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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立:从20世纪40年代的一次论争看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若干问题
【时间:2020/4/6 】 【来源:作者赐稿 】 【作者: 吉林大学 文学院 韩建立】 【已经浏览75 次】
20世纪40年代,围绕着大学国文教学多个问题展开了一次论争。这次论争的文章,发表在1942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季刊》(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上。虽然时光已经过去了将近80年,但是,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却不觉得是“昔日黄花”,而是仍然给人一种历久弥新的感觉。这说明,大学语文的许多现实存在的问题,也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问题,今天又不过是旧话重提。因此,回顾一下那段历史,对当今的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不无裨益。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高等教育季刊》是1941年3月1日创刊的;每年出版4期,分别于3月、6月、9月、12月出刊,至1943年第4期终刊,总共出版12期。在刊物出版的3年时间里,《高等教育季刊》编辑过4期特辑,其中“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是1942年第2卷第3期。该期版权页标注的出版时间为:1942年9月31日,但是,实际的出版时间要大大拖后;因为陶秋英的《大学国文教读的杂感》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是:三一,一二,一八,即1942年12月18日;穆济波的《大学教育与国文教学》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是:三十二年一月,即1943年1月;魏建功的《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是:三十二年元旦,即1943年元旦。该期封面上标有“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字样,而在目录页中,则作“大学国文教学特辑”,无“问题”二字,今依据该期封面的说法。这期杂志以101页的篇幅(该期正文为151页),刊登了15篇探讨大学国文教学的论文,还有1篇是大一国文教材的选目,总计16篇,依次为:黎锦熙的《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朱自清的《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李心庄的《如何达到培养文学专门人才之目的》、魏建功的《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朱光潜的《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朱自清的《论大一国文选目》、魏建功的《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阮真的《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陈东原的《大学国文应读专书之建议》、陈延杰的《大学国文教材应注重读经》、王焕镳的《大学国文教学问题之讨论》、钱用和的《大学国文教学刍议》、穆济波的《大学教育与国文教学》、陶秋英的《大学国文教读的杂感》、徐英、苏渊雷的《青年必读国学要籍四十种序说》、教育部的《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这些文章都是围绕当时大学国文教学展开的,因此这一期被称为“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现在有的文章认为,这期“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是专门讨论“大学国文选目”的,这种看法有违事实,是对这期“特辑”的误解。
 
推出这期“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的缘起,在该期《编后附记》中有明确说明:“国文是理解民族文化,表达学术思想的基本工具。这一科目的重要性,盖已家喻户晓。徒以輓(引者注:輓,应作“晚”)近各种专门学问之飞跃进步的结果,一般学生为了时间精力的限制,对于国文的造诣,颇有江河日下的危机,而这一危机的造因,除了受其他专门学问发展的不少影响外,大学国文教学的自身,也得担负一些责任。本刊为了针对这一严重问题的需要,爰约请专家,发抒宏论,以事研讨。”[1]可见编辑这期特辑的出发点,是因为当时大学生的国文水平不甚乐观,颇有江河日下的危机。编者认为,这种状况的形成,大学国文教学难辞其咎,于是,约请相关专家撰写文章,从提高国文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解决的办法。其实,慨叹大学生国文水平低下,并不是当时(指1942年)才有的声音,在此之前就有这样的议论。陈柱尊曾经提到,193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今日中国大学之教育》的评论,就曾慨叹当时大学生“程度之低降”。评论指出:今日大学生数量激增,而学生的质量却未见改善。以文字表达水平为例,大学低年级学生暂且不论,即使是已经获得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谈起所学专业可以滔滔不绝,但是其文字能力,则往往令人失望。不但是文言文的成绩欠佳,即使是白话文,也多是语义表达不清楚,错误百出。“此种文字上缺少训练,确为近十年来吾国各学校之通病。”[2]《今日中国大学之教育》发表于1930年,从文中“近十年”云云可知,大学生国文水平低落的情况,从20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现;与《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的《编后附记》一样,都是看到了大学专业课对大学国文教学造成的强烈冲击;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当时各学校的“通病”。为什么早已存在的现象,在1942年还要“旧话重提”?这只能说明这种现象一直没有改观。编辑这期“特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教育部在此之前颁行了“大学国文选目”,这个选目引起了不小的质疑之声,因此有必要集中加以探讨。
 
