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五十年代还译过英国莫尔的《乌托邦》,当时以鲁滨孙的英译为底本,又大量参考了俄译本。这是汉语中的第一个全译本,先由三联书店后由商务印书馆刊行。解放前只有删削过多的节译本。两年前,我不满意我的旧译,又据耶鲁大学的拉丁语英语对照本几乎全部重译。初动手时还不免修修补补,可是越到后来,改动越大,近于重新着笔。承我的一个学生于六十年代代我从英国博物院抄回有关资料,使我在改译工作上增加了便利。在改译全部过程中我取得一些重要体会,概述如下:
1.鲁滨孙的译文太旧,耶鲁本译文折衷近代名家译文之长,用词造句,更接近今日的口语,有利于使汉译更加通俗化,而通俗化在我看是必要的。因此似乎一切旧译不合今日文体的都可以重译,严复先生译的书是一个例子。
2.耶鲁本附有拉丁原文,我时时查对,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拉丁语学习所得很浅,但读过必要的基本语法,手头备有较详尽的语法及中型词典作参考,所以查问题时竟然帮助不少。我对德语、法语也有查阅的小小功夫,在这方面为自己和为别人提供了翻译中的方便。我甚至曾求助于马来语和兴都斯坦语词典,克服过某些翻译中很大的难点。建国初我自学俄语,译过大量苏联文学资料,包括与友人合译的苏联师范大学课本《英国文学史纲》。因此我感到一个从事把外语译成汉语的人,除通晓一门专业外语外,如有能力参考另一两门其他外国语,会占很大的便宜,尤其可以减少译文的错误。
3.旧译《乌托邦》注文失之烦琐。国外曾经有这样的意见:头等译文,不经注解而意义自明。然而典故及历史事实不能不注,但不能旁征博引,为考证而考证。我这次重译,对必要的注文,力求简明,这也是一个改进。否则,像《乌托邦》这样的书,可以使注文数倍于本文,这就未免本末倒置了。当然,对于某些历史书译文,为某一目的而作出详尽的注文考证,那是另一回事。
据最近英国翻译界的一种意见,最成功的译文总是读起来丝毫不带翻译的味道,令人觉察不出它是从另一种语言译出的东西。这一点很有道理,过去也早就有人谈过。如果是从英语译成汉语,人们绝不欢迎英语化的汉语。因此,在这个工作上,精通英语固然重要,对汉语写作有很高的修养,同样重要。我对汉语写作从未认真下过功夫,写的东西,文体不今不古,词汇不够丰富,句法较少变化。我觉得学习外语的人,不应该忽视掌握好本族语,这是外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外语工作者,不少人汉语基础很结实,目前的年轻人相对地说来汉语水平就太不理想了。
附:戴镏龄自传
我原籍江苏省镇江市,生于1913年。父亲名怡,字静夫,伯父名恒,字子辉,著录于前清修订的《丹徒县志》中。二人生平不求声闻。近代名人张季直在刊行的《日记》中有请“王戴”吃饭的记载。戴即指我的父亲。王是父亲的老友王雁臣,安徽省霍邱人,袁世凯幼年最怕的一位业师。戴恒则近代史上往往提一下,因有郑观应联名“翰林戴恒”上书清朝皇帝请办纱厂一事。当时郑观应要借这位与洪钧、吴大瀓、陈宝琛、张人骏等同年的进士以自重。戴恒虽然十分关心国富民强,在书札中和吴大瀓等讨论最多,但他一生遁世逃名,逝世又过早,应该不曾料到因郑观应而在后人史书中附带地得到提名。
这一切对我不无影响,我大半生过的孤寂生活,甘之如饴。记得三十年代后期,我过昆明,一个素不相识的同乡,以英国同学为名,拉我去做官,(他是云南国民党中颇有势力的人物),我断然拒绝了。我在高等学校任教四十多年,只是在解放初期,当时我在武汉大学,李达同志任校长,我受“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所号召,才出面当系主任,以前我是从不承当这个职务的。李校长颇信赖我,屡次屈驾见访,后来我南调中山大学,他还有信给我,讨论学术问题。新中国高校有这样的领导人颇令我心悦诚服,从此我搞行政一瞬间至今就是几十年,如今七十古稀,当然希望早日引退,荐贤自代了。
现代英国有一位颇有才华的作家,笔名Ernest Bramah,很少谈自己的生平,别人要为他作传,几乎无从下笔。我不敢自比于Bramah 这个大作家,但在少谈自己生平这点上倒有类似之处。当然我觉得自己无善足述,是理由之一,所以有几个刊物要我写自传,我都谢绝了。
我1939年在英国大学毕业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即回国在高等学校从事英语教学,除文化大革命中进牛棚和干校劳动外,始终未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只是所在的单位,先后有些不同。
一生的大事是五十年代中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虽然我至今仍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感到不断加强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