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福贵，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摘要：在中国大学学科发展史上，从民国时期大学的“大一国文”到当代大学的“大学语文”，大学语文是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虽然大学语文课程设立时间比较早，但与其他学科相比，大学语文学科性的不成熟、地位的不确定、属性的不清晰，可能在所有的学科中都是极其少有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学科设置的过度细分化和学科价值观的过度功利化。大学语文的审美性、知识性和实践性问题能否得到普遍共识，是其作为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大学语文的地位确立不能只停留在理论讨论上，而必须有实践性甚至是制度性的支撑。大学语文不应该归属于教育学门类，而应该是中国语言文学中的一个具有综合性的二级学科，同时具有公共课属性。

 

关键词：大学语文；高等教育；中文教育；公共课；学科属性

 

如果将语文教育的存废有无问题拿到中小学去讨论的话，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根本不成立的笑话，因为人们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地位与积极作用的认识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同样的问题放在大学教育中，则不仅是一个争论不休的真问题，而且在现实中相当普遍。在民族复兴的新时代里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心得。

 

一、学科价值的错位与学术本体意识的弱化

 

从民国时期大学的“大一国文”到当代大学的“大学语文”，在中国大学学科发展史上，大学语文是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时至今日，有关此领域的现状与未来的讨论连绵不断，各种声音不绝于耳。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大学语文教育的重要，也说明其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与其创立和存在的漫长历史不对称的是，大学语文学科性的不成熟、地位不确定、属性不清晰可能在所有的学科专业中都是极其少有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的过度细分化和学科价值观的过度功利化。因此，要改变中国高等教育中大学语文的处境，首先要改变原有的学科价值观。这一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关涉大学语文这一学科或课程的地位问题，更是关涉国家人才培养的质量问题。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民族危亡的情境之下，重理轻文的学科价值观一直是国家和社会普遍的战略定位。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原来著名的综合大学的一些工科被分离出去，一些文科被停办，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的单一学科和专业性甚至行业性的高等院校。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调整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学生知识结构、人文素养和审美品位的不完整、不到位。要知道，学生培养质量不只是在课堂上完成的，校园文化氛围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来中国大陆中学教育过去就一直是分文理科的，考入大学在单一学科的高校里，校园文化先天不足，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单兵突进，最后培养的人往往缺少人文知识，也缺少人文情怀，成了偏科的“理工男”“理工女”。在这样一种高等教育体系和校园文化中，亟须人文教育的补充，而大学语文是最具传统性功能和普遍性价值的途径。然而，大学语文学科定位先天不足，而教育实践又后天失调，因而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

 

大学语文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中一个最为特殊的领域，承担着极为重要的教育功能，而人们对这一学科的理解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错位和滞后状态：历史悠久而发展缓慢，需求广泛而被重视程度不够，与文学专业相近而无学科身份，教师考核标准很高而队伍不齐。其实，做一名合格的大学语文教师是不容易的，其难度甚至超过了中国语文学科其他所有二级学科。大学语文以系统性、独立性的设置跨越了文学与语言的界限，也跨越了中国与外国的界限。大学语文不只包含中国语文的内容，也应该包含人类文化的内容。高等教育需要所有专业的教师除了承担本专业的教学之外，都必须对自己的专业有所研究有所成就，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来看，大学语文无论是专业教育还是专业研究上，都比现有的中文二级专业的知识结构要求要更加完整和丰富，因为其教育内容涵盖了所有二级学科的专业内容。然而，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是明显不足的。最近收到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何二元先生的书稿《大学语文课程论》，作者属意于我做一序言。我虽然早年曾经讲过“应用写作”“文书学”“秘书学”等与大学语文相关的课程，但是我仍然不敢自认为是合格的大学语文教师。因为如前所述，说自己是一名合格的大学语文教师还是勉为其难的。

 

