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届大学语文年会，都会听到大学语文是课程还是学科的争论，这一方面反映了大学语文课程开设已是一个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门课程的学科理论建设仍然缺席。

    大学语文学科理论框架是什么样的？谁也没有见过，我只能说说我见到的这个学科已经有的与尚没有的东西，我最近刚刚完成《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一书，作了一个图，大致可以表示这个意思。

     下面围绕这个图说一说。 

一、大学语文资料汇编整理 

    理论研究，要从资料工作出发，王力先生说：“我们搞科研，要先用归纳，再用演绎，不能反过来，一反过来就坏了”“要从大量具体的材料中去归纳，从个别到一般”。所以在常规的学科理论建设中，资料工作总是处于金字塔的塔基，为整个研究奠定厚实的基础。但是上面这个图显然是一个不正常的倒金字塔结构，本该最厚实的部分偏偏最薄弱，甚至缺失。所以，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的第一步，应该是学科理论资料的汇编。

    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课，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清末民初大学预科国文（1904—1922）；2.民国大一国文（1922—1949）；3.港台大一国文（1949—今）；4.大陆高校大学语文（1979—今）。每个阶段都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但是至今都还没有人系统搜集整理。笔者近年搜集整理民国大一国文资料，希望能填补一点空白。当然还是很不够的，每一个阶段都应该有人搜集整理，即使是民国阶段，笔者搜集的也只是挂一漏万，还有很多没有搜集到，即使是已经搜集到的一百多篇，也还有很多没有时间校勘录入。一百多年的历史资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体同行们一起来做。真正呈现的成果，大概应该是系列丛书的规模，即《清末民初大学预科国文资料汇编》《民国大一国文资料汇编》《港台大一国文资料汇编》《大陆高校大学语文资料汇编》《百年大学语文资料汇编》，这样完整的资料研究成果。做法上，编年体的，专题分类的，资料加研究的（笔者刚完成的《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就是这样性质），各种各样的做法，可以不止是一套。这一步工作不完成，后面的研究都只能搁置。很难想象，假如中国语文学科没有《二十世纪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中国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汇编》《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等这些资料工作的准备，今天语文学科成千上万的著作和教材能够编撰得出来。

    设想很宏伟，操作很困难，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费时费力，工程浩大，而如今的高校教师科研考核中可能还不被算作学术成果。大学语文本来就面临发论文难，申报课题项目难的尴尬处境，大学语文资料研究更是难上加难，这事也就适合我这样退休的人来做，因为已经不在乎科研考核之类的体制内规定。但是为了要有研究与出书的经费，仍然不得不向体制低头，我从2013年开始进行“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三年中就这一选题不断申报国家课题、教育部课题，甚至省级课题，都未能中标，自己学校每年获取的课题指标，在职教师都不够分配，学院也回复我说：“关于退休老师的出差、出版等经费，学校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经费预算”。如今全书已经完成，却因为没有出版资金找不到出版单位或合作单位。不过柳暗花明，几天前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公司将我这本书列入出版计划，能够免费出版。我前几年去宁波大红鹰学院建“大学语文研究所”，就感叹“礼失而求诸野”，如今更生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浩叹，也证明了我前段时候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的：今天香港、台湾方面虽然有少数人在搞“港独”“台独”，但是还没有人敢公然取消大一国文这门课。如今看来，在大学语文研究方面，他们也比我们要更重视。不过我最终没有签约，因为这家出版社是以专辑形式出版并主要提供世界各图书馆的，没有单册零售，这样最需要这本书的大学语文教师们反而会看不到，所以还要找找更合适的出版途径。我在年会论文里说这个事，是希望学会能为之呼吁和提供帮助。

   附：《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目录

    1学务纲要：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1904）

    《学务纲要》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文件。“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一节清楚地表明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大学语文就是与中小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重要课程。

    2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节选）（1905）

    “大学预科国文”是“大一国文”的前身，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是为优级师范科编写的“大学预科国文”教材。这是最早的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却为“中国文学史”这个标题所误。

　　3唐文治：《国文大义》附录“交通部公函”（1913）

　　唐文治函交通部转送教育部的《高等国文讲义》，是为南洋公学编写的大学国学教材。附函痛陈国文教育之重要，“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此语最为痛切。

　　4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1918）

　　此文为应用文写作的名篇，实际上它还是北京大学预科国文的一篇教学实验报告，很可能还是中国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论文。报告在文学革命的背景上提出大学国文应以应用文教授为主，非常耐人寻味。

　　5刘其宣：论理化博物两部预科皆有国文科（1919）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一篇研究大学国文与具体专业学习关系的论文，文章以为居今日而从事理化博物，则文字之用为尤急。作者只是一年级学生，然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6汪鸾翔：我对于国文改良的意见（1920）

　　一个旧学新学俱佳的教师，一个享有盛誉的清华校歌作者，作为国文教师却不被尊重。此种怪事延续百年，今已司空见惯，莫非今天我们还要“以儒为戏”？

　　7梁实秋：国文堂秩序纷乱的真因（两篇）（1922）

　　清华是用庚子赔款举办的一所旅美预备学校，重英文轻国文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今天许多并非“旅美预备”性质的学校，国文教学为何也成问题？此中的“真因”又是什么？读这两篇文，不知能否有所启发。

　　8王造时：提高清华国文程度（1922）

　　当年清华国文问题的讨论，颇似今日大学语文热议。本文提出的“人的问题”“课程问题”等六条意见，今天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作者另一篇《教授国文的我见》也值得一读。

　　9 《清华周刊》编辑部：清华学生国学调查（1924）

　　上世纪20年代初，清华学生围绕国文课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本文就是一份总结性调查报告。这是民国时期最详细的一份大学国文调查报告，无论是调查的方法还是报告的内容，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10王信吾：我校的国文问题（1925）

　　南洋公学是一所工科大学，此文对国文课的定位：国文不是美术，国文不是古玩，国文不是贵族阶级的衣裳；国文应是适用的、科学的、救国的、平民的——这些见解很值得今天理工科大学借鉴。

　　11陈柱尊：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1930）

　　这是一则重要的历史资料，说明在上世纪30年代，不但有大一国文，还有大二国文、大三国文。所以“基本国文”这个叫法要比“大一国文”更加准确一些，当年也很普遍。

　　12孙俍工：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1931）

　　这是一篇大中衔接的研究文章。文章认为一个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对于国文应有一个完全的有系统的认识与理解，并提出了从中学起到大学止国文教材应该怎样联络与支配的具体的方案。

