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现代大学开设中国语文课始于20世纪初，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各国大学语文通识教育积累了较多经验，但我们应根据国情和校情有针对性地加强语文通识课程体系建设而不可简单模仿他们的课程设置，应吸取美国功利主义课程思想的教训而不可重蹈覆辙。
关键词：大学语文；通识教育；中美比较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我们认为，中国语文是涉及多门课程的一个通识课体系，具有提高大学生的思想素质、文化素养、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等多种功能。就我国目前大学通识课开设情况来看，这一课程体系中的核心或基础课是大学语文。本文对中国语文通识教育的回顾和探讨，都立足于语文核心课程，着眼于课程体系。
一、我国大学开设中国语文课的历史和现状
我国现代大学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语文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一时期中国语文被称作“国文”，是高校各专业的必修课。例如，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后不久，于1914年开始对本科和预科分别进行调整充实，并成立了教科书编委会，国文为编写的六组教材之一，由沈尹默主编。此后国文一直作为北大预科的一门必修课，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等著名学者都讲授过这门课。[1]清华1928年由“学堂”改为“大学”时，国文被定为所有大一学生的必修课，一直到抗战后南迁。[2]西南联大时期，国文也是全校必修课，包括“范文阅读”与“作文”两个部分，共6个学分。教材包括文言文与语体文(现代白话文)两部分。“范文阅读”由教授轮流上课，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王力、陈梦家、闻一多、罗常培、浦江清、罗庸等一流学者先后教过这门课。[3]通过这一时期中国高等学府的考察可知，重视语文通识教育曾是我国大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贯彻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梅贻琦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形成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各院系的课程设置由系主任自行决定。这一时期学术的多样性和教授的自主权都没有动摇中国语文作为全校学生必修课的地位。
第二个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实行院校调整，将原有的很多综合性大学拆分，按专业组建了不少新的高校。这次调整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其消极影响之一就是：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语文不再是一门全校必修课。
第三个时期从改革开放至今，大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由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提倡，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先生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大学语文教材。大学语文不同于国文。以徐中玉先生主编的第一本《大学语文》为例：范文以中国文学作品为主，也有一些外国文学名篇，还附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概述、以及写作基础知识简介。这本教材一度风行全国，多次修订、再版，确立了大学语文课最初的格局。这一阶段大学语文课的影响不断扩大，开课学校不断增多，理论研究也逐步展开。如对课程功能的定位，学术界就形成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一是强调其工具性，认为这门课应以培养应用写作能力为重点；二是强调其审美性，认为应以提高文学素养、审美修养为重点；三是强调其人文性，认为应以传承民族文化、提高人文素质为重点。不同观点的争论有利于对这门课的认识不断深化，也促进了教学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国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教育主管部门更为重视大学语文课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大学生素质的作用。如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发布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索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更多学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一些名校还对课程建设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如北京大学主编了《高等语文》，华中科技大学编写了《中国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夏中义推出了《人文语文》，这些教材都是课程思想创新的成果。2006年以后为第三阶段，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为标志。这一阶段强调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性，要求高等学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此后教育部、国家语委、高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等相关主管部门多次就加强语文教育的政策、措施、思路以及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教材建设、师资培训等间题作出指示，提出意见，中国语文教育的意义被提升到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加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来认识。在这种背景下，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开设了中国语文课程，很多有影响、有实力的高校还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系列通识课。
我国的大学语文通识教育尽管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迄今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社会对语文教育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一些学校的管理者，乃至不少学生，认为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是学好专业知识以适应职业需要，而把语文视为务虚的、可有可无的课程。另一方面，高校语文教育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语文教育涉及的领域很广，如何充分发掘高校的教育资源，在有限的大学学习期间高效率地开设相关课程，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二、美国大学语文通识教育的启示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期，美国大学的数量和质量也逐步取得世界领先地位。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学本科在校生人数等于其它西方国家在校生的总和，学术排名在前100名之内的大学中有一半以上分布在美国。他们的一些课程经验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
(一)美国大学课程思想史的启示
