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会议讲话 2018.10.20
“大学语文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是一个大题目，今天只讲两个问题：1.为什么学文言文？2.怎样学白话文？第一个问题对应大学语文的教学理念，第二个问题对应大学语文的教学方法。
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学文言文？一般的答案是为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文言文。但是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文言文可以翻译成现代文，只要翻译得好，照样可以学习传统文化，而且更加高效。西方早已不用古拉丁文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失传。所以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我认为大学语文要学习文言文的唯一理由，是因为现代汉语里面包含着文言文。现代汉语有三大来源，第一是现代人的口语，第二是古代汉语，第三是外来语言。这个事实很明显，但是很少人说，我查阅了不少现代汉语教材和研究专著，都没找到这个说法，反而是早就知道毛泽东有过类似的论述，稍一检索就找到了，是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里的话。毛泽东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
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
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
现代汉语并不是突然生出来的，它是从古代汉语中慢慢转化过来的，在转化的过程中，一部分古代汉语死了，已经没有生命力了，还有一部分古代汉语仍然活着，它们进入了现代语言，成为现代汉语中最精华的部分。这方面港台一些学者做得似乎比我们好，譬如连战来大陆，在北大讲演，说：北大是我的母校，我母亲的学校，来到这里，“斯花，斯草，斯木，斯人”，都让我感到亲切。他到南京中山陵拜谒，又说“念兹在兹”，时刻不忘的意思，虽然是文言文，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大家都听懂了，感到两岸人民有着共同的文化之根。只有从这个角度说，传承中华传统文化，需要学习文言文。但一定不是学习现代汉语以外的文言文，而是学习仍然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终究只有一百多年，它还需要充实，需要成长，尤其需要古代汉语的滋润，缺少了古代汉语的滋润，现代汉语将会是一种枯竭、贫瘠的语言，无根的语言。
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文言文教学的第一步，就是要仔细甄别，区分哪些是已经死的文言文，哪些是还活着的文言文。什么是“死的”文言文？每一句都要注释，不注释就读不懂，这就是死的文言文。譬如《史记》里的一些篇目，如《李将军列传》，注释有222条；《魏其武安侯列传》，注释有247条。上课的时间都用来讲注释了，讲了之后也仍然不可能进入我们的语库。还有《离骚》，也是一句一注，当年民国教育部推行“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就选了这一篇，朱光潜写文章反对，说：
“单拿《离骚》来说，如果只叫学生懂，至少也得十几小时的讲解，那就要费一个多月的工夫，占去全年授课时间十分之一。学生在费去这么多的时间听讲之后，能否懂得几分是问题，就是懂得，能否在里面学得几分写作的诀窍更是问题。像这类文章在国文系较高年级中讲授，原无可非议，摆在一年级中，让文、法、理、工、农诸院学生共同必修，未免是躐等躁进，毫无实益。”（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
朱自清不同意朱光潜的意见，说：“朱先生说一篇《离骚》‘至少也要十几小时的讲解’，其实若印出注释，上课时只以讨论大意为主，四小时也尽够了。”（朱自清《论大一国文选目》）
或许朱自清家学渊厚，小时候就背熟了《诗经》《楚辞》这些东西，所以觉得很容易，而且他是部编教材的编者之一，当然要维护这个教材。但是我是与朱光潜有同感的，也觉得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说，是“毫无实益”。我仔细看这篇课文（一些大学语文教材也有入选），觉得能在现代语言中引用的大概也就这几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尤其是最后这句，完全可以进入现代汉语，是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可惜也仅此一句。
