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居无事，静极思动，“开机”作汗漫谈。或谓当今思想文化界，“保守主义”、“新左派”、“自由主义”将三分天下，自省本无资格归入任何一派，也不懂构思弄笔，缘何非要严分门户。仰观三派或三派以外之崇论宏议，不才识小，唯于文字细节多所留意，间或俯察其动机私心耳。
“文”之为词，义训甚多，姑取“汉字”、“文章”、“文学”三义。又“时文”者，八股也，这里只取其时间概念，即当下“汉字”“、文章”与“文学”也。
我非文学家，也不专攻语言文字，每有所感，辄喜议论；鲁鱼亥豕，在所难免；郢书燕说，读者谅之。
之一：中国语言没有问题
最近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揭发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抄袭，弄得沸反盈天，后者不出一声，由“粉丝”们代庖辩解，此一奇也。出来辩护的几个“汪粉”，研究领域学术话语皆与汪晖迥异，而多年来离开汪晖不能思想的铁杆粉丝们却三缄其口，此二奇也。双方至今纠缠于是否抄袭，不肯触及学术思想本身，此三奇也。
还有一奇。王彬彬原本从汪晖语言发难，这一炮没有打响。与抄袭相比，语言不通似乎不在话下。有人咕哝说，汪晖思想那么重要，抄一点情有可原，文法错误更何足挂齿。这使我想起一百多年前马修·阿诺德挑剔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的语法错误，马克·吐温也用类似的方式辩解过，他说总统文法不通却唤醒了美国，“而另一张嘴即使能吐出成千上万吨第一流、反复校对过、坚硬古板的语法”（据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美国演说名篇》，译文略有修改），又有何益？这真是搅局，说文法好贡献就大，固然荒谬，但也不能说贡献大就可以不管文法啊。幸亏美国人不信吐温鬼话，否则美国英语岂不糟糕？
汪晖是否抄袭，其思想是否重要，总有希望说清楚，但如果结论是语言不重要，那这场“争论”不仅要留下遗憾，恐怕还有负面效果。如此轻视语言，虽只见于学术界，却隐含着一个普遍观念：目前在中国讲究语言纯属多余。
这种“语言问题之取消”，与绵延一个多世纪的“语言问题之建立”，反差也太强烈。曾几何时，汉语与中国紧密相联，若非汪晖专攻的“现代性”的首要问题，至少也是核心问题之一，否则为何那么多人热心参与、争论不休？章太炎定汉字为国粹而被攻击为保守落后，吴稚晖主张以外文代“汉文”而被骂为跳梁小丑，但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又是太炎弟子鲁迅与钱玄同。胡适以白话代文言，掀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由此开展，现代民族国家由此揭幕。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把汉字当做本国文化终将再生的最后希望，40年代毛泽东把是否熟悉群众语言当做文艺家是否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试金石，50年代陈梦家因反对简化汉字而被打成右派终以陨颠，80年代“语言转向”、“语言是存在的家”由哲学命题普及为稍有文化者的口头禅，90年代白话文运动之反思再起波澜，以至韩国学者全炯俊认为这是21世纪唯有中国才会产生的“向帝国的欲望”。2004年至今，超越传统“来学/往教”与现代“拿来/送去”之争，立足境内的对外汉语教学突然升级为向境外拓展的两百多所孔子学院，此举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反应绝非一个“汉语热”所能说清。汉语之争的硝烟远未散去，学术界突然如此轻视语言问题，究竟为何？
有人说，学者们自知母语不过关，要“护短”，所以不敢谈。也许吧。但晚清至90年代，不正因为痛感母语出了问题，才有“语言问题之建立”吗？
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有人不谈语言，因为在他们看来语言已不成问题。这并非说他们都以语言大师自居，而是说他们觉得语言好不能给中国带来什么，语言不好也不会令中国损失什么。中国目前有许多比语言更重要的问题，语言在昔日的重要性已经失去，再计较语言，便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语言重要不重要？“语言问题之建立”和“语言问题之取消”孰是孰非？走进这种二元对立的怪圈很容易迷失。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人和语言的关系。若视语言为身外之物，当然不重要；若视语言为中国问题的唯一镜像，重要性不言而喻。
果真有“元语言”或海德格尔所谓“星际语言”，“语言问题之取消”至少可以在国际交往中率先实现，但这要等新的巴别塔建成再说。如果中国问题能和语言分开，我也愿意举双手赞成“语言问题之取消”，但是请看：号称为底层寻求公正的学者，文章只有和他们定期互访的西方同行才能看懂；顾彬说中国作家外语不好母语也不好，普遍认为这个德国人疯了；竹内好说鲁迅“从不抽象思维”，胡风说鲁迅“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爱拿鲁迅说事者却只会玩弄概念；有些话应告诉中国人却只告诉外国人而有些话应告诉外国人却隔山打虎只告诉中国人；中学生会写烂熟流丽之文却不懂普通信件格式；礼仪之邦无敬语系统，关系学发达的国度常有称谓的困惑；当且仅当公民赴境外旅游时才由政府部门提醒勿大声喧哗；恋人絮语比重要讲话还玄妙；产品说明书比处方密电码更难破译；敏感词早已不敏感而网络上仍被敏感地注明为非常敏感；国粹级浮言涨墨令
人艰于呼吸，但除了继续生产，通国之人别无良策……中国问题只能投射为中国特色的语言问题，中国特色的语言问题却表现为好像中国语言没有问题。
之二：心里的尺
上回提到马克·吐温的那篇讲演叫《格兰特将军的语法》，除了用格兰特对美国的巨大贡献来回护其语法错误（后者被形容为太阳黑点），吐温还翻箱倒柜找出一本《现代英语文学：其瑕疵与错误》，据说该书捉到莎士比亚、弥尔顿、兰姆、司各特等二十多位名人的语言错误，并宣布挑剔格兰特语法错误的阿诺德本人的文章也有两处严重的语法错误和多处不规范现象。他又说，衡量一部巨著的标准不在语法而在风格与内容。辩护可谓周全，但他最后也并没有否认格兰特的语法错误。
无独有偶，汪晖的辩护者也说现代汉语随意松散，所谓用词不当和语法错误顶多属于个人风格问题，并无是非对错。言下之意，有人语言不过关，责任在现代汉语，与运用现代汉语的人无关。这可比吐温进了一步，不仅为崇拜的学者开脱，更大发慈悲，解除一切现代汉语使用者的后顾之忧。从今往后，大家尽管随意挥洒，反正有现代汉语兜着。