　　13周作人：杨柳（1935）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作者把新文学精神带到国文教学中，反对学生做滥调古文，主张贴近生活，认为赋得杨柳就是好题目。同时还提出国文不是国学，不要弄到哲学和文学史的范围里去。

　　14吕思勉：论基本国文（1938）

　　本文认为“较后的语文，其根原，都在较早时期的语文之内”，故“大一国文”当学习“基本”的国文，如先秦西汉时期的经、子和《史》《汉》及唐以后的八大家之说等。

　　15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节选）（1939）

　　此文包括《近代文编》和《学文示例》两种大学国文教材的两篇序文，专讲这两种教材的编写旨趣。这旨趣后来还扩大为一本专著——《语文通论》，几乎可以成为谈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理念的专著。

　　16胡山源：论大学一年级国文（1939）

　　这是最早把“大一国文”放在部颁大学科目表框架背景上进行讨论的文章，由此奠定了其后整个40年代“大一国文”讨论的基本格局。

　　17叶圣陶：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0）

　　本文认为“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添设的原因是“因为大学新生国文程度差”。本文还认为“大学一年级，除了国文系，本来没有国文课程”。这两个判断都很值得商榷。

　　18钱基博：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1941）

　　这是一篇“大一国文”始业课讲话。本文为我们示范了什么叫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同时也示范了如何进行大学语文课始业教育。

　　19黎锦熙：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

　　大学国文之统筹，即统编教材与补充教材之统筹，大中小学国文教材之统筹，亦即今日“大中衔接”之思想。大学国文之救济，分根救、补救、抢救。这些思想和措施对今天大学语文很有启发。

　　20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1942）

　　本文做了大量统计，结论是：各校“大一国文”教材选篇没有统一标准，所以很有必要搞一个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至于这个“选目”仍不适用，那是因为取消大学预科导致大学一年级生国文程度低落。

　　21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

　　本文认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大学国文就应悬训练阅读和写作两种能力为标准”，并据此对部颁“大一国文选目”提出质疑。

　　22朱自清：论大学国文选目（1942）

　　本文为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辩护，认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所以教材只能是“重古”的，至于语体文，可以在课外阅读弥补。这样的辩护并不符合作者一贯立场。

　　23魏建功：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1942）

　　本文回应朱光潜的批评，认为大学国文形式方面主要的是语文训练，内容方面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中国文学，重内容就必须多选文言文——以此为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辩解。

　　24阮真：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1942）

　　本文也不赞成部颁“大一国文选目”，认为部定教材标准过高，绝对不适合于学生实际程度。文章认为大学基本国文应以白话文为主，并提出“作文法的读法教学法”，即“以教作文之观点教读文，以教读文之依据教作文”。

　　25姜亮夫：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

　　文章指出“大学一年的国文，目的是在训练学生能去自己读中国文化中所必读的书，能写清顺的文章，都是偏于工具技术的训练”，至于“思想训练，也已有‘论理学’‘哲学’等科目负责”。

　　26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1944）

　　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大学采用复古倾向的“部定”大学国文教材，作者以此文向教育部叫板，替大学生们喊出“他们不能”！文章把“大一国文”纳入“新文学进大学”的宏观框架，引起广泛关注。

　　27丁易：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6）

　　《国文月刊》39期、41期连续发表了丁易的《论大学国文系》和《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两篇文章本无直接的联系，但在“新文艺进大学”的讨论中发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从此两大主题合二为一了。

　　28李镜池：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1947）

　　本文作者编有多种中学国文和大学国文教材，具有“大中衔接”的眼光。本文讨论了国文标准、教材范围、师资问题等，其中对三种教材的评介，更是民国时期“大一国文”不可多得的书评。

　　29叶竞耕：文言文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训练价值（1947）

　　本文是第一篇似乎也是唯一一篇在标题上出现“大学语文”的民国论文，虽然可能只是“大学”的“语文教学”的意思，还不能算是正式的学科命名，但也隐约透露出从民国“大一国文”向日后“大学语文”转变的消息。

　　30邱椿：大一国文的价值之检讨(1948年)

　　本文概述了人们对“大一国文”价值的看法。作者看似述而不作，实际在四种价值的排序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大一国文”的价值依次为：社会的道德的价值、审美的娱乐的价值、实用的职业的价值、形式陶冶的价值

　　31徐中玉：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

　　徐中玉是民国“大一国文”最后一位研究者，三十年后又成为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的倡导者之一，并在其后三十年里成为大学语文的领军人物。徐中玉的存在证明了民国“大一国文”和今天大学语文一脉相承的联系。

　　32余冠英：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1948）

　　本文以清华的“大一国文”教材为个案，总结了民国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文言文语体文应该兼顾，最好能有文言语体两套教材。 

二、大学语文学科理论专著撰写 

　　大学语文前一百年（从1904年算起）都没有出现任何专著，直到2007年才有湖北彭书雄的第一种专著，这是任何其他学科都没有的事情，也是导致人们质疑大学语文是不是一门学科的原因之一。记得30年前，也就是1986年，匡亚明就和徐中玉、侯镜昶联名发表《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文章，匡亚明先生是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不但是南京大学校长，也是可以代表国家教育领导的，延安时期他是和毛泽东住隔壁窑洞的。新时期开始，匡亚明以他的资历与威望，力推两个学科：一个是大学语文学科，一个是人才学学科，匡老为这两个学科说了不少话，写了不少文章。这两个学科的诞生，及其后成立全国性学会，都在同一时间，也就是1979年到1981年之间，但是过了10年后再看，根据新华社1989年12月29日一则报导称: 

　　“10年来，全国已成立了25个人才研究所，17个专门性的人才研究实体机构，已有100多所大学开设了人才学必修课，已出版了一百多种人才研究书籍，创办了数十种人才报刊杂志。《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1982年版，已将人才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正式列入编目，列在“社会科学总论”栏中，编号C96，全国各图书馆均已按此编目。” 

