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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在浙闽大学语文联合年会上的发言
【时间:2018/5/14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873 次】
 
各位领导,各位同行,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次年会我提交了题为“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的论文,全文已经印发,我不再一一复述,这里只是要强调一点,就是我只是提出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关于“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历史的依据,我还只是做了一点点研究,民国时期浙江的大学国文教育到底是怎么样的,还要做大量的史料性质的研究。即使把历史资料都收集齐全了,还有一个评价问题,譬如老浙大的大学国文教育,据我知道是偏于文言文的,和民国教育部的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比较接近,相比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材便显得保守——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今天的立场看,坚守传统文化,这又是好的——究竟哪些是要发扬光大的,哪些是要引以为鉴的,这都需要我们好好研究。
 
    还要研究重开大学语文的40年,浙江是个什么情况?据教育部2017年公布的名单,浙江省有107所高校,而我稍稍有点了解的学校,除了我们杭师大自己,只有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科技学院、温州商学院、宁波大红鹰学院,以及越秀外国语学院等,算起来不过十几所高校,所以我提出的“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还只是一个倡议,真正的研究恐怕要在座的大家一起来做,我觉得这尤其是适合我们学会研究的课题。
 
    除了了解我们省大学语文课的历史以及今天开设的情况,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研究浙江省的地方文化资源,这也就是今天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浙江、福建地方文化与大学语文教学”。
 
    这方面据我所知,福建省是搞得比较好的,我手里就有朱晓慧会长主编的《福建历史文化名人丛书·林纾》以及她任副主编的《林纾读本》两本书,去年在西安的全国大学语文论坛上也听她介绍过她们搞的“传统乡土文学教育与大学语文的变奏式发展”。我还注意到他们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台湾联合培养“汉语言文学、大学语文”师资。
 
    所以我们浙江的老师要借这次两省联合年会,好好向他们学习。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文化也是很丰富的,就说绍兴,古有陆游等文人,近有鲁迅等文豪,今天开幕式上越秀的领导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不少,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使之成为大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源。
 
    流派是一个学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要求其研究高于该学科的平均研究水平,除了研究自己特色,还要研究该学科的重大核心课题。我觉得这就是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问题。
 
    目前大学语文学科研究的平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从1904年“癸卯学制”算起,大学语文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我最近出版的《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一书对此有介绍),但是在这一百年内,大学语文居然没有一本专著,这是任何其他学科也没有的怪现象,直至第103年,即2007年,才有了第一本专著,其后以一年一种的缓慢速度增加,至今也只有十几种,而任何学科得以确立所必须的教育学、教育史、课程论,至今阙如(注:2016年已有一种《大学语文教育学》问世,但并没有真正建立在大学语文研究基础上,全书197条脚注中,只有16条是大学语文的,这也说明我们的学科理论建设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
 
    同样奇怪的现象,则是大学语文一百多年没有一个研究所(网上看到,山东大学有一个“大学语文研究所”,但除了几个老师的名字,没有任何信息,说明这是类似抢注域名的性质,所以我不给他们算)。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现状,2007年我选择了提前内退,专心做大学语文研究,2013年,我到宁波大红鹰学院建立大学语文研究所,目标就是要寻求科研团队,完成《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课程论》的研究撰写,当时《光明日报》和国家社科规划办网站都以“全国首个大学语文研究所成立”为题做了报道。
 
    但是其后遇到困难,研究所要靠课题经费维持运作,民办高校课题指标非常有限,那一年申报国家课题,省里只给了3个报名指标,其中两个还是宁波地方文化研究的,只有一个是教学的,而校内需要课题以便申报职称的老师一大堆,我们研究所就没法去争,就办不下去了(大红鹰学院至今没有申报成一个国家课题,听说越秀外国语学院去年申报成功九个国家课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今天我在这里说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想借这个会议呼吁一下:希望我们浙江、福建两省,有实力的学校,有担当的学校,有志于名垂大学语文教育史的学校,能抓住机遇,挺身而出,来承担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也非常希望能加入这样的团队。
 
    由于大学语文缺少学科理论建设基础性的研究,缺少研究所这样的实体,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一门百学科,至今没有解决学科定位问题,有的说应该是“人文教育”,有的说应该是“文学教育”,有的说是素质教育,有的说是通识教育,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最近教育部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简称“国标”),我粗略看了一下,在92个专业大类中,经济学、金融学、经济与贸易、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气科学(应用气象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旅游管理的学科大类,都规定了必须开设大学语文课。但是还有绝大多数专业大类没有规定,而是在本来应该规定开设大学语文的位置,一概都变成“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课。“人文社会学科”是大学语文的上位学科,“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是否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恰当的定位,导致教育部学科指导委员会做出这样含糊的规定?不得而知。
 
    在《国标》带来的新的机遇的同时,我预感也可能会产生新的危机。学科定位是类似“中国芯”的问题,我们要赶快启动“危机公关”,尽快解决好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这个“学术年会”的重大课题,也是全体大学语文同仁要共同研究的问题。
 
    以上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在接下去的会议交流、讨论中,能够听到建设性的意见。谢谢大家。
 
 
    附:《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第五部分摘要
 
  以上内容基本都是客观介绍、述而不作,现在这一节才真正是“卒章显其志”。本文的主题就是要探讨如何构建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
 
  流派是一个学科兴旺发达的标志,长期来,各地大学语文往往缺少鲜明的特征,譬如重开大学语文以来出现的一千多种教材,就被人批评说大多数都是大同小异、低水平重复。近些年同行们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最先是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他们提出“建设湖北特色的大学语文”口号,认为大学语文不应该只是一门课,要建设“大学语文课程群”。其后是安徽的同行,安徽桐城派与大学语文颇有渊源,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是桐城派的天下,形成“大师讲大学国文”的风景,桐城派经典文本《古文辞类纂》还一直是大学国文的重要教材。在安徽省大学语文会议上,笔者也和他们还探讨过重振安徽流派大学语文的可能。最近在西安召开的大学语文“四省论坛”上,陕西的同行又提出建设“关中学派”的大学语文,西北大学还从校图书馆找出一本1938年前后的“国立西北大学国文选”教材,正在做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浙江省在大学语文史上也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中国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严复任校长时,曾起用一批桐城派文人把持文科教席,但是后任校长何燏、胡仁源,都是浙江人,他们起用章门弟子取代桐城派,章太炎是浙江人,他的弟子也多是浙江人,有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刘师培、刘文典等,沈尹默本来不是章门弟子,因为是浙江人,也加入这一派。这些人进入北大,形成北大文科的新兴力量,也成为大学国文的主要任课教师,在北大校史上有一份1918年的课程表,其中预科国文部分:
 
北京大学1918年课程表(局部)
 
  预科国文是大学国文的前身,后来取消预科,预科国文遂演变成大学国文,再后来重开大学语文课,大学国文乃演变成大学语文。在这份课程表上,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都可算章门学派,刘半农虽不入章门学派,但他和章门弟子往来密切,互称同志,当年他与钱玄同合演双簧,是轰动一时的事,他的《应用文之教授》,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实验报告,就是和沈尹默合作的成果,关于这个结论,可参笔者和浙江工商大学冯文丽合写的《最早的大学语文实验报告》一文。后来,在抗战时期(1942年),民国教育部组织专家研究全国各高校大学国文教材,制订统一标准,就以浙江大学为代表之一,认为浙大教材坚持较高的标准,不迁就学生的程度,值得参考(见笔者《现代大学国文教育》一书中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一篇)。由此可见,我们提出建设浙江流派的大学语文,是有历史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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