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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争议四十年的大学语文——课程名称之争及其流变
【时间:2017/12/6 】 【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0月第33卷第5期 】 【作者: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公共教学部(天津) 张颖】 【已经浏览1219 次】

    摘要  文章回顾了大学语文课程自恢复设课以来在不断变化的宏大背景下走过的艰难历程以及折射在课名上的种种现象,文章认为课程名称上自信心的缺失反映了人们对时代不断变化的需求认知不足,因此不能主动地去应对挑战,调整自己,修炼自身。旨在自身强才能名称强,自身强,才能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中,真正发挥大学语文课程独特的职能,实现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关键词  大学语文;课程名称;通识教育

    大学开设语文课程始于1904年,当时称之为中国文学,后改称国文。1938年至1950年称之为大一国文,1952年因院系调整而停开。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与华东师大徐中玉教授的倡导下,由南京大学率先恢复大学语文课程以来至今已有40年,但如今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尚存争议。在名称的形式上也不统一,存在《大学语文》、“大学语文”和大学语文三种写法。前两种是不同的高校用来指课程的写法,取消书名号和引号时则有时指学科,有时指课程。本文采用第三种写法,但只指课程,更改后的其他名称也不用标点符号。本文将文革后恢复设课至今从大学语文课程所承担的使命将其走过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至90年代中期的补课期、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十年中期的素质教育期和21世纪前十年中期至现在的通识教育期。下面就三个阶段中大学语文课程的名称之争进行讨论。

一、1978年至90年代中期的补课期

    文革使全国的青年失去了理应受到的正常教育。1972年在北大、清华试点招生的基础上全国大面积招收的大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以北大为例,1970年北大试点招生共招收正式生2392人,入学时的文化程度分别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失成为凸显问题,补课成为当务之急,1973年对于进校后的学生就专门安排了半年的文化课补习。因此1978年恢复设置的大学语文课程,也承担着文革后的“补课”任务,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即语(口头)文(文字、文章、文学、文化)能力,使其能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1980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倡议下,全国有二十所高校参加的“大学语文教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对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制订了教学大纲,拟定了教材篇目,成立了以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为主编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还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1981年徐中玉主编的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大学语文课程出现了可喜的发展势头。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非常明确和一致,就是要通过补课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因此在课程名称上没有任何歧义。

二、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十年中期的素质教育期

    到了90年代中期,新入学的大学生已基本上是文革后出生的,“补课”的使命已然完成。人们开始深入思考大学语文课程此时的使命。人们逐渐认识到学生的整体素质亟待提升。但大学语文一门课程似乎难以独担重任。人们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认知出现了差异,对其职能的认同出现了分歧。出现了“文学说”、“文学史说”、“人文说”、“文化说”、“工具说”等。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学语文教材的品种日益增多,内容出现各种差异。有的侧重文学欣赏、有的侧重人文素养、有的侧重各类应用写作……。课程性质认同上的差异也引发了课程名称上的变化。出现了以“大学文学”、“大学人文”、“应用写作”、“大学语文与应用文写作”等。

    1996年6月教育部高教司为徐中玉、齐森华任主编的全国组编教材《大学语文》撰写“出版前言”,指出“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是大学生文化素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还设想将来“对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在入学之后进行大学语文水平测试,在毕业时进行大学语文合格测试”[1]。1999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2]。2003年4月13日清华新闻网记者李鹏翔报道,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暨基地建设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53所高校(含共建)的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13日被教育部正式授牌。李鹏翔还报道早在1995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高等学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1998年冬,在试点的基础上,教育部成立了“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同时批准建立包括53所院校在内的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3]。

    素质教育的重任显然不能只落在大学语文一门课上,因此出了一些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取代大学语文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大学语文课程存在的价值。但大学语文确实不是一门普通的课程,它涵盖文、史、哲、经、政等各学科的内容,作用胜过多门素质课的总和。为了拯救大学语文,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李瑞山教授、副校长陈洪教授和东南大学的王步高教授等提出“课程体系”说,但只有极少数院校围绕大学语文设了几门相关课,如王步高在东南大学开了3门诗词格律与创作方面的课,绝大多数学校无力响应,“课程体系”流产。2004年2月19日《光明日报》记者邢宇皓在《人民日报》发出“大学语文遭遇尴尬”的感叹。《中国教育报》记者黄蔚也于5月14日撰文“大学语文:何时走出尴尬”。早在1986年3月,匡亚明、徐中玉和候镜昶就在《文汇报》发文,呼吁大学语文应该视为独立的学科。1990罗紹权也从课程地位、师资队伍、教材建设、课程管理和学生态度对大学语文的潜在危机进行了剖析,提出学科建设是消除危机的出路[4]。但学科建设虽多次呼吁,最终还是因达不到国家规定的硬性要求而无望。