　　看了这个例子，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学科理论建设”了吧？相比之下，我们大学语文尽管有多出人才学科70多年的历史，但是除了开课学校和编写教材比他们多，真正学科建设和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工作，已经远远落在后面，有些事情，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时段，譬如申办刊物，我们也是从首届年会就提出这个任务，最后却没有落实。甚至连匡老为我们定调的“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现在也不大有人敢讲了。

　　这就是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与相邻学科的差距。本节我只讲讲专著问题。学科理论专著是学科理论建设的主要载体，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没有几十种上百种有分量的学科理论专著而站得住脚的。我们在大学语文学科诞生103年之后，在匡亚明先生提出“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21年之后，才有了彭书雄这第一种专著，其后以大致一年一种的缓慢速度递增，现在已经有8种了[1]。而任何学科得以成立所需要的最重要的专著：教育史、教育学、课程论，至今仍然阙如。今天中国语文方面的教育史、教育学、课程论专著，数以百计（这不是形容词，我在读秀上稍稍一搜，就超过一百多种），但是由于大学语文的长期缺位，这些“中国语文”的“语文”一词都是偏义词，偏指中小学语文，不包括大学语文的。撰写这些专著很难吗？我觉得不难的，我们大学语文队伍里，有许多专家学者、博士博导，他们每年都撰写出版各种专著，出版专著真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出版大学语文专著又似乎很难，尤其是教育史、教育学、课程论这些学科理论方面的重头的重头著作。前两年我到宁波大红鹰学院建立大学语文研究所，《光明日报》专门报道了这个消息，说“高校首个大学语文研究所成立，所长何二元教授将带领研究所成员编写学科理论最基本的三本书：《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课程论》”——这是我当时的计划，一旦真正实行，才发现大学语文最基本的资料工作还没有人做过，于是暂时搁置这一计划，先着手编写《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一书，这本书已经完成了，最近我又申报了一个教育部语委的课题，准备写“大学语文百年资料汇编”，能获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和我前两本书（《母语高等教育研究》和《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一样，没有课题经费也要写的，自费也要出的（第一本书就是自费出版），只要回顾一下本文开头展示的“倒金字塔”图形，我们就知道这项研究的紧迫性。

　　在资料研究的基础上，下面我再说说关于《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课程论》两本书的设想，至于《大学语文教育学》，需要教育哲学的基础，我可能没有能力涉足。 

　　1.大学语文教育史

　　有人说，一个学科，没有学科史，没有对学科史的建构，就不是—个成熟的学科。不论这个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历多长，只要它的过程、规律、方法、经验，它的思想范式和思维特征未经梳理，未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理性的思辨，它都不具备作为—门现代科学的条件。[2]

　　现在有人质疑，大学语文应不应该开？是不是一门学科？是长期课还是“补课”性质的短期课？有这样的议论，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大学语文教育史写出来。大学语文教育史可以从多方面回答上述质疑。先从国家制度方面说，1902年“壬寅学制”和1904年“癸卯学制”，就有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大学语文三位一体的课程设计，大学语文的内容主要在“高等学堂章程”里，只是当时的课程名称叫“中国文学”，是文章之学的意思（中小学语文也是这个名称，只有初级小学称“中国文字”），这个需要做点“名实之辨”。1912年民国成立，“壬子学制”把“中国文学”改成“国文”，就名正言顺了。“壬子学制”规定大学预科三年，三年都有“国文”课。前面“癸卯学制”的“高等学堂”也是预科性质，所以我认为百年大学语文的第一个阶段是“清末民初大学预科国文”。1922年实行新学制（壬戌学制），取消大学预科，预科国文成了大一国文，准确点说应该是大学国文，因为不少学校还有大二、大三国文。1929年教育部再次发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这就正式形成了“大一国文”的概念。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科目，再次规定大一国文为公共必修课，并强调“在第一学年终了，应举行严格考试。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及作通顺文字”“至达上述目标，始得毕业。”即使今天所说的“红头文件”当时也是有的，如《关于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国文选目的训令》，高字第42068号，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这样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出大陆，这是百年大学语文的第二阶段，是“民国大一国文”。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还有大一国文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取消了，现在一般说法是因为院系调整，不过我认为还有我们学科建设自身的原因，一个学科，从1904年到1949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没有一种学科理论专著[3]，这样的学科站不住脚，要追究自身的原因。现在一般把建国后取消大一国文到1979年重开大学语文这一段时间，叫做取消大学语文的阶段，以前我也这样叫，还在年会上发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调，但是后来我整理资料，发现不能这样讲，1949年以后，大一国文这门课在香港和台湾得到了延续，从两岸三地一个中国的原则讲，我们不能讲中国三十年中断了大学语文。香港台湾的学者也多次参加我们的年会，介绍他们的开课及研究情况，如今台湾有人搞台独，大一国文教材也删去了一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但是他们还不敢公开取消这门课，所以不应该讲“中断论”，而应该说大学语文是一个百年不堕的学科。这是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前面是和民国大一国文衔接，后面是和大陆高校大学语文并行。第四个阶段就是1979年后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从制度层面讲有教育部高教司多次发函肯定这门课程，还明确规定为高等自学考试必考科目，具体的文件有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但是类似民国教育部那样的红头文件还没有发过，我想这和我们的学科理论建设滞后也有很大关系，因为教育部发文件要有依据，一个连教育史、教育学、课程论都没有的学科，如何部令全国高校必修？这是第四阶段。这一阶段虽然时间很近，可以说是正在进行时，但是要写教育史，有些事情可能已经不太弄得清了，比如大家写论文引来引去的那个“教育部关于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现在连教育部方面也找不到，这也反映了我们学科理论建设意识的淡薄，这个文件下发过很多高校，但是居然都会找不到。还有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初期的历史资料也不那么完整，去年年底我本来联系好要去访问当年匡亚明在南京大学的助手、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首任副秘书长贾平年，但是他突然就中风了，这让我感到要写教育史，有些人和事恐怕是要“抢救”了。后来南京大学搞匡亚明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他们学校提供媒体的新闻稿就有一些错误，比如说恢复大学语文课后第一种教材是匡亚明主编的，其实应该是徐中玉。

　　以上主要是制度方面，要写教育史，还要有各阶段论文、教材、教学情况、理论专著和相关人物等等，内容应该是很丰富的。我一直在做资料编年工作，争取近年里能够写出来。但是即使写出来，肯定也只能是很初浅的，抛砖引玉的，好的教育史要先写分段的，即民国大一国文、港台大一国文、大陆大学语文，分段来写，分别出书，然后再写百年史，这样才比较坚实。这个任务有待于大学语文同行们一起来做。 

