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南京大学建校120年校庆， 谨以18年前纪念前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一篇文章，纪念这个举世瞩目的日子。记得当初此文发表之后，随着《新华文摘》的全文转载，一时疯传。匡亚明校长的夫人丁莹如教授先后两次专门打来电话表示：“非常感谢你理解匡校长”。匡校长的前秘书——江苏省社科院沈道初前辈亲自登门送给我他记述匡校长的书。有一次我在云南路口“桃花源”酒店吃饭，南大一位副校长也进来吃饭，看见我在大堂用餐，走过来一边握手一边说“读到你表扬匡老的文章了”，口气之中有点酸溜溜。我相信，他是读懂我对大学风气的批评了。
李良玉
2022年5月12日
纪念匡亚明校长
教学楼前一个小树园里，有一座半人高的石台，上面安放着老校长匡亚明的青铜头像。石台的正面，镌刻着两行金字：“饮水思源 匡亚明 1906-1996”，背面有一段文字说明：“匡亚明 教育家 1963-1966，1978-1982年任南京大学校长。1982年后任名誉校长。”头像出自雕塑家吴为山的手笔，以写实的艺术风格，再现了匡老历经沧桑的人生。他目光炯炯，似乎在思考，在诉说。斯人远去，时间流淌。留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意义。
头像落成于2002年5月，是百年校庆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匡老去世后的第六个年头，南京大学用这样的方式，再次对老校长表示了敬意。
每当我穿过这片小树林的时候，总要不自觉地朝匡老的头像看看。有时候，我是想再瞻仰一下这位生前并不认识我的老人。有时候，我是想，把匡老的铜像放在这样不起眼的地方合适吗？有时候，我是想找到答案，究竟为什么他在南大人的心目中有这么高的地位？
假如认真计较起来，匡亚明的政绩还真正算不了什么。以当校长的时间来说，头尾两段，满打满算只有九年，中间隔了十二年赋闲，不是当得最长的校长；以造的房子说，远不如近几年，不只鼓楼校区竖起了摩天大楼，浦口又凭空多了一个校区，多了数千亩地，多了造价几个亿的房子；以搞来的钱说，当初的经费拮据，哪里能和现在相比，“若干所”拿了若干个亿，教育的产业化令大学成了香饽饽，银行送上门的贷款额度就有几十个亿？以发展目标说，终匡亚明的时代好像也只有“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那里比得上眼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来得响亮？以手下用的干部说，又怎么比得过如今的济济一堂？
很长时间里，我都弄不懂匡亚明究竟凭什么？
我很尊重匡老，但我绝对不赞成把匡老说成一个神。假如纯以成败论英雄的角度上评判，匡老并非一个胜利者，而是一个失败者。
1963年到1966年是匡老主政南大的第一个阶段，校史上记载他是当年5月14日到校视事的，到1966年6月6日江苏省委决定撤消他的一切职务，实际时间三年。匡老以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资格革命家的身份，在“文革”一开始就被彻底打倒。校史记载，6月12日在南大召开的批判他的大会有万人之众，我的印象里电台、广播进行了全省范围的实况转播，一时间匡亚明真正是臭名远扬了。这是匡亚明的第一次失败。
1978年到1982年是匡老主政南大的第二个阶段，校史上记载他是当年5月复出的，到1982年1月不再担任校长书记，挂一个名誉校长的名，实际时间不到4年。记得在匡老复出之前的一次教职工大会上，校方为匡老复出吹风。会议主持者说，有关方面征求了匡老对工作的意见，他表示在哪里被打倒，就在那里再站起来。我记得匡老不主政南大的时候，还没有普遍号召老干部让位，他的离任还是一个特例。据说，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南大的班子好像有了什么问题，匡老冒冒失失地请求调离南大，并且马上被任命为省人大的副主任。其中的内幕自然不会有人愿意提起，表面上他没有丢官没有降级，但是大约可以肯定，匡亚明在南大玩不转了，他被活生生地挤出去了。这是匡老的第二次失败。
对于匡亚明在南大的两次失败，南大很少有人议论，校史上也是语焉不详。我却认为这是值得研究、值得玩味的事情。因为，这实在涉及到作为大学校长，匡老的理念、风格、气节和命运。
匡老“文革”初期被打倒，是因为他在溧阳分校进行所谓“镇压学生运动”。这在1966年6月初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可是个天大的罪名。我对匡老怎么压制学潮的不感兴趣，我的疑问是匡老为什么这么做？在这以前，匡老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从批《海瑞罢官》开始，所谓学术批判只不过是揭开了新一轮政治斗争的序幕，他为什么还要往枪口上撞？也许，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场起源于党和国家最高层的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权力斗争，和匡老的大学的理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他毫不含糊地说，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是通过许多教学环节为国家、社会培养专门人才的地方，是读书、做实验、从事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地方，是通过一系列生产劳动和社会调查而和工农业生产及其他业务部门发生一定直接联系的地方。他再三强调，这是大学的特殊规律，大学的工作不能违反这个规律；不能把机关工作的方法，工厂工作的方法，甚至农村工作的方法搬到大学来；大学的群众运动不能违反大学的规律，不能违反教学的规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匡老的这些话是什么话？虽然不能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话，但是至少是不合时宜的话，是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最高指示不合拍的话，也是导致他最早跳出来对抗文革的根本精神理念。匡老真正是一条好汉，他的第一次失败足以使他流芳千古。
