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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令原:说说何为大学语文
【时间:2019/11/9 】 【来源:网络 】 【作者: 兰州交大 郭令原】 【已经浏览2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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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令原  时还读我书草堂  2019年11月7日
 
 
    大学语文课是被人们误解最多的一门课。有人甚至调侃地把大学语文称为“高四语文”[1]。认为许多大学语文只是高中语文的时间延续,并无实质不同。在这种情势下,有人在考虑大学语文能否一改中小学语文课中那样的讲解作品做法,换一些别的内容如语言文学类常识等来替代,甚至有人主张干脆把它变成纯粹的思想道德和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当然,也有人主张还是应该讲授作品,但应尽量避免选用中学教材中已经出现过的篇章,选一些对中学语文生来说相对陌生的作品,来扩大学生的阅读面,也让学生有一点新鲜感。由于教学需要,本人也曾讲授过一段时间的大学语文,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本人以为,大学语文从本质上说,仍然是语文课。在这点上,和小学、中学语文没有区别。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仍然是课程的主要目的。作为语文课,学习作品具有如下意义:一,培养阅读能力。阅读训练要有对象,没有对象的阅读是不存在的。语文课就是在教师的指导和示范下,学会阅读作品,通过分析深入到作品内部。阅读不仅是认识作品中的字词句,了解其中叙述的事件和故事,更要知道作者想表达什么,并且探索作者独到的见识和高超的表现手段。阅读的最高境界,要能体察入微,看到一般读者未能见到,甚至连作者本人也未曾自觉到的东西,古人常常把这种阅读效果叫做“独具只眼”,或者“凿破混沌”。二,培养写作能力。写作能力的提高,靠讲道理,讲理论是没有用处的。提高的办法唯有多写多练,但写练也要有模仿的目标,和许多技能如游泳、书法等的训练一样,有目标才会有方向感。文本的阅读理解过程,也正是揣摩和体会前人写作方法的过程。三,提高学习者的思想道德和人文素质。语文课并不能等同于政治思想课,或者伦理道德课,尽管它具有这些课程的某些功能。这门课程不是靠教师的说教,而是通过阅读,在不自觉中受到作品本身的道德情操感染,而且阅读越深入,受到的感染也深,这种作用非一般说教所能达到。从以上情况可以知道,讲读作品仍然是课程的基本要求,并且在作品选用上我认为应该更重视其经典性,其熟悉或陌生并不很重要。因为,越是经典的作品是越是做到了思想深度和写作技能的完美结合,他们对读者产生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大学语文的设置,其初衷就是要解决学生不能很好掌握汉语母语的问题。事实上,许多进入大学的高中生,不仅阅读面狭窄,而且阅读能力及写作能力都亟待提高。
 
    广泛阅读,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拿阅读数量和阅读质量比,阅读质量远比阅读数量重要得多,阅读多而不深入,最多是一台阅读机器。我觉得当一个人学会了阅读,并找到了阅读的兴趣,自然会设法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而现实情况却常常是读千文犹读一文,败坏了阅读胃口,使很多人反而从此中断了继续阅读的愿望。
 
    再一个,就是作品的编排问题,当下比较流行的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文学史的线索胪列作品,这是受到大学专业课程文学史教学需要的影响,但是对大学语文的学生来说,可以学一点文学史知识,但这并不是主要的目的。还有一种就是主题分类,即确定几个主题关键词,然后把许多作品分别放入不同的主题词下,目的显而易见是侧重于思想道德教育和人文情操培养。但这种做法也有很大不足,任何一篇优秀作品其内容往往是丰富的,读者可以从各个方面去阅读体会,这很难用一两句话或一两个词语所概括,主题分类的方法,容易造成学生对作品理解的单一和趋同,不利于发散式思维的培养。我曾经编过一本大学语文教材[2],想到中国传统文选的编纂分类方法,觉得很值得我们借鉴。中国传统论文重视文体,就是要在写作中考虑各类文章的实际功用。曹丕《典论·论文》是最早注意文体分类的,他说:“夫文本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后陆机《文赋》分文体为十类,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中用二十篇的篇幅论文叙笔,囿别区分,涉及的文体大概有四五十种之多。选本方面自《昭明文选》以降,多以文体分类,至于清代如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等,都是很有影响的选本,它们侧重于文章的写作,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检验,并证明行之有效。我们编纂自己的大学语文教材时受其影响,又考虑到现代社会的要求,把文体简练为九类。虽然不足之处尚多,但觉得这样做对于提高写作能力是应该有帮助的。当然流行教材中也有以文体分类的情况,但更多是着眼于现代文学的分类标准:如诗歌、散文、小说,或者加上戏剧等,这种纯文学分类,把语文课当做了文学课,排除了许多优秀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文章,本人觉得并不符合语文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既然语文课之前冠之以“大学”之名,还是要和高中语文区别开来。有人认为,选用和讲解中学课程以外的作品,扩大学生的阅读内容,就可以和中学语文区别开了。这种想法似乎过于简单。大学语文如果只比高中语文多讲了几十篇课文,在教学方式及观念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正是高中三年级语文内容的在数量上的一种延伸,就像高中语文虽然随着每个学期的延伸,阅读过的作品积累也越来越丰富,但仍没脱离高中语文体系一样。这里并不否认扩大阅读范围对于提高语文能力至关重要,但所有语文课也只是语文能力的“培训场”,再高明的语文课都取代不了生活和工作中丰富多样的自觉阅读。所以,个人认为,大学本来是重视创新和创造的地方,教师应该具有较好的学术研究能力,作为大学语文,虽然讲授作品文本,但应该反映出教学的学术性。相对陌生的作品我就不多说了,这里仅举几个中学课本中常见作品的例子:
 