　　2.大学语文课程论

　　有了大学语文教育史，然后就可以来写大学语文课程论。但是我不按这个顺序，我打算倒过来，明年先写课程论，我觉得课程论问题更加紧迫。现在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非常混乱，越来越高大上，有定位为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有定位为文学教育、通识教育的，弄得教师们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上。我觉得这样不用别人来取消我们，我们自己就把自己取消了，所谓“大象无形”，所谓“季孙之忧在于萧墙之内”。这个就像今天的房地产泡沫一样，迟早要崩盘的。那时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再写教育史也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要先写课程论。

　　本文题为“刍议”，意即只是简单勾勒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框架，并不打算多引资料，但是课程性质问题比较复杂，尤其是在下面一段里，我要提出的不仅是大学语文定义，而且是要解构整个现代语文学科的定义，即认为： 

　　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它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训练，同时为这些学科提供语言文字的工具。 

　　“形式学科”的说法是一般人都很难以接受的，正如歌德说的“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知，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秘密”[4]。我不知道语文学科的性质对于国家是不是秘密，但是我注意到“国家学科分类代码表”里能找到所有“内容型”的学科，就是找不到“语文”学科。所以“形式论”的论点必然遭到人们的批驳。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下面一段里我不得不多引些资料。

　　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史哲不分，整个就是个大语文。1904年“癸卯学制”开始现代分科教育，原来“大语文”的内容一一分解出去成为独立的课程，最后语文没有了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凭借这些内容进行语言文字“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我们称这样的学科为形式训练学科。很多语文教育家都觉察到了这一点，如孙本文说：“国文教授之作用，不外形式实质二端。形式以涵养能力，实质以陶冶心性”“若乃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学之主鹄，固宜重形式而轻实质矣。”（《中学校之读文教授》1919）孟宪承说：“国文科的训练，本注重思想的形式上，至于思想的内容，是要和各科联络，而受各科供给的。现在专重社会问题的讨论，是否不致反忽了形式上的训练，喧宾夺主，而失却国文科主要目的，很是一个问题。”（《初中国文之教学》1924）宋文翰说：“国文科在学校的一般课程中，含有特殊的性质，不与其他各科相同。别的学科重在知识的传授；国文科重在传授知识的文字的运用的训练。别的学科重在内容实质的深究；国文科重在形式表现方法的探讨。”（《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1931）阮真认为“历来国文教学没有很好的成绩”，原因有五，第一就是“近年教中学国文者多注重文章的内容与思想，而不注重文字的本身与文章的形式”。（《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1935）夏丏尊说：“学习国文应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国文科的学习工作，不在从内容上去深究探讨，倒在从文字的形式上去获得理解和发表的能力。”（《学习国文的着眼点》1936）叶圣陶介绍他和夏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说：“这是一部侧重文章形式的书，所选取的文章虽也顾到内容的纯正和性质的变化，但文章的处置全从形式上着眼。”“凡是学习语言文字如不着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关于〈国文百八课〉》1936）这是民国语文学者的意见。建国以后这类意见少了，但是60年代的中国曾发生过一场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最后《文汇报》总结性社论说：“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手段’；学会‘手段’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语言文字这个‘形式’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内容。”（1961）这个社论不知是谁写的，其后半个世纪大陆有关语文教育的争论，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

　　大学语文研究中也不乏这样的资料，阮真认为大一国文应教“读法”而不是教“读文”，教“读法”就是“以了解其文章形式为目的，而以研究其内容为手段”，而“教读文者，实无异教其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哲学，或即所谓含糊笼统之国学，则忘其所以教国文之特质矣”。（《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1942）朱光潜说：“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大学国文就应悬训练阅读和写作两种能力为标准”。（《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钟敬文在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讲话中说：“王力先生坚决主张在语文里不要讲内容、思想性，语文就是写作，文字训练”。（《大学语文研究集刊》1989）这类资料我在《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中还提到不少。

　　由于资料研究工作还没有人做，这些零散的资料多数人还不知道，所以每当我宣传语文是形式训练学科时，他们就反驳说一门学科怎么可能没有内容？其实我并没有说语文没有内容，我说的是语文学科“没有自己的内容”，“它以其他所有学科的内容为内容”。这话听起来怪异，其实是最朴素的事实，翻开语文课本，《论语》是哲学，《史记》是历史，《水经注》是地理，《诗经》是文学，都是其他学科的，假如讲内容，正如阮真先生说的“实无异教其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哲学”，只有把它们都看成是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训练的“例子”，才能上成语文课。这里用到叶圣陶先生的“例子”说，例子是工具，所以又必然引申出“工具”说。一说工具，又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是不讲人文，其实人文性工具性的争论是最没有意思的一个伪命题，“语文是人文工具”，这还有必要争吗？

　　至此，我们可以切入到对大学语文学科的定义，即语文是工具——

　　小学语文，是学习小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中学学习做准备；
　　中学语文，是学习中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大学学习做准备；
　　大学语文，是学习大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为走上社会人生做准备。

这个定义假如能成立，那么大学语文就一定不是“补课”性质的课，即使中学语文学好了，也仍然要开大学语文课，因为中学语文不可能提供学习大学各门功课的工具，也不足以提供将来社会人生的工具。举一个例子就很清楚，大学各专业最后都要写论文，中学语文只讲到议论文——议论文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围绕观点收集材料，最后用材料证明观点——但是这个公式不适用于论文，开始写论文时论点是未知的，观点只能产生于研究之后，而不可能“首先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所以论文不是三要素，而是四要素，论文不是开始于论点，而是首先要有论题，也就是首先要选题，做开题报告，然后围绕选题收集资料，做文献综述，最后用材料证明或证伪你的选题，这才得出“正确的观点”。这样的知识中学语文不会讲，也不适合给应试教育下的中学生讲，只有大学语文来讲。那些取消大学语文课的高校或学院，到写论文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学生普遍缺少“大学”层次的语文能力。这时候再来补救，就来不及了。譬如我们学校，学生要写毕业论文了，才找老师辅导，我们中文系的老师，每人承包三个五个学生，辅导一个学生给老师算9个课时的工作量。这哪里又够又来得及？论文写作的意识和训练都是要长时间的，最好大一就进行，培养学生论文写作的意识，论文是学生不喜欢读的，但是有了这个意识，想到今后自己也要写论文，那么在大学四年里就要多读，多留意选题和资料，俗话说打柴的上山看见树，采药的上山看见草，有什么样的意识，才会有什么样的发现，等到要写的时候，不会找不到题目，更不会去抄袭。所以临阵磨枪，9个课时，哪里够用？我辅导四个学生，用尽了浑身解数，最后还是发现有两个学生是抄袭的。那年我校面临教育部评估，教师们最紧张最大的工作量就是处理这些抄袭论文。

