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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全之:鲁迅的“硬译”:一个现代思想事件
【时间:2017/4/3 】 【来源:《粤海风》2007年04期 】 【作者: 张全之】 【已经浏览1228 次】

    鲁迅不仅是具有原创性的作家、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而且也是伟大的翻译家。相对于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他的文学翻译似乎留下了太多遗憾,成为其文学事业的“软肋”。尤其他所坚持的近乎“硬译”的“直译”笔法,历来为人诟病,即使那些想为鲁迅辩护的人,也常常难以自圆其说;而那些指责鲁迅翻译的人,总是显得理直气壮,信心十足。

    这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鲁迅的译文有太多让人不敢恭维之处。当年梁实秋从鲁迅的译文中挑选出了三段文字,作为抨击鲁迅“死译”的证据,其中第一段是:

    这意义,不仅在说,凡观念形态,是从现实社会受了那惟一可能的材料,而这现实社会的实际形态,则支配着即被组织在它里面的思想,或观念者的直观而已,在这观念者不能离去一定的社会底兴味这一层意义上,观念形态也便是现实社会的所产[1](原文出自鲁迅译的《艺术论》,今据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文集》,第一卷,348页)

    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仍觉晦涩,难怪梁实秋说:“专就文字而论,有谁看得懂这样希奇古怪的句法呢?……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2]梁实秋批判鲁迅的翻译固然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用心,但他对鲁迅译文句法的批评,并非是无的放矢。后世学者从鲁迅的译文中找到了这样的句子:

    这时候,要来讲助那识别在三次元的空间的方向的视觉底要素的相互的空间底距离的,谁都知道的眼睛的构造,大约是没有必要吧。[3]
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初学翻译的学生,也未必能译出这样的文字,但在鲁迅这里,类似这样的句子并不罕见。熟悉鲁迅译文的人也都知道,这是典型的“鲁迅译法”。对于这种晦涩深奥的文字,有人跳出来指责,也是情理中的事。所以除梁实秋外,林语堂、瞿秋白等,都对鲁迅的译文提出过批评意见。那么,鲁迅本人对自己的译文是何态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译文也不满意:

    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4]

    在其他文章里,他也多次说自己的译文“拙劣”、“冗长而且费解”,这说明他对自己译文的缺点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不标榜自己翻译的功绩。但另一方面,他对来自“论敌”的批评颇为不满:“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5]言语中透出难以掩饰的怨恨和讥讽。而对梁实秋的反击,更是带上了强烈的个人情绪。

    鲁迅一生常常陷入论战的漩涡,在后世学者眼中,鲁迅的立场多是正确的,他对论敌的揭露也是深刻而有力的,但在他与梁实秋有关翻译问题的论战中,人们发现他对梁实秋的反驳存在着避实就虚、转移论题之嫌,所以有人评价说:“鲁迅为‘硬译’的辩解并非没有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并不足以掩盖他在翻译苏联文学批评上的生吞活剥造成的缺憾。如果说陈西滢将治学严谨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说成是抄袭之作是对鲁迅的一种冤枉,那么梁实秋对鲁迅‘硬译’的批评的确戳到了鲁迅的痛处。”[6]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鲁迅的译文的确问题多多,而他的反评又未能提供富有说服力的陈辩,就必然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

    鲁迅是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完全有能力将译文表述得简洁、雅驯、流畅;他精通日语,完全具备理解日文文本的能力,可为什么会译出如此诘屈聱牙的文字呢?痛贬鲁迅翻译的梁实秋也曾有过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人人知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练、流利,而没有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但是他的翻译却离‘死译’不远了。”[7]梁实秋抓到了问题的要害,但他没有对此进行解释,而是转向了对鲁迅的批判和攻击,所以在梁实秋这里,这一谜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新时期之后,鲁迅研究渐成显学,鲁迅的翻译也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鲁迅翻译中的这一谜团仍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鲁迅翻译的认识和评价,形成了四种主流观点:

    一、从中国翻译史的角度,高度评价鲁迅的“直译”理论及其在翻译史上的贡献,认为在晚清意译风气极为盛行的时代,鲁迅对“直译”的执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着眼于晚清译界的混乱局面,高度评价鲁迅(及周作人)对直译的自觉坚守,并不为过。但这种史学视野,也必然会忽视鲁迅具体译文中存在的问题[8]。

