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这是站长教授大学语文课时学生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所用教材为徐中玉第八版。
从学了这一课（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之后，笔者开始尝试每节课后鼓励学生提问。平时提问都没有记录下来，学期考试学生的提问也只记了以下一小部分，这是非常可惜的。不过以后有了经验，学生提问时应该指定同学做记录。
笔者在实践中发现，鼓励学生提问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大学语文教材信息量较大，有120多篇课文，而实际能在课堂上讲解的不足10篇。然而通过学生提问（有200名学生），几乎把整本教材的课文都涉及到了。因此笔者设想在以后的教学中，这样的提问每学期起码安排两次，一次为期中考试，一次为期末考试。
○生：《麦琪的礼物》结局是男女主人公都失去了各自最心爱的东西，然而作者却说他们是最聪明的人，似乎不可理解。
●师：假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除了物质的层面，还有精神的层面，而后者可能是更有价值的，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圣诞互赠礼物，看似是物质层面的活动，其实质意义却在于精神的交流。男女主人公虽然在物质层面分别失去了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然而他们达到了馈赠礼物的真正目的，在今后的一辈子中，他们都会把这份感情深藏在心里，这难道不是最聪明的选择吗？
○生：《麦琪的礼物》的故事情节本来在倒数第二段就已经结束了，可是最后还加上一段议论，这是否画蛇添足？
●师：当然不是，这段议论使故事的意义从个别上升到普遍，点明了圣诞节互赠礼物的习俗的真正意义。顺便提及，我国教育部门曾经发文禁止过洋节，其实，民间习俗这种东西是禁止不了的，与其禁之，不如导之。另外还应该提升我们自己传统节日的品位，像端午节这样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节日，最近都被韩国申报为他们的节日，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生：胡适的《容忍与自由》的“容忍”是否应该换成“宽容”？我们青年人似乎更喜欢使用“宽容”一词，我也问过别的同学，他们都认同这个意见。
●师：这是因为你们的年纪太小了，和胡适一代的文化背景已不尽相同。“五四”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比较起来，“容忍”比“宽容”更加口语化。“五四”一代虽然批判旧文化，但是其实他们的国学底子都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的语言更具有“中国特色”。比较而言，“容忍”是中国的，在古籍中，“容”和“忍”两个词都是有的。“宽容”是西方的（而且还是基督教的？待考），中国古籍中好象没有这个词。所以胡适选择前者。而今天青年人的语言更多西方文化的背景了，所以会倾向后者。
○生：爱因斯坦反对纳粹侵略政策而去美国，但美国也是一个贩卖军火和侵略的国家，这岂不是有矛盾？
●师：人的认识是受环境限制的，不能要求爱因斯坦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帝国主义的本质都认得那么清。况且，二战时期，美、英、法等同盟国毕竟代表着正义一方。
○生：《长恨歌》的“恨”到底是什么意思？
●师：“恨”字在古代更多用于“遗憾”的意思，所以“长恨”并不是李杨二人互相仇恨，而是感受到一种千古的遗憾，这也是诗人白居易的感受。
○生：莫泊桑《绳子的故事》说一个农民因为拣了一段绳子后来就含冤死去，好象比较荒诞，不太真实。
●师：这是因为你们不了解故事的背景和作者的文学观点。《绳子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法国诺曼第农村，那里弥漫着的是愚昧、漠视、荒诞的氛围，所以才会发生这样荒诞的故事。莫泊桑应该是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时期的作家，这派作家重视真实记载社会生活，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表现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不同，批判现实主义更注重生活中那些似乎缺少故事情节、然而却大量存在的真实现象，主人公常常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悲剧往往莫名其妙，找不到真正的事主，让今天读惯武侠言情小说的读者摸不着头脑。然而这正是一种精英文学，一种真正的精英文学，描写的是如鲁迅所说的“近乎无事的悲剧”，正因为“近乎无事”，所以才更启发人们超越个人恩怨思索真正的社会原因。
○生：《雨巷》为什么用丁香花，感觉不是很美。