　　所以我们说语文是工具，这一点都不简单，它要研究大学生学习所需要的语言文字工具（这需要为各专业学生上大学语文课的教师分头来研究），还要研究大学生走上社会人生所需要的语言文字工具。大学语文是面向所有专业的，不但有人文专业，还有自然科学专业，所以光说工具性人文性统一是不够的，准确的说法首先是人文性和科学性统一，然后语文工具为人文与科学服务，以及为整个人生服务。那么大学语文需要提供哪些工具训练？前面讲的大学生要写论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目标，一个学期要上十几次课，一本教材包括十几个单元，我们总要提出十几个这样的训练目标，才能构成一门课程，才能撑起一本教材。2007年我申报省重点课题，题目是“母语主题的大学语文”，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看到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单元主题都是偏重内容方面的，如“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等等，叫做“人文主题”，另外还有教材是“文化专题”，或“文学选题”，也是内容的，当时我就想，能不能找出十几个“母语主题”，也就是语文形式方面的主题，这个课题做了六年，写成《母语高等教育研究》这本书，但仍没有明确解决好“母语主题”的问题。现在又研究了好几年，似乎有点弄清楚了，打算在《大学语文课程论》里写出来。这几年我的研究，我的文章，都在讲大学语文不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政治，不应该是历史，不应该是文学等等——但到底应该是什么，讲得比较少，在《大学语文课程论》里，我将重点讲应该是什么，希望能有助于解决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大学语文教师怎样上课的问题。 

三、大学语文教材与教学 

　　大学语文教师怎样上课，以及用什么样的教材教学，也就是教材教学问题，本来也应该是课程论里的内容，为了眉目清楚一点，把它分开来单独讲。

　　1.大学语文教材研究

　　教材编写要有教材理念，在没有完成学科理论资料汇编之前，在没有完成教育史、教育学、课程论专著撰写之前，到哪里去找教材理念？这是大学语文教材编写面临最大的难题。民国大一国文教材就一直有这个难题，因为那时就没有完成这样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的民国大一国文教材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内容的教材——只要认识不到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学科，必然就只能编成内容型的教材，中小学语文是这样，大学语文也是这样。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一种高小国文教材，封三广告语就说：“这书是选集现在最流行的国语文，分文学、思潮、妇女、哲理、社会、教育、政法、经济、科学十类。”大学语文也是这样，如高亨的《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之商榷》一文，全篇六段内容：一、大学国文教材与中学国文教材宜避免重复；二、各代文皆宜选及；三、各类文皆宜选及；四、经史诸子宜入选；五、常识文宜入选；六、正气文宜入选。高亨是国学大师，毛主席都很器重他，但是在缺乏正确的教材理念情况下，也只能这样。民国大一国文多数教材都是这样，大家争论来争论去的无非是什么文该选，什么文不该选，把编国文教材当成了编文选读物。只有郭绍虞等极少数人能思考教材编写的理念，但是他的理念又失之繁琐、深奥，教材编出来大家都觉得不能实用。教材编写的另一焦点是文白之争，大一国文教材篇目应该多选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到底要不要选白话文？譬如1942年教育部颁布的“大一国文选目”，全部是文言文，按经史子集排序，这自然就遭到大家反对，尤其是五四一代学人的反对，西南联大等一些学校还针锋相对地编出了含有白话文的校本教材。但是文白之争也仍然是内容之争，从内容看，主张多选甚至只选文言文的人偏于保守，而主张多选白话文的五四学人是比较先进的。不过坚持多选文言文的人也许在无意间接近了形式训练的理念，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言文就是一种语言形式，只要是学习文言文，不管是“孙子兵法”也好，“九章算术”也好，都绕不过语言文字这一关，必然讲成语文课。所以说绝大多数语文教师都是主张“真语文”的，他们喜欢讲文言文，因为那才是真的语文课，他们不喜欢讲白话文，因为那好像在讲别的专业的课。吕叔湘先生曾经嘲讽过这些老师，说他们假如不讲文言文，“猴子丢了棒没得玩了”。这是不妥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后，废止文言文（当然并没能真的废止），采用白话文，书面语和口头语的障碍没有了，不用再像文言文那样讲了，那么应该如何构建白话文的语文教学形式？有的老师借用中文系文学分析的方法，主题思想、时代背景、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等这一套，这必然遭到批评，但是换个角度想，他们也是想探寻白话文教学的形式，虽然并不恰当，但出发点是对的。我最反感的是鄙视形式，炫耀内容，如上世纪末那场“炮打中学语文”的“网红”人物，她不无炫耀地说：“我们的讨论常常从课文内容出发联系各种社会现象，从学雷锋运动到当前社会上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的不道德行为，从日本政府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到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从金庸小说到流行歌曲……在讨论中，我和学生们似乎达成一种共识：语文课本身就像生活一样丰富多彩，不关心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很难学好语文。”而对于语文形式教育她则不无揶揄的说：“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句式，通用于每一篇作品：本文通过什么什么，叙述了什么什么，表达了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揭示了什么什么，赞美了什么什么，抨击了什么什么，完了。（笑声）”所以我认为那场讨论根本没有弄清语文是什么，假如我们真的能告诉学生所谓课文分析无非就是通过什么、表达了什么等等，让学生掌握这样的课文分析方法，那还用得着老师一课一课地一言堂吗？

