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书同文是他很大的功绩。现在祖国的形势是空前的大好。今年香港巳经回归了，再过两年，早去晚归的澳门也要回来了。无论李登辉之流如何阻挠，两岸的统-是人心所向，历史必趋，也必是迟早间之事。因此如何解决文字写法统一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上述文字出于一位老作家之手，刊于影响甚广的《新民晚报》，其对文字统一的自信满满和急不可待，以及文章背后的大一统心态，在文化界并非个别。尤其在香港回归后，随着大陆、台港澳和海外华文世界的交流乃至融合的增进，要求文字统一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和政治统一一样，提倡文字统一也绕不过一个以谁为主或曰“正统”的问题。以笔者所见，凡文人学者倡言文字统-，罕有主张以繁代简者。他们通常总是回望一段汉字简化的历史，盛赞一番其便利（尤其是对扫盲和普及文化的作用），环顾一下尚未被简化的华文世界，再抱怨一阵繁简并存的不便，然后便展望起文字统一的美好前景。他们也许并不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大陆以外的华文世界“统一”到简体字之下（那样的话或许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未免过于霸道），但其拐弯抹角最终表达出来的意思却是十分明显的。正像本文开头所引的那段文字所说的，不叫以简代繁，而叫“解决文字写法统一的问题”；而那篇文章的题目也没有用官方社论式的《简化汉字势在必行》，而是用了学者建言式的《简化汉字的思考》。

 

近代以来，文字改革（简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困难重重的过程，直到]949年以后，在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的保障下才在大陆得以推行，至令已形成一套为大陆社会所接受的汉字系统，它脱胎于又有别于传统的繁体字，这个根本特征使得它和繁体字之间存在者互换的可能性（即一个人如掌握了其中的一种就有可能识读另一种）。简体字无疑是文字甚至文化史上的一种创造，也确实使得汉字的书写较为容易。自它产生和推广以来，汉字不但增加了一种表现形式，也为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现代注入了一种新的至少是形式上的活力。或许在千百年之后，人们回顾20世纪中叶的大陆文化时，简化字可能是这个时代留下的有积极意义的遗产之一。

 

然而，简化字在大陆的成功，并不能在可行性和合理性上为它在大陆以外的华文世界的推广提供充分的根据。

 

先说可行性。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如果没有以1949年为断代标志的那场彻底掀翻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没有一个其号令能朝发夕至直抵社会最底层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一元化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简化字无论在理论上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其推广恐怕也不出极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因此环顾当今海外华文世界，任何人，只要还有起码的现实感，就不会认为在大陆推广的简体字能够在政治和文化极其多元的海外不但生根，而且战胜占压倒优势的繁体字。那位老作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在美洲欧洲、亚洲各国以及港、澳一带旅行时，看到华侨们看的报刊和读物都是繁体字的，有很多是台湾出的书。内地出的书刊，只有在一些学者教授们的家里看到一些。”面对这种现实，只有对简化字的推广抱有某种非理性的狂热甚至信仰的人，或者看到别人写的字和自己不一样心里就不舒服的人，才会产生和现实完全相反的愿望。

 

再说合理性，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推行简化字的主要理由是它有利于消灭文盲，普及文化。但事实上，和大陆相比，通行繁体字的台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基本不存在文盲，相反倒是推行简体字的大陆仍是世界头号文盲大国。这并不是说简体字反而不利于普及文化，而是说普及文化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在社会长期动荡下，书写化繁为简实在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而同一时期大陆以外的华人社会文化普及的程度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彻底的，事实证明繁体字并末给这一过程造成严重的障碍。因此，文化普及的根本条件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只要这一条件得到满足，字体笔划的多少并不重要。

 

其次，向海外推行简体字的主要原因是在文化交流和经济活动中，简繁并存被认为是一个障碍。但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缺乏根据。汉语既然能和在形态和发音上根本不同的多种语言交流沟通，它的两种书写形式（其区别仅在笔划多少）之间又有什么不可调和之处呢？何况在中文电脑化之后，文件瞬息之间就可以在繁简之间互换，在操作上没有任何障碍。从事过两岸或大陆与海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人有谁能举出一个因简繁体字的缘故而搁浅甚至流产的事例？事实上，参与这些活动的大陆人士能毫无困难地阅读繁体字。一个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到了海外，几乎能立刻通过以繁体字为工具的报刊了解信息。当然，这并非否认繁简并存带来不便，而是说这种不便远未严重到要交流的一方放弃他们所习惯的文字形式的地步。举一个极端的事例：度量衡的统一被认为是国际经济交往的必要条件，然而谁都知道在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制与公制、摄氏与华氏并存互换。技术标准尚且如此，遑论语言文字？