●师：怎么会呢？不用丁香花用什么？牡丹花？热烈是热烈，但是少了雨巷中的那份含蓄和朦胧了。《雨巷》表现的是人们在不经意中邂逅的那种含蓄朦胧的美丽，这种美丽虽然不一定构成生活的实质部分，可能永远都只是边缘性的东西，但是生活因此而美丽。假如我们的生活只有那些抓的住摸得着的东西，比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碗饭吃，有一个家庭……却没有那些虚无缥缈让人遐想联翩（想入非非）的东西，那样的生活一定会让人感到乏味。
○生：现在台湾流行儿童读经，认为读经很重要，你认为这样好吗？
●师：我所知道的台湾儿童读经是台湾学者王财贵先生发起的，我这里还有很好的视频，可惜没有时间播放。这项活动现在已推广到大陆来了，据说已有500万人参与，我们美术学院也有一个同学参与了义工服务，每天下课后去附近小学教小学生读经。据王财贵先生的介绍，儿童读经有神奇的功效，能开发儿童智力，培养神童。不过我更看重的是它对于传承民族文化的意义，所以也是赞成的。当然也有疑问，假如读经那么神奇，那么两千多年的读经中国怎么会这样子呢？在网上发帖子过去讨论，没有回答。
○生：白居易的《赋得古原送别》，前四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人人皆知，而后四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却不太有人知道，是否这后四句是多余的，可以舍去？
●师：一首诗中某些诗句特别好，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唐朝格律诗有所谓“诗眼”之说，就是全诗中最精彩的字词。但是眼睛需要其他部分的支持，不能通身是眼，那就成怪物了。当然“诗眼”之说待商量，最好的诗应该是整体皆佳的。古人评价历代诗歌，认为汉魏最佳，就因为那时的诗歌浑然一体，不可分析，不像后来的诗歌，有什么诗眼、格律、起承转合一套。白居易的这首诗，不能说后四句不重要，其实诗的主题还正在后四句。只是相比之下，前四句使用的语言更通俗，意象更鲜明，而且富有哲理，因此为人们喜爱。
○生：李商隐的很多诗都是写爱情的，可是他在仕途上一生坎坷，那么这些爱情诗是否含有隐喻呢？
●师：我理解你的意思是李商隐的无题诗是否有政治主题，这是没有的，爱情诗就是爱情诗，而且写得很美，一扯上政治，就破坏了诗的美感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爱情又不会发生在真空中的，假如诗人遭受仕途的坎坷，当然也会在爱情生活中投下阴影。李商隐仕途坎坷，寄人篱下，爱情生活便诸多顾忌，曲曲折折的便成了朦胧诗，假如官大气粗，对于所爱的人可以明媒正娶，可能就不需要这样朦胧了。
○生：《苦恼》中的车夫的思维为何会这么混乱？
●师：契诃夫也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十分真实。真实生活中的人物，他的思维往往会有一些混乱，不像理想的文学作品，人物的思维和语言都经过了作家的理想化整理，能够出口成章，有条不紊。何况这是一个社会底层的车夫，何况他还正经历着丧子之痛。
○生：《已经忘却的日子》中，“好不热闹”一词是否自相矛盾？
●师：中国的语言是靠意会的，常常不能用逻辑来推理。“好不”一词似乎是一个偏义词，有时偏指前者，比如“好不热闹”就是“好热闹”，有时又偏指后者，比如“好不容易”就是“不容易”（“好容易”似乎是“好不容易”的缩语）。究竟如何理解，要靠语境，中国人自然个个心领神会，约定俗成，只是苦了学汉语的老外。
○生：网络文学能够培养出大作家来吗？
●师：呵呵，网络文学还是一个孩子，还没有到了生养后代的时候。
○生：《长恨歌》与白居易的感情生活是否有联系？我在网上看到好象当时诗人妻子去世了……
●师：我好象不知道，有，也是野史吧。白居易写《长恨歌》的缘起非常清楚，就是教材注释①说的：元和元年，白居易任周至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坡附近的游仙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之歌如何？”于是，白居易写下了此诗。
○生：《三国演义》中的华容道，诸葛亮已经算到关羽会放跑曹操，为何还让他去？为什么不派张飞去？
●师：首先，这是《三国演义》故事，《三国演义》是小说，最多只能算野史，真正研究，要看正史，要看《三国志》，以及《资治通鉴》之类。其次，从小说的说故事看，当然是派关羽去更有故事，诸葛亮算到曹操气数未完，就是给关羽一个机会，让他还了曹操的这份情，从此两不相欠，一心为自己主子效力。假如派张飞去，哪里还有什么故事情节。
○生：达芬奇能发明出超越时代的东西来，现在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人？
