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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大学语文的“独任”与六波冲击
【时间:2019/7/24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691 次】
全国大学语文师资培训讲话(续)
 
    全国大学语文师资培训我准备的发言是“大学语文的‘初心’与‘独任’”,但给我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前面两位专家讲中小学语文教育各占一个半小时),所以只重点讲了“初心”,其实“初心”也还来不及完全讲清楚,终究这是一百多年中国语文界都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期间还夹杂着很多习惯性的抵触心理,所以这个问题还要排除负数才能归零,然后才可能顺利沟通,幸好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是搞“沟通写作”研究的。
 
    大学语文的“初心”回来后我已整理成文字,现在这篇就专门讲讲大学语文的“独任”。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语,也就是叶圣陶先生说的语文课要有独当其任的“任”,我把它压缩成一个词语。大学语文的“独任”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逻辑问题,要用到逻辑定义,即:
 
定义=属概念加种差
 
    譬如人的属概念是动物,但是假如你只研究人的属概念,不研究人与其他动物的种差,那么你就只能停留在动物学,进入不了人类学。语文也是如此,素质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这些都只是它的属概念,是所有其他人文学科都共有的,你还要研究它与政治、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等学科的“种差”,然后才能知道语文课的“独任”究竟是什么。对于大学语文来说,“语文”又是它的属概念,所以除了上述研究外,还要研究与中小学语文的种差,然后才能知道大学语文究竟是什么。
 
    下面我仍将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研究重开大学语文这四十年大学语文受到的六波冲击,这六次冲击可以从反面告诉我们大学语文的“独任”究竟应该是什么。这六波冲击是:
 
    1.“大学人文”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2.“大学文学”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3.“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4.“通识教育”对大学语文冲击;
    5.各类写作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6.“思政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1.“大学人文”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上世纪末,中小学语文界以及中国文学界发生了一次“人文精神”大讨论。本世纪初,这场讨论的余波也冲击到大学语文。2002年8月,一篇题为《新锐的〈大学人文读本〉即将取代〈大学语文〉》的媒体文章显得格外刺眼,文章说:“新锐的《大学人文读本》即将取代传统的《大学语文》,这是中国高校中新锐的改革力量对传统格局的一次崭新突破。”说的是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大学人文读本》发行后行情看好,出版单位第二年又推出《大学人文教程》一书,并邀请有关专家座谈,某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直言不讳地说:“这书我一看,第一感觉就是经典、前卫。……我感觉‘读本’实际上就是向《大学语文》叫板。”
 
 
 
    大学语文一线教师最先感受到这波冲击,也只有大学语文一线教师才会真正思考大学人文与大学语文的关系。2003年12月20日,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召开了一次研讨会,第一项议题就是“大学语文与大学人文的关系”。武汉大学徐绍健教授在发言中说:
 
    今年八月在桂林召开的华东师大夏中义教授编写的《大学人文读本》的研讨会。好像要用《大学人文读本》取代《大学语文》等等。我会上没发言,但有感想。我的立场是不同意的。《大学人文读本》我看是以西方的文明为主,以西方的民主思想为内容,且是近百年历史为主,概括起来,它是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且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把中国今天的大学生聚集到西方人文的旗帜之下,这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具体篇目选择也不合适。似乎要取代的不仅仅是大学语文,也要取代大学的政治课。
 
    幸亏后来这个《大学人文读本》作者自己出了一点问题,未能如愿推广,算是有惊无险。但是我们不能总是怀有侥幸之心,要吸取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在大学语文定位上,我们自己就常常把“人文性”放在第一位,而不去研究大学语文与其他人文学科的“种差”,这几乎就是自己挖坑往里跳,感谢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读本》警示了我们,这样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
 
2.“大学文学”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不久,大学语文又遭遇了另一波冲击,这次冲击来自“大学文学”。2005年1月,钱理群等人编撰的《大学文学》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序言直接就叫“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序言开头就说:
 