所以我编大学语文教材，定了一个自己掌握的标准，就是一篇课文不超过30条注，当然也有个别篇目超过的，但是假如不定这个标准，超过一定会更多。我编教材选文言文，上课讲文言文，教学目标就放在“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是不需要很多注释，甚至不注自明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语，或者成语典故。成语就是不需要注释的简练的古代词语，譬如“胸有成竹”，不注释大家也听得懂，你翻译成“肚子里有根竹子”，反而笑话。典故是古代的故事，也是成语一类，是形成过程中的成语，暂时还要讲一下这个故事，以后渐渐的就不讲了，大家一听就懂了。再扩大一点，就是警句，格言，熟语，这些都是“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里面这样的部分占的比例是很大的，作为现代汉语的三大来源之一，说它占了三分之一也不为过，当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这个比例越大。有人统计，《论语》有115个成语典故，《论语》开头三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几乎句句都是成语，当然这是不限于四字句，假如限于四字句式，那么有时候要略加改造，譬如“温故而知新”，改成“温故知新”。所以我前面说：成语，典故，警句，格言，熟语——这就都包括在内了，这些都是“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
与北京魏国旺在会场外合影
语文课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要用，让它进入现代语言，提升我们的母语质量，所以有人又把语文叫做“语用学”。我觉得语言学可以分为文献学和语用学，文献学不分语言是死还是活，甚至更加重视“死”的部分研究，语用学则是要为现代所用。前者是中文专业尤其是文献学专业的任务，后者才是我们语文课的任务。所以学了文言文，学得好不好，就看你会不会用，能不能用来改善你的语言。譬如我的名片背后有三句话：
“礼失而求诸野”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都是用的《论语》里的话。因为我名片正面是“全国首家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百年来大学语文第一个研究所，本该建在档次高一些的大学，但是我游走于各地高校，都不为所动，最后只有一家民办大学表示兴趣，所以我说“礼失而求诸野”。
第二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实是一句气话，中国的母语高等教育研究，怎么能到海外去搞呢，孔子也是说气话，他并没有真的出海。不过今天假如有港台高校能搞，我倒愿意去加盟，虽然近似白日梦，不过今天大家不都在做中国梦吗？
第三句话“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是自警，也是自嘲。我年纪大了，时日无多，生怕有生之年不能完成大学语文研究计划，所以真的是不敢有“终食之间违仁”。然而这些年单枪匹马，没有体制依托，没有名分，尽管杨建波老师说我是“无冕之王”，但这个年代是讲名分的，有了名分才能冠冕堂皇，没有名分难免如孔丘当年栖栖遑遑，只好自嘲说“造次造次”，也就是今人说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三句话起码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古代汉语了，完全进入我这个现代人的语言系统。
《论语》中的成语还有很多，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尽善尽美” “不耻下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成人之美”“当仁不让”“过犹不及”“后生可畏”“诲人不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举一反三”“知者乐山”“仁者乐水”“名正言顺”“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至于说《论语》有115个成语典故，我也没有完全研究过，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布置学生集体搜搜。
还有《诗经》，有人统计说《诗经》中有158个成语典故，这应该也是可能的，《诗经》本多是四字句，自然更容易铸成成语。古人学诗，本有“引诗用诗”“赋诗言志”的传统，孔子说：诵诗三百，不能专对，虽多何益？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要让“诗”成为我们的日常语言。譬如朋友来了，可用“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窗情谊，可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爱情，可用“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发出的“征友启事”，用了小雅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习近平与大学生座谈，听同学介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经历，习近平说自己对此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乡往之”（用的是小雅中的诗句及太史公的赞叹）……还有很多方面，譬如有文化的父母给孩子起名也会用上《诗经》，如“屠呦呦”。
