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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谈诗歌、散文的创作与教学
【时间:2019/12/24 】 【来源:湖南文理学院网站 】 【作者: 余光中】 【已经浏览198 次】
在2007年湖南文理学院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语文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专题讲座
 
  再次来到常德感到非常亲切,上一次来是在99年的中秋,看了柳叶湖的湖光月色,也看了沅江边上的诗国长城,我的那首小诗《乡愁》也忝列其中,所以我的诗魂早就在诗国长城之上,日夜听着沅江东流的声音,常在常德。
 
  我今天站在这里,给大家讲“诗歌、散文的创作与教学”觉得非常有历史感,因为我跟大家一样也是一位老师,对于维护我们的母语,维护我们的中文有一份使命感。可是我的身份是相当的不定,甚至于有点“暧昧”。首先,因为我的大学时代一分为二,两年在大陆,两年在台湾,所以我是两岸三校的校友。然后,我在大学读的外语系,后来教书也一直教外文,但有十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中文,所以我既是中文系教授也是外文系教授,我白天教英文,晚上写中文,这也是一大“暧昧”。在大陆,有人叫我“乡愁诗人”、“爱国诗人”、“台湾诗人”,而在台湾呢?因为我是50年代去的台湾,所以台湾人又说我是“外省作家”,这又是一大“暧昧”。
 
  近几年来我的一些诗和散文也进入大陆、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教科书。我的书进入这么多华人的世界,说明我在文化上是统一的。一个人在文化上走动是无往不利的,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而两岸的关系不过五十多年。因此我常讲,我们不要为了五十年的政治而抛掉五千年的文化,我之所以有资格站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有五千年的文化。本来台湾在文化上跟大陆是一脉相承的,可是现在一些政治人物希望台湾跟大陆格格不入,最有趣的是他们动不动就把“妈祖”抬出来,最近要把她抬到联合国去。就有人反驳说:"'妈祖'不是台湾发明的,不是台湾生的,更不是台湾人,怎么可以代表台湾到联合国去?“这就是台湾想排除中国文化,而要台独的一大矛盾,文化上根本分不开,而在政治上要强行分开,这是不可能的,根本是一种妄想。近两三年来,我们那边的教育部要推行去中国化,最先要解决教科书的问题,本来教科书的比例是65%的文言文,35%的白话文,但现在在教育部的压力下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比例已经持平,在将来估计文言文的比例要继续降到45%到35%。这个情况出现后,台湾一些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事业上、信奉中华文化价值的国文、历史老师们,在中华文化面临浩劫时怒形于色,联合起来成立“抢救国文运动联盟”,并请我帮忙,因此我在前年就担任了“抢救国文运动联盟”的总召集人。最近,台湾教育部长说,爱用成语是懒惰人的表现。我觉得这很奇怪,成语有浅有深,很多深的成语都有其历史、文化、地理的背景,要把这些深的成语用得其所、用得恰当,倒是要很勤快的人才能做到的,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台湾有一个政治人物在海滩上捡垃圾,记者采访他,他指着那些做公益活动的青年义工说:“他们的贡献‘罄竹难书'!”他是台大毕业的高才生,在法律系永远排第一名,可是他却指着那些做公益活动的青年说他们的贡献“罄竹难书”,他能做懒人吗?他连做懒人的资格都没有!
 
