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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熙先生谈北大的校风和学风

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专刊

北大的校风和学风

 

编者按：本文是朱德熙先生1988年为北京大学九十周年校庆所做的文章，收在校庆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中。文中所谈的校风和学风，不仅是西南联大时期以来北大师生所表现出的学术品质和人生信念的总结，也反映了朱德熙先生对待学问和人生的态度，可谓“夫子自道也”。值朱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刊此文，共飨“精神的魅力”。

 

说起北大的校风和学风，就会让人想起五四运动。这自然是北大的光荣。不过也有人说北大的特点是自由散漫。这是说的缺点。其实一所大学就象一个人一样，不会尽是优点，没有缺点。说北大自由散漫是指抗日战争以前的老北大说的。我没有赶上老北大，不好妄加评论。不过西南联大的自由散漫是我亲眼见到的。我想那很可能就是从老北大那里传下来的。（与清华无涉，因为清华的学生比较守纪律。）联大学生也不能一概而论。大体上说，文科学生要比理工科生散漫。文科里头，中文系学生又比其它系的学生更散漫。很多人晚上熬夜不睡觉，或看书，或作文，或打桥牌，或摆龙门阵，结果是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还高卧不起。有一位同学选修哲学概论课。因为从来没去上过课，所以连讲课教员也不认识。有一天，跟他同住的同学跑回来说：哲学概论正考试呢，你还不赶快去。他跑到教室一看，里头已经坐满了人，于是只好在教室外边的窗台上匆匆忙忙写好答卷交上去。在联大，选了课不去上或者只是偶尔去看看的不在少数。其中自然不乏只想混文凭根本不读书的，不过更多的倒是宁愿在图书馆或者茶馆里念自己感兴趣的书而不去上课的。就学校来说，学生不去上课总不是好事。可是从学生方面说，他宁愿自己看书不去上课，说明能从课堂上得到的东西不是太多。这是对教员的无形的批评。
 
我总觉得在联大学生的这种自由散漫的风气后头也还包含一些好的东西。譬如说，读书、学习只是出于兴趣和爱好，不是为了分数或别的什么。还有就是眼界比较高，不盲目相信老师。有人说这是“眼高手低”。其实眼高手低的毛病不在眼高，而在手低。眼高手低总比眼低手低强。
 
凡是在联大呆过的人大概都曾感受到那种浓厚的学术空气。这是从三校继承下来的，只是在联大似乎显得更加突出。有一年我上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班上听课的除了中文系同学之外，还有两位教授，一位是哲学系的沈有鼎先生，另一位是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他们两位每堂必到，整整听了一学期。当时昆明物价飞涨，教授生活十分清苦。加上日本飞机轰炸，三天两头跑警报。在这样的环境里，两位教授来旁听与自己的专业不相干的文字学，这件事很能说明当时联大的学术气氛。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有名的奇人。有一度我们常常看见他坐在茶馆里高声朗读希腊文，顾盼自如，旁若无人。我那时寄居在北院研究生宿舍里。沈先生常常光临我们的斗室，目的有两个：一是跟同屋的李荣君讨论等韵问题，二是顺便刮刮胡子（他大概没有剃刀，而胡子又长得极快）。他来找李荣君讨论等韵是带点求教的味道的。须知当时沈先生是名教授，而李荣君是刚考上研究院的学生。从这件事可以想见沈先生的为人，也可以看出联大的风气。
 
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校风和学风。老北大、老清华、老南开各有自己的风格，三校组成西南联大以后，联大也有不同于三校的特色。尽管如此，这四所学校也还是有共同的地方。正如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的：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有学术空气，都有学术上的民主作风。缺了这两条，大学是办不好的。三校和联大证明了这一点，解放以后北大走过的曲折的道路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两年北大的人碰在一起常常要发点牢骚，抱怨北大不好。譬如说住房紧张，福利少等等。说到提职称，意见就更大了。有些中年教师的学生已经在外面当了副教授，甚至教授，自己还是个老讲师。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坐车、住旅馆，都是两种待遇，令人难堪。尽管如此，愿意离开北大另谋高就的人并不多。前几年某一所位于特区的大学以优厚的条件来招聘教员。有人担心会有不少人应聘，结果并没有走几个人，可见北大不管有多少缺点，总还有一些能吸引人、值得人留恋的地方。恐怕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因为还有一点学术空气，有一点学术民主。说起来，这些东西当不得饭吃，不值什么，可是也有人特别看中这一点。有一位外地来的教师跟我说，他在北大呆了半年，有两件事印象最深。一是教授在堂上讲课，常常把自己还没有写成文章公开发表的新观点和盘托出，毫无保留。二是讨论学术问题，直言无讳。在他参加过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言的人无论是对同辈、还是对上一辈或上两辈的人，提问、辩难，都坦率得令他吃惊。我觉得，北大的学术空气和学术民主恐怕就表现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北大不象国外许多大学那样，经常开各种形式的讨论会。国外来的人常常因此感到寂寞和冷清。已故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先生1983年来北大访问的时候就提过批评意见。在他的怂恿下，中文系一连举办了几次学术报告会，热闹了一阵。后来桥本先生走了，讨论会又开得少了。我倒不是说不开或少开讨论会是好事，只是说除了开会之外，学术空气还表现在别的事情上头。
 
总要有一批专心致志钻研学问的人，才能形成学术空气。真正潜心学术的人是要把生命放进去的。这可用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两句诗来形容。这种对学术执著不舍的精神越是在艰难的逆境中越显得可贵。王竹溪先生在联大的时候打算编一部用他自己发明的检字法检字的字典。为了验证他的检字法是否能对付所有的汉字，他把《康熙字典》的字从头到尾数了一遍，逐字登记下来，再用他的检字法来检验。过去没有人知道《康熙字典》一共有多少字，王先生统计的结果是47043字。1943年日本飞机轰炸昆明，王先生的家被毁，接着他的大儿子又病死了。王先生这部字典的大量工作就是在他遭到如此不幸的时候做的。（这部字典已于1988年1月出版，书名《新部首大字典》。）还有一件事我也至今不忘。1968年秋天我关在北大牛棚里。无线电系教师胡国璋君两次半夜里偷偷爬起来点着洋蜡写论文。为了这件事他吃了不少苦头。当时有人说他傻。因为即使他把论文写成了，也发表不了；即使发表了，既不能署名，也拿不到稿费，真不知道他图个什么。其实他并不图什么。他的目的只是写论文。只要把论文写成了，他也就满足了。
 
近几年来，高等学校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看样子，这种变化还要继续下去。比起别的大学来，北大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似乎要差一些。这大概也跟北大的传统校风有关系。北大的教员缺乏目前提倡的那种“开拓型”人才的素质和才干，至少五十岁以上的人是如此。不过以中国之大，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让一部分愿意并且也习惯于坐冷板凳的人去钻研一些不急之务，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