一、论争的焦点之一:大学国文选目
 
民国教育部约请几位专家编拟的“大学国文选目”,是这次讨论的核心之一。说到这个“大学国文选目”,还得从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的成立说起。当时大学使用的教材,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采用原版的外文教材。二是由本校教师编写的仅供本校学生使用的教材,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都有这样的教材;这些教材均用中文撰写,外文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有所改善。三是没有教科书,全靠教师在课堂上口头讲授,学生随时记下老师所讲,以课堂笔记的形式记载授课的内容。教育部鉴于各大学教材的使用情况,认为每所学校编写的和各家书局出版的教材,未能普遍到所有学科,而限于各校财力,一时间又难以出版大量教学用书,决定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此事,便在1939年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编译大学用书之拟订审定”。[3]教育部聘请各学科的专家,根据大学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表,选择和编辑教科书,由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讨论审定,送教育部核准,最后交付书局出版。
 
1940年9月6日至7日,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一次会议,与会者有张奚若、朱光潜等30余人。会议确定了“大学用书编辑计划、编辑体例”等事项。[4]魏建功的《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还补充了这次会议的若干细节:在这次会议上,商定由魏建功作召集人,联络黎锦熙、朱自清、伍俶傥、卢前、王焕镳等,共同编写大一国文选。[5]朱光潜的《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说会议是1940年夏天开的,当是误记;因为9月的重庆依然炎热,感觉就像夏天,但时令已是秋天。1942年6月15日,大学用书编委会在重庆又召开了一次会议,确定了“大学国文选目”,总计50篇,全是文言文。同年10月,这个选目由教育部颁行。[6]
 
这个“大学国文选目”不是“急就章”,就是说它不是草率上马、仓促成稿的,而是经过周密安排、精心研讨、历时近两年(1940.9-1942.6)才完成的。据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介绍,为了编选大学一年级的国文教材,曾经统计过20所大学的国文选篇,分14个要点做出归纳。有了这样扎实的调研,可以说前期准备工作是充分的,又用近两年时间取舍比较,反复斟酌,这个选目应该是比较完善的。但是,这份“大学国文选目”刚一公布,却遭到一些非议。
 
在该“特辑”中,围绕“大学国文选目”展开讨论的,共有6篇文章,作者有选目的拟定者,也有持异议者。作为选目工作的召集人,魏建功的身份特殊,所以一人完成两篇文章。
 
这6篇文章大致可以分为3类。
 
第一类是黎锦熙的《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魏建功的《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因为部颁选目招来若干质疑之声,所以黎锦熙的文章有“答疑解惑”的目的。全文分上篇和下篇。在上篇,作者就这份全是文言文的选目做出解释,回应社会上的质疑,说:这个选目并不是全部,编委会还会编纂一部《国文辞类纂》作为补充教材,有10巨册,分5大类;有文言文,也有语体文;既兼顾各专业学生的需要,又兼及各类文体。下篇针对当时对选目的质疑,提出3种“救济”的办法,即“根救”“补救”“抢救”。“根救”是从根本上施行救济,就是要切实提高高中生的国文水平,这样在他们升入大学后再去学习这50篇课文,讲习解读都不会遇到障碍。“补救”是改进教学方法,并补充一定的白话文章作为学生作文时的参考,使阅读和作文两相结合。“抢救”则是抛开大学国文教材,索性将《大公报》等所载时文作课文,以期教学上的立竿见影。魏建功的《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对当时20所高校的国文教材选篇做了统计,结论是,从中找不到一个共同的标准,因此需要做“意志集中”的调整,就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大学国文选目,进而在全国所有高校中使用教育部统编教材。文章介绍了大一国文选目的编选经过、目的、标准等。回应了对选目“失之过深”的指责,为选目辩护。指出大学国文教材不能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又不能一味迁就学生。大学国文课程的设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期更加合理化。文章还从大(学)中(学)衔接的视野出发,强调要加强高中国文教学,这样大学国文教学的既定目标才能落实。
 
第二类是直接形成观点交锋的3篇文章,即朱光潜应《高等教育季刊》邀请撰写的《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对部颁选目提出质疑,颇能代表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的观点。另外两篇均是对朱光潜批评文章的回应,即朱自清的《论大一国文选目》、魏建功的《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朱光潜不是部颁选目的参与者,而朱自清和魏建功均为部颁选目的参与者,其中魏建功还是召集人。
 
