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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勤:从汉语的现代化看鲁迅的翻译
【时间:2012/1/30 】 【来源:《书屋》2004年03期 】 【作者: 刘少勤】 【已经浏览2745 次】

    改造传统汉语,促使汉语现代化,让中国人拥有新型的语言,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的重要目标。鲁迅的翻译方式和翻译风格与这一目标有直接的联系。
   
    在汉语与外国语的比照中,鲁迅看到汉语语义的含混和语法的不精密:“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1〕因为语义含混,有的人以国学大师自居,解释文典时照样出洋相。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说成是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他的本意是想证明文言胜过白话:三个字的白话“读书人”,用文言只需一个字“士”,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文言的“士”,有时指“读书人”,有时指“武士”,语义并不明了。他所举的典故中,“士”不是“读书人”,而是“武士”。鲁迅嘲讽说,那个桃子不但误杀了三个读书人,还使一个读书人(章士钊)出了丑。一个词的语义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素来锁定,比如“武士”,一个“武”,一个“士”,两个词素组合,语义就确定了。词素之间相互构筑了语义的堤坝,阻止语义的泄漏和漂移。传统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只有一个词素,构不成语义的防护堤坝,语义的漂移势所必然。鲁迅没有谈汉语语法具体有哪些缺失。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谈到了一点:“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2〕从“语法的不精密”,鲁迅联想到中国人“思路的不精密”。他想通过直译,把外国语的表现法力求不加改变地引到汉语中来,推动汉语的现代化。翻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硬译”
   
    翻译是两种语言在同一时空里相遇后的碰撞、搏斗和较量。如何处理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译家有两种做法。有的译家以本国语为中心,让外语适应本国语,用本国语改写外语。有的译家以外语为中心,强迫本国语迁就外语,使本国语在翻译过程中接纳外语的表达方式,吸收外语中新的质素和各种长处来改变自身形态,简单地说,就是用外语改写本国语。
   
    历来保守的译家都是以本国语为中心,死死守护本国语,不想让本国语在翻译中有所增,有所损。他们译得小心翼翼,生怕本国语被外语磕破、碰伤、扭曲。古罗马译家西塞罗提醒人们,翻译时必须让外语遵循本国语的惯例和用法。他的理论在西方译史上回响了几千年。英国桂冠诗人兼翻译家德莱登译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诗,死守英语本位,“让说拉丁语的维吉尔说英语”〔3〕。
   
    “本国语中心观”是语言的自我囚禁,自我设限,是立在翻译中的一道坚固的围墙。译家们在围墙内对本国语摩挲、赞叹、沾沾自喜,对围墙之外各种外语的优点一无所见,一无所知。再优秀的语言,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也总会有表现力不够的地方。一种语言,在一定的区域里生成,它的表现力也必然受到该区域的限制。它可以表达一定区域里面的生活经验、情感和思想,但要表达域外的事物,语言的局限性、语言的边界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德国的许多哲学思想,用汉语表达不出来;中国文化中的很多观念,用德语也表达不了。阿拉伯人称呼“骆驼”的词有一千多个,爱斯基摩人称呼“雪”的词有几十个,游牧民族对“马”有无数的叫法。给同一事物不同的名称,就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的理解,事物的细节、具体性和丰富性在这当中被带到了语言的表面。坚持“本国语中心观”的译家认识不到这一点。原本可以通过翻译,吸收外语的长处,给本国语增添新的质素,修改本国语的边界,扩大本国语的“界域”,提高本国语的表现力,然而,这样的通道却被无情地堵死了。爪哇人在历史上曾积极地输入印度的思想文化,但他们却固执地坚持以本族语为中心,没有在输入思想文化的同时,输入印度语的表达方式,来带动爪哇语的改造,以致今天的爪哇语表现力依然十分薄弱,十分落后。洪堡特感慨万千:“爪哇显然是从印度获得大量较高级的文明、文化要素的,但爪哇本地的语言并没有借此而改变它那不大完善,不甚适合思维需要的形式,相反,它弃绝了极其优秀的梵语的形式,强使梵语要素适应于它自己的形式。”〔4〕
   