　　所以老师怎么讲课非常值得研究。但是老师精力有限，不可能每个老师都自己来做研究，好的教材应该为老师提供帮助，所以我对大学语文教材的想法是，不管是人文主题的也好，文化专题的也好，文学史脉络也好，文体分类的也好，内容无非是例子，无可无不可（当然，能够研究出来“母语主题”更好），关键是贯穿全书的，还要有一条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线索，这条线可以是暗的，但是暗线不等于不重要，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具体主要体现在导读和课后“思考与练习”的设计，譬如《论语》一课，课后“思考与练习”问“什么是仁？”“今天还要不要发扬仁的精神？”这不是语文课，语文课应该这样问：课文中几次出现的“仁”字，孔子的解说是否相同？其上下文语境有何不同？由此体会汉语意合性特点（这是雅的版本，那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外国人学方便”的例子则是俗的版本）。前几年我应邀编写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就想体现这样的特点，但当时思路还没有这样清楚，今后如果修订，我将把“思考与练习”直接改成“听说读写训练”。

　　最后，我认为好的大学语文教材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它们不管是什么样体例的教材，都必须有听说读写的语文线索；其次，这条线索应该贯穿于全书，包括每一个单元每一篇课文；第三，这些训练是研究了大学生的学习和将来走上社会所需的语文能力的，绝不是“高四语文”的；第四，这条线索是有序排列，构成严密系统的。目前我也没有编出这样的教材，我最多只做到了前面两步，后面两步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大学语文教学研究

　　与教材相关的是讲课。大学语文课怎样讲？我曾做过一个比喻：语文老师要像体育教练，带学生下水学游泳；不能像表演星跳跃。不幸的是，现在的大学语文教师讲课，就是“星跳跃”，现在学校的各种公开课、示范课，也都讲究“星跳跃”。社会上一些自以为懂语文教育的人提出大学语文要向百家讲坛学习，也是同样意思。但是易中天这些“星”们知道，他们讲的绝不是大学语文，央视节目负责人曾提议百家讲坛增加与听众互动的环节，易中天一口回绝说：那还不乱套呀。

　　“星跳跃”的问题民国时期就存在，很多学者都提出批评。黎锦熙说：“如我所知见的一部分大一国文教员之所为，例如首篇‘易乾坤文言’，有讲到半个学期还未完毕的，他是传授易学，而且是他自己正在趁此讲授机会而进修的易学，这种进修工作，自己还未免乌烟瘴气，怎能不教得一场糊涂？”（《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姜亮夫说：“甚至有的先生们，把一套考据的方法用在这般学生身上！半年讲半篇汉书艺文志，或一年讲一篇文献通考序，他们把教国文与‘讲学’闹在一块，这是对现在的大一新生是没有益的”。（《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丁易说：“讲的时候不外是解释题目，介绍作者，训诂字句，分析篇章一些老套。有的甚至详征繁引的考证起来，以■自己的博学，于是一篇《离骚》可以讲上一学期，一篇《乾文言》可以敷衍两个月”，“这样的讲授，结果除了灌输学生一点死知识而外，是任何效果也收不到的。”（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5）批评归批评，但是他们也没有找到办法，老师不可能不讲课，老师不讲课学校也不答应。我的体会是，讲课还是要讲的，但是要和学生有交流，课前课后，网上网下，平时就有交流，等讲课的时候，讲的是和学生交流中发现的问题，不是老师一个人自己想出来的问题。而且学校的考核机制也应该改一改，不能光看老师怎样讲课，不能光检查老师教案、教学视频，更要看学生的学习成果。所以我一直都注重在网上（通过我自己的网站）展示学生的作业，或者把学生作业编辑成电子书展示。我知道很多同行也是这样做的，譬如湖北杨建波老师20年前出版的《学子书》，就是展示她的学生成绩的[5]。我觉得老师好像教练，学生是运动员，不应该展示老师自己，而应该展示我们的学生，颁奖仪式上，升国旗奏国歌，最风光的是运动员，不是教练，当然，运动员不忘记自己的教练，拉你上去一块合个影，那是老师的幸福——老师的位置也就是如此。

　　但是教练带学生下水学游泳，势必控制人数，上百人的大班，一眼看不住，会淹死人的。所以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必须小班化。民国学者的意见，每班不能超过25个学生，假如超过，就应给老师增加报酬。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科目，指出：“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应竭力设法开设大教室（文理法三学院最好每系有一适用之大教室），尽量容纳应修学生合班讲授，不得以院系为单位，分别设班，以求全院全校互相沟通，但语文科目之每班人数，不得超过四十。”这已经是部定上限。这一点要向学校领导宣传，当然前提是我们搞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假如仍然是“星跳跃”，那么只要教室够大，音响够好，再多学生也是可以的。

　　这些年网络教学这一块我做得比较多，课堂实验这块做得不够，前两年去宁波想实验一下，但又是上百人的班级。课程理念有时并不是多么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到什么山只能唱什么歌。我希望今后还能有小班化实验的机会，起码也是四五十人的常规班级，我希望能把大学语文教学实验再好好做一做。 

四、大学语文师资和研究所 

　　1.大学语文师资

　　大学语文教师是从哪里来的？按照《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六条及四十七条规定：高校教师首先要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其次是“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假如是教授、副教授，则“还应当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研究经验，教学成绩显著，论文或者著作达到较高水平或者有突出的教学、科学研究成果”。

　　现在问题来了，先且不说教授、副教授，我们大学语文一般教师所需要的“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在哪里？固然有许多的《语文教育史》《语文教育学》《语文课程论》这样的教科书，可能考教师资格时就用这些书，但这些书的“语文”一词都是偏义词，偏指中小学语文，不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学了这样的“基础理论”，不把大学语文教成“高四语文”才怪。其实大多数大学语文教师恐怕连这样的“基础理论”也没有学过，我反复多年做过大学语文教师的学历背景调查，结论是90%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只有10%是语文教育专业，所以大学语文真正容易上成的不是“高四语文”，而是“大学文学”——前几年曾有人声称要用“大学文学”取代“大学语文”，绝不是空穴来风。

　　大学语文不应该上成政治课，不应该上成历史课等等，这些都说得通，就是不应该上成文学课，这话很多人都不同意。下面我尝试从两方面来解说这个问题。第一，语文的概念比文学大，我曾给语文课下过这样的定义： 

　　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语文教育就是用实用文学习语言规范，用艺术文学习语言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 