朱光潜的《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指出,这份部颁选目全是文言文,且周秦两汉文共有30篇,占了二分之一,选目偏于复古;选文涉及的文体也不均衡;所以说这个选目没有用。他认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7]这是这篇文章最核心的观点。文章从阅读与写作、“立本”与“示范”、文言与白话3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开设大学国文,是为了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而写作更为重要,偏于复古的文章是不适合于作为写作的范本的。文言有利于“立本”,却不能做写作的“示范”。
 
朱自清的《论大一国文选目》针对朱光潜文章的核心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8]他还指出,所谓文化训练,就是朱光潜先生所说的“立本”。这个文化训练的责任虽然不是国文一科所应该全部负担的,但国文教育毫无疑问有这个责任。朱自清认为大学国文是语文训练,也是文化训练的,两者并重。
 
魏建功的《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也是抓住朱光潜的核心观点进行反驳,针锋相对地指出:“我认为大学国文内容方面也是中国学术思想,也是中国文学,而形式方面主要的是语文训练。”[9]他还对部颁选目中涉及的两汉前的一些经典作品做出辩护,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应该了解和懂得本民族语文的内容和形式。魏建功也不赞同朱光潜将选文按叙事、说理、状物、抒情加以分类的主张,他反对这种形式方面的分类,认为世上绝没有叙事、说理、状物、抒情等这样的文体。他还为部颁选目的复古批评进行辩护:一些人所说的“选目中无一篇白话文就足以构成‘复古’的嫌疑”,在逻辑上说不通。[10]
 
第三类是阮真的《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阮真虽然也不赞同部颁选目,认为它标准过高,与当时的学生实际水平不相适应,但措辞较为平和,不是以辩驳的口气立论,文中更没有意气之争。阮真分析了当时中学国文教育的失败原因,认为在大学中开设国文课,是因为中学国文教学失败导致的,具有补修性质。大学基本国文的教学应该以白话文为主;与其学生文言、白话皆不通,不如集中时间和精力,先学通白话文。他提出大学基本国文的选文标准是:“宜近而不宜高。宜纯而不宜杂。宜重文而不宜重质。宜顺应学生学习作文之途径,而不宜顺应文学史之次第。”[11]关于大学基本国文的教法,阮真认为:“读文作文,必须联络,绝对不应分离”。“必以教作文之观点教读文,使读文为作文之预备功夫。以教读文之依据教作文,使作文为读文之应用练习。”[12]这就是“作文法的读法教学法”。
 
二、论争的焦点之二:关于大学国文教学的一般问题
 
在该“特辑”中,涉及大学国文教学一般问题的文章是:陈东原的《大学国文应读专书之建议》、陈延杰的《大学国文教材应注重读经》、王焕镳的《大学国文教学问题之讨论》、钱用和的《大学国文教学刍议》、穆济波的《大学教育与国文教学》、陶秋英的《大学国文教读的杂感》、徐英、苏渊雷的《青年必读国学要籍四十种序说》。
 
以今天的观点看,关于大学国文教学一般问题的讨论文章,较有价值的是:陈东原的《大学国文应读专书之建议》、陈延杰的《大学国文教材应注重读经》。这两篇的介绍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王焕镳的《大学国文教学问题之讨论》指出,大学生国文程度之低劣,逐年加剧。虽然统一了教材,增设了科目,加大了习作量,严格了考核,但是效果仍然不明显;原因就在于未得其根本。王焕镳认为,大学教学应正本清源,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国文一科,应通盘筹划。何者宜于初中,何者宜于高中,何者宜于大学,定出一个标准,不使彼此混杂。大学国文在正课之外,重要的根柢之书,诸如“四书”“五经”《通鉴》《近思录》之类,应敦促学生课外仔细研读,以杜绝游谈无根的陋习。
 
钱用和的《大学国文教学刍议》认为,中小学未能注意于基本教学,师资和教材降格,书籍资料的缺乏等,都是造成大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针对大学生水平参差悬殊、授课时数少、参考书籍缺乏等教学困难,他给出了改进提高的办法:根据学生的学识层次,分组教学,补习国文基本知识;调整教材内容,宜联络中小学作一贯之检讨,然后再定大学国文选目,以期学以渐进。
 