    鲁迅用汉语直译西语,比德国译家路德、荷尔德林用德语直译另一种西语要困难得多。翻译可以测量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距离。“通过翻译,远远比通过两部文字作品间表面的、难以界定的类似性,更能深入、透彻、清晰地揭示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9〕。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近,亲和性强,对抗性弱;有些语言之间距离远,亲和性弱,对抗性强。鲁迅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路德、荷尔德林在同一语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实行直译,成功地译出了优美的德语。鲁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汉语与西语距离最远,亲和性最弱,对抗性最强,要在汉语与西语之间实行逐字逐句的直译,阻力重重:
   
    从译本看来,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两种语言在“直译”中紧张对峙,尖锐冲突。但鲁迅仍不想让外语迁就汉语,来换取冲突的和解,而是坚持让汉语尽最大的可能去适应外语复杂的句式,复杂的文法。明知很困难,明知阻力很大,还是要把“直译”贯彻到底,这便是“硬译”。鲁迅在“硬译”中显示出大胆的试验精神,不去试验,就无法知道一种语言适应另一种语言的“最大可能性”,就无法了解一种语言变形的“最高极限”。话说到这里,鲁迅“硬译”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也就敞开了。“硬译”是探索汉语适应外语的最大可能性,是求取汉语处理复杂事物、应对复杂文法能力的最大值,是试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是直译的一种艰难的展开方式。“硬译”真切地展示了汉语与西语相隔遥遥的距离,同时也展示了鲁迅试图跨越这种距离的努力和艰辛。梁实秋在《论鲁迅的“硬译”》中举了鲁迅译的一个例句: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大的教训。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汉语母体被撕裂的重创和剧痛,可以听到新生婴儿的号哭,可以看到新生婴儿沾着不洁净的血污,以及松弛的皮肤,轮廓还不够清晰的眉眼。“翻译注定要成为其自身语言成长的一部分,而且不可避免地会注入语言的更新成分。翻译远远不是要成为两种无生命语言的无生命的综合体,而是与所有文学形式有关的东西,密切注视着原作语言的成熟过程和其自身语言降生的剧痛”〔10〕。鲁迅在苦苦地试验着汉语的张力和汉语变形的最高极限。上面所引的句子的确是过了“极限”了,但也只有大胆试验之后才知道。梁实秋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11〕就译文论译文,梁实秋的批评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过,从汉语改造和现代汉语建设的需要来看,鲁迅的“硬译”和他的追求未可厚非。胆子太小,生怕碰到“极限”,生怕越界,就无法打开一种语言变化的全部通道,无法抵达一种语言变化的“最大可能性”。宁可胆子放大,最后让语言潜在的“规律”来调节,来修正。“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日语的很多语汇和句法,也是在翻译中硬造出来的,最初也叫人看不习惯,后来慢慢地融入日语的语言肌理中,不会再给人以“异质”感。“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让他剩落在过去里”。先尽量输入新的语汇,新的文法,合适的就传下去,确实与汉语大不相合的表达方式,就让它自行淘汰。鲁迅并不固执,他了解语言有自身运行的潜在规律,不是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一个民族不可能超越已经深深扎根于语言之中的内在规约。在这一点上,即使是最发达的教化也起不了作用。一种原初的语言,甚至可以控制以后的岁月从外部添加进来的东西,并按照自身的规律予以改造”〔12〕。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也说了这方面的意思:“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13〕也有一些字眼和句法造出来了,在一定的时间里接受语言潜在规律的检阅和考验,不完全合适的,经过修正后就保留下来了。在佛经的翻译中,这种例子就有不少:
   
    (1)梵语Kalpa,原来音译为“劫波”,后来去掉了音节“波”,成为“劫”。“劫”是汉语中的常用词,后来的人几乎想不到这是梵语的音译。
   
    (2)梵语mārā,原来音译为“魔罗”,后来去掉了音节“罗”,成为“魔”,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鲁迅早年的文章《摩罗诗力说》,用了另一音译“摩罗”。