    鲁迅小说《孔乙己》, 大凡上过中学的学生都很熟悉,如果你问他小说写了什么?十之八九会告诉你,它写孔乙己这个受到封建科举制度伤害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为什么?这大致是在中学学到的。可是对不对呢?多数人并没仔细想过。有一种可能是并没有认真读过这篇小说,在他们看来,小说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习题本上的答案,因为这是和考试得分数直接关联。另一些人,也许认真读过小说,但在老师的引导下,不自觉地接受了标准答案。如果我们先排除这些固定答案,再重新阅读文本就会发现,孔乙己读过一些古书,却不能融会贯通,只知道寻章摘句,企图为自己找回某些自尊。在小说中,孔乙己除能背两句古书外,并没有一个字提及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孔乙己这种人历代都有,也不限于读古书的人。虽然过去科举考试会涉及到《论语》等书,这在当时都是一些基本书,并不一定为科举而读。我曾经在某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某小学生能记下圆周率小数点后几十位的数字,虽然属于数学范畴,但其行为和孔乙己又有何区别?小说一方面写孔乙己受到的肉体伤害,被打伤打成残疾,另一方面,主要写酒馆里“短衣帮”对他戏谑取笑,却从没有人同情孔的遭遇,鲁迅在小说中常常用“快活”、“笑”等语词,表现人们在孔乙己身上寻开心,其中有句话说“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反映下层社会人群中的冷漠和麻木,其用意再明白不过了。
 
     《孔乙己》1919年4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期上发表时,鲁迅在篇末《附记》中说:“这一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没有别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也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又孙伏园的《关于鲁迅先生》一文记述道:“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那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了外国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在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漠,不慌不忙的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失显露,有大家的作风。”[3]
 
    鲁迅先生说得很明白,他的小说不是用来进行人身攻击,给人泼秽水的器具;给孙伏园的回答中已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是要“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漠,不慌不忙的描写出来”,可是我们还认为作品讽刺的矛头是指向孔乙己,不正和作者的想法南辕北辙么?如果说,对《孔乙己》的误读,是特定时期的产物的话,有的误读则是因为现存文本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新出文献的发现,使我们有必要对曾经熟悉的作品作重新审视。李白的《将进酒》也是中学课本里常见篇章,人们都很熟悉,此不详引。敦煌藏经洞出唐人写本名为《惜罇空》,其今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句,唐写本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千金散尽还复来”;今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唐本“馔玉”作“玉帛”。敦煌本的抄写时间和李白的时代相近,但写本多出于民间抄手,有时候抄写很随意,所以,并不能说唐人抄本就没有错误,不过它们确实给我们重新阅读传统经典提供了线索。据黄永武先生研究认为,李白今存中途换韵的长篇古诗,皆以首句入韵,此为李白作诗习惯,则以“天生吾徒有俊才”为是。又馔玉,黄先生以为指席上美食,包括了烹羊宰牛在内,诗中既言“烹羊宰牛且为乐”,更不当再言馔玉“不足贵”;而且馔玉和钟鼓为两物,二者合称,意思不称。玉帛、钟鼓,一为古代诸侯聘问时互赠的礼物,一为古代诸侯宫中陈设的乐器,诗人此句在说明王侯将相显赫的地位不足贵。这样来看,这首诗的敦煌本要比今本更加合于诗人原意。[4]
 
    而更多是由于读者阅读积累的增加,对作品的认识也会更加深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想很多中学生都读过,甚至会背。其中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四句,似乎平白如话,多数注本于此无注,老师也不多讲。但如果我们和《老子》“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对比,就会发现陶诗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此段文字影响的。虽然,陶写的是乡村人家,而非邻国,但同样叙写人们各自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对他人无歆无羡,表现出淳朴自然的生活态度。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景物描写,而是景中有人,景中有情[5]。前不久看到《中华读书报》载范子烨先生谈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举出大量证据质疑了历来认为陶渊明是五柳先生原型的观点,虽未必是定论,但能自成一家之言,很具启发性,也是熟文重读的范例[6]。
 
    总之,任何一部作品的阅读,都是没有穷尽的,可以反复涵泳回味。读者从中有了自己的发现和感悟,阅读才会有意义。同样的作品,只有在读者眼里呈现出不同的世界,才能获得阅读的乐趣,阅读也才能真正提高。引导读者不断发现,应该是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最大区别。
 