穆济波在《大学教育与国文教学》中说:“大学教育第一学年之国文教学,既当补充中等教育之不足,又当完成大学教育之基础,则如何设计为最经济之使用,以求完满达成此项任务,实为今日必当解决之一问题。”[13]他从教材的选择、教学方法的改进、作文方式的改变等几个方面,举例谈了自己的观点。
 
陶秋英的《大学国文教读的杂感》,提出了大学国文读什么的问题。她认为,大学国文应当是:一、文学欣赏的进修;二,思想意境的进修;三、读古书的进一步的训练。针对当时大学生国文根基的现实,提出了两种补救的方法:一是提高大学入学考试的门槛,若大学国文入学考试成绩不合格,一概不予录取;二是在学生刚入大学时,来一次甄别测试,不合格者,另设补习班补习国文。她还对当时语文教学中,既要求学生写白话文,又要求学生写文言文,结果很难两者兼善的情况,提出质疑。
 
徐英、苏渊雷的《青年必读国学要籍四十种序说》,对于青年必读的国学要籍,胪列二辑,每辑20种书目,一共40种,可供教学的参考。第一辑的书目为:《论语》《孟子》《荀子选》《大小戴记选》《左传读本》《战国策选》《庄子选》《管子选》《韩非子选》《墨子选》《盐铁论》《陆宣公奏议》《习学记言》《近思录》《传习录》《日知录》《黄书》《明夷待访录》《颜李学记》《曾文正公集选》。第二辑的书目为:《易经》《诗经》《孝经》《礼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附《读通鉴论》)、《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老子》《淮南子》《论衡》《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史通》《通志二十略》《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
 
在该“特辑”中,有2篇文章不是探讨大学国文的,但与国文相关,因此也排印在这里;它们是朱自清的《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李心庄的《如何达到培养文学专门人才之目的》。
 
正如该期《编后附记》所说:讨论部颁的选目,为本期特刊的核心论题,但是,“本来一学年的大一国文科目内,要想保罗万象,并要发挥它的最大效率,原是非常困难的事”,因此这些言论自然会有“未尽妥善的地方,也在所难免”。“嗣后本刊仍望海内专家能就这一基本问题,续赐伟论,用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备学术界暨教育行政当局采择。”[14]虽然在此以后,仍然有探讨部颁“大学国文选目”以及大学国文教学的文章发表,但是再没有哪家期刊为此开设过特辑、专号、专刊等,《高等教育季刊》(大学国文教学问题特辑)成为绝响,因此更显得弥足珍贵。
 
三、这场论争所涉及的有关大学语文课程建设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20世纪40年代的这场论争,涉及大学语文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即使是今天看来不无偏颇的论断,若是从大学语文发展历程这个大视野上考察,也有一些有益的启示。现择要论析如下。
 
(一)大学国文是语文训练,还是文化训练?
 
大学国文到底是语文训练,还是文化训练,这是朱光潜和朱自清文章争论的焦点之一。
 
朱光潜在《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中认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15]这是这篇文章最核心的观点。朱自清的《论大一国文选目》针对朱光潜文章的核心观点,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16]他还指出,这个文化训练的责任虽然不是国文一科所应该全部负担的,但国文教育毫无疑问有这个责任。朱自清认为国文是语文训练,也是文化训练的,两者并重。
 
虽然朱自清认为大学国文既是语文训练,也是文化训练,但是,他关于中学国文教学的意见,则与此稍有差异。关于中学国文教学,朱自清主张应当偏重于语文训练。例如他1925年发表的《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就指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读书的能力、思想的能力、表现的能力,即注重阅读与写作两方面的语文训练。[17]在1945年出版的《国文教学》一书的序言中,朱自清进一步明确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学国文科教学,往往注重于精神或思想一面,而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18]朱自清论述大学国文教学和中学国文教学,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区别地加以对待的,这是因为大学国文与中学国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在20世纪20年代有“形式训练”和“实质训练”之争,60年代有“文”“道”之争,80年代、90年代有“工具性”“人文性”之争,最后确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9]这些都是集中在中小学语文层面的思考;在大学语文层面的交锋,20世纪40年代这一次是比较集中的。
 
