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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海:五四翻译文学文体的“陌生化”与传统化
【时间:2011/7/1 】 【来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第16卷第3期 2000年7月 】 【作者: 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外语系 魏家海】 【已经浏览3124 次】

    摘 要:本文从文体的表层和深层出发,对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白话文体和文言文体的相互冲突和相互对话的关系作了分析和讨论,并探讨了白话文体的陌生化和文言文体的传统化在文化解构和文化重构中的作用,论证和评价了文体的陌生化在推动翻译文学文体的创作化和多元化方面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文体;陌生化;传统化;价值

  一、引言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这个概念最早由爱尔兰著名诗人Heaney(1989)提出的。(刘英凯,1999:51)五四翻译文学文体“陌生化”是指白话文体承载的超乎语言之上的一种新的文化观念或精髓,它是语言形式的陌生化和文化内涵的陌生化的高度统一。五四翻译文学文体是白话和文言体所体现的陌生化和与传统化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矛盾统一,其基本格局是白话文体占据主流地位。白话文体的陌生化推动了五四文学形式的变革和文学内容的更新,而文言文体的传统化也具有其独特的价值。

    二、陌生化与传统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对话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首先体现在白话文体的全面推广,它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白话文体包含两个层次:浅层文体(白话语言层)和深层文体(文化与审美层)。因此,白话文体的陌生化是语言的陌生化和文化、审美陌生化的胶着混合体。翻译文学文体的陌生化是译者为了追求文学形式的革命和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在文学翻译中采用白话体的新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语言形式的剧变,而且是文化意蕴的彻底变革。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传统化(traditionization)是指部分翻译家兼作家、诗人身份的人,担心彻底否定文言体的“推倒派”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体和文化,抛弃中国文学的传统精髓,他们主张在文学翻译中要尽量用文言体的形式,特别是诗歌翻译要用中国格律诗的形式,以维护文言体在文学翻译中的正宗地位。如吴宓等人坚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五四初期坚决反对文学翻译中的白话文体和欧化语体的潮流,不过,他们后来转变了态度,接受了白话文体翻译。因此,文体的传统化说到底是译者为了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坚持“新”创造必须基于”旧”传统的思想观念,借助文言文体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留恋、继承和发展的心态。尽管白话文体成为翻译文学的主流文体并为传播异文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文言文体的翻译方法(诗歌翻译尤甚)并没有退出译坛,而且至今仍有生命力。从翻译理论的翻译标准多元化来看,白话译诗和文言译诗是一种多元互补的关系。从奈达的翻译理论——读者反应论和姚斯的接受美学来看,白话译诗和文言译诗都有各自的读者群(尽管前者远远多于后者),文言文体译文一直为不少读者所喜爱。五四后期,在文学翻译中,白话文体与文言文体的翻译方法不再相互排斥,持两种截然相反主张的译者开始认识到对方的长处,因此,两种文体不再是相互对抗而是相互对话的关系了。

    白话文体和文言文体的对话,表面上是文体语言层面的对话关系,实质上是文体文化层面的陌生化与传统化的潜对话关系。在翻译文学中,译者借助白话文体的语言形式,表达异文化的意蕴,传送异文化的新奇特性,显示外来文学文化的陌生性。它是译者的崇高文化目标附于文体的“显影”,是译者新的文化视野的归宿。文言文体的诗歌翻译方法,几乎是五四前诗歌翻译的惟一选择。译诗往往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骚体、古风体、五七言体、词及散曲等。五四之后,部分译者依然钟情文言体的译诗方法,不过在语言上是浅近化的文言了。它是译者立足民族文化之根的心理显现,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具体实现。总之,白话文体和文言文体是深层次的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对话。

    三、文体的陌生化与传统和文化的解构与重构

    五四时期,文学翻译家们出于改造社会的责任感,介绍外国的先进文化,对抗黑暗的封建旧文化,推动新文化运动。他们把这种社会责任感转化为驱动力,在翻译中把作为传统文化语符的文言体解构,译者的人性观、审美观和文化观从传统的桎梏中被彻底地解放出来,从根本上摆脱了旧文化的束缚,通过新的文体——白话文体——表达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因此,这种新型的文体陌生化是新的文化形式和新的文化内容的高度统一。它既是译者对新文化形式定位的媒介,也是译者解构旧文化形式和内容的价值砝码。胡适偶然翻译美国女诗人Sara Teasdale一首平常的诗《关不住了》(Over the Roofs)开辟了“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在文体上引起了根本突破。胡适的“诗体大解放”确立了诗体的陌生化(白话文体)在翻译诗歌中的地位,是对旧诗体的解构,它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渗入到语符结构之中,裂变为陌生化的精神内涵。五四时期,一大批翻译家通过对文体中文化特性的内化,首先把自我融入文体,然后从文体中解脱出来,促成了文化的剧变。因此,文化的解构形式上是文体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本质的变化和转型。