　　这里的艺术文就是指文学，文学是语言艺术，当它和实用文并列时，可以称为艺术文。任何民族最好的母语都是保存在该民族的文学作品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文和文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第二，即使语文中有一半内容是文学，此文学也不等于彼文学，即中文专业的文学并不等于大学语文的文学。陈柱尊说，语文与其他学科不同，如物理化学，有一定原理，学了几何学就能教几何，三加四等于七，就是数学博士也不会和小学生不同的。但语文教学不同，读了韩愈文，不一定就能教韩愈文。（《大学的国文教育问题》1933）陈柱尊给出的原因是文无定法，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语文是形式学科，语文教文学不仅是教文学的内容，更重要的还要落实到语言文字的训练，朱光潜有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道理，他说： 

　　“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力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境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很注意到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可不用管了。近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彩妥帖，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恰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谈文学》） 

　　所以大学语文教师要想成为《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合格教师，就要补课，第一要补语文除了文学以外的那另一半，有人把这一半叫做“文章学”，其实文章也可以包括文学与非文学的，这里取其狭义，专指非文学那一半，这方面的教材可以是应用写作，也可以是包括文学与非文学的普通文章学。第二要补语文课如何教文学，研究如何通过文学作品的阅读讲解提升学生的语言艺术水平，即教学法。教学法是包含在课程论里的内容，大学语文虽然没有课程论专著，但是教学经验方面的论文还是有的，湖北杨建波出过一本《大学语文教学法》专著，笔者和中国教育报社的黄蔚也合著过一本《母语高等教育研究》，其中也有教学法的内容，在没有更合适的教材前也不妨采用。

　　总之，在大学语文真正的“本学科的基础理论”教材（教育学、教育史、课程论）出来之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大学语文教师，应该从以上两方面着手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现在不少学校不设大学语文专职教师，而是由中文系教师兼课，这些教师尤应进行岗前培训。

　　这些年，大学语文师资培训，从教育部到各省市，以及一些高校自己组织的，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我注意到，这些培训基本上都是“文学”的，而非“语文”的，往往当时感觉很精彩，回去却不太用得上，或者用上了，仍然是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这种状况需要改进，希望有关方面抓紧组织人员编写适用的培训教材，也就是前面一再说的《大学语文教育史》《大学语文教育学》《大学语文课程论》，我虽然也在着急写，但这些书终究不应该是个人专著，而应该是国家规划教材。 

　　2.大学语文研究所

　　中国现代语文学科诞生一百多年，语文研究所数以百计，但没有一个是大学语文的，我研究大学语文教育史，发现这个问题，于是到处呼吁，北至北京，南至海南，中间还有南京，希望有高校来办这个事，但是都不为所动。曾经在复旦大学的大学语文研讨会上说这个事，当时北师大的朱家珏很诧异地说，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这样研究型的大学办的，怎么会是教师个人在做？当场提议和复旦大学两校联合来做这个事，结果没有得到回应，不了了之。至于我自己学校没有去呼吁，我就是学校要取消专职大学语文教师，所以提前内退的。那几年我想，假如大陆高校都不为所动，只能呼吁台湾高校了，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当然这只是愤激之言，说说的，当年孔子也只是说说，并没有真的浮于海。后来终于有宁波大红鹰学院响应，它是民办高校，这应了孔子的另一句话：“礼失而求诸野”。于是建了中国百年第一个大学语文研究所，规划了研究方向，一年多时间内，搞了几次全国性的活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都有报道。但是后来办不下去了，一是研究所要自筹经费，这只能靠课题项目，但是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科研资源分配也是不公的，民办高校能分配到的项目指标很少，根本分不到研究所。二是研究所人员似乎不少，十来个大学语文教师都是研究员，但是教学任务都很重，一人就要教500多甚至800多学生。当年西南联大有一年招了640名新生，开大一国文时，如临大敌，紧急抽调教师，组成21个教学组——如今我们一个教师就要承担这样重的教学任务，我们教师的能量比西南联大教师大多了，但是哪里还能搞什么学科研究呢？我的课比较少，也有200名学生，按照我的教学理念，要带学生下水学游泳，就是要做作业，要批作业，这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这研究所就办不下去了。但是也有收获，帮助我理清了如何开办大学语文研究所的一些思路，下面说与同行们商量：

　　（1）大学语文必须要有专门研究所，亦即“大学语文研究所”，而不是“语文研究所”里捎带大学语文研究，捎带的研究所是有的，如网上能搜到的“某某大学语文研究所”，实际是“某某大学/语文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所即使含有大学语文研究内容，也很难有专门的研究。大学语文必须有专门的实体研究所，亦即体制内的，有编制的。大学语文教师教学任务都很重，很难兼顾研究，尤其是大学语文学科理论这样的系统研究，非静下心来十年磨一剑。我早有研究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的想法，但也是一直到退休后才真正有时间。三十多年来大学语文教师们虽然撰写了5000多篇论文，但很少能有时间撰写整本的专著，从已有的8种专著看，其中4种是硕博论文，1种是大学生语文能力调查，其实是“准”专著，两种是退休教师写的，真正在职大学语文教师撰写的其实只有彭书雄一种，一个学科只有一个人在职写专著，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有专门的实体的研究所，让有研究能力的教师专心做研究，起码也要减轻他们的教学任务，能够兼做研究。

　　（2）研究所要和研究生教育结合起来。我们都知道，教育科研要和教学结合起来才容易出成绩，大学里很多专业老师，一本讲义用上几年，整理整理就成专著。而大学语文的课文没有自己的专门内容，是以其他学科的内容为内容的，基本上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讲义成不了专著，教学科研两张皮，不容易出成绩。假如能设立大学语文方向硕士点，大学语文研究所和研究生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给研究生开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方面的课，教学科研就结合起来了。现在一些高校也有撰写大学语文研究论文的硕士，但导师往往不是专门研究大学语文的，选择大学语文题目的研究生又是个别的，也不可能为他们系统备课开课，所以这些论文多为目标零散的研究，未能纳入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系统。我在知网上搜到59篇研究大学语文的硕士论文，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是不是这样。所以还是要建议有实力的学校能把建立大学语文研究所和开办大学语文研究生班（点）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相信一定能有很好的效果。