●师：应该也会有吧，可能时间还不到，我们以前在讨论天才问题时说过，天才的出现还是一个概率问题，达芬奇这样的天才，很可能是要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如果换个角度讨论，达芬奇为什么会在那么多领域做出贡献，那就比较好回答了。恩格斯说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他们多是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能够在多个领域做出贡献。而且当时现代科学尚在孕育之中，也是比较容易出成绩的时候。如今学科已经成熟，各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学科和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森严，再也不太可能产生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了。
○生：《瓦尔登湖》中作者说：“我要深深地植根于生活之中，吸取着所有人类的精髓，要生活得如此强健”，他既然远离了人群，为什么还能这样说？
●师：你理解的“人类精髓”可能是指人类文明的精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文明是反自然的，比如如今人们都生活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之中，就是违反人类自然本性的。只有反朴归真，回归自然，像这位作者那样，生活在丛林中，才是最符合“人类精髓”的一种生活。
○生：《陌上桑》体现了民歌的哪些特点？
●师：这个问题好象一下子较难回答，要做一篇论文。不过简单说，应该有这几点，一是民歌属于大众文化，反映的是普通百姓的喜闻乐见的故事，也反映他们情感的喜怒哀乐。二是故事主人公往往是理想化甚至脸谱化的，比如罗敷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名字，而是美女的代称，记得我们学过的《孔雀东南飞》里也有叫罗敷的美女吧。第三，好象特别喜欢表现一些斗智斗勇的故事；第四，往往有皆大欢喜的故事结局（精英文化往往设置悲剧结局）。还有，就是语言上的便于传唱。等等。
○生：唐朝只有韩愈、柳宗元两人列入唐宋八大家，可是晚唐的杜牧、罗隐、皮日休等人的文章也很好，为什么不能列入？
●师：这恐怕是你对“散文”一词还有误解。唐宋八大家说是散文家，但这个“散文”跟我们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今天所谓“散文”往往是指艺术散文，所以你会觉得杜牧、罗隐、皮日休等人都应该入选。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其实是指“文章”，而且是合符圣人之道的传经授道的那种文章。我们知道，八大家是和唐宋的两个文学运动有关的，一个是唐代的古文运动，一个是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这两个运动的宗旨都是要“文以载道”，所以从道德的标准，那些艺术散文、抒情散文就不能入选了。
○生：孟子说要做大事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样说法是否有点偏激？
●师：古人的话要听其意，而不要拘泥字面，尤其不能撇开特定时代。在今天，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再要去“饿其体肤”当然不必要了（不过仍听说日本人工作餐只吃几成饱，以保持精神），但是，要做成一番事业，仍然需要吃苦磨练，这总是没有错的。
○生：今天我国即讲“以德治国”，又讲“以法治国”，两者是否矛盾？
●师：不矛盾的。“以德治国”是儒家主张，“以法治国”是法家主张，春秋战国时代，好就好在百家争鸣，等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不好了，社会思想就窒息了。所以今天我国既讲“以德治国”，又讲“以法治国”，说明更加完整地继承传统。而且，要建设一个多元社会，光有这两家还不够的，比如还有道家，回归自然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也很重要。
○生：老师要求我们提出好的问题才能得好分数，可是怎样才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
●师：好，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好的问题。北京大学艺术史教师朱青山说，好的问题就是经过自己思考，提出来后能启发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如果是书上有的课堂讲过的还提出来，说明没有好好看书没有认真听课就不是好的问题。我觉得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很不容易，做学问有一句话叫做“说有容易说无难”，比如你说老师今天讲过哪句话，这容易，但是你要说老师今天没有讲过哪句话，那就难了，你需要自始至终认真听课，然后才能结论说老师没有讲过哪句话。所谓问题，就是还没有解决的事情，书上没写，课堂没讲，或没讲明白，你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必须认真看书听课，然后才提得出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