虽说大学语文教育的历史几乎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一样长，但是时至今日，仍然缺少大学语文本体研究的这样一个环节。据何二元先生统计，各类大学语文教材迄今已有1500多种，而有关大学语文研究的专著仅有40多种，其中专门研究大学语文教育理论和教材编写理论的著作更为鲜见。一个学科的成熟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应该有一个非常规范的名称，要有学科本体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和具体学科的评价尺度、评价方式，还要有一套相对共识的教学大纲和完整的课程体系。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教师群体和学术团队。由此而言，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大学语文距离一个成熟的学科，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路程要走的。作为一种普及性的高等教育类型，大学语文尚未建立基本的教学大纲，没有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还处于各自为政、因人设课的状态。而就大学语文学科本体研究来说，成果是明显不足的。这里必须说到如何强化大学语文教育承担者和管理者的学科意识与学术意识的问题。现在很多大学语文老师的学术研究对象，往往都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各个二级学科的内容。无论是申报职称，还是参加科研成果评审，大学语文教师拿出的几乎全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影视之类的论著，而较少有专门研究大学语文学科本体和教育实践问题的成果。这里既有学界对于此领域研究的价值偏见问题，也有从业者自身的学科意识和学术意识不强的问题。似乎大学语文本体问题学理性不强，而只有研究中文二级学科问题才更具学科价值和学术影响。其实这种选择是等于承担公共课的教师要与专业课的教师进行学术竞争，是跟在万米长跑的成人后面赛跑而要超过成人的儿童选手，不仅未能超过专业课教师反而又弱化了公共课的特质和优势。我们不否认中国语言文学各个二级学科问题都是大学语文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但是除了这种专业化的对象之外，大学语文学科本体问题更应该成为其研究对象。要充分意识到，大学语文就是一个正规的学科专业，研究大学语文本体问题就是一种专业化研究。因此，大学语文教师要普遍提升自己的学科意识与学术意识，应该进行自我启蒙和自我反思。从其他学科专业的发展历史过程来看，要想改变大学语文的现状，争取学术话语权，必须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大学语文本体研究成果的出现。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这样一个自具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术研究评价体系，大学语文就很难在当下学科生存与发展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获得应有的、而且是与其它学科平等的一席之地。“大学语文要成为完整性、自主性的学科，必须具有自己学科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大学语文教育与一般的中文专业教育的差别在于其知识结构、教学过程的普及性、综合性和实践性。”[1]

 

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虽然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但是其学科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直至2007年才有第一部专著，至今也只有40几种研究类著作。一个学科理论的成熟不只是产出成果的数量，还包括产出成果的价值。具有最大认同度的研究成果才最具学术价值，而价值的体现就是对于本学科专业发展的影响。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二级学科的自身理论研究都已经十分深入和系统，甚至达到精深的程度，而“作为一门学科最基本的理论著作《大学语文课程论》至今阙如，这不能不对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发生负面影响”。因此，此时何二元先生的《大学语文课程论》的出版便显得十分重要。严格说来，《大学语文课程论》一书的重点不是对于大学语文学科问题的学术探讨，但是其中通过历史的梳理和案例以及作者的自我陈述，反复出现其对于大学语文学科性质和功能的阐释，这也是近年来该领域大家不断重复的话题。我不想对于何二元先生大作的全部内容做面面俱到的评述，既然作者将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问题作为其中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是书中最具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的部分，所以我在这里也主要评述和讨论这个问题。

 

前面说过，一个学科专业的成熟标志之一，是其属性具有较大共识性。当一个学科内部还在研究和争论学科专业的概念与属性的时候，就不能说这个学科是真正成熟的。到目前为止，大学语文领域内对于其学科本体的研究很大一部分还集中于学科的属性以及定位、功能等基本问题的讨论。要研究大学语文学科性、技术性和审美性，应该进一步把大学语文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当然，对于大学语文学科性的制度性规约和定位，可能并不是由讨论者所能决定的。

 

二、中国语文学科的归属与审美教育的特质

 

中国的大学语文教育起步早、历史长，但是学科性不太成熟，这似乎已经是业内人士的一种共识。何二元先生对此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始终坚持认为“现代语文学科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这一观点在《大学语文课程论》中被反复强调。该书5次提到和阐释这个观点，认为大学语文是一种形式训练学科。“重要的话再说一遍：大学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听说读写’的语言文字训练”“同时为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提供语言文字工具”。在这里，他还引证了过去一些权威性的类似说法。例如，1961年《文汇报》社论《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和匡亚明等人的观点认为：“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2]，并且认为他们所说的“边缘学科”也正是“形式训练学科”的意思。“我们强调语文是‘形式学科’，正是为了研究‘形式’如何为‘内容’服务，大学语文如何为其他所有学科的学习服务，这才是大学语文学科性质研究的根本目的。”而这种形式训练学科的特点在古代诗词学习实践中表现最为突出。“现代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而诗词格律就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最好的训练形式。诗歌格律的形式推理，堪比西方的形式逻辑，是一种头脑训练。”根据这一定义，何二元先生通过对以往各种教材体例进行考察，得出了有关大学语文属性和功能的三个评判的标准。第一，大学语文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那么无论是文学史体例、文选体例、文化体例、人文主题体例，都无可无不可。第二，这些内容只是凭借，并非主要的教学目的，所以大学语文还应该有一条语文训练的线索，否则，就成了文学史教材、文选教材、文化专题教材，而不是大学语文教材。第三，这两条线要有主次，从表面看，课文当然占据教材的主要篇幅，同时也占据更明面上的位置，是一条明线；但是实际上语文训练的线索虽然处于暗线的位置（主要由课文导读、思考练习设置体现，但也实际上指导着单元设置、课文选片），却是大学语文之所以为大学语文的关键。应该说，作者的考察是真实的，逻辑是完整的。但是以教学方法来确认学科属性是否合适，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写作课的内容和方法也是大学语文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属于中文专业的课程。其实，无论是作为教育学的文学教育，还是作为中文专业的文学教育，其内容和方法都是差不多的，只是范围和程度的差异。