    (3)梵语Dhyāna,原来音译为“禅那”,后来去掉音节“那”,成为“禅”,也是汉语中的常用词。
   
    这说明,先用逐字逐句的直译,给汉语留下一些语言的“粗胚”,经后人的加工,服了中国的语言“水土”,就可以成为汉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梁实秋打上门来,主要不是因为翻译,而是另有用意。两人根本的分歧是在文艺观和社会观。梁实秋只认文艺中的“人性”,不认“阶级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弃如鄙土。有人告诉鲁迅,梁先生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把馆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清除出去,包括鲁迅翻译的几本论著。梁实秋挑鲁迅的“硬译”,总共举了三个例句,都来自两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即《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从例句的选择就能看出他的意图。鲁迅很敏感,一下就把对方看破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反驳时,鲁迅写的文章,标题很奇特,局外人看不出其中的奥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怎么会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绑在一块呢?这篇写得很大气的长文,谈“文学的阶级性”的文字比重远远超过谈“硬译”。梁实秋读了鲁迅的反驳文,心里的秘密被说破了,惶惶然,又不想认账,写了《答鲁迅先生》自我辩解:好一个“鲁迅”,“我”梁实秋并没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只是批评一下“你”的“硬译”,“你”怎么三下两下就跳到“文学的阶级性”上,来攻打“我”呢?〔14〕梁实秋原本是想从斜里刺上一刀,鲁迅不吃这一套,偏要跳到“正面”去狙击。梁实秋还是嫩了一点,这回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因为鲁、梁的冲突主要不在翻译观,在“翻译”这个论题下探究两人的争论,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过多评说,只对相关的背景作一点交代。
   
    “欧化文”
   
    有人把受了西文影响,留下了西文印记的汉语称做“欧化文”。中国人的节操观念无处不在,语言似乎也有节操。“欧化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就是“失贞”的汉语,被玷污的汉语,不干净的汉语,与“**”、“汉奸”之类的称呼相当。
   
    张之洞说:“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15〕钱基博厌憎“欧化文”,把鲁迅视为罪魁祸首,痛骂了一阵:“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16〕旧派人物的意见是强弩之末,鲁迅没有太当一回事。一些新一代的知识人,还有所谓的革命青年,态度异常褊狭,目光异常短浅,也视“欧化文”为眼中钉,大加漫骂、攻击,倒真叫他悚然心惊。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回来,照理说,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想得比较开通,可事实并非如此。他对“欧化文”大张挞伐,而且很明确地把矛头指向鲁迅:“假如文法的简单是高级的进化的现象,中国文无疑是很进化的了。许多的欧洲文的繁杂的规律在中文里都不成问题,中文是如此之圆滑含浑。我不知道有那一个语言学家要改造中国文法使成为欧化……欧化文的起因,据我看,是和翻译有关系的,尤其是和‘硬译’那一种东西有关系。”〔17〕梁实秋批“欧化文”,用的就是“欧化文”,拿上面引的这个句子来说,“规律”前用了好几个“的”,堆叠了数个修饰语,在传统汉语中没有这样的句式和文法。汉语的“欧化”是既成的事实,单单西洋标点的使用,就已经是“欧化”,更何况还有甩不掉的无数来自西洋的新词新语和一些新句式。梁实秋自认为用纯汉语写作,想撇清,但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撇不清。
   
    鲁迅多次谈到佛经翻译对古汉语的影响。他把翻译当作改造汉语的一条途径,支持汉语的“欧化”,是有他的历史依据的,并非一时头脑发热。中国人和“失贞”的汉语已经耳鬓厮磨、缱绻缠绵了几千年,现在竟然还有人要修复语言的“处女膜”,真叫鲁迅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有的人搬出“中国人要讲中国话”的信条来,把语言的“贞操”与民族的“贞操”混在一块,就更可怕了。他可以随时栽给你一个“汉奸”的罪名,谈语言就谈到生与死的界线上了。这种人是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来谈语言。还有一些革命青年抬出“大众语”,利用社会阶级矛盾来攻击“欧化文”。瞿秋白就是始作俑者:
   