    二、认为鲁迅的译文的确存在着问题,梁实秋等人对鲁迅翻译的指责“确戳到了鲁迅的痛处”。[9]而鲁迅对梁实秋的反批评“无法给对方以有力反击”,“作为局外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证实这种‘硬译’观点,……才屡屡招来梁实秋充满敌意的笔伐,才使自己在历次论战中似乎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就此看来,鲁迅在这场论战中持迂回暧昧的态度的确令人捉摸不透”。[10],鲁迅对“直译”的执著,变得暧昧不明、不可理喻。

    三、从政治角度高度评价鲁迅译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梁实秋通过攻击鲁迅的翻译,向国民政府暗示鲁迅的左派立场,想置鲁迅于屠刀之下,而鲁迅“也同样地利用了翻译的标准作借口,攻击一些在政治上他不能认同的人”。[11]由此,王宏志得出结论:

    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虽然以翻译标准作包装,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一个双方相互攻击的切入点,他们始终没有从学理上去尝试解决问题,却出现了猛烈的人身攻击,这是其他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所没有的。结果,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翻译标准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却牵涉到了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问题,以至“武装保卫苏联”、“去××党领卢布”、“‘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都出来了。这可不就是“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意思吗?[12]

    四、从语言变革(或中国语言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鲁迅译文的现代意义。鲁迅在谈到自己的翻译时曾说:

    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文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13]

    所谓“能力不够”,自然是谦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梁实秋当年紧紧抓住这一点,对鲁迅进行笔伐:

    鲁迅先生说“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是使他的译文“艰涩”的两个原故之一,照这样说,中国文若不改良,翻译的书总不能免去五十分的“晦涩”了。……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14]

    在梁实秋看来,鲁迅无疑是在为自己寻找托辞,而且是一个难以成立的托辞。后世学者没有梁实秋那么武断,而是结合中国近现代语言变革的历史,从学理层面对鲁迅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王宏志认为,中国自晚清以来,“不少人便认为中国语文是中国积弱的主因,于是有改革语文的声音,甚至有废除汉字和汉语拉丁化的要求”。[15]而鲁迅的“硬译”正是这一语言变革工程的一部分,他译出的那些生硬的句子,是为了给汉语输入新的语法和新的表达方式。这种论析是契合鲁迅从事翻译的动机的。他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表白:“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16]通过这样一个选择、淘汰的过程,那些有“不顺”到“顺”的句子、句法,就会给汉语带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表达式,所以鲁迅自己承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17]这说明,从中国近现代语言变革的角度来考察鲁迅译文的特点,是基本符合鲁迅的本意的。

    以上四种观点看似很全面,其中也不乏慧见与卓识,但细读鲁迅的翻译以及鲁迅有关语言变革和论述翻译的文章,就会发现,鲁迅在翻译文体中有意凸现的那些生硬的句法,不止是为了中国语言的现代化,还有着更为深远、更为深邃的动机和期待。也就是说,在讨论鲁迅的翻译问题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论的视域,而应该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体框架中,方能理解其中深意。

    自近代开始,有关语言变革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问题,而是一个有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一个有关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问题。晚清知识分子曾经尝试创立拼音文字,或采用世界语、罗马字母等等,都是基于对民族国家生存危机的焦虑,都有着深刻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思考。所以,自近代以来,丑诋汉字、贬斥汉语的情绪,一直在激进知识分子群体中弥漫着,到“五四”时期达到高峰。钱玄同继承晚清士人——尤其是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激进语言观,重提“废除汉字”一说,一时耸动视听,应者甚众。《新青年》上关于世界语的讨论,就是这一思潮的集中反映。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新潮社”傅斯年也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中国文学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汉字成为阻碍民族进步的绊脚石,成为亡国的“罪魁”。身处中国近现代激进文化潮流中的鲁迅,也成为攻击汉字的激进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汉字就是国民身上的一个“结核”,如果不加废除,就只有我们自己死。甚至还说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这种情绪集中体现在他的翻译活动中。鲁迅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开始,就赋予翻译十分崇高的使命,甚至不免超出了翻译本身所能承载的范围。细读鲁迅为《域外小说集》写的那篇简短的序言,就能看出这一点。他先是强调《域外小说集》的特点:“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这是强调自己的“直译”。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弗失文情”的直译,使“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18]这显然有点过甚其辞:就那么几个短篇小说,即使用了“弗失文情”的译法,也未必能达到如此效果。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翻译(直译)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翻译本身所能包含的内容,上升到一种思想文化的高度。从这时开始,他就始终坚持这种“直译”的方法,且越来越走向极端,出现了大量的“硬译”,招致了一些人的围攻。

