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会议期间，关于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之间的矛盾备受大家关注。

    那天晚上的讨论从晚上七点半持续到十一点。虽然连续几天的学习和文化考察让大家很是辛苦，但是真的进入讨论阶段，每个人都忘却了劳累，无比兴奋起来。我和身边的南开大学胡老师交流我们上课的体会，因为那天正好带着笔记本，所以就顺手打开了我的课件，给他演示。结果胡老师认为很有价值，于是让我给所有在座的老师演示。我演示的是大学语文的第一个单元《大学》以及我自己附加的关于大学语文的释义。我是依次讲了“语文”的“语”和“文”，然后又讲什么是大学，从“大学”在中西文化中的源头谈起，同时以孔庆东的研究生生活《47号楼207》这篇妙趣横生的文章为文学文本来讲述大学生活，以著名画家朱德群、赵无极等大师画之灵魂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例，引导学生要热爱语文，最后谈及大学语文更多地是需要人文关怀和审美熏陶。演示完毕，同座的很多人都认为我这样的上课方法，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很快也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大学语文到底应该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中更倾向于哪方。毫无疑问，工具性和人文性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更倾向于哪方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个人以为大学语文，重在大学，所以要让语文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成为一门引导学生感受文化魅力、感受美的课程。因为语文的工具性应该在小学和中学语文中完成。如果一个学生在小学、中学学了十几年语文都还没有掌握语文最基本的工具性的话，那么大学老师也很难让他们在一年之内让他很好地掌握。大学不应该成为中学教育模式的延续，也没有必要一定要为中学语文没有学好的同学补课。到什么阶段做什么事。上海的夏中义、郜元宝都是这个观点的拥护者。

    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宝东师兄并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语文的工具性还是首要的。宝东师兄是国家教育部指定《大学语文》教材的责任编辑，自然更多地代表着教育部领导对于大学语文的定位和认识。宝东师兄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大学语文工具性必须受到重视。教育部招聘了大学生从事行政工作，结果发现领导交待的事情让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写成文稿，写出来让领导大为震撼，匪夷所思，和领导的口述有着重大差距。于是，领导痛感现在大学生的语文素养之差，从而产生了大学语文要从增强最基础的书面表达能力开始抓起的想法。
 
不破不立与大学语文教育关键在于概念之颠覆
   
    其实宝东师兄所说的是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却还没有具备最基本的书面表达能力，他能把你讲述的A版本写成B版本，当你批评他的时候他还会一脸无辜地看着你，那个表情传达的意思是我就是按照你的讲述写的啊！这个时候你又可气又可笑，不知道该发脾气还是再教育。我在请学生会干部写新闻稿的时候，也常常切身体会到这一点。

    但是，我依然再想，大学生的表达能力真的是这样差吗？也就是说，大学生在公开场合写出的文章和他实际拥有的表达能力完全相等吗？

    我之所以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博客的兴起，让所有的能够上网的公民从理论上都成为了一个自由写手乃至作家。而我也是他们作品的读者，作品不再必须成为经典才能拥有广泛读者。我在阅读这些学生的博客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表达能力其实很好，有些时候是远远超乎我的想象的。

    所以我想，大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差。但是，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在公众场合、公文写作的时候弄出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我想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作文价值观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

    中国的文章往往注重以文载道。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当我们越来越注重“道”而忽略了“文”本身的价值，文就会不成文。而“道”也会成为社会承认的“道”，却往往并非作者发自内心认同的“道”。

    复旦大学一位老师家的女儿，我们都认为非常聪明，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孩子。她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她们写一篇“假如我是……”的作文，我相信这样的题目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写过。我上小学的时候，也就是八十年代，在农村的小学教育中，我就写过，二十年过去之后，我们身处上海的小学生依然在写同样的题目。说实话，这样的题目我觉得很难写，但是这个小姑娘写得很好。她说“假如我是一只鸟”。假如她是一只鸟，她就会在她的小学自由地飞来飞去，她可以选择停驻在自己最喜爱的老师上课的教室窗前听课，不用再忍受自己所不喜欢老师的无聊课程。她可以有自己自由地天空，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她真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孩子，而且绝对有赤子之心。这样一篇文章，交给了小学老师之后，被批为思想境界太低。仅仅给了一个及格的分数。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可悲的语文教学现象，就是我们对于一篇文章的评价，首先不是取决于它的构思和想象，不是取决于它的独特和真诚，而是取决于它是否吻合了社会吻合了老师的期望。我们的小学老师在布置这个作业的时候，内心其实已经填写好了“假如我是上海市市长”、“假如我是一名科学家”、“假如我是一名设计师”等等，但是他绝对不会想到会有学生写道“假如我是一只鸟”。这个大胆新颖的想法，打破了老师的框框，于是老师大为震惊，所以就用仅仅及格的分数来教育学生，你不可以这样不主流，不可以这样离经叛道。于是孩子的想象力就这样一次次地被扼杀。我们复旦中文系一位教授家的女儿也在读小学，女儿的一篇作文得到了爸爸的高度欣赏，结果小学老师给了一个及格分，教授觉得小学老师评判标准很有问题，而小学老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面前毫不畏惧，说大学教育有大学教育的规律，小学教育有小学教育的规律，请您不要来干扰我们小学的教育。教授哑然。只好让孩子的想象和创新能力在这样老师的框架中一天天衰弱。

    我所举之例均为复旦的教师子女。上海素来号称教育先进开放，对于语文教学尚且如此，全国的其他地域想来也很难整体水平会更好。所以，我想说，我们的语文教育，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牢笼，或者客气些说是设置了一个既定的框架。不管你一开始主动服从还是负隅顽抗，但是你最终都得钻到这个框架，否则你的中考高考都会有问题。就比如韩寒就很难写一篇好的高考作文。

    偶然看到我校老师、上海时装设计师张达的一句话，很有同感。“教育把中国人变得千篇一律。只有跟人家一样，我们才会觉得有安全感，其结果导致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品味缺乏自信。” 所以，我们的学生，当他需要写一篇需要让他人审阅的文章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如何提升文章的立意，哪怕是虚假的立意。所以我们的学生一旦让写好人好事，都会写出雷同的文章。所以，你让他写一篇平实的文章，他会写不好。因为没有立意，就不可能得高分。这样的潜意识已经于多年的语文教学中逐渐深入他的脑海。我让学生写新闻稿，基本上是我口述一遍，然后他写。但是写出来之后和我讲的完全不同。我需要的无非是最简洁的一篇短文，但是他会写很多的细节描写，比如关于天气的、关于同学的表情和对话，一看全是写小学作文的架势。

    可是，我看他们的博客，会发现真的写得很好。因为只有写博客的时候，他是自由的书写。他不再想立意，不再想作文的写法，不再想好的作文标准，于是他的情感出来的了，他的逻辑清晰了，他的文字流畅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当你把文字写给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能够写得最好，最能打动人心。

    所以，我以为要体现大学语文的工具性，首先要做的不是我们要继续给学生一个好的文章应该如何写的标准，而是首先要让学生学会颠覆，颠覆传统的对于好文章的认识，回到文从心中流出的文章最初。忘却功利、忘却技巧、忘却读者，表述自己，以最简洁的方式。

    单单从工具性出发，来解决学生的表达能力，我以为是恰恰追求不到我们的目标的。破，然后再立。也许会比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步伐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