 

《大学语文课程论》的作者十分清楚自己的这一观点在学界不具普遍共识性，所以在本书中他尽量避免直接阐释自己的观点，往往采用述而不作的办法，细数历来人们的研究意见，而把自己的观点放在不起眼的后面。其实，作者的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可能是来自他谨慎和认真的学术态度。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如果只有一种共识性的观点，其意义是不大的。那种不证自明的重复性研究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学术需要探讨，也可能需要证伪。因此，作者应该进一步大胆阐释自己的观点。如果有一天大学语文本体研究成为显学，何二元先生的这种观点是不无裨益的，虽然直至今日我并不完全与他的观点一致。此外，何二元先生沿用了民国时期西南联大等一般院校的名录方式，把学语文与公共外语一样，定位为大学公共课。当然，这也是徐匡迪等人的观点。对于这一点，我倒是完全赞赏何二元先生的观点，同意将大学语文看做是高等教育的公共课，当然不是在现有的学科分类前提下。

 

在现有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的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我一直坚持认为，大学语文的学科归属不应该是教育学，而是中国语言文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应该从教育学科转为文学学科，从“教学与课程论”专业转为中国语言文学的“大学语文教育”专业。这里有两个明确的特征。

 

首先，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的学科范围。一个学科和专业的确立与归属，先应该判断其教学内容。大学语文同大学物理、大学数学等专业一样，教学内容都有着十分明确的内容与范围，都属于各自的一级学科，具有中国语文学科的一般学科属性。任何一种课堂教学都是一种课程与教学论，或者说教学论是关于教学方法的讨论。大学语文是一种教学内容，不是教学法，它与中国语文学科的基本教学内容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区别。很难想象教学内容相差极大的大学语文、大学数学、大学物理、大学体育等都属于教育学门类的“课程与教学论”。为什么同样是公共课，思想政治教育则属于法学门类下的政治学一级学科而不属于教育学？大学英语则属于文学门类下的外语一级学科而不属于教育学？任何一个二级学科都应该有大致相同或相关的内容和课程、相似的方法、共同的评价标准等，而大学语文和大学物理在以上各个方面都风马牛不相及，更何况语文和物理早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分道扬镳，通过高考内容而区分出了不同的考生类型，然而到了学位教育阶段却成了一个专业，实在是匪夷所思。我们要问，大学语文、大学数学、大学物理、大学体育等教学内容究竟是与各自一级学科相近还是与教育学相近？我们的学科专业分类究竟是应该按照教学内容还是应该按照教学方法分类和归类？如果按照现有的分类逻辑，那么所有的专业教育也都是教育学了。我认为公共课仅是相对于教学对象而言的，而与学科属性无必然联系。学科分类存在着差异可以，但是不能有悖论。

 

其次，大学语文的教师队伍都具有同一的中国语文学科背景，所学为中文所教为中文，不能把这些中文出身的教师归于教育学门类。具有相对固定的教学任务和一定规模的教学队伍，是学科专业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些教师要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学科背景，从而对于学科专业的发展形成切近的对话机制，推进学科专业的发展，最后建立独立连贯的学术传承。从目前来看，虽然大学语文学科体系尚未完备，学术传统尚未确立，大学语文教师在诸种学术和身份评价中普遍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况尚未改变，但是相同的学科背景与对话机制业已形成，基本具备了中国语言文学的知识储备和学术研究能力。从这一角度来说，大学语文作为中文教育的特征已经有十分明显的显现。而至于其“形式训练”特征，正是中国语文学科共有的听说读写等实践特征。当我们单纯将大学语文确定为“形式训练”课程之后，便很容易失去其中国语文学科所共有的学科属性和地位，而这恰恰应该是我们努力实现的学科理想境界。大学语文内容的中文本质属性决定了其成为高等学校不可或缺的文化教育的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以及人类文化，都是文化教育的内容。所以说，大学语文教育功能就是培养人的核心素养，是完善人性或者人的完整教育，每一所学校的专业教育都应该是“N+大学语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从发生学看，大学语文从诞生之日起所要做的就是改造人的品味、修养，其所要塑造的品味就是人的现代（国民、公民）品味，使人具有做现代人的品格。当世界环境进入了现代，应声而起的国文就是要培养适应于现代的人之修养”[3]。在以往的通识教育中，主要重视知识性和技术性的培养，缺少“品格”养成和审美能力的培养。特别是作为中国语文学科的一种集合，不能忽略专业审美教育的本质属性。忽略了这一点，就会把大学语文教育混同于一般的通识教育。虽然从现代教育伊始，蔡元培、鲁迅等人就着重强调美育在国民性改造和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国高等教育除了艺术和文学等专业教育之外，审美教育是大学人才培养中普遍缺少的内容。人的完整性教育除了思想品德、理论知识和实践技术之外，绝不应该缺少审美修养这一环。审美教育具有展示个性、美善人性、提升文明的功能，而大学语文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高等教育必有的内容与体制机制的保障