匡老是一个率性的人，无论多么重大的问题，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索表示自己的态度。他提出，大学必须养成优良的校风，包括高度的政治空气，高度的学术空气，高度的生产劳动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团结与文明空气，高度的文娱体育空气。匡老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这个五风的提出，是在1959年的大跃进年代。但是，经过大跃进折腾，他来南大后立即修改校风，删去了“高度的生产劳动空气”这一条。难道他不知道毛泽东说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知道，但是，他不能容忍大学里老师学生不上课，去种地、炼铁、办工厂、围绕不可能实现的科研目标瞎捣鼓。对于1958年以及后来几年的大折腾，匡老是有看法的。当年他的总结是那么的尖锐，成绩是六条，缺点也是六条。1962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还没有开，他就这么说。难道他不知道彭德怀早已被打翻在地？不知道毛泽东说过大跃进的缺点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他知道，但是他不能容忍弄虚作假，1962年初他就主张要实事求是的总结开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工作。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不光要总结1958年以来，而且要总结开国以来，这样的话有多少人敢讲？1980年初他就说，反右派运动是解放后的第一次极左思潮，他问道：“章罗联盟一揪就出来了，还需要那样兴师动众？”匡老的看法，高层没有接受，1981年历史决议没有接受，时至今日许多人囿于这样那样的现实考虑甚至还不能接受。但是，时间越长，它越显示出真理的灿烂光芒。这就是匡老，他的率性是高度的政治诚实性，对生活的深刻理解，无私的思想品格的集中表现。也许，匡老的率性会给人以不够成熟，不够老练，不够圆滑的感觉。也许，他的玩不转真的和这种率性有关。但是，对于那些玩得转的人们来说，他们除了圆滑，除了做官，除了满嘴的空话、套话、假话以外，还有什么？
匡老不光是一个率性的人，他还是一个执着的人。有时候，他的执着几乎到了非常简单、非常顽固的程度。1959年他提出大学的五项校风，1962年他修改重提大学的四项校风，1963年他又把这四项校风引进南大，1978年他在南大复出再次倡导四项校风。高度的政治空气，高度的学术空气，高度的文明空气，高度的文娱体育空气，这是匡老几十年不变的信念，他不怕人们嘲笑他这个校长重复不断地提倡一个东西，不怕别人笑话他不会创新，不怕别人指责他不顾学校大门口赫然写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而另搞一套。南大有不少人先后提出过校风校训，我却认为匡老提出的这四条是最好的，简单、明白、含义全面而有现代气息。开明的政治风气，浓厚的学术风气，高度的文明风气，活泼的文娱体育风气，不正是现代大学应有的风貌吗？
匡老似乎很看重他的大学校长的位置。有人告诉我，他填写出席全国党代会代表的履历表，大笔一挥，只写吉大、南大校长的职务。他对校长的职责有专门解释：校长的任务就是四条，是非分明、功过分明、促进团结、发挥潜力。总之，就是发挥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办好学校。我把匡老关于大学校长的理念称为大学校长意识，这种明确的校长意识是中国环境下大学灵魂的内容之一。在匡老的校长意识中，最可宝贵的，是他对教师的尊重。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在他几十年的校长生活中，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能一以贯之地重视、爱惜和保护教师？他亲自到北京邀请于省吾先生到吉林大学任教，他一口答应于先生不参加政治学习的要求，他把分给校长的住房让给于先生住。于先生是什么人？吉林的朋友告诉我，于家有先人做过张作霖时代的东北哪个省的税务局长。这样的人家自然不缺钱，自然有经济能力读书，自然有积蓄买古董，于先生自然有可能成为古文字学的大家，说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点不会冤枉。我没有核实过于先生的出身，但我知道在于先生那个时候，没有祖上的荫德和钞票去沤，专门的学问家恐怕很难出得来。学问家和资产阶级并不是一回事，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样简单的道理有谁说得清楚？匡亚明不知道于先生这号人是正宗的改造对象？他知道，只有他才有这个胆量、这个魄力、这个气度、这个远见。他调离吉大，吉大的教授赠给他的诗说：“八年和风细雨里，几度披胆沥肝人”。这是多么崇高的评价？1955到1963年的八年，哪里是和风细雨的八年？吉大的教授不知道这八年是有计划地整肃知识分子的八年？但是，匡亚明却在这个急风暴雨的年代里创造了吉大和风细雨的小环境，吉大的教授怎么会不把他看作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之人？
