适从了。因此对这些问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交待,否则,如果继续用这些讹以传讹的东西误导学生,其影响是很不好的,《易经》的真正的作者们会在地下嘲笑我们,后人会说我们在误人子弟。

    一、八卦不是伏羲画的,历史上根本没有伏羲这个人

    八卦不是伏羲氏画的,因为历史上根本没有伏羲氏这个人,关于伏羲的传说是秦代人才编造出来。黄帝、神农是庄子后学编造出来的。
    1923年5月,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了一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震惊了当时的中国史坛。顾颉刚潜心研究,指出周代人知道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了尧、舜之名,到战国时有了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了伏羲,到汉以后又有了燧人氏、有巢氏、盘古氏等。他总结道:“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顾颉刚不仅理顺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人造古史的过程,而且揭示了人造古史的规律。这反映了古人对人类的起源和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因此才虚拟出这些假想人物。盘古开天地,天地生人,这是古人对人类起源的认识;有巢氏,说明人类穴居栖巢的时期;燧人氏,说明人类已学会用火;伏羲氏,说明人类在游猎时期能征服野兽,并且已能豢养牲畜;神农氏,人们类已由畜牧经济时代开始了稼穑耕种的农业经济时代;黄帝,黄是土地,帝,据郭沫若考证是女阴,在古人的心目中黄帝是生养万物和人类的圣人。后来人们又不断给这些假想人物按常人之情编了很多故事,司马迁又把这些传说人物当作信使来写,于是后人就以为是真的了。其实这是很幼稚可笑的。伏羲时代应该是几十万年前了,那时的人类还处在不衣而裸,茹毛饮血的时期,怎么知道去画什么八卦呢?

    二、八卦来源于半坡先民祭坛上鱼的布局图

    根据中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人类最早的文化是生殖崇拜文化。而在生殖崇拜中又以女性生殖崇拜为最先。半坡先民是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因此他们实行女性生殖崇拜,用象征女性的鱼祭祀祖先神灵,这从半坡出土的鱼祭彩陶盆得到证实。

    《周易·系辞下》第十二章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话。圣人是谁?按照道统的说法显然是指伏羲了。汉儒孔安国、刘向等对此作了神话性的解说:“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马背有旋毛如星点,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称作龙图,伏羲取法以画八卦生筮法。夏禹治水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裂纹,前九后一,左三右七,中五;前右二,前左四,后右六,后左八。纹如文字,禹取法而作《尚书·洪范九畴》”。我们剔出其神话性的成分,亦可探知河图与八卦的消息。作《易传》者这里实际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一、八卦来源于河图,二、先民在实行生殖崇拜祭祀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为趋吉避凶的占卜文化。

    那么,河图是什么呢?《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其已矣夫!”显然,孔子是把它当作预示圣人将要出现的祥瑞之物,但它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赵国华在其所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中,通过对半坡出土的母系氏族后期彩陶盆的研究,精心地、细致地、科学地论述出河图就是半坡先民实行女性生殖崇拜的祭坛上九组鱼的数据和方位的布局图。半坡先民实行女性生殖崇拜是用象征女阴的鱼来祭祀,最初是用实物,在祭坛上有九组鱼,即有九个分布区,每个区处于不同的方位,且每组鱼右各自有不同的数据。后来,半坡人能烧制彩陶了,就用九件有鱼纹的彩陶为祭器。每件彩陶上的鱼纹数代表着原先实物祭祀的用鱼数。现在我们请看下图:

    中间图2是半坡鱼祭祭坛的布局图,图中所绘鱼纹是抽象鱼纹。图1是从图2改形出来的河图,它是祭坛布局的象、数、方位的纪录图,而后独立成图,即为今之河图。图3是由半坡鱼祭祭坛布局图分离出来的数据图。

    半坡先民实行生殖崇拜的鱼祭,既是为了祈求生殖繁盛,但是由于其对神灵的敬畏感,因而也是为了趋吉避凶,这就由祭祀文化自然地产生了占卜文化。半坡母系氏族公社鱼祭祭坛布局分离出“河图”之后,则直接演变成八卦方位图,即八卦母图(见图4)。赵国华指出:“这包括三方面的涵义:一是八卦八个符号系由半坡抽象鱼纹演化而出,二者有相同或相通的‘象’(形);二是八卦八个符号的原始数字意义,亦由相应的半坡抽象鱼纹的数量意义直接引出,二者的‘象’表示‘数’的方法和规律呈现出一致性;三是八卦的八个符号具有方位意义,其原始方位意义系根据绘有相应抽象鱼纹的彩陶在鱼祭祭坛的位置而确定下来。例如:乾九为上南,坤一为下北,艮三为左东,坎七为右西,兑二为东南,震四为西南,巽六为东北,离八为西北。”这样,八卦从何而来,再清楚不过了。它从事实上否定了伏羲画八卦的谎言。                                             


                                                       北

    图四:八卦的母图     图五:周人明堂中包含的河图数据  图六:《皇帝内经素问》中的的“河图”数据与方位关系 

    半坡先民鱼祭祭坛的布局图——河图,不仅其方位意义具有其神秘性,其数据意义更有其特殊的神秘性,它上下、左右、横向、斜向的三个数相加之和,分别都是十五。这对后世影响甚大。如《大戴礼记·盛德篇》所载周人明堂制度:“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牗。三十六户,七十二牗。……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见图5)。又《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中,用三、九、七、一、五这五个数字分别表示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显然也是借用了河图的数据(见图6)。又如《灵枢·九宫八风篇》首图(见图7),也完整地有河图的数据与相应的九个方位。还有,半坡先民原是用筮草占卜,这是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而到父系氏族社会,乌龟是男根的象征,实行男性生殖崇拜,龟甲也就成了推占吉凶的占卜之具。乌龟背甲中央一列脊甲正好五块,左右肋甲板就依河图数据九、四、三、八和二、七、六、一(见图8)。

