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这篇文章当年没能发表，今天看看觉得仍然还行，一是说明这些年我没有长进（当然，也看出当年对“终极关怀”的嘲讽不够厚道，说明多少还是有了一点长进），二也说明在人文精神大讨论退潮后我仍然坚持着当年的理想。
九十年代中期关于重建“人文精神”的那场讨论，现在已经落幕了。有关文字据说由王晓明先生结集为《人文精神寻思录》，但一直没有见到。近日购得愚士先生选编的《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一书，也是关于这场讨论的，读过之后，觉得可以发表一点迟到的意见。
一、什么是“人文精神”
近年读书，常诧异于西方哲学家的斤斤于一字一词，读着《批判》，忽然悟得其中道理。无论甚么大道理，大体系，总要建立在一字一词之上，遣字成词，释词成文，所以一字不慎，往往满盘皆输。作为讨论，因为参与者众多，所以这释词的功夫尤不可省。然而《批判》中的文字，似乎多不屑于此，比如“人文精神”这四个字，本是极要紧处，却偏偏放过，直截便大谈现在人文精神如何如何失落，重建人文精神如何如何重要，难怪王蒙先生要调侃说：“中国压根就没有人文精神，你失落什么呀？又何须重建呢？你既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也没有美国惠特曼时期力倡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那么你到底要“重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批判》43页）
自然不可一概而论。笔者虽然没有读到王晓明先生编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但读到了他为这本集子写的后记和另外一篇文字，其中对“人文精神”就作了较详细的阐释。但是这是一种甚么样的阐释呢？他说，讨论者的意见归纳起来便是：今天的文化处于深刻的危机中，造成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失据，表现为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人格萎缩，趣味粗劣，想象力匮乏，思想、学术失语。要摆脱这种精神失据现状态，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作为努力的开端，讨论者们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批判》18-19页）而王晓明先生自己的意见则是倾向于把“人文精神”归结为“终极关怀”，他说：“所谓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里，也就是力图保持人的存在的丰富可能性”。针对今天许多人认为所谓终极关怀也就是“过个富日子”的状况，他说：“我们讲的终极关怀，就是不甘心这样，不满足这样，要在根据物质利益作出的种种选择之外，追求对生命意义的更有深度、更内在、更为根本的答案。这种答案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一个人往往一生都找不到。”（《批判》137-138页）
笔者所以如此不惮麻烦地摘引，是因为对这种阐释实在不得要领。假如“人文精神”真的如此玄妙，那么本该是哲学家书斋里的精致摆设，怎么适合发动这样一场波及整个知识界的大讨论呢？莫非中国又回到魏晋玄学的时代了么？
其实，所谓“人文精神”，并非这么玄妙，它只是“人文主义精神”的简称（《批判》中有些文章就直截了当写成“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本是极明白的意思，翻翻词典，上面关于“人文主义”的词条是这样写的：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又称“人道主义”。在中国，一般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潮称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肯定和注重人、人性，要求在各个文化领域里把人、人性从宗教神学禁锢中解放出来。其基本内容为：⑴肯定人的价值，称颂人的特性和理想，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⑵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注重人的现世生活的意义，强调按照人的自然本性生活，反对中世纪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⑶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品德、努力和才能，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和封建等级观念；⑷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提倡用知识造福人类，反对中世纪教会的经院哲学和蒙昧主义。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主流是市民阶级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新文化运动。（《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
这和那种一辈子都抓不到手的玄虚精神，这和“哲合忍耶”的苦行僧精神，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相反，“我是流氓，我怕谁”、“过把瘾就死”、“游戏人生”和“过个富日子”之类的“痞子”精神和世俗精神，倒是与之很相契合的呢。
“人文主义”是市民阶级反封建的一面旗帜，它反对的倒正是那种“一生都找不到”的宗教的来世观念。现在，我们把它抓在手里，以反对知识分子向市民（新市民）的投降，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呢？
由此看出释词的必要了。
二、谁是知识分子
“人文精神”作为知识分子的旗帜，显然是抓错了。但是不可排除，我们借用这面旗帜，确实进行了一场“知识分子自救”的讨论。这里的“知识分子”四个字，同样有阐释的必要。
甚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内涵可以表述为：文化程度比同时代社会劳动者一般水平超出许多的、主要以创造、传播、应用、管理科学文化知识为谋生手段的脑力劳动者。中央组织部曾在五十年代为界定知识分子提出过三条标准：1.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国家干部；2.有技术职称者；3.中小学公办教师。1985年中央又重申了这三条标准。目前看来，把知识分子的文化下限，划在具有中专毕业学历、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比较适合我国国情。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截止到1990年7月1日，在全国11.33亿人中，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约有3380万人。这就是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广义的概念。