　　（3）关于研究选题。大学语文学科理论除了教育史、教育学、课程论这三种最基本的专著，需要集中力量重点攻关，还有很多中小型的外围题目，非常适合研究生做。前面说过中国百年大学语文至今才有8种专著，其中就有4种是研究生论文加工出版的（3种是硕士论文，1种是博士论文）。大学的硕博论文其实是很多的，但是出书的很少，尤其是硕士论文，譬如我搜到59篇硕士论文，只有3篇后来出了书。因为国内出这类书是要钱的，假如质量不是很高确实是没有必要出。假如能开办大学语文硕士班，加强论文写作指导，加强质量，就可以考虑批量出专辑，本文开头提到的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就是为硕博论文和高校教师出专辑的，而且不要钱，我的书虽然不适合在那里出，但我想到这可以是硕博出书的一个渠道。这样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就有教师重点攻关，又有硕士外围铺开，形成气场，批量产生成果，就能让社会慢慢承认这个学科。至于外围论文的题目，这些年我思考大学语文学科理论时，想到很多，这里稍加列举：

　　人们常说民国大师讲大一国文，传为美谈，但是还没有人真的研究这一题目，如今民国的资料渐渐启封，资料很多，每一个“大师”都可以专题研究，譬如陈垣、傅斯年、郭绍虞、朱自清、黎锦熙、魏建功、沈从文、唐文治、闻一多、杨振声、叶圣陶等等，他们当年是怎样讲大一国文的，有没有留下讲义，或者学生课堂笔记，每一个“大师”都可以做专题研究，最后形成“大师讲大一国文”专辑，一定很有价值。

　　教材研究也有很多题目。譬如译林出版社最近重印了《西南联大国文选》，前面有刘东一篇导读。这个研究远远没有做完，除了全书的导读，每一篇具体的课文都是可以做导读的，即收集当年民国大师如何讲这篇具体的课文，做到当年课堂实录的回忆文章的，汇集起来就是很好的历史资料。值得研究的民国大一国文教材还有多种，譬如唐文治的《高等国文讲义》，有人说是第一种大学国文教材，其实还有一种《南洋公学新国文》，是国文大会评出来的学生作文，当时也很受欢迎，甚至被一些学校用作教材。还有郭绍虞的《学文示例》和《近代文编》，沈启无的《大学国文》，叶圣陶的建国版，都是有特别教材理念的，能够看出时代变迁。还有几种看书名几乎看不出的，但我在研究中发现其实也是大一国文教材，应该加以挖掘，如钱基博的《国师文范》，程千帆的《文论十笺》，朱德熙的《作文指导》，当年都是作为大一国文教材编写使用的。还有人发现一种“毛主席欣赏的大学语文教材”，冯其庸编的，档次很高，很可以做今天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参考，我也写过考证文章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

　　1942年的民国教育部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由于全部选的文言文，受到较大批评。其实开始时还有配套白话教材的设想的，黎锦熙在《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中详细介绍过这一设想，就是要编写一部《国文辞类纂》，作为大一国文补充教材，起码要包括五大类十巨册：第一册“部颁五十篇”、第二册“学术思想篇”、第三册“社会科学篇”、第四册“教育篇”、第五册“史地篇”、第六册“文学篇”、第七册“应用文篇”、第八册“语言文字篇”、第九册“艺术篇”、第十册“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篇”。可惜在抗战年代，后来大家各忙各的，终于没有编出来。那么在今天和平的年代，我们能不能完成前辈的这一愿望，这是出版社可以参考的出版选题。

　　重开大学语文后的教材，也可以研究，李宇明的博士生论文就是写这个题目。现在学术空气不好，书评不能正常开展，我曾在网站撰文批评过一种大学语文教材，结果提供材料的青年教师遭到校长追责，要他向教材主编赔罪，所以现在大学语文教材市场的混乱，“劣币驱逐良币”，这都是书评不开展的结果。要是能够开展起来，这方面可写的题目就太多了，大学语文有一千多种教材，搞它一百篇书评应该是不为过的。

　　具体的评论，譬如我也曾经设想过桐城派与大学语文教材的关系，“义理、考据、辞章”，和徐中玉、陈洪、王步高教材似乎恰好有些对应关系，研究一下也是很有趣的。这样有趣味的题目也是很多的。

　　民国各校大一国文课程开设情况的研究，每一校都能单独成题，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南洋公学（交通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等。有一篇博士论文《近代学术转型视野下的燕京大学国学教育》，就是这样的研究，可以参考。

　　还有关于大学语文的讨论，如20年代清华学校的国文大讨论，40年代部颁“大一国文选目”的大讨论，这些事件都可以作专题研究。大学语文在2004年、2007年也发生过两次社会大讨论，时间较近，资料容易收集，我曾经和《中国教育报》黄蔚主编设想过，可以编写一本“大学语文三十年新闻报道史”的书。

　　港台大一国文也很值得研究。1945年魏建功率弟子赴台推广国语，在台大开设大一国文，1949年傅斯年任台大校长，发扬光大这门功课，还写过一篇以美食为喻的饶有趣味的文章，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50年代的香港大专学院普遍开设大一国文，新亚书院甚至还有“大二国文”“大三国文”，他们自己也有很多研究文章，前几届年会上还有台湾的教师如姚振黎等介绍台湾的大一国文，去年的武汉论坛，也有香港的李小杰博士递交论文，这些都不难收集研究。

　　甚至中西比较研究的题目都有，那本被称为“美国的大学语文”的书，即《风格的要素》，又被称作“写作圣经”的，我也收藏了这本书，里面和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很可以做中西比较研究。

　　这类题目还有很多，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大学语文研究二十五题》，希望提供给同行们作为研究选题，但是并没有多少人采用，大家都很忙，很难真的沉下来思考。眼看大学语文领域这么多重要课题无人问津，有时我真想写一篇《代拟国家课题招标书》——当然，和“乘桴浮于海”一样，只是愤激之言，说说的。现在假如真的有学校能建设研究所，开办硕士点，让研究生们花一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些题目，倒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届时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一定会有大的突破。我非常希望我们全国学会能促成一所或几所大学来做这件事，我曾听说安徽大学有这个想法，正在申报大学语文硕士点，我也希望我们东道主南开大学能做这件事，你们已经开办了全国首个大学语文博士点（高等语文教育方向），这方面有经验，有实力，假如你们能牵头，那么相信我们大学语文学科理论建设也不用求诸野，也不用浮于海，一定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突破瓶颈，开创新的局面。 

二〇一六年九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