看来偶尔争论一下还是有好处，否则哪有机会听到这样可爱的想法，知道我们这里也能弄出吐温式的幽默？
现代汉语，又是口语，又是方言，又是四面八方的外来语，又是死而不僵的文言，加上聪明人一刻不停的创造，岂有不松散之理。但松散不等于随意，更不意味着可以胡来，因为看似松散的任何一种语言因素都其来有自，按照一定路线进入现代汉语共同体，结成一定关系，遵循共同规则。就像上海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每天车流量惊人，车主的年龄、性别、学历、职业、地位、心情和驾驶经验无一相同，车辆的型号、品牌、新旧、价格、性能、状态，无一相同，非常“松散”了吧？但都由交通法规管着，乱中有序，谁也不敢“随意”。
比喻总是蹩脚，语言毕竟不同于车辆交通，语言运用者比车辆驾驶者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创造发挥的空间，语言规则也比交通法规更灵活，更隐形。大概正是这种巨大的自由度和灵活隐形的规则，让人产生“随意”的错觉吧，但语言运用的难度、奥妙和乐趣也因此显露。那些创造力强的人受到的诱惑与挑战更大，他不仅要掌握一般的语言规则，还要揣摩高难度动作的隐含规则，这样才能驾轻就熟，履险如夷。语言规则客观存在，但并不全写在语言学书中，而是写在可沟通的语言经验的共同体中，比如古书中许多看似奇怪的用法，一经王引之俞樾这些大师说破，读者便能心知其妙，不会将语言的妙用以及约定俗成的习非成是现象，跟一个时代的语言共同体通不过的明显错误混为一谈。
现代汉语也有类似的道理，用鲁迅的话讲，就是“心里的尺”：
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鲁迅说的是画家陶元庆，也涉及白话文，赞同与否没关系，重要的是每一个运用语言的人心里都得有一把尺，否则就等于不晓得任何交通规则便驾车上路了。
之三：说“的”字
吕叔湘先生认为不必区分“的”（作定语）、“地”（作状语），理由是意义明显，不致误会，况且读音又一样。他主张用“地”处一律用“的”，《红楼梦》、《儒林外史》早这么用了，并无麻烦，倒是“五四”以后因翻译外国文学的关系，“的”、“地”分用，不仅小学生，就是大作家（如茅盾、老舍、赵树理）也常常闹不清（吕著《语文杂记》）。
解决了“的”“地”之争后（其实并未解决，现在还是“的”“地”分用），吕先生又发现另一问题：“在说到数量的增减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不应当出现的‘的’字，把正确的数量搞成错误的数量。”他举这样的例子：“只要肥胖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5%，则死亡率不会上升；只要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35%—40%，才会提高死亡率。”实际上无论超过标准体重的25%、35%或40%，都离标准体重甚远，何至于肥胖或死亡？这都是“的”字作祟，不该用“的”的地方用了“的”。吕先生谈这个问题的杂记叫《驱之不去的“的”》，说明“的”“地”之争虽迄无定论，而使用“的”的场所明显超过“地”，且有被误用、滥用的可能。
现代汉语中“的”字的含义和功能太多，用错或用得不当的机会，相对也就高于含义功能较为单一的“地”字。60年代朱德熙先生《说“的”》一文引起广泛讨论，吕叔湘先生认为当时那样细分“的”字，可能是模仿西方语法学过了头，但他指出，用不用“的”，“在大多数场合不取决于语法（尽管有‘的’与否是两种结构），而取决于修辞”，属于“语言节律的问题”，这就在讨论“的”的语法时又引入了修辞问题，可见运用“的”字的规则仍然不在少数，还是值得细分的。有这么多规则管着，误用、滥用的机会自然就多了，岂止“说到数量的增减的时候”！
且不说60年代朱德熙等先生对“的”字的辨析是否过细，就是表示修饰限定的“的”字，使用频率之高，也十分惊人，好像真如某些人所说，现代汉语天然松散，必须借助包括“的”字在内的纯粹起语法功能的词语，方能勉强维持。
但另一种可能是恰恰相反：正因为无视或不善于利用现代汉语固有的语法优势，而乞灵于不必要的“的”字，才造成臃肿、拖沓、松散。例子太多，不必细举，笔者这篇小文，“的”字就“驱之不去”。吕叔湘先生上面那句话，“在说到数量的增减的时候”，“的”字也不少，改为“说到数量增减”，应该也行。
“五四”以后多用“的”字，既是模仿西语所有格，也是学习口语的结果。是否用“的”，一度乃赞成白话文与否的标志。胡适率先垂范，许多著作标题都堂而皇之嵌上“的”字。1921年张静庐（当时还不是大出版家）为迎合潮流，收集反对白话文的章太炎1910年在日本发表的几篇讲演的白话记录稿，作为太炎也曾做过白话文的证据，并说它们“可以做白话文的模仿”。张静庐给这本小册子起的名字就叫《章太炎的白话文》。流风所及，诚如章士钊所批评的，“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目无旁骛，笔不暂停，以致酿成今日的底他它吗么吧咧之文变。”（《评新文化运动》）在章士钊看来，和“底他它吗么吧咧”一样，“的”字流行，乃是胡适做了白话“大帝”以后才发生的“文变”。
也有不用或少用“的”字的。鲁迅书名，绝无“的”字，这或许属于瞿秋白批评的“文言本位”，但个性凸显，容易记牢，也是好处。时文虽的的满篇，但也有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用“的”，开始念起来可能有点不顺，很快也就习惯了。不知道这中间有没有考虑到吕叔湘先生所谓“语言节律的问题”，也不知道这一表述，用不用“的”，语感上有无细微差别，但至少说明，看似万能胶的“的”字，偶尔不用，也没多大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像“无锡特产酱香排骨”，“杭州特色糕点”，“绍兴特色臭豆腐”、“老城隍庙特色五香豆”。
“的”字也可活用。郭沫若、冰心、徐志摩、艾青、穆旦的诗，若无“的”字，简直无法造成胡适所谓“自然音节”以寄寓情感。有时候，无“的”不成文，也不成诗。鲁迅书名固无“的”字，但杂文、小说、散文的标题并不拒绝，行文更不回避。岂止不回避，有时还大用特用，仿佛要竭力为这个“驱之不去”的字眼正名：
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集外集拾遗补编·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还有这样的句子：“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赵元任说这“除了作为‘的’使形容词、动词名词化的例子而外，还表现了鲁迅对于粘着语素‘的’字努力取得自由的一种感觉———不但是后头自由（这已经实现了），而且前头也要自由（这据我所知，还是唯一的例子）。”（《汉语口语语法》）
将“的”字用到这境界，又何惧“的底他它吗么吧咧之文变”？