朱光潜、朱自清所说的“语文训练”,与“形式训练”“文”“工具性”等概念相对应;朱自清所说的“文化训练”,与“实质训练”“道”“人文性”等概念相对应。
那么怎样处理大学语文教学中诸如“语文训练”与“文化训练”“文”与“道”“工具性”与“人文性”几者之间的关系呢?杨建波教授指出,语文课的基础训练与工具目标,主要应该在中小学语文教学阶段完成,大学语文则是通过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与文化素质来提高学生运用语言、驾驭语言的能力,使工具性目标提升到更高的层次。[20]尚永亮教授认为:“大学语文具有实用性和人文性两大特点,现在多注意其实用性,即强调对学生中文写作能力、应用能力的训练,而相对忽略对其文化素质、人文精神之涵养,相比之下,后者所占份量似还更重一些。这关系到民族血脉之承续,应是当今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21]揣摩尚永亮教授的这段话,他说的“实用性”,即“工具性”,与朱光潜、朱自清所说的“语文训练”含义相同;他所说的“人文性”,就是朱自清所说的“文化训练”。
 
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大学一百多年来未曾间断的一门课程,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有必要从新的角度、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这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课程,为它增加新的内涵,使它呈现出新时代的特色与崭新的风貌。就是说,我们应该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之一——文化自信的角度,重新确定大学语文的功能定位和独特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2]坚定四个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对大学语文的功能定位是:它是传承千年文脉、对大学生进行文化自信教育的重要课程。要把大学语文提升到国家人才培养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应该在国家层面以教育法规的形式对大学语文的功能定位加以明确,认识到全面开设大学语文的必要性、提高大学语文教学质量的紧迫性,以及大学语文在提振当代大学生文化自信方面的独特作用。
 
大学语文的这种独特作用,是中学语文所无法替代的。目前的中学语文教材以读写训练为主,没有一种教材是以文学史为线索呈现传统文学经典的。大学语文的这种独特作用,也是大学里其它人文类课程所无法替代的。那些人文类课程,或者讲授一两部文学名著,或是讲授一两种文学文体,展示的只是一个个“景点”,而均未能全景式地展示中华传统文学经典;形象地、系统地、完整地传承文脉,培养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大学语文。
 
(二)文言、白话,孰重孰轻?
 
文言文有着几千年的演进历程,而现代白话文则不过百余年的历史,所以大学语文教材选篇侧重文言文,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像“大学国文选目”那样编成全部是文言文,在白话文日益为大众所接受的时代里,遭到普遍质疑,被斥为“复古”,当是必然。
 
陈延杰的《大学国文教材应注重读经》可以看作与这个“大学国文选目”是同调的。陈延杰认为:当今大学国文科,有关于政府事务的,有谈论文学的,有学习言语的,惟独缺少“德行”一科,所以“士气消沉,风俗衰薄”,这都是“不读经”的过错。况且当时正值乱世,外敌入侵,“吾辈学子”,宜“雪国耻”,“御外侮”,“如此尤非读经不为功”,所以大学国文教材应注重读经。[23]陈延杰在文中所说的“经”,是指以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经即“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
 
传统语文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读经,而且读经的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以“五经”为教材,此后历朝都沿袭这一做法,“经”的范围也有所扩大。
 
涉及大学国文教学应该读经的论文,我们只见到这一篇,但是,这篇文章的写作是有一定的学术背景的,即当时以及此前在中小学教学领域展开的读经存废之争;文中的观点,也足以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早期的大学国文教材,读经的色彩还是颇为浓厚的。例如,1909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唐文治主编的《高等国文读本》,包括《曾子大义》2卷、《国文阴阳刚柔大义》8卷、《论语大义》20卷、《孟子大义》7卷、《大学大义》1卷、《中庸大义》1卷。何二元先生认为,这本教材仍然是传统读经的内容,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教材。[24]
 
陈延杰所说的“经”是对“经”的狭义的理解,即“经”是指儒家的经典著作。如果对“经”做广义上的理解,将“经”理解为中国古代经典文献,那么在大学读经是非常必要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朱自清写于1942年2月的《<经典常谈>序》所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25]这与他在《论大一国文选目》的观点颇为一致。朱自清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经典,就是广义的经典,“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26]
 
