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学有一位重要的校长唐文治（1907年至1920年在任），他亲自讲授国文课并编写国文教材，1913年他将自编《高等国文讲义》八册请交通部转交教育部，在随书附函中痛感十余年来各学校国文教学的乱象，说“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

    今顾黄初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中有四条是与大学语文（大学国文）有关的，其中“1909年唐文治编《高等国文读本》出版”条，说：“戊戌年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本世纪初，唐文治曾于该校主讲国文。至1909年11月，遂将其“高等学堂国文讲义”整理，改名为《高等国文读本》，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

    其实唐文治的《高等国文讲义》主要还是传统经学的内容，不能算现代大学语文教材“肇始”，南洋公学另有一种可当此盛名的出版物，为《南洋公学新国文》。该书汇集了学校历年国文大会（国文比赛）获奖学生的优秀作文，唐文治亲自参与命题、改卷，选印等工作，并题写书名与作序，该书于1914年和1917年分两辑出版，据上海交大校史记载，“该书一出，即成为风行一时的国文课本”。

    唐文治虽然自己讲传统经学，但在他领导下产生的《南洋公学新国文》，却真能体现一个“新”字，入选作文多能结合国家时事及学校专业，如《中华民国成立颂》《拟通告全国学校广设国学传习会议》《拟本校祭蔡松坡先生文》《整顿吏治议》《问政与教孰急》《拟通告欧洲各国劝息战讲和书》《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说》《足球颂》《斯宾塞谓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说》《西国自活版兴而人群之进化以速论》《晚雨窗下读书有感》等等。1920年唐文治离校后，这一传统仍得到延续，例如1925年的国文大会题目即为：《问春秋时向戌弭兵、战国时墨子非攻，均未得收效果，其故安在？》《欧美工业制度是否适用于我国论》《收回路电权议》《呈交通部，请提议以各国退还庚子赔款，建筑国内各干路，以其余利补助教育文》——难怪各校竞为国文课本。

    为了确保优质生源，南洋公学还设有外院和中院（附小、附中），招生时，录取与否，首先决定于考生的国文成绩，国文试题的标准很高，如要求“能作短篇论说文，文理大致清通。”试卷先批阅国文，国文成绩不好，其他试卷不再批阅，考生也就失去了录取的希望。大学招生就更严格，孙科是孙中山的长子，号称“民国太子”，30年代孙科之子孙治平报考该校，因国文一科成绩不及格，未被录取，只得作为一名选科生来交大旁听。

    1930年，交通大学聘陈柱（又名陈柱尊）为系主任，陈柱亦国学大师，唐文治评价其“横空而来，足使千古学人才人一起俯首。”他也高度重视国文教学，主张自大学一年级起至三年级止均须修读国文课，每星期三小时。第一年，授以新旧书札格式，及浅白记传游记之文；第二年，授以公牍程式，古人奏疏，近日公文，与祭文吊文等，及古今有价值之论说；第三年，授以本国学术思想上重要之论文。

    当年《交大周刊》上还有这样一则重要资料：“国学系陈主任对于教授国文之新计划”。该计划说：“盖本校同学，是研究铁道管理或工程者，将来毕业后，无非服务于铁路工厂及其他关系交通及工业之机关。最大需要中，未免有文字表现之一格。表现于文字，不能出技术行政问题之外。”由此提出两点教学内容：“（一）关于技术者。谋各种技术之发展（尤其工程方面交通管理方面）贵在参观考察，以资比较。然后效彼所长，革吾所短。庶几事业蒸蒸日上。而参观考察之时，端赖文墨之助，或随时随地速记，或作报告。苟文字不能清顺畅达，端不能书写自如，动人耳目，故现在宜积极操练。（二）关于行政者。将来同学中苟身为厂长、铁路局长，或建设厅长，有所晓谕，自能下笔千言，不特自由，抑且恺切。而此等文字，不特清畅醒目为是，且须不失体制，不落褒贬。故非熟谙此等文笔，不克如意也。”

    “南洋公学—上海交大”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很多，譬如在《南洋周刊》上，还有《工程和本国文》《谈谈我校的国文问题》《读薛倬君“注重实际提倡国文建议”后》《对于本校国文教授制度之管见》《注重实际提倡国文建议》《国文大会过后之感想》《我校的国文问题》《我校国文退步之原因与今后补救之方法》等文章，都值得研究。后来改为上海交大，在《交大周刊》上也有《本校国文课程脞谈》《推行国语不能稍缓》《上海各大学学联会国语演说决赛记略》《国文科举行座谈会》《本届毕业生就业调查》等很多文章，此外还有南洋公学和上海交大的学报、校史资料等，都值得我们好好发掘、研究。

    相比之下，唐山交大和北京交大的资料略少一些，但也可能是我们研究不够，未能充分发掘。下面略讲一讲“唐山交大—西南交大”方面的资料。

    早在1907年，该校还叫“唐山路矿学堂”，其路、矿两科四个学年就均有“汉文”一科，“汉文”也就是“国文”。进入民国年间，学校仍然高度重视国文教育，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国文不及格就不能毕业的规定，有一个同学在一学年的国文课中，第一学期得了五十九分，第二学期得了六十分，学年平均分数为五十九分半，一点都不能通融，在学生中引起极大恐慌。此事虽是教师过于刻板，但也反映了当年学校对这门课之重视，对教育部命令执行之严格。