美国的大学课程思想在不断发展。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是功利主义课程思想，这一思想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强调大学应当为工作技能做好准备。因此他们一方面提升实用学科和实用知识在大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采用自由选修制，由学生根据职业需要选课。功利主义课程思想的流行一度动摇了语文在美国大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如哈佛大学的语文必修课曾经只剩下一年级的修辞学。然而，自20世纪中期以来，功利主义课程思想就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如自由教育的课程思想反对大学过分专业化，认为职业主义贬损纯粹的学术，造成教育的混乱，降低了教育的质量，提出西方古典名著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是学生心智训练不能忽视的素材。又如以研究为中心的课程思想认为，在功利主义课程思想影响下，学生的课程选择虽十分广泛，却很可能基础薄弱且缺乏系统性，因此主张以研究为导向，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校中的“恢复基础运动”，这一运动倡导加强基础学科教育，注重学生知识结构的平衡，追求课程的完整性。在其影响下，美国大学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提高课程的整体性和集成度、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成为一种总的趋势。因此，目前美国的主要研究型大学大都注重语文教育，不仅将英语写作、演讲等语文技能课作为必修的基础课或核心课，而且开设了大量的语言文学经典课程，作为分类必修课或自由选修课。[5]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在学习美国经验的同时也要吸取他们的教训，不应重蹈覆辙。如功利主义课程思想认为大学课程应以职业为导向，应由学生根据职业需要自由选课。这种见解在美国已经受到诸多质疑和批评，在我国却还存在相当大的影响，并且还是一些大学管理者忽视语文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认为，大学应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社会职业需求固然可以作为专业设置的导向，但却不应是课程设置的唯一依据，更不能作为轻视、取消语文课的理由。
(二)对本国语文态度的启示
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不小的差别，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性。就语文课来说，共性之一是重视学生语文技能的培养。英文写作和口语表达进入了美国大多数研究型大学的课程表，而且一般都是必修课。如哈佛大学新生入学时要进行语文测试，未通过者要学完初级写作课之后再修中级课程。学校规定每一位大学生都必须在第一年修完写作课，在三年级开始之前修完口语表达课程，掌握即兴演讲的技能。哥伦比亚大学将英语写作作为一、二年级学生必修的共同核心课程。爱荷华州立大学在前两学年为本科生开设三门英语必修课：第一学年一门，侧重于英语的阅读和表达；第二学年两门，一门是写作，另一门是公共演讲基础。
另一共性是很多美国大学以入门课、核心课、分类选修课等形式，保证语文课的质与量。如耶鲁大学的入门课程包括文学欣赏研讨班、现代论文阅读和写作研讨班。哥伦比亚大学一、二年级的“共同核心课”除英语写作外，还包括西方文学名著、哲学名著、当代文明简介。麻省理工学院采用分类选修制，将通识课程分为5类，其中包括文学与原著学习，语言、思想与价值，文化与社会学习等，要求学生在每类之中必须选修一定学分的课程。[4]
与之相比较，我国大学的语文教育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迄今只有部分高校开设了语文技能必修课，如清华大学由知名教授专门为全校大一新生开小班研讨课，在教授指导下开展小组讨论，进行口头辩论和写作技能训练。又如华中科技大学，为全校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国语文必修课，内容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的主要领域。但是，很多学校并未把
中国语文作为必修课，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虽然都开设了大学语文，但只是将其作为通识选修课。
我国20世纪曾有一个较长的反思和批判传统文化的时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才逐步认识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认识到传播民族语言文化对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意义。美国大学似乎并未将重视本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作为一个热门话题。相反，近年来倒是经常看到，他们要求自己的学生具有全球化视野，多学习、了解非西方的文明，如中国、印度的语言和文化，[4]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重视本国语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我们的中学生考大学是要考语文的，但到了大学生考研，就不再考汉语了。美国学生上大学要考SAT，研究生入学要考GRE，都要考本国的语言！笔者认为，目前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不是美国大学的语文课程设置，甚至也不是他们的课程思想，而是他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自信。这种自信恰恰显示出他们具有教育强国的“平常心”!
(三)语文类课程开设情况的启示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英语系大都发挥自己的学术优势，开设很多门语言文学类课程，由学生选修。美国大学语文课资源丰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例如，哈佛大学英语系为全校开设公共选修课80多门，其中包括：20世纪美国诗歌、英国女性诗人、英国小说中的罪与罚、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犯罪与恐怖、坎特伯雷故事集、英国和爱尔兰后殖民时期的戏剧艺术、盎格鲁一撤克逊语言文化原著、失乐园和流行文化、英语小说写作、英语诗歌写作、英语戏剧写作、英语散文写作、英语舞台剧写作等等。又如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开设的文学艺术类课程有50多门，并与语言学系合开语言类课程20门，其中包括：18世纪以前美国文学研究、19世纪美国文学研究、19世纪到当代美国文学研究、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文艺复兴和18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浪漫主义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文学研究、19世纪到当代英国文学研究、美国印第安文学、美国拉丁裔文学、当代美国非洲裔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文学与科学、女性文学、同性恋文学等等。同时，学校还尽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濡求，有的学校甚至声称只要有一个学生选修就要开课。此外，学校还尽可能给学生最好的指导，很多选修课采取seminar(研讨班)的教学形式，经常是一个班只有十来个人，每个学生都可得到针对性的关注。
我国很多著名高校近年来也开设了不少中国语言文学类选修课，但比较而言，无论是开课的数量和质量，与美国高校都有一定差距。如北京大学全校通选课分为6个领域，语言学、文学、艺术与美育属于其中一个。笔者上网检索，北大中文系2010-2011学年开设的通选课共10门，包括：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化、《论语》《孟子》导读、中文工具书及古代典籍概要、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研究、沈从文研究、金庸小说研究、小说的艺术、民俗学，另有公选课两门，语言与文化、文学名著阅读。虽然还开设大类平台课13门，但只面对同学科大类的学生(人文大类包括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外语学院、艺术学院六个院系)。武汉大学文学院开设的通识选修课有30多门，如中国文学简史、《文心雕龙》导读、宋词名篇赏析、明清小说名篇赏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欣赏、中国新诗鉴赏、鲁迅名篇赏析、当代大众文化、《周易》与人生、佛教与中国文学、文学原理、现代汉语研究、文化研究导论、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表达与沟通、演讲与口才等。数量虽也不少，但很难保证每学年都开。华中科技大学开设人文社科类核心选修课15门，其中包括中国文化系列专题、文化之道系列、中华民族精神、语言与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名篇导读、诸子百家名篇导读、《易经》与中国文化、《老子》通说、《古文观止》选讲、诗词曲审美、唐宋词赏析、中华诗词写作等等。从授课方式来看，虽然学校教务部门规定只要满一个小班(30人左右)就可以开课，但语言文学选修课基本上都是大班授课，一个课堂往往在100人左右，有的甚至多达数百人，已经接近讲座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开始了新一轮课程改革，提高课程的整体性和集成度仍是被关注的问题。[4]笔者认为，以提高必修课、核心课的质量为重点，并根据国情和校情，有针对性地加强语文通识课程体系建设，应该是中国语文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钱理群.追求文、理的融通[A].论北大[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郭德红.20世纪美国大学课程思想演变[D].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5]孔令帅.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革新[J].复旦教育论坛，2006,(4).
(责任编辑：王天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