读经并没有错,但是,“经”是用文言书写的,如果将大学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都规划为读经,像“大学国文选目”那样,教材选的全是文言文,就值得商榷了;因为这种做法忽视了大学语文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写作的训练。全是文言文的或者偏重文言文的教材,势必造成朱光潜所形容的、近于滑稽的情形:学生作的是白话文,而教师天天讲的却是群经诸子等文言文。[27]文言经典有利于“立本”,却不适合作为写作的“示范”,即不能拿来做写作训练的范文。用“大学国文选目”中那些文言作品去做白话文阅读与写作的训练,是满拧的,不搭界的,而应该用白话文去做白话文的阅读与写作的训练,才合适。
 
为了纠正“大学国文选目”这个缺陷,黎锦熙设计了一个“补救”的方案,即“在这五十篇大学国文选之外,赶快采选若干篇白话文艺作补充的教材。”[28]还定出了采选教材的标准,即专选现代白话文,以纯文学作品为主,选刚健、恢宏、沉重的作品,不避选翻译作品,不避选长篇。可惜这个方案并没有付诸实施,成了“乌托邦计划”。
 
那时的大学国文教学,学生读的多是文言文,写的却是白话文,作文不能从阅读中得到直接的启发与借鉴;如当时的中山大学,教学生读的是《楚辞》《离骚》《文选》《大学》《中庸》《经史百家杂钞》等,学生所作的却是“我的故乡”“暑假见闻录”“流亡生活的回忆”等白话文,阮真感叹说:“读文作文,相去不可以道里计。”[29] 
 
现在的大学语文教材也多是以文言文为主,情况与七八十年前基本相同。当时的有识之士,对这种情况均有批评。朱自清说:“写白话而读文言,这是一个矛盾。”[30]“现在许多中学生乃至大学生对于国文教学有一种共同的不满意,就是教材和作文好像是不相关联的,在各走各的路。”“爱作白话文的,觉得文言文不能帮助他们的写作”。[31]陈觉玄也认为,大学国文教学当以“训练写作技巧”“最为重要”,应尽量选用语体文,至少“也应当用与语体接近的近代文”,才较为合宜。[32]
 
阮真提出读作要联络。读作联络,是说读文和作文要彼此照应,不可分离,不能成为毫不关联的两件事。在教学时,即“以教作文之观点教读文,使读文为作文之预备工夫。以教读文之依据教作文,使作文为读文之应用练习。” [33]读作联络的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国文教学,学生读的多是文言文,写的却是白话文,作文不能从读文中得到直接的启发与借鉴。读文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作文,而是为了所谓学术思想、国学常识、文学源流等,造成读文、作文两者分离。基于读作联络的观点,即使是骚、七、辞、赋、骈俪、连珠等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品,若不能为学生作文所取法,也应该摒弃不选。
 
我们把阮真读作要联络的观点,稍加引申,就是大学语文既要注重文言文的教学,同时又要注重白话文的教学。若考虑到教材篇幅,白话文的数量不宜过大的话,那么也可以借鉴黎锦熙当年的做法,搞一个补救性质的白话文读本,供学生课外阅读。这样,如朱自清当年所说,“好在课外阅读尽可专重语体文,补充‘示范’的作用。”[34]
 
从写作的角度考察,现当代作者直接受益的都是白话文,而不是文言作品。国学基础不丰厚,外文也不精通的作家萧红,她的创作直接受益于现代白话翻译的外国作品。研究者指出,萧红在中学时期就阅读过托尔斯泰、莫泊桑的作品,一直十分喜爱俄国的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她曾经接触过的外国著名作家还有,美国的辛克莱、杰克?伦敦、史沫特莱,法国的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英国的夏芒、约翰、曼珠斐尔,德国的雷马克、丽洛琳克,俄国的屠格涅夫、契诃夫、班台来耶夫等。[35]2017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讲座会上,刘心武谈及对他影响至深的10位中外作家及作品,有:哈代《卡斯特桥市长》、曹雪芹《红楼梦》、李劼人《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孙犁《铁木前传》、林斤澜《一瓢水》、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安徒生《柳树下的梦》、契诃夫《没有意思的故事》、海明威《永别了,武器》,除《红楼梦》以外,都是中国现代白话作品和用现代白话翻译的外国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莫言,其创作受到现代白话翻译小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葛维屏指出:“莫言的最初出道的小说,无论是从核心的内容、人物情节的构思到意象的采撷、语句的搭配,都是对《静静的顿河》的无条件的模仿。”“《红高粱》里面的情节,完全就是《静静的顿河》的缩写版。”而他的小说《蛙》则是全面仿效了《静静的顿河》的主题、情节、词语、意象以及比喻和通感等艺术手法。[36]葛维屏这篇文章是指责莫言“抄袭”的;笔者无意对此作裁断,只是想说明,像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也是直接得益于现代白话文著作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再繁琐举例。
 