之四：新文学家的古文字情结
从秦汉到晚清，文人多兼治语言文字之学。新文学家犹存古风，钱玄同是音韵学家，胡适留美时就开始研究《诗经》“言”字，陈独秀辛亥革命前就发表关于《说文解字》的论文，并开始关注甲骨文，30年代入狱后仍坚持字学研究，一直到死。有人反对陈做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却力挺这位“小学”大家。其他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闻一多、陈孟家、骆宾基等，或一边创作一边研究古文字，或干脆放弃文学，专心钻研甲骨文金文。刘半农去英法学习实验语音学，但兴趣广泛，《古史辩》就有他谈古文字的文章。
新文学家治秦篆以前古文字，各有所图，或研究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陈独秀、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刘半农），或欲以此维持中国文学发展的延续性，都已超出传统“小学”与乾嘉诸老范围。鲁迅三十年如一日辛勤收集金石、考古、甲骨文方面的图书，并不只是为撰写《汉字变迁史》，也有文学上的考虑。《汉文学史纲要》首章“自文字至文章”，把中国文学奠基于文字，已透露其中消息。蔡元培序《鲁迅全集》，说鲁迅天才在于“用字之准确”，讲得很到位。周作人也说鲁迅有“文字上的洁癖”。胡适、郭沫若反对“读经”，理由是经书上许多字连王国维都不识，普通国民怎么读？古人云“读书必先识字”，文学创作亦然。章太炎说宋以后不讲“小学”，乱搅乱用，“文辞”便不能感人。想想当下教授学者文理不通，作家诗人粗鄙不文，几百万或上亿大片中大牌名角口吐别字，章太炎这种复古主义的激言也就并不怎么刺耳。去年国内热炒台湾作家张大春的书《认得几个字》，不知炒作者们怎样自省这个问题。
强调汉字的重要，是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共识。木山英雄研究周作人，发现汉字是沉浸在失败论情绪中的周氏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他认为周在承认失败后尚能坚持虚妄的抵抗，唯一凭借就是汉字。冯至30年代在德国写信给杨晦，说再也别提20年代那些诗了，诗是他的耻辱，是在不懂汉字时写的，以后要多认识汉字。这种与汉字暌隔已久的忏悔之情，“五四”以后相当普遍。新文学家的古文字情结大概就是这样种下来的。
“五四”一代受西方冲击，一度对母语失去自信，钱玄同（吴稚晖更早）都曾主张用世界语或德、法、英语代替汉语。胡适也说只有拼音化才是文学革命最后的胜利。左翼文人在拼音代替汉字的信仰上与右翼并无二致，鲁迅就附和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话（据说为钱玄同发明）。更有人推翻传统“六书”说，认为古人造字之初也为记音，一个汉字一个声符，只因方言太杂，新字孳乳太多，古今音变太繁，不得不倚重形符义符，拼音文字的本相遂被遮盖；汉字拼音化并非舶来品，古已有之，恢复原貌而已。
但新文学家很快对汉字又亲近起来，他们不只拿白话代文言，还探索文言退位后白话该怎么写。对“字”的强调起于文学革命后不久，并非否定文学革命，乃是一种新的醒觉。这是他们留给后来的一笔隐形遗产。之所以隐形，因为没有太多人注意，对日后文化也没起太大作用，但不能因此就一再被忽视。
时文琐谈，却说到新文学家、“小学”与古文字，但愿没有离题太远。
之五：消失的文人
文人势弱，自古皆然。在秦被活埋，在汉帽子做了溺器，魏晋乱世，若不烂醉如泥，中毒致残，难逃杀身之祸，洎乎明朝，更有剥皮的酷刑。所谓“倡优蓄之”、“清谈误国”、“文人无行”、“文字狱”以及直书去势、直谏诛族，无一非文人专利。而“文人不文”，蔑代无有，鱼目混珠，真伪莫辨，纵有光耀冲破黯淡，几千年平均下来，仍觉其少，不嫌其多。
但也不必因此唱清儒的反调，说一为文人便甚足观，赶紧官孥供养，防其冻羸。也不必标榜自己就是最后的硕果，存亡继绝，在乎一身。作此妄想，已堕魔道，与文人不相干了。
所谓文人，大概不同于粗通文墨小有所成便原地踏步装神弄鬼乘时而起见势扒分的“作家”，也非稗贩之余沽名钓誉兼做假先知的“学者”。后两类繁殖极快，社会上也以他们为楷模，其实不然。文人至少不诈不伪，智商近于中人，能作婉转从容通达独立有时粗直但并不愚呆之谈话，落到下风也不图穷匕见，或像“周董”，装神弄鬼，加快语速，压倒对手。再高一点，则是修辞立诚而能娱人，谈言微中而启人以思，动人以情。这里的“人”只是“有人”，非“所有人”，故文人离不开圈子，当不起“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文人固有所执，但以“说出”为止；一涉行动，易失本色。他关心时势不让于人，却未必以时势关心他为条件。文辞风格一旦养成，便不易为时势所染，反而若有距离，如古之文人，不写乱离之象。他固有所知，更知其无知，不敢僭越，以国师自居。最近好几位一直恪守本分的读书种子突然发急，纷纷以国师自居，实在奇怪。文人变国师，荣登杏坛，岸然曰利国利天下，教训黔首，献策庙堂，岂能再与迷惘者同迷惘，与哀哭者同哀哭？他将只有高人之理，再无常人之情，后者才是文人唯一依靠。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这是青年鲁迅的呼吁。其实，他并不坚持非得有战士不可，有至诚之声、温煦之声甚至“最末哀歌”，也很可贵，——但都“未之有也”。这似乎也是当下写照。
90年代中期，有人曾说现代文学没啥了不起，顶多教人相骂。这污蔑倒也歪打正着，揭示了现代文人的特色，就是凡有发言，皆以私心认可为准，并随时准备赤条条站出来担负言责，很少一推干净，或标榜公允、稳妥。现代文人还不是“真的人”，但已经够真心的了。真心者狭路相逢，或爱，或骂，都很自然。不像现在，没有骂詈，不闻心声洋溢，一片扰攘，其实寂寞。前不久有学者振振有词，说古代文学几千年一个专业，现代文学三十年也一个专业，太不合理，后者应并入前者，三言两语，打发过去算了。这种论调后来听过几回，渐渐也就麻木。古之文人略识一二，但还是觉得他们的现代同行更可亲近。每一回想，真是令人不觉神往。鲁迅之深沉热烈，郭沫若之佻 易感，郁达夫之全无遮拦，周作人之冲和淡定，胡适之之宽宏任事，徐志摩之天真恺切，巴金之激越充沛，老舍之本色平易，曹禺之高才练达，沈从文之乡野文静，赵树理之质朴滋润，艾青之气壮情长，孙犁之温婉秀挺，张爱玲之华丽尖新，钱钟书之智锐才宽，一如其作品，各各显示鲜明个性，不容混淆。对古人他们并不特别恭敬，但没有他们的“创造性转换”（林毓生语），许多古书古字，今人别想读懂，又何谈“存亡继绝”？现代文人跻身古人行列，并不逊色。妄分轩轾，委实无谓。
俱往矣，古之文人早已绝迹，现代文人也基本消失，或正在消失。