 

然而，文字统一（其实质是以简代繁）的最大问题还是不在于其可行性和合理性，而在于万一（姑且假设）它能够实现时所需要的代价。呼吁文字统一的人士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文化发展和民族利益，他们可曾设身处地地为台港澳和海外华人想一想，这样做在心理和习惯上将要经历一个多么艰难甚至痛苦的转变和适应过程？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我们也许面临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繁体汉字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无疑比简体字要紧密得多，它所蕴含的意象和传达的心理也远比简体字丰富得多，这样一种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在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和现代化的海外华文社会不但不需要人为地去保护和扶植，反而还能顺利地承担交流和表达的功能，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对中国文化的未来感到悲观的的人应该从繁体字的活力中受到鼓舞。可以想象，如果繁体字在人为的“统一”中消失，那么我们失去的不但是一种书写形式，而且是一种传统文化本身和它蕴含的活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文化界人士在为一些已明显缺乏生存能力因而必然要遭淘汰的艺术形式奔走呼吁的同时，却对活力充沛的繁体字横竖看不顺眼，必欲灭之而后快。在这种难以理喻的态度的背后，是一种顽固的一元论和大一统心态，它对任何和自已不一致——从政治、文化到甚至生活习惯——的事物具有本能的排斥性，思考问题从来只从自已一端出发，别人的客观存在不论多么必然和合理，在他们眼中也是偶然甚至怪异的。他们可能在极左狂热下饱经迫害，但其思维方式和迫害他们的人并无本质区别。

 

文化发展是自然演进的过程。一个文化的表现形式越是多样就越说明它有生存能力，能应付不同的环境；相反，越单一就越短命。人为地消灭文化表现形式，就和人为地消灭自然物种一样，不但是危险的，而且也是反伦理的。对于传统、对于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人们应该抱有敬重甚至敬畏之心。繁体字是民族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结晶，今日它在大陆以外的华文世界畅行无阻，充分说明了作为一个文化物种，它仍具有不息的生命力。英国哲学家伯克在质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说过这样一段不大为后人记得的话：社会固然可以被视为某种契约的结果，但却决不是一代人的契约，因此任何一代人都要把自己所置身的那个社会看作是许多代先人的契约所创造的而自己所继承的。因此任何一代人都没有权利

彻底破坏现状，因为那无疑废弃了所有先人所交托的契约，而且留给后人的仅仅是自己这一代人所建立的契约，那将是最大不公正。伯克这个观点应用于文化的传承更为恰当。繁体汉字是几十代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或曰文化契约），我们没有权利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为地废弃它。我们固然不能想像繁体字——和任何事物样一—会永存不朽，但如果有朝一日它不再能适应环境，那我们也要让它寿终止寝，自然消失。

 

任何人，如果不是心态偏狭的话，都会认为汉字简繁体在今日的并存既合汉语世界不同部分的现状和需要，也证明了古老的汉字仍然有适应现代化的能力，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在实际生活中，它固然会带来一定的不便，但这种不便不但并非如某些人所想像或夸张的那么严重，前且和硬要人为地消灭它所需要的努力和产生的灾难相比要小得不可计量。同文同种的炎黄子孙之间，宽容、忍让以及尊重别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形成的政治多元和文化差异不但不会加深华人內部的分歧，反而是维系这历史和文化共同体的纽带。我们应该相信海内外的中国人（或文化上仍然认同中国传统并使用汉字的华裔外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应变力去适应简——繁体并存的汉字。汉字的未来——即是否需要统一以及如何统一只有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自然演进才能提供答案，我们应该把它留待后人去解决（那种动不动就说要在自已的有生之年看到这实现那实现的人，实际上往往是既自大又自私，他们心目中其实只有自己，并没有民族和文化的未来）。如果政治上都能接受一国两制的话，为什么文化上就不能容忍一国两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