但是根据“人文精神”讨论中打出的旗号，能够献身于“往往一生都找不到”的“终极关怀”的，显然不是上述广义的知识分子，而只能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精英”。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概念，而且显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在西方英、法、德、俄、西、意等国家的语文中，知识分子这个词，都是从intellect（才智、悟力或有才智的人）转化而来，即intelligentsia。它们不单指有知识（knowledge）的人，更不是指具有零碎的、不系统的知识信息（inform ation）的人，而是指那些从事于研究、思考、计算的人，尤指那些考虑大事以及深奥、抽象问题的人。这样的人数量少，因此这个概念使用得少。汉语中频频出现的“知识分子”这个词，其实并不能与之对应，倒是古代的“士”的概念，大致能够对译，老子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总之，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国古代的“士”，现代的“知识精英”，都是大致差不多的概念，即知识分子的狭义解释。
这里就出现一个大的矛盾。中国的“人文精神”讨论，据说是针对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整个知识界”大规模的“投降与媚俗”的，是广义知识分子的一场灵魂自救行动，这倒是说出了某种事实。确实，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下，中国的整个知识界都感到了震动，在社会转型的形势下，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自问，如何坚持操守，如何顺应社会。这两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玄虚，坚持操守，就是抵抗住经商、“下海”之类浪潮的诱惑，坚守一份知识分子的职业；顺应社会，就是要走出书斋，以自己的知识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这时确实需要有一场讨论，来帮助知识分子回答好这样两个问题。假如“人文精神”的讨论，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不伦不类），倒也不失为“整个知识界”树立一面旗帜。然而这面旗上偏偏写着“终极关怀”四个字，这就只能落入精英们狭义的小圈子里，与讨论的初衷大相径庭了。尽管据说参与讨论的文章有几百篇之多，但以中国之大，以中国知识分子之众（有三千多万），这几百篇的作者仍然不能不十万分地感受到深刻的寂寞，这只须看整册《批判》中弥漫着的偏激、无援（抬出鲁迅、顾准，也只是共鸣着他们的偏激无援）便可了然。
知识分子概念除了有广义狭义的分别外，还有完整义和片面义的差别。在我国习惯中，知识分子的概念往往偏指人文知识分子，甚至只指吟诗作画的“文人”，这是一种尤其狭隘的知识分子概念。人类的知识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部分，完整的“知识界”也应该是包括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两部分的，在科技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后者在“知识界”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不可忽视。对此，为一些“精英”们所不屑的“主流意识”反而有更清醒的认识。中央在转发国家科委的一份报告时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和热情支持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并从中吸取知识和力量，改善自己的哲学和逻辑概念。……为了推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大力倡导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密切结合，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彼此分割的状况。特别要倡导和帮助社会科学工作者提高自然科学素养。
物质决定精神，科技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知识界的力量之所在。知识界的投降，知识界的媚俗，其实正反映了我国科技生产力的暂时落后，“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文化批判不能脱离物质文明的建设。然而在《批判》中，我们看不到科技知识分子的文字，甚至也不是完整的社科知识分子，所收文章，主要只是一些文人作家，而且还在这小圈子里指名道姓互相攻伐，这怎么能代表“整个知识界”呢？难怪整个讨论中会呈现一种无奈无援的情绪。
“人文精神”缩小到“文人精神”，“文人精神”又下滑为“文人相轻”，一位讨论的目击者批评说：“人文精神”的讨论竟然弄成了这样子，知识界也太让人失望了。
“人文精神”讨论确实让人失望，但没有理由对“知识界”失望。
三、有没有知识阶级
对知识分子狭义和偏义的阉割，源于一种历史误解，即缺少知识阶级的概念，不把知识分子当作一个独立的阶级。这种误解起于何时呢？起码五四前后还没有。
在1921年，北高师和清华两校曾有过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会，由北高师拟出并由蔡元培选定的辩论题目是“人类社会中（应）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大会设在北高师礼堂，由高师校长陈宝泉任主席，聘请当时司法界、科学界、教育界有地位的名人任评判。当时到会一千多人，盛况空前。辩论进行了三个小时，甚为激烈，结果评判员胡适宣布北高师失败。解放后，当时参与此盛会的周谷城先生和毛主席见面时谈及这次辩论的情况，毛称赞说这是“几十年（前）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①
看来，五四前辈和建国初期的毛泽东都并不反对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的说法。因为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性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
由此可知，知识分子不但是一个阶级，而且是人类社会阶级分化的第一个直接产物。然而，这样常识性的东西，长期以来却被设置了禁区，教科书上一再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只能是依附于社会其它阶级。毛泽东则更加简捷形象地把知识分子比喻为“毛”，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此，本文将发表一些不同的意见。
我们首先应该区别“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和“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这两个不同命题。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在历史上曾是事实，岂但知识分子，一切游离于阶级社会两大对立阶级之外的其它阶级，都是不独立的，即使是两大对立阶级，其中占非主导地位的一方，也往往是不独立的。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阶级就不成其为阶级，这样说，就是偷换了命题。不能成为独立的阶级，还是不能独立成为阶级？这里又有一个释词的问题。