    我们这套《大学文学》,也是作为《大学语文》的一种改良方案提出来的。
    “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意义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解答,因为“大学语文”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楚的理念。因为有“中学语文”,就想当然地开设一门“大学语文”,或许就是希望在大学阶段继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弥补“中学语文”的不足。但“语文能力”是什么?并不清楚;“大学语文”能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吗?谁也不敢肯定。
    至于“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区别,就更加费解。在“中学语文”之后再来一个“大学语文”,一定是“大学语文”比“中学语文”更高级了,但凭什么?这里所说的“语文”并非一门外语,可以规定出不同的等级;同样的“语文”难道存在着中学一等和大学一等的分别吗?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因此就惟有依靠具体的选文来显出区别了——“大学语文”比“中学语文”在选文上更加高深。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大学语文”在何种意义上比“中学语文”更高深?是在“语文”的意义上吗?难道“大学语文”那些选文之中包含着比“中学语文”更高深的别样的“语文”要素,比如词汇、语法、谋篇布局、修辞手段之类,就像“大学英语”之与“中学英语”那样吗?这是不可能的。
    对汉语文来说,其重要元素基本上已经在“中学语文”中登场表演过了,“大学语文”的选文无论如何高深,也不会高深在“语文”方面。既然这样,为什么还非要冒用“语文”的名义不可呢?
 
 
    这个序言再一次暴露了一些专家学者对本行以外知识的外行,他们在进入语文这一领域之前,应该先补一下“语文教育学”“语文教育史”“语文课程论”的功课。这里我用语文“工具论”的观点说明一下大学语文与中小学语文的不同:
 
    小学语文,是学习小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中学学习做准备;
    中学语文,是学习中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大学学习做准备;
    大学语文,是学习大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走上社会做准备。
 
这个公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小学语文不可能承担大学语文的教学任务。当然,大学语文一直来也不是很明确自己的这个任务,对于大学语文究竟应该如何为学习大学各门功课服务,究竟应该为学生今后走上社会做些什么准备,也缺少必要的研究,所以当“大学文学”冲击大学语文的时候,就缺少有力的理论回应,导致这类外行的文章越来越多,如:《以“大学文学”替代“大学语文”刍议》《大学文学将替代大学语文》《〈大学文学〉要取代“大学语文”?——三教授编撰新读本,直指大学语文教学弊病》《有〈大学语文〉、还需要《大学文学读本》吗?》《回到文学元典的大学人文教育》《三学者挑战大学语文教育》《大学语文:回到文学现场?》等等。即以《回到文学元典的大学人文教育》一文为例,这篇文章在肯定大学人文教育的同时,全面否定开设大学语文的必要,文章说:
 
    继前些年“中学语文教育批判”一度成为公共事件之后,大学语文教育近年也越来越遭遇难言的尴尬与广泛的质疑。对于这门耗时可观、在全国各类高校普遍开设(还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各专业的必考课)的基础性公共课,我们常常遗憾地看到,在工具层面上它甚至无法教会一位大学生写好一篇流畅可读的文章,至于其在人文素质层面无法完成其育人的远程理想,更是当下突出的问题。
 
    但是这些“学者”无视了一个事实,即重开大学语文以来,社会批评不断,但没有一篇文章是批评大学生不会写诗歌不会写小说的,合乎逻辑的推论,倒是应该加强应用文写作才对。
 
    最后幸亏这些“学者”同样因为某些原因不被教育部看好,这个用“大学文学”取代“大学语文”的企图也未能得逞。
 
3.“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应用写作”的冲击虽然排在第三,事实上这个冲击早在80年代重开大学语文不久就出现了。所以我说六波冲击,而不说六次冲击。
 
    首先感到压力的是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倡导者,1988年徐中玉在全国自考教材《大学语文》编写说明中就有比较激烈的申辩,他说:
 