消失的何止肉身，也是一种写作方式，一种人生态度。现代文人和许多古人一样，不加伪饰，语语有我，作品就是自传。考其人格，在上可为导师，为民族魂，至少也是一个响当当的性情中人。当下文学的特点却是涂饰太厚，语语无我，徒做空言或各种滥调的新八股，一旦授之以权，诱之以利，不知姓甚名谁矣。或谓当代有大作，无大师，语虽不经，却也透出一点消息。文人的消失，主要是文人的自我的消失。
其实无论消失的是肉身，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足惜。优胜劣汰，合乎常轨。但见鄙夷文人而又偷一点皮毛来附庸风雅榨取文人剩余价值的现象，暴发户中间很是普遍，莫非文人消失后，魂魄即转附公仆、学阀、商贾、明星之流？不免齿冷，作文以辩之。
之六：语词的流行和存放
朋友小聚，偶尔谈到某热播连续剧，有人戏称之为“中产阶级堕落宝典”，当场被一位淑女善意提醒：“您可别成九斤老太啊！”于是哄堂大笑。
话题很快切换，我却不禁暗自浮想联翩起来。哄笑之由，并非座中一客被誉为“九斤老太”，乃因说者自居时髦，却一本正经吐出一个很落伍的词，这就多少也有点幽默。
“九斤老太”，鲁迅小说《风波》里一笔带过的人物，与阿Q、祥林嫂、闰土、假洋鬼子、孔乙己一道，一度成为货真价实的流行语，但如今已不甚流行，虽然比谌容《人到中年》里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名气更响，较之也曾奔赴鲁迅笔底、永远保鲜的国骂，可就短命多了。
新词迭出，表征社会进步。比如“发扬”什么，自幼用惯，曾几何时已被“弘扬”取代。上下一心，咸与“弘扬”，“发扬”就黯然失色；有些场合改作“发扬”，反而不够庄重。从红色年代过来的人都熟悉“光辉”一词，当时只觉臻乎其极，无以复加，孰料又有“辉煌”取而代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盛大场面若无“再造辉煌”，“共创辉煌”予以描写、烘托，似乎缺了什么。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感情”单独使用很可能变成“敏感词”。小说中写不写感情，写到什么程度，主体是谁，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现在不也被风光无限的“情怀”代替了吗？话筒在手，舍“情怀”而就“感情”，恐怕通不过。还有“文化意识”换作“人文精神”，“安居乐业”换作“诗意的栖居”，“杰出人物”换作“一道亮丽的风景”，“下岗”换作“待岗”（似已不用），电脑代替毛笔铅笔圆珠笔钢笔的“写作”偏说是“书写”，刚刚还“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一声令下，全改“感动”，连先进模范也成了“感动某某年的几大人物”。“难忘的一刻”已深入人心，忽然升级为“视觉盛宴”乃至“视听饕餮的盛宴”。“表现”刚冲破“再现”的封锁扬眉吐气，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演绎”收编，演艺界的凡事“演绎”几乎等于万能胶性质的“搞”。“呈现”较之“出现”已然踵事增华，不料还有“巨献”黄雀在后。“隆重推出”够隆重了，更有“盛大登场”、“倾情上演”，真是鲜花著锦，烈火烹油。许多人一起走路曾被冠以“事件”、“风波”，乃至陷入命名的尴尬，换成“群体性事件”，则别开生面，境界全出。“四化”“、小康”何其辉煌，但几十年下来，乔治·奥威尔所谓“新说法”如雨后春笋，更新之速，唯房屋拆建道路翻修可以媲美。再用旧词，若非“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也只能是“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了。
但语言发展并非一味舍旧图新，也有推陈出新。末世论相信一切所言最后都要被审判，语词一旦造出，就不会废弃，至多存放在人所未识的永恒里，一朝激活，照样流行。据说英语最不济，任何新事物都得铸造个性化新名词，海量增加，因此难学。不像汉语，几个常用字稍加组合，就应变无穷，如“扫黄”、“打非”、“外资”、“低保”、“社保基金”、“发改委”、“社精办”、“五个一”、“电脑”、“博客”、“上网”、“灌水”、“环保”、“全球化”、“脑残”、“伪娘”、“水军”、“五毛党”……对旧词或旧用法或疏离，或回归，或仿造，脱胎换骨，点石成金，似新实旧，可旧可新。
成语与器物无关，系乎文化心理，稳定性更大。许多从《尚书》、《诗经》开始就雷打不动，绝无废弃（存放）之虞。《尚书·禹贡》述尧至暮年有“南巡”，“共工”、“驩兜”、“三苗”、“鳏”，恰为“四罪”。尧死，百姓“如丧考妣”。舜之德政，“百兽率舞”。《诗·蒸民》有“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小雅》有“万寿无疆”，《关雎》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至今沿用，不绝如缕。
奥威尔说过，“和语言滥用现象搏斗往往皆显得多愁善感古趣盎然”（《政治与英语》）。说“搏斗”有些夸张了，放手滥用，也翻不出语言之网。许多簇新语词其实只不过是旧词重新包装而已，比如当今“网络红人”漫天飞舞的那些诨名绰号，不都是“多愁善感古趣盎然”吗？语言的惰性令一切创造事先变得陈旧。张世禄先生曾以《诗经·君子于役》为例说明汉语里许多“基本词”，“经过千百代保存下来而没有加以变化。”（《汉语历史上的词汇变化》）“活在当下”、陶醉于词语爆炸的绚丽光芒、好像天天在做仓颉的人，大概不会承认，但这恰恰也是马列经典作家的语言信念：“基本词汇是基本上完全保存下来的，并且使用为语言的词汇的基础……把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基本词汇消灭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间内创造新的基本词汇，那就会使语言瘫痪，使人们完全丧失相互交际的可能。”（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究竟人“说”语言，还是语言“说”人，真的很难讲。
算不得“基本词”的“九斤老太”是否也会咸鱼翻身，重新流行呢？要打赌，或许可以稳操胜券。
之七：请脱稿
口才得自先天，也有赖于后天历练。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言语”列第二，可见受重视的程度。孔子还说“不学诗，无以言”，过去认为这句话是提倡学习《诗经》，但孔子恐怕更看重“言”，学诗只是手段。“言”，“言语”，都是指“口才”，而标准在于“修辞立其诚”。不诚无物，“巧言令色”而已。但“立诚”只能在“言”中实现，闭口不言，沉默寡言，笨嘴拙舌，并非“诚”的必然表现。《围城》中那个惜言如金却尽说谎话的韩学愈就是一例。尽管孔子“讷于言”、“谨言慎行”，但他对口才还是取积极态度，这和庄子将老子的“大辩若讷”发展为“大辩不言”，显然不同。