    还有,河图在汉后用于军事上有八阵图(见图9)。其中令人神奇的是八个纵行相加的和都是二百六十。河图的方位和数据那么神奇,难怪会编出“河出图,洛出书”那样的神话。

    也许有人会问,半坡先民鱼祭祭坛上的鱼有九个分布区,而八卦只有八个区,这是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八卦的中央区及其所代表的数据五被省略了。

    三、八卦不是文字的雏形,而是用文字给它命名

    古今的道统家们为了神化《易经》,说《易经》是文字的雏形,实乃吹嘘之词。河图、八卦,先民只是用其数据和方位行占卜吉凶之事,没有文字也无妨于占卜。郭沫若在其所著《周易之制作时代》中说:“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准确地说,今传八卦之名应是文字产生之后,由《易经》之制作者依据其卦形、方位、数据即作《易》者所赋予的涵义而命名的。如乾卦,它所象征的是天是金是玉,郭沫若说:“金和玉两个字都包有的卦形。就是天字也是包含着的。”再如坎卦,坎所象征的是水,水的古字是三行斜淌着流水线。中间是一条斜长线,两边各是两条相挨着的短线,把它们放正拉直,即成卦形。诸如此类,不必赘举了。请参阅郭沫若《青铜时代》之《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

    四、《易经》的经部不是文王所作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了句“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话,这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感慨自己的遭遇,显然是带有怨恨情绪的话。周文王有没有演《周易》,司马迁手里也没有证据,他在《史记·周本纪》对此也只是推测:“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句中的“盖”字就是推拟之词。再如《大学语文》教材中所选与此有关的两段,也只是推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传》第七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同上第十一章)

    这里,作《易传》者只是疑《易经》是周文王时代作成的,并没有说就是周文王所作。但是长期以来道统们都把这疑惑之词当作确定之词,而且把《易经》的著作权送给了周文王,那真是太抬举他了。

    周部落是当时地处西北偏鄙的势力弱小文化落后的部落,经常受到商朝的打压和羌戎猃狁的骚扰,直到太王古公亶父时其子王季与商朝的诸侯国通婚娶了太姒,后来文王又娶了太妊,这才使周国融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东方诸侯国,但王季被商朝杀了,文王又被囚在羑里监狱,因此周人心中想的是复仇,是灭商,哪有心思去演什么八卦。再说,从《诗经·大雅·緜》中可知周人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即太王时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根本不具备写作《易经》那样高深文化的能力。即使文王本人,他虽然是一个部落的王侯,但当时生产力低下,物质生活很贫穷,文化也很落后。《尚书·无逸》记载:“文王卑服,即康(糠)功田功。”又《楚辞·天问》曰:“伯昌号(荷)衰(蓑),秉鞭作牧。”一个穿着卑劣服装种田打谷,披蓑衣拿着鞭子看牛放马的农夫,他能写出这种具有高深文化的《易经》吗?

    还有,《易经》中确实是记载了很多殷商时期的事情,但也有不少是春秋时期的事。如,《夬》卦九五的“中行无咎”,《复》卦六四的“中行独复”,就是写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被楚军打败,归而请死的故事,如果《易经》是文王所作,他怎么能知道几百年以后春秋时的事呢?

    因此,《易经》绝非文王所作。

    五、孔子没有读过《易经》,其时《易经》尚未产生

    汉儒以至历代道统们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鼓噪,长期以来,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大的迷惑,似乎应该认为《易经》是最古最老、最神最圣,应该居于群经之首。经生家又总是吹嘘什么汉学是朴学,注重实事求是。其实汉儒做学问是最不朴,也最不实事求是的。他们喜好托圣、崇古,兼之改字和杜撰,往往把古代典籍弄得面目全非,《诗经》是如此,《易经》更是如此。孔子读《易》之说更是把《易经》推向了神圣的殿堂。

    孔子有没有读过《易经》呢?自来把《论语·述而》中的这条语录为证: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在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多处认为此话是孔子四十七岁时说的,意即孔子五十岁学《易》。纯属强词夺理之词。“加我数年”,是一句生命紧迫感的话,一般是在垂老的晚年才会有此希求之语,四十七岁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再说“数年”是几年呢?应该是下文的五年或十年,才合文意,怎么能说成五十岁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陆德明《经典释文》出“学易”二字,指出“鲁读易为亦,今从古。”这就是说在《古文论语》中是写作“亦”,而在《鲁论》中于该句的全文是这样写的: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这可谓是一句“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话,这就是说孔子根本没有读过《易经》。至于东汉时编制的《孔子家语》,说什么“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那纯是由此附会而来,显不足信。

    在《论语·子路》还有一条写孔子与《易经》有关的语录: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与《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相同。这真是孔子说的吗?在《老子》中没有引用《易经》的内容,在春秋以前的文献中没有引用《易经》的内容,也没有出现《易经》二字,可见其时尚无此书。在孔子的嫡传子思、孟子的口中从来没有提到《易经》的话,何来这儿突然露出一句?用“子曰”的话,皆非孔子亲笔所记,全是后人之修为。再说“子曰”的话并非就是孔子所说,也可以是荀子或其他什么“子”。后人既能把“亦”改为“易”,就不能杜撰?如果这儿的“子曰”真是指孔子,就显然是杜撰。《庄子·天运篇》载有孔子见老子的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但这是战国后期庄子后学的话,且又是寓言,故不可信。

    总之,孔子没有读过《易经》,因为其时尚无此书。

    (作者简介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系 教授  北京大学性学研究中心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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