近百年来,逐渐形成了白话文写作传统,使得文言书写传统断裂,文言文阅读已经不能直接影响当下的白话文写作。
 
写作能力的养成,尚有一个关键之点,即模仿。古人十分注重写作中的模仿。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37]姚鼐甚至说:“文不经摹仿,亦安能脱化?”[38]今人同样重视模仿。模仿的关键在切近性,即模仿的对象应该与写作者的经历、时代、语言、审美观念、价值谱系等趋同,这样才能触发灵感。朱熹《观书有感》中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将这两句诗做个“歪解”,便是:文言经典是“源头”;现代白话文,特别是时文,是“活水”。陈洪教授在主编《大学语文》教材时,似乎也隐约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教材确定入选篇目的时候,就“充分考虑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不同专业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心理需求,着眼于当代性,因而其中既有传统名篇,又有较多新的发掘。”[39]这个一个很好的尝试。
 
应该看到,对于当今的大学生而言,在历史上作为偶像出现的文言作家的经典之作,已经淡出大部分人的视线;即使是现代用白话写作的多数作家,也已经没有资格成为大学生的精神偶像了。这种巨大的代际鸿沟,由于时代的差异、言说方式的隔膜、观念上的冲突,会变得越来越幽深。当今大学生更关注用白话书写的时文,更容易从同时代人甚至同辈人中,借鉴言说方式、思想资源,这一点是在大学语文教学中不容忽视的。挑选与引导学生阅读时文,是大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不是在教学上的妥协与迁就,而是一次“唤醒”——用阅读时文去唤醒渐趋沉睡的阅读欲,进而延伸开来,去涉足绵延数千年的由经典构成的文章“长河”。
 
(三)大学国文是读专书,还是读单篇文章?
 
陈东原的《大学国文应读专书之建议》认为,大学一年级共同必修的国文,向来都是选读单篇的文章,此种教法应当改变,改为选读专书。学生在中小学国语、国文课上,都是读单篇文章,进了大学,仍读那一篇篇的文章,百分之八十的学生不会再感兴趣。学习国文要选读文章,这是科举时代教人作文的旧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选读单篇文章,不能培养阅读古人全书的能力。退一步讲,“选读文章亦只能为学习国文方法之一,断不应自小学高年级以至大学,仍以此为唯一方法。”[40]要了解古代文化,就要读整本书。他开列了《论语》《孟子》《史记》等21部专书,供教学时选读,以此增进阅读古书的能力,获得了解文化的能力,提高写作的能力。陈东原指出了大学国文教学的弊端,颇有见地,但在当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即使在当下,因民国期刊难觅,此文难见,知者更少,已成遥远的空谷绝响。
 
在大学语文的课堂上仍然以篇章教学为主,其实是一种倒退。在中小学阶段,虽然语文课是以讲读单篇课文为主,但已经提倡学生阅读整本书了,如初中阶段推荐的书目有《西游记》《水浒传》《骆驼祥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23部,高中阶段推荐的书目有《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等36部,数量是可观的。虽然学生不一定都读完,但是,若能泛览,定会有不小收获。在这样的阅读背景下开始的大学语文教学,若仍以选读单篇文章为主,怎么能说不是一种倒退呢?早在1942年,叶圣陶就主张在中学国文教学中要读整本的书。他认为,国文教材全是单篇短章,“这从好的方面说,可以使学生对于各种文字都‘窥见一斑’,都尝到一点儿味道。但从坏的方面说,将会使学生眼花撩乱,心志不专,仿佛跑进热闹的都市,看见许多东西,可是一样也没有看清楚。现在的国文教学,成绩不能算好,一部分的原因,大概就在选读单篇短章,没有收到好的方面的效果,却受到了坏的方面的影响。”教导学生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却不教他们读整本的书,读书的习惯是养不成的。“国文教材似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用单篇短章,像以往和现在的办法。退一步说,也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41]大师的教诲,为语文教学指明了方向,虽然已经过去将近80年,但今天读来,仍然犹如醍醐灌顶,有着强烈的启迪效果和极强的实践指导价值。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如此,号称“大学语文”或“高等语文”的课堂教学,怎能逆向而行,毫无作为地走下坡路呢?况且,在中学教育领域,“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是当前语文教学的热点和重点话题。一线教师积极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案例。”[42]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大学语文教学若不立刻警醒,改变一成不变的做法,为讲读整本书预留足够的空间,还是陈陈相因地踽踽独行,将会跌入一个难以自拔的误区之中。
 