  我之所以用诗与散文作题目,因为我也是用这两种文体来表达我的感情,诗与散文应该是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文体,也是两大支柱。我们中国对诗人的要求历来是“诗文双绝”,像唐宋八大家里面,唐朝的两位,韩愈、柳宗元是“诗文双绝”,而宋朝的苏东坡更是“诗、文、词、书、画”都很绝。不过我们这个传统在西方没有,西方很少听说有一位大文豪同时也是大诗人,几乎找不出来,像雪徕这样的诗人,也写过很多散文,但都是一些像《战国策》这样的议论文,而我们《古文观止》里面那些美文往往都是诗人写的,像《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滕王阁序》等,这些都是诗人写的美文,它到底是诗还是文呢?既然被《古文观止》选进去,那它就是“文”。其实我们中国诗文之间本来就有一个“暧昧”的地带,那就是“骈文”或者叫“赋体”。骈文既像诗又像文,像《滕王阁序》这样的文章还是选进了《古文观止》,虽然它是诗的味道,但它是文的体裁,因此我们的诗文几乎不分家。可是在外国就不一样,他们是分家的,很少有双绝的大家。后来在五四的时候提倡白话文,从此教育制度、考试以及发表文章都渐渐使用白话文。可是,是不是自从五四以来,从废科举以来,我们就和文言完全断绝关系了呢?我觉得不完全如此,如果你随便去问一个人,“平仄”跟你有没有关系,他肯定会说:“平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写律诗,不写骈文,管他什么平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开口讲话,几百句、几千句的成语里面都是讲平仄的。比如说“张三李四”,这是最没有学问、最简单的一个成语,意思是“每个人”。但我们为什么不讲“张四李三”呢?因为“张三”是平声,“李四”是仄声。假如有人说“这个有谁不懂啊?‘张四李三'都懂。”大家就会笑话你,说你冒充中国人,因为我们的耳朵非常挑,一定要听对仗、简练而铿锵的成语。同样的“千军万马”、“千山万水”也是如此,并不是说遇见一座山就有十条河,一个士兵要骑十匹马,它极言军马之多,行路之艰难。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可以牺牲一点主题,但不能牺牲美学。“千方百计”谁也不会说成“千计百方”,“红男绿女”也是如此。我们平常讲到女性,说“红粉”、“红颜”等,但这个成语就说成“绿女”,就是因为“红男”是平声,“绿女”是仄声。我们所有的这些对仗、简练、铿锵的四字成语里面只有一句是不合美学的,那就是“乱七八糟”。按照我刚才讲的美学,我们会说“乱八糟七”或是“七乱八糟”,才对仗啊,但它偏偏讲“乱七八糟”,所以这句话本身就是“乱七八糟”。当然中国成语很多,类型也很多,也有不对仗的,比如“叶公好龙”、“不可儿戏”、“天下为公”、“流芳千古”等都是不对仗的,但对仗的还是占很大的比例。所以我认为,虽然我们现在使用白话文写作、说话、教育,但我们文言中的几千句成语留下来了,就是因为它们对仗、简练而铿锵,人们说得顺口,听得入耳,所以千百年来一直流传至今。虽然我们的文言废了,但它换了一种身份在成语里面留下来了。现在我们写文章也提倡“文白相间”,光凭成语或光凭白话是不能写好一篇文章的,一定要文白交融,这也是我多年来的写作心得,所以我写作的一个原则就是“白(话)以为常,文(言)以应变,俚(语)以见真,西以求新”。因为我自己教的外文,写的是中文,也翻译过很多外文书,日夜徘徊于这两种文字之间,等于在研究中英文的异同。后来,我就发现中文和英文的表达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我们说“士兵必须爱国”,英语一定要说“‘一个'士兵必须爱‘他的'国家”,“Asoldiermustlovehiscountry.”凭空多出“一个”,凭空多出“他的”来,中文的逻辑和英文的逻辑完全不同。当然有的人也会这样写,可是这是西化的中文,很多人就是这样,学英文学到后来就把脑筋学坏了,抵抗不了它的强势,英文的文法和句法就占据了他的心灵,写中文的如魔附身,写出来的都有点像英文了,现在这种现象也越来越多。比如有人说“他是他父亲唯一的儿子”,这像什么话?唯一的儿子不就是“独子”吗?因为英文是说“Heishisfather'sonlyson.”,所以有人在说中文的时候也这样说,学的英文越多,抵抗力就越弱,中文也就越差。
 
  现在我讲到几个相关的一些问题。有的教授跟我说,现在课本里面写了好多白话文,有徐志摩的,闻一多的,白话文还用教吗?学生都看得懂,不像文言文,需要老师翻译。不错,对于文言文学生是不懂,但书后面白话文的翻译,学生是能够看得懂的,不需要老师在上面喋喋不休地讲。所以问题不在于是文言还是白话,像白话文的背后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举一个例子,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头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句白话,学生每个字都懂了,可是它后面的意义就不是文言翻白话的问题了,这就要求老师把白话里面的道理给讲授出来,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了哲学等问题,需要老师会心来解释。徐志摩的一首诗《偶然》中第二段这样写到,“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在这个大白话后面有什么道理。这是一首情诗,用得最好的就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只用了一个“方向”,如果用两个“方向”那就是情人斗嘴了,而不是情诗,他这是种西化的说法。后面一句用的也是同样的说法,是妙不可言的,老师在讲课时能这样解说,对学生的启发是很大的。
 
  依照我自己的经验,现当代文学是不好教的,因为你要顾及到文学史的发展,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各种主义、各种派别,花了很多时间却还没讲到作品本身。除了文学史以外,文体论也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做新诗,什么叫做散文,什么叫做小说等等。这些文体论,老师们也应该有所了解。论文体也能够论出很多兴趣来,比如说“情书“和“情诗“有什么区别,两个都为爱情的产物,但它们是不一样的,情书是写给一个人看的,他永远只有一个读者。情诗呢,表面上扭扭捏捏是给一个人看的,可实际上你希望大家都看得见,你希望公诸于世,还收入诗选里面去,所以一则私己,一则公开,虽然同出自爱情,但差别甚大,这就是文体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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