 

从当下中国大陆高校的性质和地位来看，学科制度和学科机制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将这种动力加以具体化和组织化，可能是大学语文学科当下发展需要做的重要工作。我觉得当下切实可行而又十分紧迫的是，首先应该确立大学语文作为高校必修课的地位。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公共必修课，是与中小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一门基本课程。就所掌握的情况看，现在将大学语文作为必修课的高校不到一半，有些院校原来是必修课，近年来又变成了选修课。课程属性决定课程本身的重要与否，这种制度性规定直接表明大学语文无论是作为学科专业还是作为公共课程的地位。这种结果具有示范性，不仅是对于教师也是对于学生的示范。当然，这种示范性并不是积极的。几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随着“孔子学院”走出去和留学生请进来，我们重视“对外汉语”的同时，也应重视一下“对内汉语”。作为“对内汉语”的大学语文教育学科定位不确定、未能纳入国家学科专业评估和学术评审的系统、大学语文教师在评职评奖评优诸方面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等，是大学语文教育和学科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大学语文究竟是公共课还是通识课？为了进一步阐释的自己的观点，何二元先生在《大学语文课程论》中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继续“揭示语文学科的这个秘密”：不能继续将大学语文定义为通识教育，如果从这个角度定位，那么就很难再有大学语文的地位，“大学语文不是知识型的课程，而是形式训练学科，它所凭借的知识内容都是其他学科的，放在通识教育课一起，必然发现很多的重复，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因为从知识性内容上看，大学语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有非常严密的知识体系。于是导致通识教育冲击大学语文的事情发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现状下，必须强调大学语文的公共基础课属性，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都离不开语言文字的承载”。这样的难题是从民国高校就已经存在，“大一国文”各校多开设，但是从来没有过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和比较规范的课程体系设置，主讲教师各自为政，内容因人而异。“由于说不清楚这门课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教师们授课随心所欲，民国大一国文就有教师一学期讲一篇《庄子》的例子”，今天中国台湾地区高校的“大一国文”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是没有将大学语文列为一个规范的学科专业是最大的原因。如果仍然只是将大学语文视为一种课程，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必然只能是众多通识教育课程的一种，最终还是等同于通识教育。正如作者所言，“早晚都还是会被‘必修改选修’，甚至被取消”。学科或专业与课程的差别主要有两点。一是课程设置的规范性与个人性的差异，一是学术评价的严密性和模糊性的差异。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有比较统一的规范和相对固定的课程体系，个人性只是符合规范前提下的独特风格而已。同时，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与发展不只是自身问题，而且是一种价值评价过程，需要有完整的评价指标和学术共同体。这种评价不仅是内部的评价，而且也是外部的评价。然而，大学语文如果作为一种课程的话，是很难达到这一标准的。所以，时至今日，关于大学语文的学科和学术评价不仅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而且也没有纳入国家的学科评估和评价系统之中，无论其是作为教育学门类还是作为文学门类，这些评价可能都是一种形式化的和外在的评价，但是在一个量化的时代，这些评价又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得不关注的过程，特别是对于大学语文这样一个学科性不是很成熟的学科来说尤其重要。

 