讲读单篇文章,往往切入点较小,始终围绕一篇文章转,信息量太小,人文性含量低。单篇文章只是一本书的片段,即使独立成篇的文章,也是全书完整体系的一个部分,是“一斑”而非“全豹”。一个作家或人文学者丰富的文采以及强大的思想力,单单靠着一篇文章是很难充分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死守一篇文章的局限性——单薄,缺乏厚重感,窥其“一斑”难见“全豹”。大学语文教学的根本是阅读,阅读的乐趣在于与思想交流,与智者对话;以整本书为切入点,视野开阔,宏大,“美景”可以尽收眼底。培养语感,培养阅读能力,都要从读专书入手。单篇文章的讲读,达不到这个目的。
 
20世纪40年代的那场关于大学国文教学的论争,没有随着泛黄的纸页和模糊不清的字迹而烟消云散;相反,钩沉大学语文发展史上这一重要的节点,可以帮助我们梳理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激活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思考,有益于当前大学语文的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1]《编后附记》,《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156页。
[2]陈柱尊:《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议》,《大夏周报》1930年第84/85期,第237-238页。
[3]《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广西教育通讯》1940年第2卷第3/4期,第48页。
[4]《大学用书编委会举行首次会议》,《前线日报》1940年9月12日第2版。
[5]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40页。
[6]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贵州师范大学校史资料选集(1)——雪涯肇基》,方志出版社2011年,第55页。
[7]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49页。
[8]朱自清:《论大一国文选目》,《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53页。
[9]魏建功:《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57页。
[10]魏建功:《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59页。
[11]阮真:《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65页。
[12]阮真:《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68页。
[13]穆济波:《大学教育与国文教学》,《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85页。
[14]《编后附记》,《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156页。
[15]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49页。
[16]朱自清:《论大一国文选目》,《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53页。
[17]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教育杂志》1925 年第17卷第7期,第3页。
[18]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页。
[20]杨建波:《给大学语文教师的建议》,长江出版社2018年,第44-45页。
[21]《全国大学语文教师附议“两会”提案(续)》,《汉字文化》2019年第14期。
[2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第8页。
[23]陈延杰:《大学国文教材应注重读经》,《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77页。
[24]何二元,付帅:《南洋公学的大一国文》,《语文教学通讯》(学术刊)2012年第2期,第1页。
[25]朱自清:《<经典常谈>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95页。
[26]朱自清:《<经典常谈>序》,《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95页。
[27]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52页。
[28]黎锦熙:《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16页。
[29]阮真;《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66页。
[30]朱自清:《<国文教学>序》,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31]朱自清:《论教本与写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朱自清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32]陈觉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评议》,《斯文》1943第3卷第13期,第2页。
[33]阮真;《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68页。
[34]朱自清:《论大一国文选目》,《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55页。
[35]黄晓娟:《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70页。
[36]葛维屏:《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揭秘莫言的抄袭内幕》,《作家报》2011年12月31日第3版。
[3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3299页。
[38](清)姚鼐:《与管异之》,《惜抱轩尺牍》,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39]陈洪:《编写说明》//陈洪主编:《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40]陈东原:《大学国文应读专书之建议》,《高等教育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第71页。
[41]叶圣陶:《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国文月刊》1942年第15期,第42页。
[42]“整本书阅读课程化探索”专栏“编者按”,《语文学习》2019年第6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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