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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壮:古代应用文概念的由来和发展
【时间:2012/4/19 】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 【作者: 刘壮】 【已经浏览7930 次】

    【内容提要】 现代文章学研究中一般认为“应用文”一名出自清代,其实早见于南宋。古代应用文的写作理论在汉魏六朝已基本形成,但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由于古代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与文学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所以古代对这个专门文体概念并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不过,前人强调应用文的实用性质,对现代研究应用文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 键 词】 文体概念 文章体裁 诠释 差异 传承

    一、应用文名称的由来

    现代文章学中研究应用文,一般认为“应用文”一名出自清代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其中有:“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然而认真推敲刘熙载的原意,重点不在于把“应用文”一词作为专门的文体概念去设释其内涵,而是强调“一切应用之文”的实用性。辞命,本指古使者聘问应对的言辞。《艺概·文概》中说:“文有辞命一体,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把刘熙载的这两段论述联系起来看,一是说明,行人出使受命,在具体场合要因时适变,应对要言辞通变,“其用却全在善道”即强调了“用”;二是由此推之,“一切应用之文”重在实用,强调了实用性特点。

    至于刘熙载所说的“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虽然使用了应用文的名称,但也不能认为是对这个专门文体概念的诠释,因为与现代应用文概念相比,其外延较窄。按现代文章学分类,应用文根据用途可分为私人应用文和公务应用文,后者主要是公文。而刘熙载所说仅指公文,故有上行、平行、下行之分。

    “公文”一词在历史上出现很早,较早可见的如《三国志·赵俨传》中有:“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再如《后汉书·刘陶传》中的“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此外还有案牍、文牍、文案、公案等名目。如《唐书·李巷传》:“天资长于吏事,治家亦勾检,案牍簿书如公府。”再如《宋史·梅执礼传》:“文牍山委,率不暇经目。”又如《南史·彭城王义康传》:“性好吏职,锐意文案。”还有《东坡奏议集·辨黄庆基弹劾劄子》:“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案,原指食器,后指凭几,引为官府处理公事的文书、成例及狱讼判定。牍,原指木简书板,纸张通行后称书信为尺牍,如《后汉书·匈奴传》中有:“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案牍在古代诗文中也有所见,例如谢朓《落日怅望》:“情嗜幸非多,案牍偏为寡。”再如刘禹锡《陋室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应用文”一词也不是到清代才出现。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南宋张侃《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拙轩集·卷五》)的开篇就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不过张侃尽管早刘熙载六百年使用了应用文名称,理解却很不相同。究其原因,是当时还没有把应用文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也就不可能把“应用文”作为一个专门的文体概念,所以,张侃所说仍然不是对这个概念的科学的诠释,仅仅是从表达形式上着眼来予以解释的。古人对应用文的不同解释,并不单纯是对一个概念的内涵的理解问题,还反映了古人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体)与文学作品的差异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二、“文笔说”与应用文

    按现代文章学分类,应用文包含在一般文章的范畴之中。但是,古代“文”或“文章”的概念,其外延曾是非常宽泛的。先秦时,曾把礼乐法度称为文章,如《诗·大雅·荡》序:“无纲纪文章。”《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指的则是文采;《庄子·胠箧》中也有:“灭文章,散五彩。”而“文学”本指儒学或其它学术。到两汉之际,文章与文学逐渐合一,指语言的书面形式。例如王充《论衡·正说》有:“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所论包括了一般文章与文学。再如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这里所说的诏书律令无疑属应用文,也在文章概念之中。

    对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差异的认识,自汉代始有“文笔”的提法,最早见于《论衡·超奇》:“乃其文笔不足类也。”不过王充谈的并不具体。到南北朝时,文和笔进而分为两个词,出自《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此时文与笔已各有所指。颜延之有文、笔、言三分法:有文采且押韵的是文,如《诗经》;有文采的是笔,如《左传》;直言事理不加彩饰的是言,如《尚书》等其它经典(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其后刘勰对文、笔的区分着眼于是否用韵,指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并于《文心雕龙》中屡用文、笔,如《章句》中有“文笔之同致也”,《序志》中有“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该书体例就是据此而定:第二部分文体论共有“论文叙笔”二十篇,前十篇谈有韵文,后十篇谈无韵笔,而后者主要是应用文章。同时,他在《体性》、《风骨》中也强调了“文”的风格与情采。萧统编《昭明文选》,在《序》中提出“能文为本”,能文的特征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藻翰”。他尝试将学术与文学、文章区别开来,不选经籍子史(史传中只选有文采的颂赞)。他力图划分文与笔的界限,选入了诗、赋等文学作品。不过,他又偏重于辞采的角度,选入大量六朝骈体应用文,如令、诏、教、奏、表、牋、弹事、铭、箴、诔、哀、碑志等。这种从表达形式上的区分,是人们对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差异的初步认识。

