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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的意见
【时间:2022/3/9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674 次】
 
今年的“两会”正在轰轰烈烈地召开,关于重视大学语文教学的提案再次被列入会议议程,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我也提一点自己的意见。
 
中国传统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一个“大语文”。上世纪初的“癸卯学制”引进西方分科教学学制,原来那个“大语文”的内容一 一独立出去,成为专门的学科,按照逻辑推理,就不应该再有“语文”这门课。这很类似“国学”的情况,在现代学制中,原来国学的内容一 一归于哲学、历史、文学等专门学科,其后乃至今日为什么还有人不断提出要恢复“国学”?主要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是民族自信心的需要,而不是内容的需要,假如把国学变成一种内容,必然和哲学、历史、文学等等发生重复,最终倒退到文史哲不分的前现代学制。现代语文学科也是如此,它不是内容上的需要,假如把它上成内容课,必然和已经独立出去的诸学科重复,以一门课的教学时间去重复诸学科的内容,其教学效果必然会“少慢差费”,并非是“咄咄怪事”了。
 
现代语文学科不是内容课,就只能是形式训练课了,分科教学后之所以还要保留“语文”一门学科,其理由也是各学科的学习都离不开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需要有一门专门的课来承担这一重任。所以叶圣陶先生提出“例子说”“凭借说”,说的就是语文课中的内容只是从其他学科中暂时借来的“例子”,为的是凭借这些“例子”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训练。但是这个理论容易被人误解,因为不可能有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学科,这在以前似乎是没有办法辩解的事情,但是最近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建设,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在学科综合与交叉的大系统中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则可以迎刃而解,即现代语文学科可以为诸学科(不仅是文科)内容的学习提供一种形式保障,在一个大文科的系统中构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这个问题在中小学语文学科中很难说清楚,因为中小学课程分科不够细,譬如没有专门的文学课,那么文学的内容也应该在语文课中讲一讲;譬如没有单独的中国传统文化课,那么这个内容也应该在语文课中讲一讲;更不用说还有“文综”“理综”的归类,所以现代语文学科的性质在中小学语文中不那么清晰,中小学语文即使上成“内容课”,也并非完全不可以。但是大学语文就完全不同了,大学分科细密,凡是能分的内容都有专门的课程,大学语文再上成“内容课”,必然和其他学科发生重复,从而被取代。你说大学语文是“人文”课,就有2002年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要来取代你;你说大学语文是“文学课”,就有2005年钱理群的“大学文学”课要来取代你;甚至你说大学语文是母语教育课,也有2013年人民大学的“必修改选修”,他们教务长说:“我们没有不重视母语教育课,我们开了很多门母语教育课。”如今高校重视通识教育课,假如大学语文也自称是通识教育课,那就更加危险了,因为大学语文的每一单元、甚至每一篇课文,通识教育都可以开出专门的选修课来,而且比你更加专业,所以谭帆会长多次感叹通识教育冲击了大学语文课。大学语文重复其他学科的内容会被取消,大学语文没有履行自己本该有的听说读写形式训练,则是被取消的又一原因。譬如你忽视了阅读能力的训练,就有诸多“经典阅读”类的课来取代你;你忽视了写作能力的训练,就有“应用写作”“创意写作”“沟通与写作”之类的课来取代你。所以大学语文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学科定位,大学语文的种种危机也由自身定位的错位而诱发,这就是古人说的“季孙之忧在于萧墙之内”。当然大学语文也有一种自身纠偏的功能,因为这是一门工具课,缺了这门课,其他学科的学习都会出问题,即使另外开设了写作课,但是很快就会发现没有阅读基础,写作也搞不好的,就会发现,书面的阅读写作之外,口头的听说能力也很重要,最后仍然要回到“听说读写”的语文综合训练上来,大陆高校从1952年取消大学语文课,到1978年有恢复这门课,还有香港大学语文的类似经历,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门课真的会长久被取消,只是这样的否定之否定,耽误的是几代大学生,会领我们的教育丧失历史机遇。
 
所以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是一门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形式训练课。形式训练是很辛苦的,要批作业,要改作文,要字斟句酌,面提耳命,这是大学语文课应该有的样子,只要上成这样的课,就不怕再有别的课来取代你,其他学科的老师没人愿意找这个麻烦,只有大学语文老师才吃得了这个辛苦。当然“形式训练课”这个说法比较容易被人误解,以为是形式主义,不要内容,那么还有一个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叫做“工具课”。语文工具课本是诸多语文学家都认同的观点,也写入了中小学课程标准,但是还有人误解,认为讲工具就是不要人文,这和长期来语文工具的理论不够彻底有关,讲工具必须还要讲“工具的对象”,假如我们说“语文是人文工具”,还会有争论吗?所以工具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工具如何为对象服务,不仅是为人文学科服务,还要为科学学科服务,为整个人生服务,要通过单元设计一门课一门课地来研究,政治课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工具,历史课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工具,文学课需要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工具,外语课需要什么样的母语工具?当我们做到这些工作之后,谁还能说语文工具论不对?
 