    作为大学阶段的语文,对学生要有新要求,对老师也有更高要求。课程是大学课程,老师也是大学老师。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不同,面对中学生,由于学习者理解能力和知识积累,包括应试等方面的因素,中学老师会把更多的注意力用在教学方法上;而大学生就不同了,他们都具有了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所以教师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于教材文本的研究上,要让学生们学会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和生活的经历去阅读,在正确理解语言文字基础上读出与众不同的全新的内容。如果仅是选用陌生篇章,但仍然使用高中语文教学的方法,或者简单地讲授标准答案,大学教师大多数比不上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的唯一优势就是,对相关作家和作品钻研更深,了解更广,而且重要的是,能够帮助学生在阅读中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真正进入到作品中。所以研究教材内容,发现问题,对作品作出既符合实际,又有独到见解的解读,才是最重要的。实现这个目的,除了对教材中文本逐字逐句地反复理解体会,还需要扩大阅读范围,围绕相关作家作品,阅读大量文献,进行排比推敲,寻找这些外围材料和教材文本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些问题的发现,并非轻而易举,而是在长期阅读积累中突然间联想到的,或者在思考别的问题时想到的。作为研究者,也应时时关注前贤同辈的研究成果。经典作品,阅读的人多,关注的人也多,其研究成果也很多。但很多很好的见识在我们的教学中往往被忽略了,非常可惜,我前面举的例子就是典型。
 
    目前大学语文遭人诟病,是有原因的。在各学校中,大学语文授课教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专职教师,一种是兼职老师。前者是把大学语文课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来完成的,这些老师往往自己觉得课程内容宽泛,学术性不强,没有研究价值,不愿意在教材文本方面投入大量精力,也难于得到其他专业教师的认同。后者则因为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往往不愿接受大学语文课程,即使接受了也往往觉得会影响到自己的专业发展。这样,在大学里学生不喜欢学,老师不喜欢教。对学生而言,课程内容平庸,对作品的理解脱离不了高中阶段的理解,甚至还不如中学老师讲得认真透彻。对一些教师而言,因为对文本研究投入不够,造成了课程缺乏学术质量,人云亦云,枯燥乏味。
 
    说到学术研究,人们往往会有误解,认为只有长篇大论,讨论宏观问题,并有一整套理论框架,才具有学术价值。事实上,学术研究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选题方面,更重要的是看你是否解决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大而无当的空论,远不及小而具体的论证有价值。胡适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个恒星,都是一大功绩。”[7]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至少对我们认识学术研究是有意义的。清代人在古籍研究方面,尤其经史方面的贡献,为世人公认。其中许多都是由短篇札记写成,如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二十二史考异》、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孙诒让《札迻》等,即使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等,虽然皇皇巨著,但其中对每一个字的考证,也都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近代以来,如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闻一多《古典新义》、吕叔湘《语文杂记》、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等,或谈文学,或谈语言,也都是短文写成的学术经典。这个常识,不仅大学语文教师要明确,而且应该得到学术同行的认同。
 
    语文课程,总体来说,属于中文学科,阅读文本是共同要求。语文课又是中文学科的一部分,学科内各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自己的领域考察另一领域,换一种角度看作品,会有全新的认识,钱钟书先生讨论中国文学常常用西方作品作比较,探究二者间的同与异,其研究方法和成果早已被人们熟知和推重。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喜欢据时代分古代、现代、当代,古代文学以朝代分为若干阶段,这些都只是为研究方便,划出一块相对狭小的范围,但在实际研究中很难截然分开,各个时代的文学之间都相互发生关系,譬如鲁迅先生的《伤逝》中有一段文字: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的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又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德邻院的擦雪花膏的小东西。
 
    小说叙写涓生期盼子君归来,误把他人履声当作子君履声的心理感受,何尝不是受到古人“过尽千帆皆不是”“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启发而来呢?脱离了对前代的了解,很难真正认识后代作品,反之,不了解后代的文学也很难真正认识前代文学的价值,这都是学术研究应该知道的常识,所以截然画出此疆彼界,不愿越雷池一步,并不利于学术研究。至于语言学研究,本来就是以曾经存在过的语言材料作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的形音义等方面讨论作品较之一般文学研究者当更有优势。
 
    在这里说这么多有关教师问题,主要想说明,大学语文教学是需要学术研究的,授课教师不应对此轻视从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学术责任。
 
参考文献:
[1]《温如敏:不要让大学语文成为“高四”教材》,见腾讯教育,教育新闻2014年11月14日。
[2]郭令原主编《大学语文》(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3]引文见阎晶明《经典的炼成 ——从<孔乙己>发表100周年说起》,《收获》2019年秋卷。
[4]见伏俊连《敦煌文学总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
[5] 见《新译陶渊明集》,温洪隆注译,台湾三民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
[6]范子烨《谁是五柳先生?》见《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13日。
[7]《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见《胡适文存》第一集第一卷,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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