    比刘勰稍晚的颜之推,则有了深入一步的认识。他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提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泳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里从渊源、功用上考察,指出“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的与“陶冶性灵”的有所不同;并把诗歌一类缘情作品单独提出来,视为另有特点。所谓“陶冶性灵”,应该说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的。与之同时的梁元帝萧绎著《金楼子》,在《立言》中文、笔对举,“情灵摇荡”、“流连哀思”抒写情怀又有一定艺术特点的为文,如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的辞赋;而“善为章奏”、“善辑流略”的论事说理实用文章为笔,但也要“神其巧惠”讲究技法。这是从文学、文章的性质来考虑的。可以看出,人们的认识在逐步深化,从表达形式的区分深入到功用、性质的差异。

    然而,唐宋时代文学观念的变化,又使文章作为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了文学作品。例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有:“文章之作,本乎性情。”这里所说的文章,主要指文学作品。再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论庾信后期的文章,就兼指诗、赋。也有时人们使用文学和文章的概念,在内涵上并无区别,如韩愈的《答窦秀才书》中就有“逐发愤笃专于文学”。到元明清时代,戏剧、小说发展繁荣,对文学观念产生了影响,但文章、文学的区分,界限仍较模糊。

    “五四”前后,文学逐渐独立,有些学者提出了“美文”与“实用文”。叶圣陶先生1924年在《作文论·引言》中,提及“文学”和“普通文”的概念;又于1945年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见《国文教学》上辑)中指出:“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他进而从文体角度提出普通文包括应用文、记叙文、论说文。叶圣陶先生把国文中包括文学和非文学的文章称为“基本观念”,表示:“我作这么想,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年了。”足见他对此给予了特殊的重视,经过了深思熟虑。明确这个“基本观念”,具有分疆划界的重大意义。至此,人们对“文学”与“一般文章”这两个概念各有所指才认识得比较明确;同时,也明确了应用文体是包含在一般文章范畴之中的。此后,由于应用文已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人们才可
能把“应用文”一词作为专门的文体概念去科学地解释其内涵。

    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差异的不同认识,影响到了对应用文的不同理解。刘勰论文体,首先着眼于表达形式上的区分,因此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虽然是“有韵文”,其中也有不少属应用文体裁,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等。张侃处于唐宋文学观念变化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仍然是从表达形式的角度解释应用文。这是历史的局限。到清代,刘熙载所说的应用文尽管仅指公文,但已重在从性质上强调“一切应用之文”的实用性。这表明了古人对应用文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至于“骈四俪六”,在历史上确实有过应用文章多用骈体的现象。但是,骈四俪六并不限于应用文体裁,也不限于一般文章。骈体文本是从古代诗文中排笔对偶的修辞手法演变来的,尤其受汉赋影响,到魏晋时期完全形成,在南北朝时极为盛行。当时,除史传等外,其它文体几乎都有用骈文写成的,应用文也不例外。象清代许槤编《六朝文絜》,收骈文七十二篇,有应用文五十余篇。同时代的李兆洛编先秦至隋骈文总集《骈体文钞》,共三十一卷,上编十八卷谓“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基本上是应用文;中编、下编为指事述意、缘情托兴之作,也有不少应用文。但唐宋古文复起,只有诏令、奏议、颂赞等以骈体为常,其它如书信、序跋、杂记等则多用散体。而且骈四俪六也用于文学作品,在《六朝文絜》、《骈体文钞》中均有所见;及至清代骈文复兴,有以四六体用于小说的。因此,张侃所说“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其局限性在于:一方面忽略了骄四俪六并非仅限于应用文,另一方面又忽略了应
用文并非全用骈四俪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古人对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差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虽然使用过应用文的名称,但实际上并没有对这个文体概念做出科学的解释。这是现代研究应用文援引古人论述时应予注意的。同时也应该肯定,刘熙载的论述虽然不能认为是对应用文文体概念的完整准确的诠释,但确已论及应用文章的实用性,这对现代研究应用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目前对这个文体概念尚无一致的解释,但一般都肯定了其实用性和具有惯用的(或相对固定的)格式等特点,尤其公认实用性是应用文章的根本特点,这是对刘熙载论述的历史传承。

    三、应用文的重要地位

    有的现代学者提出,由于应用文是处理公、私事务的实用性文章,不具艺术性,历史上对该文体一直有偏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见解不无道理,但亦有偏颇。古代有些应用文章确实不如文学作品流传广泛,专门研究应用文写作理论的著述也很少见。但是古代私人应用文中的名篇佳作也流传很广,象书信、碑志、哀诔祭吊等体裁,在后人辑纂的历代文选、历代散文选中占很大比重。而刘熙载所说的上行、平行、下行公文以及专用公文,在古代应用文中虽有重要地位,尽管也有流传(如诏、策、敇、令、谕、奏、上书、疏、表、议、状、启、剳子、封事、弹事、檄、移等),但却有限。象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阅皇家藏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编制总书目《七略》,并没有把章表奏议等公文专略收录。其后东汉班固在此基础上著《汉书·艺文志》,也只是把公文编入相关门类,如《六艺略》的《书》卷附列奏议四十二篇。有的朝代也出现过少量公文集,象两汉之际汇编《百官篇》,东汉献帝年间编《汉仪》,唐宪宗命唐次集历代史料纂《元和辨谤略》,宋代赵汝愚编《诸臣奏议》,明代黄淮、杨士奇奉成祖命辑《历代名臣奏议》。也有过个人集,象唐代陆贽的《陆宣公奏议》。然而,仍有不少被誉为公文大手笔者,却极少传世之作。象南宋汪藻,在南宋初渡时,制诰诏令多出自他之手,行文洞达激发,颇为时人传诵,可是散佚甚多。