从前批评读书人说话写文章“掉书袋”，那是说用得太过，甚至把“死”的古代语言也拿来炫耀，今天的问题是传统文化有失传的危险，我们要让读书人赶紧把丢掉了的“书袋”再捡回来。
成语典故、熟语、警句，再进一步，成篇的古文也有“活”的，譬如《世说新语》中的不少篇目，如：“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除了两个人名要介绍，这是现代汉语中也一样要介绍的，其余“嶵巍”今天变成了“崔巍”，“磊砢”变成了“磊落”，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一个“渫”今天已没有了，可以翻译成“波浪叠荡”，除此之外，都应该鼓励学生直接用到今天语言中，假如一定要翻译成这样：“王武子与孙子荆各自描述自己家乡土地与人物的美好。王武子说：“我们家乡的土地坦荡又平整，我们家乡的水质味淡又清澈，我们家乡的人廉洁又忠贞。”孙子荆说：“我们家乡的山高大而险峻，我们家乡的河水叠荡而扬起波浪，我们家乡的人有奇才异能又英杰众多。”
难道真有这个必要吗？朱光潜在《诗论》中也曾说过：“《诗经》中的四句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果译为现代散文，则为：‘从前我走的时候，杨柳还正在春风中摇曳；现在我回来，天已经在下大雪了’。原诗的意义虽大致还在，它的情致就不知去向了。”
固然，现代汉语在口语上是有单音节变双音节的趋势，但是在写作中不妨仍多保留一些单音节词语，因为汉语本有简洁的风格特点，甚至在有传统文化修养的文化人群的口语中，都不妨多一些单音节词语，只要听得懂，不影响交流，譬如“斯花，斯草，斯木，斯人”，不是比“这个花，这个草，这个木，这个人”要好得多吗？
（我讲话后有老师发言联系到“京派语言”，非常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翻译实际上是一枚双刃剑，它一方面能帮助我们理解古代汉语里的东西，一方面也把古代汉语里的东西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现代汉语，也就是文学理论说的“把门人”，它把古人挡在门外，必须换装穿上现代人衣裳才让进来，这样的结果，就永远古代是古代，现代是现代，古代汉语不能成为现代汉语的资源，学了文言文不能提升我们今天的母语水平，那么学习的目的到底何在呢？
再讲学习的阶段性。人的一生中都在学习和运用语言，语言学习有一个过程，上面说的文化素养高的人，我们学生当然可能暂时还达不到，但是他们肯定应该比中小学生更高，这样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选文的逐渐提高，就是大学语文教材选文要比中学语文教材更高，但是问题又来了，现在一些中学语文课文就很深，大学语文为了不被批评是“高四语文”，就只好更深，所以就有一篇课文几百条注这样的情况。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借鉴民国学者的意见，他们不是简单的说中学选过的大学语文就不能重复了，而是还分析中学选得是否恰当，是否适合中学生读，假如中学生读太深了，就说明本应该是大学语文的课文，中学教材没掌握好标准，今后不应该再选，譬如朱自清的《论大一国文选目》里就有这个意见，他认为《礼记·礼运》和柳宗元《封建论》，中学教材都不应该再选，他还建议教育部要做出通盘筹画，哪些课文中学可以选，哪些课文大学语文才适合讲。这就比我们简单规避中学教材有研究得多了。
第二个问题，是课文注释和讲解，也应该注意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区别，除了选文的区别，还有教学程度的区别，我是主张个别的选一些中学学过的课文，同一篇课文，中学语文怎么讲，大学语文怎么讲，这样才能显示你不是“高四语文”，如若大学语文老师光是只会讲中学没讲过的课文，算什么本事呢？同一篇课文，你讲得比中学好，讲得比中学高，那才显示你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也是这样，譬如教材注释，同一篇文章，中学可以注得多一些，大学语文就要少一些，仍然那么多，说明你不了解中学教材的情况，那怎么行？我们讲建构主义，建构主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学生不是带着空白脑袋来的，他们头脑里已有中学的基础，大学语文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构。譬如《赤壁赋》，中学选过，不少大学语文教材也选，这不要紧，好文不厌千遍读。但是我发现一些大学语文教材，完全一样，中学53条注，大学语文也是53条注，假如大学语文的53条真的比中学注释得更好，更深，那也可以，可是我看到似乎也不是这样，中学教材注释过的“遗世”“羽化”“渺渺”“袅袅”“愀然”“蜉蝣”“须臾”“扁舟”等，仍然简单重复地注，并没有更高深的意思。
所以我主张同一篇课文，假如小学注了50条，中学就只须注30条，大学就可以是10条，甚至不注了，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了，已经进入他们语库成为母语的组成部分了。由此可见，我说我选文注释不能超过30条，也不是只选简单篇目的意思，而是很多“活在现代汉语里的古代汉语”已经在中小学学过用不着再注释了。这就是我选文的标准。
（注：济南会议，因为时间限制，只讲了大概意思，现在补充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