苏格拉底无书，而辩才无碍。刘季高先生认为中国古人也特重“谈论”，不尚著述。郭绍虞尝谓先秦“骈语”是楚辞汉赋以及骈文的基础。魏晋骈文发达，清谈之风也同时盛行。重视口才的传统，一开始似乎就被某些肉食者弄坏了，尤其纵横家滥用在前，禅宗和尚弄玄在后，渐为儒者所不齿，本来发达的说话艺术遂不断衰微，唯在民间自然生灭。上流社会专营文字，唇舌之功委诸下愚，饱学之士遇见村姑村夫，往往言语上先败下阵来，著名的刘三姐传说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也并不绝对，《红楼梦》里贾政和清客们固然言语无味，薛蟠之流“精致的调皮”也难登大雅之堂。有德未必有言，有言未必有德。我们的文明主要写在纸上，日常说话，则多有不及。维特根斯坦说西方许多哲学问题扯不清楚，主要因为哲学家们用语不当。日常生活中许多纷争和麻烦，从家庭矛盾到国际纠葛，言辞之罪，又岂在少乎？
80年代中期，先师蒋孔阳先生邀李泽厚来复旦讲学，那时李先生声望正隆，拟讲三次，首场放在第三教学楼，因听众太多，移到“二教”大教室，架不住美学爱好者蜂拥而至，最后只好挪到相辉堂。但大家很快发现李先生口才实在欠佳，即使狂热的崇拜者也很失望。第二讲听众人数锐减，换到“二教”原来那间教室，第三场则回到原来安排第一场的那间。三讲过后，走在校园里的李先生似已泯为常人，少有问津者矣。他当然照旧迈着逍遥步，旁若无人。口才再差，也是《美的历程》的作者！换个人，恐怕就难为情了。
李泽厚先生后来没有再见，那次也许不在状态，据说一般场合，他要算反应敏捷的，那又自当别论。总之学问好，口才未必佳；学问不好，口才未必不佳。王熙凤不会题咏、作对、制灯谜，只会点戏，“文学”肯定不行，若论“言语”，荣宁二府却首屈一指。她抱怨佣人没几个会说话“，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她将宝玉丫鬟小红挖过去使唤，就是看重小红“口角剪断”。凤姐培养干部，重“语”而轻“文”。
吕叔湘先生认为中国很早就有重“文”轻“语”的传统，原因是“言文分离”。孔子讲究“雅言”，奈何全国无“正言”（标准语），大家各说方言，只靠书写维持交流，历代考试制度又只重文辞而不顾口表，想不重文轻语也不行。“五四”以后大力完善“国语”，推广“普通话”，但实际语文教学依旧“半身不遂”（吕叔湘语）。吕先生还认为，重文轻语，不但使学生不会说话，也不会作文。白话文以“写话”为原则，说不好，岂能写得好？人是言谈的动物，平常作文机会毕竟不多，却时刻都有说话的必要，所以不会作文事小，不会说话事大。
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开会念稿子，几乎成了中国特色。偶尔有人脱稿，大家都会捏一把汗。稿子在语言无法施其技的场合才派上用场，能够和需要面对面说话，却躺在稿子上哼哼唧唧，无异于只要文字而放弃语言。稿子本是帮助说话，“帮助”变成“代替”，就适得其反了。当然有时确实也需要照本宣科。重要报告和文件，须听领导或专人逐字逐句读出，感受有声的存在，印象才深。但这并非因为“文”重要，恰恰说明许多场合，离开“语”，“文”的权威便无法彰显。“宣旨”也是如此，爱看“清宫戏”的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过去西方青少年进Grammar School，并非只学语法，而是学整个语言和语言里的道理。现在他们中小学生还三天两头练representation（报告）、debate（辩论）、speech（演说）、mock tria（模拟庭审），长大后碰到正式发言就不大会怯场（有的中学生还能在媒体定期发表时政演说）。周作人说中国无欧洲基于演讲术的修辞学，大致不差（《看云集·修辞学序》）。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国人多爱演说，但真有演说术的不多。梁启超凌云健笔，风靡一世，光绪帝硬是听不懂他的粤语官话。马叙伦回忆章太炎演讲，同为浙人，只能听懂“要革命，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之类散句，值得称道的还是国学大师的“身体写作”：不走两侧台阶而偏以矮小之身从前台爬上，讲完又从原处爬下，边讲边提裤子，因腰带不知用什么东西随便一系，时刻防止滑落（《石屋余渖》）。
有话好好说，是前人未竟之业。从娃娃抓起是治本，但也要治标，比如请面对公众说话的人率先垂范，脱稿直说，或用稿子做“话本”，尽量恢复语言的原貌。否则，我们还活在“无声的中国”，只低头念字，听不到真实的说话的声音。
不念稿子不敢开口的局面一定要改。“修辞立诚”，是更上层楼的事，中西方异地则同，无待多言。
之八：“必也正名乎？”
1822年马礼逊编辑第一部英汉词典，其《英吉利国字语小引》谓“英文有二十六字母……”，周振鹤教授认为这是“英文”一词最早出处。马礼逊译English language为“英吉利国话”，译Chinese language为“中国的话”、“汉话”，当时“英语”、“汉语”二词尚未发明。1855年何紫庭序《华英通语》：“吾友子卿……恒虑华言英语，不异北辙南辕”，才有“英语”一词，至1862年唐廷枢出版《英语集全》，俨然已是正式术语（《“英语”与“英文”的首创权》）。
周君推测马礼逊造“英文”一词是从称满文为“清文”获得灵感，40年代周作人也说“汉文”乃与“满文”对应而生“，至于汉字则是新名词”（《十堂笔谈》）。其实“汉文”很早就有，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谈到佛经翻译时说“，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但这里的“汉”指“汉朝”。与佛经翻译相关的还有“汉言”、“秦语”、“秦言”、“晋言”、“唐言”，分别指汉朝、后秦、晋与唐朝的言语。北朝鲜卑统治者称北方居民为“汉人”、“汉儿”，语言为“汉语”，始有民族和民族语言之义，但也不等于今天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汉语”（说见李一氓《试释汉族》）。1998年韩国发现的元代古本《老乞大》所谓“汉儿言语”，指蒙元时汉蒙混合语，明朝以后逐渐消失。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汉字”和“英语”、“英文”一样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并得力于晚清民族主义意识勃兴，周作人讲的不错，但他未指出现代意义上“汉文”、“汉字”“、汉语”三词的具体由来。我见闻狭窄，不知有无这方面的系统考证。
像汉语、中文、汉字（1949年前一度定名为“国字”）、国语、国文、普通话、华语、华文这些常用概念的源流异同，国内不讲究无甚大碍，但在好像要“拿来”、“送去”并行的今天，“送去”的对象难免疑惑，猝然问起，肩负“送去”使命的人要给出满意解答，殆非易事。