什么是阶级？阶级就是在人类劳动中处于一定地位的利益集团。知识分子虽然“脱离直接生产劳动”，但是“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即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在劳动中占有脑力资源这种生产资料，由于以往生产中这种资源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生产力，所以资源的占有者也不能成为独立的阶级，他们只能以一种松散的存在依附于别的阶级，他们在分配中也就必然处于不利的地位。马克思说：“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全集》第26卷上第377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创造剩余价值，受资本家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而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称之为“雇佣劳动者”（《选集》第1卷第253页），并提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概念（《全集》第22卷第487页）。
既然“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成为一个阶级”，是对“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的误解，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科技终于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知识分子终将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而“知识分子不能独立成为一个阶级”的历史误解也就到了终结。
四、知识分子，举起你们的旗
论证知识阶级，是一种风险，笔者甘愿承担这一风险，完全是有感于“人文精”讨论中暴露出来的知识界的不团结。“人文精神”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口号，事实上它导致了知识界的分裂与混乱。在阶级社会中，唯有阶级意识是一种最具凝聚力的意识，知识分子要达成内部团结，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从而以阶级意识作为自己的旗。知识分子意识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从前我们都承认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一种先进的思想意识，然而，根据列宁的说法，工人阶级的先进意识也只能由知识分子创造并帮助工人从外面灌输进去。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指出：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当时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时代，尚且能够为工人阶级提供先进的阶级意识，那么，在知识产业发展、世界面临信息时代的今天，为什么反而就不能为自己提供一种先进的阶级意识呢？
马克思恩格斯等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提供的先进意识，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今天我们呼唤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同样不能不从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入手。划分社会形态的依据首先在于这个社会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又可归结为劳动工具。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据此他把史前时期“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④同样，我们可以接下去把文明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称作“机器时代”。甚至“机器时代”的再下一步发展，现在也可以在那些发达国家中观察到了，那就是电脑与信息的时代。
知识分子作为阶级，代表的就是这样一种全新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要成为领导阶级，所以邓小平在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新的生产力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目前已经初露端倪，这是一种网络的关系。科学技术只有进入网络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知识和信息只有为社会共享才能充分显示它们的价值，由此产生知识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价值观。这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思想观念，只要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不那么不学无术，不那么自轻自贱，你都应该能够敏感到，而绝不会象所谓“终极关怀”那么虚无缥缈一辈子也抓不着。
当然，当知识分子抬头仰视新世纪的曙光时候，他们的双脚仍然还踩在世纪末中国的土地上。科技应该成为第一生产力，但是科技目前还没有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要提到第一位，但目前知识分子还没有处在第一位。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知识分子软弱，知识分子媚俗，知识分子投降等等的物质原因（正如我们在封建社会末期看到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向贵族们示好，与贵族们联姻）。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原因还要由物质建设来解决，当年马克思在参观蒸气机时所表示的喜悦就是在任何理论的发现之上的。所以，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媚俗不必过多责怪，关键是要举起知识阶级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两个文明一起抓：一方面致力于“启蒙”，启发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一方面致力于发展科技生产力，发展知识产业，以提高知识阶级的经济地位，增强知识阶级的物质力量。
当年，新兴的资产阶级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这面旗帜很大气，上面写着一个大写的“人”字，它肯定的是“人”价值，称颂的是“人”的理想。这很有诱惑力，在当时不但团结了市民阶级而且能够号召各阶层人民集合到这面旗帜下来。今天我们有必要打起知识阶级的旗帜，这面旗帜更加大气，它上面写的是一个彻底解放了的“人”字，它不但能够团结知识分子，而且终将团结全体劳动者──劳动人民要知识化，人类的阶级社会源于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分离，也必将终于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在更高历史阶段上的重新统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
知识分子，举起你们的旗！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