    国文教师中也不乏饱学名师，如吴稚晖，学生回忆说：他的课堂讲授，无指定课本，有时带卷册，亦极少参阅。讲到中国历史，自上古以至晚清，全部烂熟，线索清楚；识见所至，往往独具匠心。黑板划出系统，一目了然，便于记录。吴先生又精于说文解字，授易经，工书法。流行墨宝，多隶篆体，中西文字比较，每畅谈不休，文艺讲授，甚为轻松；成竹在胸，滔滔不绝；记忆之强，有若当今电算机。又有学生回忆说：三年级时学校请了吴稚晖先生来担任国文课，他讲中学国文课所决不教的易经，我在课上得了不少益处，至今感谢上苍给我这个机会做他的学生。我由他的课上除对易经研究有了兴趣，而且在人格修养上得到不少教训。他讲这两句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教我们出校服务时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绝对不能走门路拍马屁。这个教训对于我生了根，我一生决不求人，我看他一生真“不事王侯”，真养成高尚的人格。我敬佩他！——只是因为吴稚晖同时还是国民党大员，今天很少提起他。

    还有一些专业课老师，他们的教学对国文课亦很有启发。如茅以升的“学生考老师”教学法。茅以升在唐山路矿学院教书期间，曾经试行的一种教学方式叫做“考先生”。每天上课开始的前10分钟，先点某一个学生的名，问他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请他把问题提出来，教师根据这一问题判分数，如果这个问题连教师都回答不上来，学生就得满分。如果该名学生没有问题就请下一个学生，下一个学生提的问题要前一个学生回答，如果前一个学生回答不上就得零分。这套方式非常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

    再如黄寿恒的“纠错”教学法。黄是讲授微积分、微分方程等课程的老师，他教学有自己的特点，在教一堂课前，要看一个星期的书，即为备课。他上课时怎么想就怎么讲，讲到什么地方，划一条线，下次再接着讲。他的理解是要教好就要这佯。这样就可能讲的不周到，也会讲错话，要是学生指出来了，就一定要讲明白是怎么错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如果在黑板上写错了，写到后面发现前面有错的地方，就问学生发现错误没有？然后讲如何发现错误，遇到错误怎么处理。他说如果课前都准备好了，课上一个错也没有，将来学生出去工作不可能一个错都不发生，那时该怎么办？他就是这样培养学生发现错误、处理错误的能力。

    又有一位讲结构力学的杨耀乾教授，他告诫青年教师说：“一个称职的大学教师，在每一时刻的剖面上都应该‘切到’三门课程：一门是给大学生开的，一门是给研究生或进修教师开的，一门是自学的最新知识。”——我是非常赞成这样的方法的，假如今天我们大学语文教师也能按这样“三门课”的标准进行教学和研究，就不但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教师，还能够成为大学语文研究的专家。

    兰州交大虽然成立时间比较晚，但如果仔细研究，也有不少材料值得说说。先说说我个人的经历，2006年我在参加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南京）时，和贵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第一位教师蒋彰明同居一室，那时候我还是普通大学语文教师，而他已是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理事，发表有《理工科大学生母语教育的现状与思考》等多篇论文，主编有《大学语文与写作》教材。去年兰州交大60年校庆，他发表了《垫脚石之歌——大学语文与兰州交大文学院的成长之路》，使我对贵校40年来大学语文课的发展历程有了更详细的了解。（蒋老师是我的前辈，现在搜狗百科上有他的个人介绍，但是照片弄错了，变成我的照片了，可见我和他还是挺有缘分的，我和兰州交大也是挺有缘分的。）

    我还在贵校官网上还看到一些重要的数据：早在1981年，大陆高校刚开始恢复大学语文课的时候，贵校就开设了全校公选课“大学语文”；2005年又成为面向全校学生（中文类专业除外）开设的中文类核心选修课，选课率达到85%以上；2014年又成为必修课，每年5000名大一新生都要上这门课；2016年虽然改为选修课，但选课率依然为100%；2017年学校还成立了大学语文研究中心。为选修课，但选课率依然为100%；2017年学校还成立了大学语文研究中心。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这些成绩也写入了贵校校史（兰州交通大学校史编撰组2008年版、2018年版）：

    “1978年，学校社科部面向全校开设古典诗词欣赏》、《大学语文》等人文类公共课程。1980年9月，文学艺术教研室成立，并入经济管理学院。2004年，汉语言文学专业开始招生，2007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开始招生。2006年6月，学校成立独立的二级办学单位——中文系，并于2008年更名为文学与国际汉学院。
    十余年来，学院始终遵循‘继往圣之绝学，承生民之大任，臻人生之至境’的院训，紧紧围绕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结合学院实际，以办好专业为基础，以营造浓郁的人文学术氛围为依托，以努力提升全校大学生人文素质作为主要任务，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论语导读》、《古典诗词欣赏》、《新诗鉴赏》、《书法》、《西方文学名著赏析》等13门人文教育课程。同时以各类人文讲座等第二课堂活动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又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2018年版第188页）

    这些经验应该向全国同行多多介绍，我也在准备写《大学语文教育史》，正在做百年大学语文资料汇编工作，希望贵校的经验能在这本书中占有浓重的一笔。

    谢谢大家！

2019年9月 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