目前“对外汉语专业”因“全球汉语热”而走红，“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汉办”）声名远播，“送去”的是“汉语”，英文为Chinese或Chinese Language，这都没问题。但Chinese或Chinese Language何以不叫“中国话”而叫“汉语”（比如赵元任说他的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文名应叫《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却坚持译为《汉语口语语法》）。落实到文字为何叫“中文”而非“汉文”（至少辛亥前还只有“汉文”，比如上世纪初章太炎、吴稚晖围绕“废除汉文”的争论）。国内大多数“中文系”的全称为何叫“中国语言文学系”或“汉语言文学系”。外派的究竟是“汉语教师”还是“中文教师”。前者只教外国人说中国话而后者专教他们写中文吗？“国语”、“国文”只是台湾地区共同语和书面语吗？为何钱玄同、黎锦熙、罗常培等认为“国语运动”从清初刘继庄就开始了，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不提当时民国？今日之“华”并非只是过去“华夏”“、华族”、“华夷”之“华”，“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一个“华”字，外人对中国的某些行为仍被称为“来华”、“访华”、“侵华”、“援华”，而“排华”、“反华”、“亲华”之“华”，既指本土中国，也包括海外华人。既如此，华语、华文是否只用来称呼海外华人的语言文字和文学？“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主体不是既有“老华侨”也有“新移民”吗？周有光先生说：“‘国语’和‘普通话’这两个名词原来都是‘通名’，不是‘专名’……只有‘华语’这个名称有‘专指性’，一听就知道专指‘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可以跟‘英语’‘、法语’‘、日语’等名词并立使用。把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定名为“华语”似乎比较合适。”（《关于“大众普通话”问题》）他还预言：“全世界华人可能在21世纪之末普及华夏共同语华语。”（《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这个说法的可接受性究竟怎样？
2000年版《辞海》“普通话”定义说：“近几百年来，由于白话文学和‘官话’的传播，其（按指普通话）规范逐渐明确，影响日益扩大……建国后，普通话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发展。”似乎暗示普通话早于“官话”和“白话文学”，何时得名，何时开始推广，也很含糊。“普通话”最早可能见于1902年吴汝纶与日本人的一次谈话，1904年留日学生“演说联系会”简章也有该词，1906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称“各省通行之话”为“普通话”，这都可能从日语“标准语”而来，30年代瞿秋白也说过“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但直到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同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次年2月6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才有正式定义和开始推广的确切时间。写入《宪法》，则是1982年。这些《辞海》不交代，易生误解。
“普通话”尚且如此，上述名称普通内容未必普通的概念更可想而知。40年代吕叔湘先生有感于“国语”“国文”两词辨析不易，说“名词的繁杂，和涵义的分歧，是很不幸的事情……希望慢慢的能澄清起来”（《文言和白话》）。现在看来他当年的愿望并未完全实现。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今天“正名”之事或许还不至于“必”，但依据历史脉络来“释名”，无论推广常识还是解决积累下来的学术难题，倒是值得认真对待。倘有相对公认的结论，印成小册子，“送去”之时，也就有备无患了。
之九：汉语四“后”
世界各地汉语写作因文化传承与社会环境不同而显出差异，又因文化交流人员往来而相互连带。汉语日益世界化，但世界终究只有一个汉语。
80年代后，内地文学复兴，汉语问题也日益成为文化讨论的焦点，其中“后革命”论述框架颇具统摄力，即认为总趋势是走出过去革命话语的单一空间。说是多元，但看作者队伍，延安一辈（如韦君宜）很少，从王蒙那代算起，大多执笔于革命胜利后，一开始就落入“后革命”空间，他们的从8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的话语策略，严格讲来应是“后后革命”。但无论多少个“后”叠在一起，归结起来还是“后”，称为“后革命”，也并无不妥。
“后”非否定。革命话语作为语言资源，恰恰因为“后”，这才进入当下，就像当年黯然逊让的文言文很快在白话里找到新土壤。“十七年”和“文革”的“后革命”写作是现代“革命文学”的延伸，“后后革命”写作则要面对“革命文学”与“后革命”写作（“红色经典”）的双重遗产（无论其策略是公开“告别”还是隐秘继承）。
“五四”后不久，新汉语便开始经历革命化熏陶。1949年后运动频繁，更使汉语充分政治化。有人认为当下语言荒疏渊源于此，其实不然。研究语言，先要面对历史情境，不必急于作价值评判。革命话语对20—30年代多样化语言道路似有一种收缩，但实际情况复杂。拿学术语言来说，何其芳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时强调写文章要通顺，以至有“何其芳体”。一些领导人文章也很漂亮。此外，恐怕不能把“鲁语”等同于革命话语，也不能将革命话语等同于“姚文元体”。至于毛体和赵树理体，并非简单否定20—30年代汉语。有谁像毛那样旗帜鲜明主张作家须学习工农兵语言？有谁像赵树理那样真把民间语言用活并和现代汉语共通语融为一体？红色政治是历史必然，而汉语中某些明显迂腐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被洗刷。台湾作家学者的语言保留不少古趣，但有时也够陈腐。倒是海峡这边，经过伤害也好扭曲也好洗礼也好，更见芜杂鲜活。
王德威从“后遗民”角度剖析台湾文学，也很有趣。“后遗民”首先针对明清两代遗民而言，顾及乙卯割台（1895）之后遗民、殖民、移民混杂的局面，迁延至1949年以后再度孤悬海外的处境，共通点是对汉语传统近乎图腾的迷恋，这和内地经过“五四”和革命话语而辅以遗产继承的脉络，差别很大（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