    从鲁迅“直译”(硬译)的根源来看,单纯从翻译技巧层面,或单纯从中国近代语言变革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硬译,都未得其精髓,只有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讨论,问题才会看得更清楚。

    作为一位用母语创作的作家,鲁迅必须恪守母语的规范;但作为一位翻译家,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因为当他从事翻译的时候,汉语与外语处于并置状态,也是一种对比状态,这时他对汉字的不满情绪就会变得难以克制,所以他从事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印证汉语劣陋的过程,于是他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汉字的厌恶和不信任。鲁迅指出:

    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病不是空想的事情。[19]

    从汉字的不精密,说到脑筋的胡涂,也就从语言层面跃居到了思想层面。而翻译,被当成了救治脑筋胡涂的良药,承担了思想启蒙的重任,“不但移情,也要益智”。[20]

    鲁迅借翻译来救治国民精神的良苦用心,使他的翻译行为出现了分裂。看上去,他是在努力将外语变为汉语,而实际上,他是在将汉语变成外文。也就是说,当他从事翻译的时候,为保持原文“精悍的语气”,他不惜将汉语撕成碎片,强行按入外语的“水槽”,使汉语变得磕磕绊绊,有时难以卒读,这是对汉语的一种“牺牲”和“惩罚”。在这里,汉语的主体地位荡然无存,而外语的规范、程式,成为汉语重新组合的尺度,这就是他说的:“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21]在这个过程中,他能体会到那份“与黑暗捣乱”的快意。

    梁实秋在谈到翻译时曾经说过,那些通顺的翻译即使不准确,读后也能使人落个“爽快”,鲁迅针对这一论调,解释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22]他似乎在有意地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以引起他们的憎恶与愤恨。那么鲁迅想让读者愤恨什么呢?——译者?译文?还是汉字?恐怕最后一个选项才符合鲁迅的本意。大概在中国翻译史上,还没有一位译者像鲁迅这样,向读者的阅读能力挑战。这看上去是跟读者过不去,而实际上是为了挑起读者对汉字的不满,以建立改良(或废除)汉字的同盟。鲁迅的这种隐秘期待,坚定了他从事“硬译”的信心和勇气,所以即使为人非议,也始终不改其志: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坚持“硬译”的一个原因。[23]

    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会无法克制地将自己的思想贯彻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纵然为千夫所指,也在所不惜,这不正是鲁迅的性格吗?
 
[1]原文出自鲁迅译的《艺术论》,今据梁实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文集》,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第1卷348页。
[2]《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文集》,第1卷347、349页。
[3]这段话出自鲁迅翻译的《艺术论》,此处转引自王宏志《能够“容忍多少的不顺”——论鲁迅的“硬译”理论》,《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下同),第218页。
[4][5][17][19][22][23]《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210、342、383、382、197、210页。
[6][9]高旭东《论鲁迅梁实秋论战的是非功过》,《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7]《梁实秋文集》,第1卷347页。
[8]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包括硬译),充分肯定鲁迅译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仍然在鲁迅翻译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此类成果代表性的有郑海凌《关于“宁信而不顺”的艺术法则——鲁迅译学思想探索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陈福康《论鲁迅的“直译”与“硬译”》(《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3期)等论文,已出版的多部研究鲁迅翻译的论著,也充分肯定了鲁迅在翻译史上的成就。
[10]刘福全《鲁迅、梁实秋翻译论战追述》,《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第16卷第3期,2000年7月。
[11][12][15]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 1999年版,第258、264—265页。
[13][18][21]《鲁迅全集》,第10卷299、155、245页。
[14]《梁实秋文集》,第1卷349页。
[16]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383页。
[20]《鲁迅全集》,第6卷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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