    为了拯救大学语文,学者们将其提到了母语高等教育的高度。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宁教授将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提升至高级母语教育与人文素质的第一课的高度,首次提出“高级母语教育”[5]。2006年东南大学的王步高为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主编的论文集中称其为“大学母语教育”。认为中国的大学母语教育应以大学语文教育发展为龙头,多门汉语言课程共同发展。狭义上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广义上指一切能够提高学生汉语言能力的教育活动,承载着对中华文化传播和推广的重任,相当于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文学素质教育的系列课程[6]。首次提出“母语高等教育”的是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李瑞山教授。他对其所下的定义是特指高等学校中面对全体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汉语文教育,即1978年以来所习称的大学语文及其他相关课程为主的教育教学活动[7]。李瑞山、迟宝东依然认为大学语文属于高等院校本科教育计划中的一门课程,课程性质为以经典的或优秀的母语即汉语文本为材料、以阅读解析鉴赏为主要方式、注重学生素质提升的教育教学活动[8]。但母语教育的三种提法却无法取代大学语文课程的名称。上升至母语高等教育实则是想获得国家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与支持,但母语高等教育不能仅限于一门课,实乃在危机中求生存和发展之牵强之举。

三、21世纪前十年中期至现在的通识教育期

    始于2004年的“中国文化论坛”首届年会于2005年在北京香山召开,汇集了最顶级的200多名教授经过3天的讨论,对中国大学如何开设通识课程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2007年开始,现任清华大学新雅学院院长的甘阳教授受“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委托,在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下开始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暑期讲习班”,首届讲习班于2007年在清华大学举办,以后分别在汕头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举办,至今已举办九届。2015年11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校共同发起,在上海建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2017年8月第三届北大年会时已发展成有44所高校加盟的一个发展势头强劲的高端组织。校长、顶尖专家们每年聚会,对话通识教育与“双一流”建设,切磋通专融合的办学道路。北京大学教务部2015年秋季学期汇集了北大各院系的教学名师及助教团队,为助力于培养引领未来的北大青年,推出了中国文明及其传统、西方文明及其传统、现代社会及其问题和人文艺术与自然四大系列通识课程,其中13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大学国文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开的唯一的一门课程[9]。笔者于2017年9月9日网查所得目前为A-F六大系列,共328门。核心课已增至29门,中文系共开5门核心课,除大学国文外,还增加了“唐宋诗词名篇精读”、“国学经典讲论”、“古代小说名著导读”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选讲”。大学国文“课程介绍”中明确描述其性质“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最基本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与汉语写作能力与表达能力的最基本途径。”“将围绕培养目标,对学生在中外文学作品赏读,汉语言表达能力与写作能力,以及口才表达能力等方面进行系统培养与训练。”大学国文的“课程简介”中明确标明为原大学语文的替代课程,为大部分理工科院系的必修课程和其他院系的选修课程[10]。

    清华大学2014年成立新雅书院,以“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渗透”为宗旨,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为导向,培养志向远大、文理兼修、能力突出、开拓创新的精英人才。学院开设人文和数理两大类通识课程,其中人文通识课程有“新生研讨课、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科、科学”7种共27门课[11]。但大学语文没有列在其中,而是列在了教育部1999年批准首批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百度上查得基地隶属人文学院系所中心主页,但人文学院主页上找不到该链接,用“附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列表.PDF”在清华主页搜索得到《化工系2014级本科教学手册》的“附: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列表”,其中列有大学语文课程,开课单位为人文社科学院,学分为2[12]。

    复旦大学目前实施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方案包括六大模块,即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学精神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中山大学从2009学年度开始,推行“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方案,规定全校本科生必须选修16学分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课程分为“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类基础与经典阅读”四大类。2016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促进包括通识课、专业课在内的各类课程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挖掘和充实各类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改革教学方式方法,广泛开展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13]通专融合的教育实践已经在中国大学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通识教育浪潮兴起的先驱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还继续称大学语文,作为公共必选课。但北京大学2015年秋季将大学语文改回大学国文,被纳入通识教育核心必修课程中。北大为何更改名称?一字之差是否表示北大人对培植中华民族本根的醒悟?恢复“国”字标识是否更能激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爱国情怀,更能唤起我们潜意识深处对国家民族尊严的认同感?

    台北大学中文系主任马宝莲副教授在南开“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上介绍说,台湾一直称为国文或大一国文。在大法官释宪以前(1949-1996年1月),国文属共同必修科,必修八学分。1996年2月1日,大法官释宪必修违法后,课名、学分数、学期学年制、教材呈现了多元现象。1997开始出现通识课程,继而陆续成立通识教育中心。2006年至2010年实行“通识教育为核心的全校课程改革计划”之初,出现两种做法:一是将国文教学纳入通识博雅教育之中(如台北医学大学),一是作为语文基础学科,大一国文与通识教育课程平行(如台大、台北大学),归属中文系,无中文系的归属共同科。改革第二阶段,通识课程成为全校核心课程。改革第三阶段大一国文成为改革对象。各大学的做法不尽相同。台湾大学作为共同必修科开设国文上和国文下各3学分,共学习一年,分文化经典、古典小说和现代文学。政治大学要求学生从“国文-古典诗选读”、“中国语言文字名作选读”等8门国文课程中必修4学分,之后要求从“进阶国文-原住民文学”等3门课程中修读2学分。台北大学一直作为共同必修基础课程开设“大一国文”原为6学分,2016年起改为4学分。2014年起提供带主题的课程,如“大一国文:经典阅读与诠释”供学生志愿选课。在大力提倡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大学国文在台湾高校中的地位还是比较稳定,除交通大学取消该课程外,其他都要求2-6学分,而且作为公共必修课。台北大学大一国文的教育目标是:统整语文能力、增进写作能力、广植文哲涵养、深耕问学能力、精粹思辨能力、激发多元潜能[14]。