当然不能涵盖全局。陈映真、陈若曦等就更接近“后革命”写作，尚未割断与现代文学血肉联系的白先勇、於梨华等至少在语文上并无“后遗民”气，倒是与“革命”和“后革命”相距遥远的朱天文、朱天心等，常像破落户子弟当街晾晒祖宗衣物那样醉心于“文字炼金术”。比起师爷辈的胡兰成、木心，朱氏姐妹主要是生硬嫁接古汉语与白话文，比如将单音节词尽量不落痕迹地双音节化，杂入文中，显得含华佩实、古风盎然。这种既缺口语支持又乏深厚学殖的书房操作，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据说70年代末赵元任回北京，曾抱怨当时口语受报刊书面语影响而缺少生活气息。反过来，文字/文学终究属于语言衍生物，语言又受制于方言构成与幅员总量。这方面，活的语言资源有限的“后遗民写作”，前景恐难和语言资源丰富的“后革命写作”相比，虽然善于利用这一资源的内地作家目前也并不多。
香港作为海峡两岸文化中介，叠印两岸语言气象，“后革命”、“后遗民”在此弹丸之地都有大量声气相通者。但香港汉语写作因官方英语长期存在，又显出特殊性。出生香港、母语为广东话、从小父母督促写中文、长大接受西化教育而供职美国大学的周蕾，不无愤慨称她在英语/母语夹缝中的中文是一种“离散书写”（Writing Diaspora）（周蕾 《写在家国之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老外”怀疑来自香港的她中文欠正宗，一些据她说中文还不如她的同胞也说她汉语不行，她写中文缺乏（也无须）背景倚恃，只能在挥之不去的语言压迫下诉求于本身谱系也很混乱的普世价值，因此这种“离散写作”是“写在家国之外”。
“家国之外”云云，凸显个体存在，质疑语言归属。个体不可让渡，使用何种语言不重要。
对汉语抱这种超然心态，已经是“后汉语”的境界了。
但果真有毫无语言归属的个体语言或语言个体吗？世界语梦想破灭之后，还有超越民族—国家语言归属、单纯指向个体的话语吗？不必怀疑这种语言体验的真实性，但也要看它在香港乃至海外究竟有多大典型意义。
海峡两岸与港澳、东南亚及世界各地都有中文（华文）写作，一本同源，而容貌有别。所谓“两岸四地汉语”，范围太大，论者每感无从下手。上述三“后”，着眼于写作者的语言姿态，虽是局部切入，却也能帮助读者想象整体联系。
还有一个“后‘现代’”，但并非一般所谓“后现代”。“后‘现代”之“现代”，特指中国的现代时期，而一般在中国讲“后现代”者，对中国的“现代”往往不甚了解，因此也很难真正“后”起来。中国的“现代”是一个至今仍在起作用的“小传统”，对此倘无充分释读，自难洞悉“后革命”、“后遗民”、“后汉语”的底蕴。上述三“后”对于“后‘现代’”，似乎都用力不够。
四“后”并观，庶几其可乎？
之十：南北语言不同论
讲当代中国语言状况，一般都会说，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各地方言纷纷退缩，虽然不至于消失，但基本成为辅助性的低位语言。语言学家还会提到，当代作家方言身份日益模糊，写作中采用方言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这些都没错，但南北语言的显著差异，似乎少有议及者。
不妨分语言和文学两方面讲。语言上，北方人普通话水平普遍高于南方，但若论普通话能力提高的幅度，则北不如南。北方方言接近普通话，允许“北人”学习普通话时乡音无改，以“北”（北方话）代“普”（普通话）。“北人”说话字正腔圆，不一定是标准普通话，但“南人”震于其浓郁的北方味，以为那就是标准普通话了。我有个山东朋友，转来上海教书，山东口音就是脱不去。普通话与南方方言距离较远，要求“南人”尽改乡音，学说普通话，大学里打南方乡谈的教师或学生基本看不到。
在文学（包括一般书面语写作）上，所谓方言身份模糊，主要指南方各方言区作家，用方言写作的北方作家仍有不少。对比上海作家王安忆和陕西作家贾平凹，这一点不言而喻。赵元任说标准语（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在北方方言被确立为标准语之初，完全可以这么讲，但确立为标准语之后越久，它和标准语的距离就越来越大，因为标准语须不断吸纳外来语、方言和古代以及现代以来共通书面语的滋养，不会停留在北方方言的起跑线上。从语言构成上讲，自古以来汉语共通语都是“南腔北调”，现代又加上“中西合璧”，口语如此，书面语更不例外。“北人”如果因为普通话基础是北方方言，就依赖这个天然的优势，固步自封，则无论说普通话还是写现代白话文、创作现代汉语文学，都会落后于奋起直追的“南人”。
国语/普通话之间的这种南北差异，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醒目的一点，就是本来应该成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之中坚的北方作家，因为自身方言的便利，以及历史上共通书面语与本地方言的天然贴近，反倒倾向于方言文学，成就最高的老舍、赵树理两位，也未能尽心竭力创造“南腔北调兼中西合璧”的现代白话书面语。加上1940年代以后延安方面的大力提倡，不仅来自北方的作家（当代有贾平凹、李锐、莫言、张炜等）纷纷归回方言世界，少数南方作家也放弃“五四”确立的现代白话书面语传统，转向方言写作（如吸收粤方言的《虾球传》作者黄谷柳和后来吸收湘方言的周立波）。主要以北方方言为根底的乡土/方言文学，因此长期占据现当代中国文学主流。这个势头在1950年代大力推广普通话之初有所遏制，但直到1990年代新都市文学崛起，在从小接受普通话教育的新一代作家身上才有所改变。相反，在国语—普通话运动中原本处于被改造被压抑地位的南方作家，却自觉依靠千百年来成熟的共通语（通语—官话）写作传统，同时借助这个群体所处地域在近代以来日益显著的经济文化优势，成为“五四”以来“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中坚，确立并不断壮大“南腔北调兼中西合璧”的超越方言的更宽阔更深厚更灵活的现代白话书面语传统。
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召集各省代表开“读音统一会”，1919年在此基础上出版首部《国音词典》，1926年“数人会”议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出版……现代国语运动确立北方方言为民族共通语的基础方言的过程中，许多关键人物（吴稚晖、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黎锦熙、刘半农、赵元任）都来自南方，足见南方知识分子对元明以来“官话”和北方方言的认同。认同的结果，是为数众多、在现代文化建设上明显占据主导地位的南方作家不得不模糊乃至大量放弃自身方言资源，成为在方言上无所属的作家群，他们自觉地学习和创造中西合璧、南腔北调、超乎方言差异的现代中国共通书面语，既接续了几千年来汉语文学书面语传统，也为现代中国文学书面语留下一笔宝贵遗产。为现代国语书面语作出更大贡献的不是北方作家群，而是南方作家群。