与此同时，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十分注意：在强调大学语文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妥当把握其学科专业属性和课程内容性质，不能脱离学科属性和教学内容而拔高和越界。长期以来，有些学者为了强调大学语文的重要性，而将其学科和课程属性提升到民族复兴的文化课和学生政治思想品德课的程度，这难免有拔高和越界之嫌。主张者也许是出于借力当代中国政治伦理本位意识，引起决策层重视，快速改变大学语文学科现状的意图，但是，这种学科定位无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疏离了大学语文本质属性，从而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造成某种重复，反而淡化了其学科的独特意义，甚至有被代替的风险。何二元先生指出，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后，更有把这门课上成文学课、政治课的，严重偏离了课程性质目标，成了一门“谁都能讲，谁都讲不好的课”，导致一些学校“必修改选修”、甚至取消了这门课。作者这种描述是真实的，而且当下学界似乎对此已经失去了关注的兴趣。教育部曾经下发过相关文件，要求在中文专业之外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并且尽量作为必修课。历届中国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也曾组织过多次会议和调研活动，发布过《大学语文教学大纲讨论意见稿》，但都因为没有作为独立的学科法规和可资参照的理论依据而不了了之。“这一切都说明，大学语文的‘课程论’研究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地步。”

 

2006年，我国颁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4]。而其后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也要求“受过初等教育的国民普遍具备普通话、规范汉字和汉语拼音的应用能力”，并且提出“具有中等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国民，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达到相应要求，具有较好的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表达、沟通的能力”[5]。大学语文教育正是实现这一较高层次能力要求的必要方式。大学语文在我国高等教育中一直被反复强调，但是到现在普遍开始和作为必修课的目标都还没有实现。其中，有一个长期存在并反复被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大学语文教育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曾经有人认为大学语文是素质教育，也是德育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确如此，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任何专业教育都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即所谓的“课程思政”。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大学语文教育来说，必须还有它的行业和专业的特殊性，有着其特殊的功能。有学者指出，“大学语文从目的来说是一门品味修养课，从功用来说是一门提供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课，从意义来说则是一门幸福课”[3]。我觉得大学语文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每个大学生具有一种语文技能和人文精神，能成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真正现代人。关于当代大学生语文素质低下、缺少审美情趣等问题，一直是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学语文教育正是弥补这一教育短板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对于近代以来重理轻文功利主义发展路向的一种微弱调整。所以说，我们大学语文教育不仅是要满足人才培养的知识情趣需求，也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完善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方式，这就是大学语文专业化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

 

何二元先生特别谈到大学语文不只是一门课程，它应该是一个学科，我非常赞同他的这个观点。他特别讲了课程和学科的差异，认为学科是一个知识体系，课程是知识体系的教育，我觉得这个界定是非常准确的。大学语文既是学科也是课程，中国的学科门类分类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过度细分化而且有很多重叠和矛盾。然而，教育学往往并不认可大学语文，大学语文在中文里面又往往被边缘化。这个问题必须要从学科规范上加以解决。如果我们不把大学语文作为一个中国语文学科的一个门类的话，那么它和教育学和大学外语以及思想政治专业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我们必须要加强这样一种意识：大学语文就是一个学科，不只是一个课程。按照学科目录分类，大学语文现在还很难成为中国语文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语文学科中的语言专业一直在探讨与中国文学学科分离，单独成为一个一级学科甚至学科门类，虽说现在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思考一下，大学语文如何在国家的评价体系中，在法规化的学科目录中获得应有的位置。这是我们要争取实现大学语文学科地位的制度理想。要实现以上两点要求，必须要加强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的研究。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向从事大学语文教育工作的教师表达一种敬意。应该承认，现在大学语文教师的基本处境不是那么好。我一直在强调，一个国家的学科布局必须是完整的，一个国家的学科发展必须是公平的，都应该以学科的学术贡献、学术价值和成果作为最后衡量的尺度，不能先入为主地进行差别性对应。我知道现在许多地方对某类公共课的教师个人有额外的经济补助，这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当下社会思想状况的需要，但是我们同样应该补助大学语文类的教师。现在高校公共课的老师所付出精力最大的可能要属大学语文教师，不仅备课和授课内容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有的知识，而且他们还要花大量的课余时间，给学生批改作业和修改作文。所以最后希望能有这样一个从学科到评价方面都比较完备的体系，从体制机制和教学实践等多层面来支持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大学语文教育。我们在重视“对外汉语”教育的同时，至少也应该重视一下“对内汉语”教育。

 

参考文献：

[1]张福贵.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与功能特性.中国大学教学，2014，(1).

[2]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文汇报，1961-12-03.

[3]何立明.大学语文是一门安静的课.语文教育通讯，2012，(4).

[4]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06-09-13. [2020-08-02] http://www.gov.cn/jrz g/2006-09/13/content_388046.htm.

[5]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03-19.[2020-08-02]http://www.moe.gov.cn/s78/A18/tongzhi/201903/t20190319_3741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