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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雅斯贝斯的预言
【时间:2019/6/7 】 【来源:无 】 【作者: 不详】 【已经浏览633 次】
关于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的联想
 
    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与“新轴心时代”(又称“第二轴心时代”)的历史哲学命题,这是学界都熟知的。但是多数人(尤其是中国学界)对“新轴心时代”的理解有偏差,由此才有在世纪之交欢呼“新轴心时代”到来的误判。对此我曾发表《慎谈“新轴心时代”》和《雅斯贝斯认为世界进入“新轴心时代”了吗?》等文章。
 
 
    细读《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雅斯贝斯对“第二轴心时代”其实有非常严格的限定,那甚至是一个类似“共产主义”的概念。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世界意义的历史起源于“轴心时代”,将终结于“第二轴心时代”。(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应该改为“历史的起源与终极目标”。)而在从“轴心时代”到“第二轴心时代”的漫长历史中,存在着无数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地球毁灭(雅氏的说法是核战争,核裂变扩大到地球上的各种元素,地球爆炸成为太阳系里一颗超新星)。
 
    该书第二篇“现在与未来”第三章“未来”第二节“基本倾向”中谈到“世界统一”前景的两种可能:“技术使前所未有的交往和通讯速度变为可能,它造成了全球的统一。人类整体的共同的历史开始了。”然而这种统一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世界帝国”,一种是“世界秩序”:
 
    “世界帝国。这是通过单一权力达到的世界和平,这权力从地球上的某一点对所有的人实行强制。它运用暴力保护自己。它以恐怖和总体计划铸造了同一水平的群众。统一的世界观以一种简单的形态,由宣传强加于所有的人。审查制度和指令迫使精神活动在当时的计划中起作用,这一计划又随时都会改变。”
 
    “世界秩序。这种统一除了由协商产生的共同决定提供的力量外,别无其它联合的力量。已经获得赞同的秩序,只有由经过固定法律途径作出的新决定才能改变。这一程序和多数票决定的至高无上性已被共同接受,它保证所有人的共同权利,它也保护暂时的少数,这些权利保护处于运动之中和进行自我纠正的人类秩序之中。”
 
 
    雅氏认为,相比之下,前者是更大的可能,甚至会导致“绝对毁灭的危险”:“在通往世界国家的秩序之路上,在目标达到之前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把这种毁灭横加于人类,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历史的延续。一个悲惨的世界的残存可能会在地表上零散地生存着,然后象几千年前一样,全部从头开始。人们之间的联系将会扯断,技术会终结,生命依赖于那时局部的可能性,它刚够在极端匮乏中保存生命,同时要求年轻力壮者的精疲力竭的努力。如果一场战争造成了技术结构的毁坏,如果原料耗尽而未发现代用品,如果战乱不休而在周围地区形成似乎越来越多的仇敌,就象史前存在的不停的战争状况一样,那么这一末日必定会出现。”
 
 
    当然,雅斯贝斯作为资产阶级存在主义哲学家,有他的阶级立场,他所设想的世界末日,罪魁祸首似乎暗指前苏联。而且他这本书是1949年问世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他准确预言七十年以后的事情。不要说七十年,就是一年以前,我在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武汉)发表对“轴心时代”的观点时,谈到“世界帝国”造成的末日危机,也只是说“一些好莱坞的大片已经反复呈现这样的镜头,而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局部地证实了这一预言。”假如是今天,完全可以用美国对华贸易战作为例证。
 
    那么同样,我们也就不能苛求中国政府有未卜先知之明。我理解的中国政府的历史选择,经历了如下轨迹:历史上的中国政府,一直靠传统文化来维持国家统一;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受到批判,新文化建设尚待时日,出现了文化真空;毛泽东曾设想用现代革命思想来填补,他说:中国有六亿人口,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他说的统一思想应该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之后,再也没有领导人有这样的魄力,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相信了西方社会的宣传,以为可以用“普世价值”来构建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逐渐看清了所谓“普世价值”,实际是“美国价值”;所谓“普世精神”,实际是“美国精神”(杜维明上海世博会论坛讲话),逐渐有了警惕,这就是国家近年来重提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背景。可惜得到这个认识,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今后几十年我们可能都要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这使我们想到,西方有所谓的“未来学”,专门为他们的政府提供服务,雅斯贝斯的这本书应该也在“未来学”范畴之内,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同时更要创立我们自己的“未来学”,才能免于在国际交往上常常陷于被动。
 
    下面是我去年在“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武汉)上关于“轴心时代”的发言,复制第三部分:
 
 
    ……我的第三个观点是:今天谈“新轴心时代”一定不要忘记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不要仅仅当做一个书斋的论题。在两千年来临的时候,国内突然开始热衷于讲“新轴心时代”,这是有一个隐含的政治命题在内的,这就是在新的一千年里,中国想要成为世界的轴心。譬如说“21世纪是东方文明的世纪”,譬如说“只有孔子才能拯救21世纪”,还有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讨论“新轴心时代”为什么偏偏会在中国发生,等等。假如这些只是学究式的研究,也就罢了,但是我知道汤先生是把这个话题带进中南海给国家领导讲课的,讲的时候,是有一点投其所好的,譬如他第一条就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体系瓦解,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和身份的确认”,这是符合我们中国历来支持世界革命,做第三世界领袖的心态的,正因为如此,我觉得特别危险,万一国家领导受了蛊惑,自我膨胀起来,说“厉害了,我的国”,那肯定会有危险的。所以那时候我写了文章和汤先生商榷,上海一家国家级刊物策划我和汤先生对话,结果他不屑理我,没有争论起来。不过后来他也不太讲了,所以我也没有接着发文。但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又把这个话题结集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瞩望新轴心时代”,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下面一些人搞的。
 
    这种做老大的心态是危险的,实际上我们也做不了老大,在科技方面我们既回答不了“李约瑟难题”,在精神突破方面,我们也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怎么可能做老大?今天世界上是有人想做老大的,但是人家比我们策略得多,他们不说“厉害了,我的国”,他们提出所谓的“普世精神”,“普世价值”,似乎是在为全世界着想,实质包藏称霸世界的野心。这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也早有预言,雅斯贝斯说,假如“第二轴心时代”来临,那一定会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实体”,然而这种“实体”仍然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世界秩序”,是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建立的组织;一种是“世界帝国”,它“对所有的人实行强制。它运用暴力保护自己”。(第224页)
 
    他接着说,因此,“在形成可靠的世界秩序之前,存在着一个充满危险的过渡时期”(第232页),这是一种“绝对毁灭的危险。在通往世界国家的秩序之路上,在目标达到之前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把这种毁灭横加于人类,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能想象历史的延续。一个悲惨的世界的残存可能会在地表上零散地生存着,然后象几千年前一样,全部从头开始。”(第235页)
 
    我认为这绝非是危言耸听,一些好莱坞的大片已经反复呈现这样的镜头,而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局部地证实了这一预言。我想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定也及时发现了这样的危险,所以现在已经不让说“普世精神”和“普世价值”这两个词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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