    对于这种历史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公文撰拟具有专任性。封建朝代公文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必须由指定的专人撰拟。一种属于“职述”,即由担任某个职务的人写与其职务相称的公文,违者贬官治罪;另一种是“授权代拟”,即有专门从事公文撰拟的机构和人员,拟前授权拟后批准,象进呈皇帝书行的称“进画”。虽然封建社会幕宾师爷代笔司空见惯,但这种专任性影响到了公文的辑录。其结果,一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总结的“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二是流传下来的只有作为职述的个人奏议或集,而出自文人之手的制诰诏令则很少见。第二,古代公文写作习惯于以吏为师,虽然有的朝代对公文体制有所规定,也有过传授公文知识的个别书籍,但总的来看公文写作还是相沿成习的。第三,古代公文也具有保密性和时效性,它是封建朝代政治的外在表现,有些公文在起到策令作用的同时又限定使用范围和时间界限。这些因素都使公文不象私人应用文和一般文章,尤其是诗词歌赋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那样广为流传。相对来说,它处于一定程度的封闭状态,这必然影响到它的流布和在写作规律上的探索、研究。

    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古人对应用文章不重视,也不意味着应用文无写作规律可言。相反,古代对应用文是非常重视的。从创作实践来看,古代私人应用文名篇流传很广且经久不衰;即便是公务应用文,也有不少佳作传诵至今,其中有些出自历代名家之手,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人的文学理论著述对应用文章的功用多有论及。例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著《典论·论文》,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文中列举了王粲、徐干、蔡邕、张衡的辞赋和陈琳、阮瑀、孔融的章表书记,可见所论包括应用文章。《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它高度评价了包括应用文体裁在内的文章的价值功用,认为文章是经治国家政事的重要工具,有与立功、立言同样重要的地位,有比个人荣辱、生死更深远的意义,可以垂世不朽。以曹丕的地位,作出如此评价,古人对应用文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再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有更为具体的评价:“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已不象曹丕泛指文章、文学,而是专指章表奏议类公务应用文,论述对象十分明确。枢机为朝廷机要部门或职位,以枢机喻关键,足见应用文在经治国家政事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见解从《文心雕龙》本身也能体现出来。全书文体论共二十篇,有《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共详论三十四种文体,大多是应用文;又于《书记》中简述二十四种文体,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文心雕龙》是一部有突出地位的不朽巨著,如果就其创作论而言,可以认为主要论述的是文学创作;但确有大量关于一般文章尤其是应用文体的论述见于文体论中,这无疑充分表明当时对应用文章同样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从后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中也能反映出来。例如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晓岚)评点《文心雕龙·封禅》,指出:“自唐以前,不知封禅之非,故封禅为大典礼,而封禅文为大著作。特出一门,盖郑重之。”姑且不论古代封禅典礼的是非,仅就刘勰对封禅单列一文予以专论而言,不也反映了当时对应用文章的重视程度么?

    至于应用文的写作规律,其实古人也进行过大量的探索、研究。例如上文提及的梁元帝萧绎著《金楼子·立言》,认为“善为章奏”、“善辑流略”的文章要“神其巧惠”,指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体在内在的写作中需要智慧,讲求技法,这正是在探索应用文章的写作规律。汉魏六朝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写作学于此发展为独立学科,而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也随之形成。象王充的《论衡》、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昭明文选》等当时的主要文论著述,都包含了对应用文写作理论的大量的探索、研究。这些探索研究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是论题全面,理论系统。论题包括应用文功用、应用文体辨析、应用文写作规律等。这些论题与中国古代写作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大体相应,两者是分支与整体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这是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基本形成的主要依据。第二是清楚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在几百年间,经过几代人承先启后的努力,就具体论题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探索研究,经历了不断深化、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使论题渐趋全面,理论渐趋系统,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这表明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第三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一方面,这些文论著述多以品评历代应用文的重要作家、作品为基础,从评价个体到认识整体,从具体的写作实践中总结规律上升到理论,因此理论的形成有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研究理论以指导实践。例如萧统编《昭明文选》,在《序》中进行文体辨析时论及大量应用文体裁;同时选录了自周代至六朝一百三十余位作家的七百余篇作品,在三十八类文体中应用文达二十余类。这种对历代众多应用文的按体区分和从类编排,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已用于指导实践。

    不过应予说明的是,由于古代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体)与文学作品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应用文的名称晚至南宋才出现,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古人研究属应用文体的写作理论的成果不是以专论、专著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有关的文学理论著述之中。也正由于上述原因,多少年来人们对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还缺乏整理、概括、总结。为此,笔者拟撰专文予以详述,以期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发挥应用文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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