如果北方作家群以方言为根基的书面语写作强调“群众路线”和“人民性”的政治正确性，强调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特色须借原汁原味的方言土语才能获得充分表现，那么南方作家群超方言的书面语写作则强调文学语言最终须脱离方言羁绊，脱离方言羁绊的书面语既可表现纯方言写作无法表现的世界性因素，也可通过用共通语“翻译”方言的办法，表现北方作家群所追求的地域文化精神。
将小说人物的方言“翻译”为国语，在现代文学中很普遍。鲁迅几乎一律让闰土、祥林嫂、阿Q、魏连殳、吕纬甫、涓生、孔乙己、华老栓、假洋鬼子等讲古今杂糅中西合璧南腔北调的“国语”。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写女工陈二妹问男主人公：“你天天在这里看的是什么书？”作者特地用括号注明：“（她操的是柔和的苏州音，听了这一种声音以后的感觉，是怎么也写不出来的，所以我只能把她的言语译成普通的白话。）”《围城》除少数例外，即使交代人物说的是方言，也将方言“译成普通的白话”，但《围城》的南方文化特色并不因此稍减。鲁迅、郁达夫、钱钟书小说人物的“国语”、“普通的白话”可以南腔北调，中西合璧，古今杂糅，但就是不实录方言土语。这是向着共通书面语挺进的努力。40年代，主张民族形式的理论家向林冰抱怨路翎小说人物“缺少一般的土语”“，没有大众的语言”，胡风却赞同路翎的观点：“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他们是闷在心里用这思想的，而且有时也说出来的。”路翎甚至认为人民群众只说土语，乃是“精神奴役创伤”之外的“语言奴役创伤”，这是提倡方言写作的人想不到的。
南北作家两种不同的语言策略在现当代文学中发挥各不相同的作用，高下优劣，难以遽断。当前，方言无所属的青年作家越来越多，超方言/都市写作似乎越来越有可能继方言/乡土写作之后，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这是新的“言文分家”呢，还是现代汉语共通语正跨越传统的方言分区而走向融合，由此造成一种超越传统方言差异的方言身份日益模糊的共通语文学？
这个问题，需要语言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一起来回答。
之十一：中国作家的外语和母言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理由之一是当代作家大多不懂外语，而不懂外语也不能真懂母语。
笼统地评价当代作家的“外语”和“母语”，并以此衡量其创作，似乎不像懂行的汉学家应该说的话。确实有许多现代作家外语好，成就也高，如周氏兄弟、郭沫若、巴金、徐志摩、钱钟书、张爱玲、穆旦等，但也有精通外语的半吊子作家胡适、陈源、林语堂、梁实秋，还有外语不怎么好的重要作家丁玲、沈从文、赵树理、萧红、路翎、孙犁、汪曾祺，可见外语并非衡量一切的标准。将来或许有更多中国作家可以用外语写作，谁敢保证一定优秀？不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国外用英语写作并频频引起英语世界的轰动吗？顾彬不妨去看看那些临时用外语包装起来大肆兜售的“中国记忆”、“中国经验”究竟怎样。
晚清译事大开，王国维说是继汉唐翻译佛经之后又一盛事，这还满足不了当时的西学热情，严复就主张国人应越过译文，直接读西书。“五四”到1949年，外语学习蔚然成风，乃是不争的事实，但后来外语教学环境变了，“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鲁迅）几乎断绝，吃饱肚子都成问题，遑论其他。指责大多数生于那个年代的当代作家不通外语，是忘了基本的历史条件。
80年代以后，不少作家想学外语，可惜过了年龄。为弄文学而学外语，与为数理化而学外语，难易不可以道理计。尽管如此，他们谈起外国文学来还是眉飞色舞，马原、格非、余华、王安忆、孙甘露等都有外国文学方面的专文专著。外语差的当代中国作家对世界文学的认同远远超过许多中文不错的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亲近。
对中国作家来说，怎样才算母语好？这得先弄清楚中国作家的母语的具体构成。同是右派作家，王蒙、高晓声、张贤亮的语言就不一样；同是寻根作家，贾平凹、韩少功的语言也很不同；同是先锋作家，余华语言比较朴实，孙甘露则极端欧化；痞子文学代表王朔与曾被诬为流氓作家的代表朱文的语言构成也两样；王安忆、铁凝都是知青族女作家，前者偶用沪语，后者杂用北方方言，味道不同。“现代汉语”容纳了太多语言要素，很难立一个抽象的标准来衡量同用“母语”写作的中国作家。这并非说我们没有评判当代作家的语言标准，而是说应该体贴他们的语言环境的复杂性，看他们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中各自成就了怎样的语言艺术。操纵火车要用操纵火车的标准，驾驶轮船要用驾驶轮船的标准，不能用驾驶轮船或古人骑驴的标准评判火车操纵者的水平，同样也不能不顾语言环境的差异而将杜甫、鲁迅的语言艺术标准强加给当代作家，正如不能用歌德、席勒的语言成就要求当代德国作家。
从语言上攻击中国文学，晚清以来一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强项。《新青年》集团从根本上否定了到那时为止所有中国主流作家的语言。顾彬像宣布地理大发现一样指出中国作家外语不行母语也糟，但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瞿秋白、胡愈之等干脆说汉语言文字本身就不行，不仅不行，还是没有生命的“死文字”、“鬼话文”，遗毒深广，罪恶滔天，因此“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甚至主张变外语为母语（吴稚晖、钱玄同），比顾彬“杀根”多了。当时的设想如果实现，中国作家直接用世界语、德语、法语、英语写作，不仅外语这块阿Q头上明摆着的癞疮疤可以一劳永逸地洗净，也不存在母语的隐痛，但这样一来，汉学家以及他们的中国同行也就彻底砸了饭碗。
用“外语不好”或“母语也差”论断中国当代文学，并未找准病根。若不能体贴现代汉语的复杂身世及其背后的复杂生存，则语言问题，还是慎谈为妙。
2010年5—7月记于南溟流寓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悉尼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