匡老调来南大，又带来了他的一套专家路线。校史上记载，他在很短的时间里登门拜访过20位教授。这件事流传很久，我曾经多次听到老先生们动情地提起。我不明白那一代教授们为什么那么看重校长的拜访？中国的知识分子太重面子了，校长的拜访给了他们最大的面子，他们感到来的不是一般人，例如学生、学生的家长、工人、市民等等，而是管着他们、掌握着他们命运的校长。南大的教授不是革命的分子，他们当然想凑进革命里面去。匡亚明不仅是校长，他还是硬棒棒、响当当的革命家，这样的校长来拜访，过去的政治历史再黑暗，今天不也立马变成革命分子了吗？不过，假如你再仔细看看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大的经历，你就会有更深的认识。请看下面的数字吧：三反五反运动中南大有3人受刑事处分，有70人受纪律处分；肃反运动中南大有14人被逮捕，3人逃亡，3人自杀（死2人），177人被小组批判，108人被政治斗争。其中教师38人，占教师总数4.8%；反胡风事件中南大有学生29人被开除，6人被勒令退学。校方共收到揭发材料2192份，揭发教师279人，占教师总数41%；揭发学生1659人，占学生总数52%。反右运动中南大有13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接下来的大跃进，南大来了一回大折腾。直到1970年代，校园里还能看到师生们日夜苦干烧出来的那些石头不像石头，煤碴不像煤碴，钢不象像，铁不像铁的东西。在经历过这些浩劫以后，有一天南大的教授忽然听说新来的校长一口气拜访了20位教授，他坚持说教授的水平和数量代表学校的水平，学校要依靠教师，教师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科研，他们怎么会忘记这个校长？
匡亚明是很看重他的校长的身份和职责，但是他好像没有把这个校长当成教师们的主宰者、训导者、赐予者。他知道知识分子是要面子的，他给足了你面子；他知道知识分子是要尊严的，他给足了你尊严；他知道知识分子是要读书的，他尽一切可能为你创造读书的条件；他知道知识分子是要有所发明的，他提供一切能够争取到的条件让你发明，鼓励你冒尖，破格给你荣誉和地位。这样的校长你除了服还能说什么？匡亚明说，学校是通过老一辈知识分子产生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工厂，学校是搞学术的，不是机关，校长不能凌驾于教授之上，教授跟校长应该在一条线上。匡亚明说，日本的大学校长权力不大，主要是教授，教授治校是名副其实的，不当教授不能当校长，连选举权也没有。匡亚明说，学校里有五支队伍，教师队伍，学生队伍，教辅人员队伍，干部队伍，家属队伍。在五根枝里面，直接开花的那一枝最重要，教师就是直接开花结果的那一枝。在这个秩序里，教师队伍排第一，干部队伍排第四。匡亚明说，校长书记不能成为学校的特殊阶层，校长书记不能不遵守学校分配住房的规定。匡亚明说，如果为了分房子发生纠纷，干部主动让教师，党员主动让非党员。匡亚明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说，南大的教师不解决住房问题，我不搬出14舍，他做到了；吉大总务处长搬进了留给教授的房子，匡亚明说你要搬出来，他搬出来了；匡亚明说，解决住房教师应该优先。在匡亚明的时代，南大的住房分配方案没有副处比讲师高半分，副校级比教授多十几个平方米的内容。匡亚明一批一批地评教授、副教授，他在任期间没有为自己先捞一个教授的头衔；匡亚明一批一批地砌房子，他至死住着省里的房子，没有占学校的房子；二十年前匡亚明把程千帆等先生请进南大，除了工资每月另加100元津贴，他没有为自己先搞特殊津贴。他倒霉了，南大的教师们为他抱不平，为他也为自己伤心；他死了，吉大的师生员工、南大的师生员工为他哀悼。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位名人说过，有的人活着，他早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将永远活着。匡亚明是一个永远活着的人。
匡亚明在南大的地位，在新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来源于他的划时代的大学校长意识。重视科学，重视文化传统，重视专家，重视学校的一切工作服从于、服务于教师、教学和科研，是他的校长意识的核心内容，是他提供的那个极“左”时代无法被认可、甚至今天还大量地停留在嘴上的东西，是多年来在某些学校被改革得一丝不剩的东西。匡亚明的荣誉来源于他的大学校长意识，他的失败也根源于他的这个意识。他不懂得，他的校长意识能够发挥作用，取决于他自身的理想主义力量，取决于那个时代的大学几经折磨还有一丝人文主义的渴望，取决于从学校到教育部甚至中央的权力体制中对他的个人权威的支持。但是，这一切有时候是坚强的，有时候又非常脆弱。他不懂得，经过多年的权力斗争，大学照样会成为政客聚集的地方。他不懂得，现在的大学，对于学生来说是科场，科场得了高分才能进来；对于教师来说是学场，教师在这里挣钱养家读书研究，他们只能被人管着；对于机关来说是官场，一个学校就有一个官场，官场决定学校的一切。你口口声声要学校的一切围绕教师、教学和科研转，你怎么玩得转？
我以为，匡亚明是大学的一份永远的荣誉，也是一份永远的伤痛。
（原载《批评家茶座》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原题为：“匡亚明——大学的荣誉，大学的伤痛”。《新华文摘》2004年第13期全文转载；《江苏社会科学》（教育文化版）2004年第1期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