    至于各专业的应用性文字,形形色色,事实上更不可能包罗到这本教材中来,这样做不但不可能,还是违背国家设立这个必考课程的目的任务的。……我们认为,用《应用写作》或《文秘写作》这类比较简易的技术性的课程来取代《大学语文》在高教自学考试中公共必修课程的地位,可能明显地降低自学考试的要求,是对新时期大学生应有的思想文化素质忽视的表现。重眼前成绩,而不注意到国家高等教育培养合格人才的长远、根本的利益,对此,我们大家都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1989年,匡亚明在为南京大学出版的一种大学语文教材所作的序言中也说到:
 
    目前在大学语文教学领域有些什么问题须要研究呢?总的来说,形势很好,但就我所知也有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把大学语文课改成应用写作课,诸如科技写作、经济文书写作、法律文书写作、公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等;另一种是把大学语文课改成美学课、美育课或单纯的文学欣赏课。这两种做法的结果,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大学语文。
 
 
    徐中玉与匡亚明就这个问题显然也交换过意见,1990年匡亚明在给徐中玉的一封信中说:
 
    语文课当然包括“应用写作”、“文秘写作”等在内,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较小的一部分,过分强调这部分,一部分压到整体,就会影响、削弱大学语文课更高更深远的意义。
 
    1999年,徐中玉再次在一种教材的“编写说明”中指出不能以应用写作替代大学语文:
 
    当然,作为应用专科的“大学语文”课教材,应当同时注重培养应用文写作的技能;但若以“应用文写作”替代“大学语文”,就会大大降低课程应有的质量。大学生应该具有写作应用文的能力,但难道靠学点“应用文写作”这种材料性的东西就能培养成功?不可能。这是放弃了根本。并不是这种材料毫无用处,而是如果缺乏运用语文的基础知识与训练以及对事理的真切把握,光凭记住一些固定的格式、词语,那一定写不出适当的应用文来。各种专业的应用文内容不同,写法也难一律。教材中无法也不应包括这种材料,不能为小失大。
 
    尽管反复申诉,应用写作冲击大学语文的事情并未见减少,一些高职高专院校,一些声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校,用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文课的事情仍时有发生。我曾经给语文教育下过这样一个定义:
 
    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文学),语文教学就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
 
    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结论,大学语文的材料(凭借)应该包括文学和应用文,无论用大学文学取代大学语文,还是用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文,都是不妥的。
 
4.“通识教育”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假如说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主要发生在那些“应用型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那么通识教育的冲击则主要发生在那些“211”“985”等更高档次的院校。2003年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召开的研讨会上,武汉大学吴天明在发言中就说:
 
    大学语文课程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关系。在香港把人文素质教育叫“通识教育”,武大叫“跨学科教育”,有的直接叫“人文素质教育”,涵义是一样的。武大一个专家小组在作这方面的研究,设计50门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课程,包括人文科学方面课程、社会科学方面课程、数学与自然科学方面课程、中国文化方面的课程、世界文化方面的课程……共50门。人文学科方面的学院一共提出了300多门这方面的选修课,但老师负担大,学生也受不了,教务部从这五方面课程中每一方面挑10门,正在设计。人家理由是,我们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特别是非文科,难道我50门课程不能取代你大学语文吗?
 
    10年以后,又有人民大学的大学语文“必修改选修”事件,人大的教务长洪大用同样回应称:“母语教育不只是一门课程能够承担的。学校已初步确定,将改革后的大学汉语课纳入通识教育大讲堂课程群。”这些回应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些学校开设的通识教育课往往达到几百门,上千门,凡是大学语文的任一个单元,甚至任一篇课文,通识教育都能够开出专门的选修课来,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重复开设大学语文课呢?
 