总之,大学语文课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学科性质定位,然后才谈得到别的。譬如民国大一国文,教育部也多次发文规定各专业包括中文系必修,也有那么多的大师级教师教这门课,成为“大师教大学国文”的佳话,但教学效果始终不好,4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参加高等文官选拔考试,试卷反映出来的国文程度之低、写作水平之差令人感到吃惊,导致社会上发生“抢救国文”呼声。40年代末,清华这样的学校都认为大一必修国文可以废除,担心将来这些大一国文教员“不知如何安插他们”。所以不能把建国后取消大学语文课的原因都推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而应该反思大学语文学科定位的问题。只有明确了大学语文学科定位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然后才谈得上其他种种举措,否则即使争取来教育部红头文件,争取来种种有利发展条件,最后仍会丢失。
 
首先谈红头文件问题。民国教育部一直是有必修大一国文的文件的,共产党的教育部只能做得比国民党更好(其实民国高等教育也是蔡元培、蒋梦麟等教育家全力支撑的结果)。今天教育部用不着新发文件,只要认真读解已有的两个文件就可以了。一个是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虽然只有一句话,意思已经很明确,只是我们学习领会还很不够。有人认为“中国语文课”不是指大学语文说的,其实这是对大学语文课的高度概括,因为这门课的教材有不同叫法,有叫“大学语文”,也有叫“大学国文”“大学汉语”“大学人文”“高等语文”等等,不管怎么叫,只要是“中国语文课”,就都包括在内。这句话甚至比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对大学语文课开设对象的界定还更进一步,是“全体大学生”,而没有什么“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至于“创造条件”一语也常常被人误解,拿来做没有条件可以不开的挡箭牌,但是仔细想一想,一所高校不具备开设大学语文课的条件,还不想法“创造条件”,这样的学校是否是一所合格的学校?建议今后教育部对高校的合格评估加上这一条。经过这样分析理解,《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实际上就是一个高校必修大学语文课的红头文件。
 
第二份文件是教育部高教司2007年的38号文件:《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2007年3月12日),其背景是: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为落实《纲要》精神,2006年11月4-5日,教育部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会议通过“强化母语意识,深化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其中说到“建议教育部要求把大学语文作为全体大学生公共必修课来开”,38号文件将这个会议纪要列为文件附件。这个文件出台后,多家媒体都发文说教育部要把大学语文列为高校必修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多家学校还率先把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但是其后教育部出来一个讲话,说开不开大学语文属于高校自主权,教育部不作硬性规定。这涉及到公文附件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我在网上看到的有关法律咨询是这样回答的:“公文附件是指附属于正文的文字材料,随同正文一并下达,是某些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法律效力。但法律效力因为附件性质不同而区别,如有的附件按正文要求执行的,与正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有些附件仅仅是一些参考资料,则效力较低。”教育部38号文件正文说:“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了会议《纪要》。现将会议《纪要》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学校实际,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这显然不仅仅是参考资料的性质。所以教育部过后说是高校自己的事情,这是不妥的。总之,教育部如果想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只须重新解释这两个文件就可以了,当然,如能发布新的文件更好。
 
再说关于大学语文硕博点的建设。2007年3月,南开大学报请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备案同意,自主设置“语文高等教育”博士授权学科,这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 一个大学语文博士点。其后该博士点4年招了6位博士,但是博士论文都仍是文学研究,没有一篇是研究大学语文的。后来就不再招生。主要原因我猜想还是缺少大学语文方面的专门导师,更主要的应该还是大学语文学科定位的问题,把文学研究等同于大学语文研究,结果陷入前面说的与其他学科重复以致被取消的怪圈,发现没有必要专门设立一个这样的博士点。还有2016年安徽大学申报成功大学语文硕士点,试办一年,招了两名学生,验收不合格也未能办下去,主要原因据说也是师资配置问题。其实早在1984年3月,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不久,教育部就出台“关于高等学校举办助教进修班的暂行规定”,规定“助教进修班一般开设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课程6门左右,共约600学时左右,学习年限一年至一年半”,可惜缺少后续资料,估计在大学语文专门导师方面也发生问题。
 
上述情况说明开设大学语文硕博点有一个瓶颈,就是导师问题,目前没有专门研究大学语文的导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历届年会邀请的专家也都不是大学语文研究专家,那么专家从哪里来?我觉得还是要有硕博点,然后导师在开课过程中和研究生一起研究大学语文,最后可能产生真正的大学语文学科导师,大学语文研究专家。现在石锓老师设想要申报大学语文硕士点,这个我很支持,但下一步就是要真的指导研究生研究大学语文,否则仍然按文学、语言学研究思路,最后必然还是坚持不下去。
 
总之,大学语文最大的问题是学科理论研究滞后,一百多年还没有弄清楚自己的学科性质,作为一门学科必不可少的教育史、教育学、课程论及百年资料汇编,都还阙如。现在虽然也有一些老师撰写了一些大学语文专著,但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老师们都是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进行写作,不可能有太深的研究。我自从2007年提前内退,专心研究大学语文,即将完成《大学语文课程论》,还将撰写《大学语文教育史》,但是个人写作终究缺少分量,必须有教育部组织的正规写作才能为大家认同,所以我们应该争取教育部把这作为重点攻关项目,进行专项招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我们即使争取到红头文件,争取到硕博点,争取到其他各项,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不完成,大学语文学科性质不弄清楚,争取到的其他各项也都可能得而复失,重蹈百年来的历史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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