    革命文艺的作品,必须用完全的白话,必须用完全的现代中国文的文法来翻译。这虽然是最浅近的最明显的问题,但是现在不但有许多曲译原文的翻译,而且有许多文白夹杂的、中国文法和外国文法瞎凑的翻译。这当然是违背大众化的原则的。〔24〕
   
    中国的等级制度的统治,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以前,绅士用文言,有书面的文字;平民用白话,简直没有文字,只能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绅士中有一部分欧化了,他们创造了一种欧化的新文言,而平民,仍旧只能够用绅士文字的渣滓。现在的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新文艺的作品,和平民不能够了解古诗古文词一样。新式的绅士和平民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25〕

   
    瞿秋白把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看做新的特权阶级,与平民群众对立。五四以来的“欧化文”,也被他看做特权阶级的产物,贬得一文不值。上面引的两段文字还是比较温和的,他在别的地方用了很激烈很粗鲁的话,比如骂“欧化文”非驴非马,是“骡子话”,是“资产阶级买办”的专利品。他的逻辑很简单:大众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大众语理所当然要取代五四以来的“欧化文”。当时上海的大部分“革命青年”都抱这样的看法。
   
    鲁迅认为一些人高抬“大众语”,反对“欧化文”,是闭着眼睛说话,没有正视现实。大众语有生命力,他不否认,但大众语语汇不丰富,表现力不够:
   
    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人,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把“大众”神圣化,只顾去迎合、俯就,很不足取。“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大众在许多方面见识是落后的,什么都要合大众的胃口,就会沦为“大众的新帮闲”。一个语言的革新者应当鼓励、诱导大众吸收语言的新鲜血液,吸收西语的语汇和语法,改进、完善和提升“大众语”。“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捡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
   
    鲁迅既反对语言的精英化、贵族化,也反对盲目鼓吹语言的大众化。一种语言只有在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才会有健全的生命力。“语言一方面要保持通俗性,另一方面又应具有发达的教养内涵,为此语言必须有规律地从民众流向作家和语法家,再从他们手中返回到民众当中,如此循环反复,永不歇止”〔26〕。
   
    那些革命青年想用“大众语”打倒“欧化文”,态度轻浮,性情乖张,作派狂妄,鲁迅心里很不满。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他尽量克制自己,在私人书信里他的气就忍不住要发出来了:
   
    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青年,以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
   
    鲁迅后来与瞿秋白成了挚友,但在“欧化文”和“大众语”的问题上,两人的旨趣相去甚远。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观点,没有迁就对方。
   
    “欧化文”,要“欧化”到什么程度,怎么“欧化”,自然是可以讨论的。鲁迅并没有说凡是“欧化文”都好。“要支持欧化式的文章,但要区别这种文章,是故意胡闹,还是为了立论的精密,不得不如此”。现代汉语正在生长,极需外来的养料。鲁迅支持“欧化文”的用意,是想为现代汉语的生长创造宽松的环境,开拓广阔的空间。有人说话、写文章,故意装出洋腔洋调,那样一种“欧化”,鲁迅决不赞成。
   
  注释:
  〔1〕本文所引鲁迅原话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鲁迅全集》,为节省篇幅,不一一注明出处。
  〔2〕〔13〕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转引自鲁迅《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182页。
  〔3〕参见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0页。
  〔4〕〔7〕〔8〕〔12〕〔26〕(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3、109、226、36、119页。
  〔5〕〔6〕〔9〕〔10〕(德)本雅明:《翻译家的任务》,《作品与肖像》,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2、120、122页。
  〔11〕《新月》月刊六、七期合刊,1929年9月10日。
  〔14〕参见梁实秋:《答鲁迅先生》,《新月》月刊第2卷第9期,1929年11月10日。
  〔15〕张之洞:《学务纲要》,《教育杂志》,1903年。
  〔16〕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17〕梁实秋:《欧化文》,《益世报·文学月刊》第56期,1933年12月23日。
  〔18〕〔19〕(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3、173页。
  〔20〕王佐良:《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8页。
  〔21〕《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申报·自由谈》,1934年8月7日。
  〔22〕〔23〕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学论文十八篇》(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24〕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页。
  〔25〕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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