    回答这个问题,仍然要用到我的“形式训练学科”理论,即通识教育课是内容课(通识的“识”就说明它是侧重知识性的),大学语文是形式训练课,即使同一篇课文,两者教学的重点也是不一样的,譬如《诗经》,通识教育课讲的是《诗经》的内容,文学史知识,大学语文教学的是古人学习《诗经》的引诗用诗、赋诗言志传统,以提升学生的母语品位和能力。
 
    再用“工具论”回答,通识教育好比是一个大拼盘,里面承载了几百种上千种果品,大学语文不是要在拼盘里争地盘(譬如开设“大学语文群”的设想),而是做下面那只托盘。
 
 
5.各类写作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近年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各类写作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大学语文本应承担“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但是重开大学语文以来,却大讲人文性文学性,大搞繁琐的课文分析,占据了主要教学时间,导致学生和学校领导不满,以至于用 “沟通写作”“创意写作”之类的课取代大学语文。且看下面这则新闻:
 
清华将在2018级学生中启动“写作与沟通”必修课,2020年覆盖所有本科生
    据了解,学校对该课程高度重视,邱勇校长亲自推动,还将成立专门的教学机构,组建不少于25名教学系列专职教师的教学队伍,并鼓励各院系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共同参与授课。课程采取小班讨论的授课方式,每班15人左右。
    “《写作与沟通》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以期通过高挑战度的小班训练,显著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教务处处长、课程共同负责人彭刚说。
 
 
    清华大学原来王步高先生开的大学语文课,深受清华学生欢迎,王步高先生去世后,似乎不太提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写作与沟通”就是取代它了?这个且不论。这则新闻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第一是小班化,这是回归“初心”的措施。当年西南联大有一年招生特别多,有600多人,都要开“大一国文”课,学校紧急动员,成立了21个教学小组——而今天的大学语文课,大班上课,一个大学语文老师可能就要教五六百学生,只能把大学语文上成“人文教育”“文学欣赏”之类的课。可见大学语文的定位,并非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学校教务排课的实际问题;写作课冲击大学语文,实际上也是对学校领导观念的冲击。
 
    第二,清华计划中的的写作课“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也是回归到写作课的正确方向,早在1918年,刘半农在《应用文之教授》(中国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中就批评当时的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所以“沟通写作”可能比“创意写作”更接近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初心”。
 
    不过写作并非单纯的事情,很可能写着写着就会发现没有充分的阅读量也是写不好的,加上了阅读之后又会发现不读生活这本“无字书”,不会口头表达也是不行的,总之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大学语文的“听说读写”去的,建国后停开大学语文,很多学校改开“文选与习作”,30年后不还是要重开大学语文课吗?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6.思政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最近的冲击应该是思政课对大学语文的冲击。思政课本来和大学语文并不矛盾,但是高校的学分是有限的,再要开出新课,势必只能取消老课,在老课中,大学语文往往排在末尾,处于末位淘汰的境地,这就有了冲突。我已经听到个别高校发生这种事情了。
 
    但是这也和大学语文能否坚守自己的“专任”有关,假如你讲的也无非是“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等等,和思政课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取消你也就没有什么损失。所以我认为大学语文必须要坚守自己的“独任”。
 
    不过我又听到这样的消息,有的高校借思政课的势,打思政课的牌,不但没有取消大学语文课,反而成了大学语文的“护身符”。譬如上上个星期我陪上海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到杭州万向学院去交流,听到工美的老师介绍说,她们不但没有取消大学语文课,还增开了“思政大语”“非遗大语”的课,把原来2学分的大学语文课增加到了6个学分。来到武汉的培训会上,我又听说本次会议就是毕耕老师用“思政大语”的名义向学校申请的经费。如此看来,思政课简直成了大学语文的尚方宝剑了。这些年我们每遇冲击,便抱怨大学语文没有英语课、政治课那样的尚方宝剑,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从思政课的开设得到一点启发呢?我们不要天天念叨“尚方宝剑”,最后却不抓住这个机会,变成叶公好龙。这个问题我也还没有想好,提供大家一起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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