结 

    大学语文课程的命运为何如此多舛?在名称上求助于改名说明了什么?大学语文在80年代出现小繁荣;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前十年的中期,素质教育带来生存危机;21世纪前十年的中晚期备受冷落,不仅没能达到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所要求的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课程还被取消、课时遭削减,乃至近年来在通识教育的强大攻势下地位几乎近于迷失的可悲境地。究竟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大学语文的性质、设课目的与担负的使命是最关键的因素,大学语文课程走过的坎坷轨迹反映了人们对这些决定因素的认知和探索的艰难过程。无论形势如何发展,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中却找不到完全能替代它的一门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有其独特的性质与使命,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精神财富,涵盖历史、政治、文学、哲学等所有学科,它不仅限于知识的领悟和语言能力的完善,更重要的是注重思维品质的提升、灵魂的净化、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值得注意的是它在不同的阶段,性质、设课目的与担负的使命是要与时代的发展密切配合的,应该审时度势,不断清醒地意识到不断变化的时代的更高的要求并承担起各个阶段的不同的使命。

    80年代,由于文革后百废待兴,大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影响到高等教育的正常开展,1978年4月,苏步青在就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发表的就职宣言中说:“如果允许复旦单独招生,我的意识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科目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15]当时的大学语文承担了“补课”的历史使命。其课程性质侧重知识技能。但90年代中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已成为突出的问题,醒悟到应该侧重素养教育了。21世纪前十年中期至现在,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以来,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大学应该培养的是邓小平早在1983年就提出来的“立足传统,面向现代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立足当今,面向未来”“懂人生、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北大校长林建华在2017年8月22日北大“第三届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上发言用词)的卓越人才,能够凭借其通才+专才的整体优良素质并拥有体现中华民族之魂的精神财富,主动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并立于不败之地的优秀人才,这才是大学精神。大学语文的根基是上下五千年、涉及各个领域带有中华之魂的灿烂瑰宝,这是其他任何一门素质教育课程和通识课程都无法代替的。在全球化大趋势的当下,在通专融合的热浪中,对大学语文应该认真反思,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与时代合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如何改变才能与时俱进,教师的素质如何提高才能求精,精品课、精品教材、精品学生。大学语文当自强,自身强名则强,自身强,才能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两个一百年的宏大背景下不断发展壮大,充分履行其职能,为中华民族昂首屹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辱使命。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徐中玉,齐森华.大学语文[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6第1版:“出版前言”.[2017-09-15].http://www.eyjx.com/view.asp?id=7686.

    [2]教育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EB/OL].1999.6.[2017-09-15].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77/200407/2478.html.

    [3]李鹏翔.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被教育部授牌[EB/OL].清华新闻网.2003-04-14.[2017-09-15].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thun-s/10303/2011/20110225231334453434876/20110225231334453434876_.html.

    [4]罗绍权.大学语文课的回顾和前瞻[J].唐都学刊,1990(2):85-89.

    [5]王宁.高级母语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第一课——谈大学语文课程的准确定位与教改实验[J].中国大学教学,2004(6):21-22.

    [6]王步高主编,《大学母语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李瑞山.母语高等教育意义论要[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33-35.

    [8]李瑞山,迟宝东.母语高等教育状况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之一节[R].李宇明主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7)(上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9]北京大学教务部.【通识教育】北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简介[EB/OL].2015-10-29.[2017-09-12].ht-tp://pkunews.pku.edu.cn/xwzh/2015-10/29/content_291143.htm.

    [10]北京大学通识教育[EB/OL].[2017-09-12].ht-tp://dean.pku.edu.cn/tongshi.php.

    [11]清华大学新雅学院人文通识课程[EB/OL].[2017-09-15].http://www.xyc.tsinghua.edu.cn/publish/xinya/10637/10637/1504680500678.pdf.

    [12]清华大学《化工系2014级本科教学手册》附表: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列表[EB/OL].[2017-08-05].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shss/4587/2010/20101226165111199926498/20101226165111199926498_.html.

    [1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高〔2016〕2号)[G].2016.7.

    [14]马宝莲.台湾「大学语文教育」的过去、现况与未来——个人观察报告[R].2016-10-23.全国大学语文教师群.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六届学术年会胜利召开,2016-10-25.[2016-10-31].http://www.eyjx.com/view.asp?id=7676.

    [15]何二元,黄蔚.母语高等教育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8.

(责任编辑: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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