    不过,文化的陌生化引起的文化解构,并不是割断历史和传统,也不是彻底否定和抛弃文化的传统化。五四时期,虽然有一批文化激进派鼓吹彻底推倒文言文,但后来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从吴宓领导的《学衡》派同仁到郭沫若、徐志摩等人,都有用文言体翻译的诗歌。然而,文言体也有逐渐浅近化的趋势。它在陌生化的白话文体的冲击和解构之下,通过其深层的功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张扬,让文体的传统化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给陌生化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在文化解构的同时,达到文化的重构。文化的重构是文体的陌生化和传统化相互碰撞、僵持、共存和妥协的产物,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重组。文化的解构与重构使翻译文学为中国现代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发展与成熟铺平了道路。

    四、文体的陌生化与翻译文学文体的叛逆性创造化

    西方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尔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文化理论(The Polysystems Theory),其核心是:从译语国文学的立场来看,所有的文学翻译都是源语国文学为了某种目的而对译语国文学的一种操纵(manipulation)。(谢天振,1999:98)这种操纵是译者出于某种动机的驱使来实现的,译者操纵着文体的表层——词语和句子结构,以实现翻译文学文体的陌生化和意图,达到源语国对译语国文学的操纵的目的。鲁迅指出汉语不够精密,因此“要借翻译输入新的表达法”,中国白话采用“欧化之法”是必要的,“陆续地吃一些苦,装进异样的句法。”(陈福康,1996)这里的“欧化”、“新的表达法”、“异样的句法”都指白话文体翻译表现的新颖的语言结构,是浅层文体的陌生化。正是由于译者采用了白话文体的陌生化,才使译文增加了表现力,汉语成了“活”的语言,变得比文言体具有更加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启发了作家们的想象力,翻译文学的文体陌生化为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滋养。刘靖之先生指出:“五四”时代以来,文学翻译形成了创作化倾向。(刘宓庆,1999:2)这里的“创作化”显然指承载着陌生化的白话文体进行创作式的翻译。王佐良说过:“就中国20世纪的文学而言,是翻译家给新生代的创作带来了生机。1919年前后的白话文运动正式从外国文学的翻译中吸取了灵感。英国浪漫主义和惠特曼带来了白话诗歌的诞生,易卜生和萧伯纳为中国新一代戏剧带来了新思想,而东、西欧作家则为现代小说提供了写作模式。”(郭著章,1999:420)外国文学的各类文体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和创新提供了新范式,是中国文学和文化转型的推动器,这一切都离不开陌生化的白话文体的媒介作用和转化功能。胡适、郭沫若等借助白话译诗开启了诗歌创作的“半格律体”和自由体之风,刘半农、周无、郑振铎、田汉等对外国散文诗的译介,对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创作起了不小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了鲁迅、郭沫若、冰心等人。可见,译者翻译的各类文体的外国文学被中国作家广泛接受,白话文体的陌生化作用功不可没,它是实现译者操纵目的的关键手段。

    在翻译文学中,白话文体的陌生化也存在着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葛中俊(1997:81):“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对于新旧转换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小说在文学和社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还体现在小说创作方法上的改变;不仅引进了新的品种的戏剧,同时还使文学语言产生了一次由文言到白话,由典型传统式表达到带有欧化成份的转变和革新。”这里,翻译文学使文言文体向白话文体转变,文体陌生化带来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现象,翻译的叛逆过程就是文体陌生化刺激读者接受外来文体而在创作中对其加以异化、流变、变形的过程。郭沫若从英语翻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译文用白话体的自由诗译原文的格律诗,译文陌生化的文体是对原诗文体风格的创造性叛逆,它为冲破我国传统诗律起过重大作用,其文化价值不容低估。

    王克非(1994:36)指出:“从翻译文化史看,起到重大的文化作用的译本,不一定是翻译精品,翻译常常是一种再创造,掺杂有误解、删改、发挥的种种所谓不准确译本,导致作品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的内容,创生出不同而依然很有意义的效果。”这里的“再创造”、“误改、删解、发挥”的“不准确译本”,也可指翻译文学文体陌生化的创造性叛逆,其作用和效果对文体的创作的意义极大。日本比较文学家大塚幸男说:“翻译文学,在对接受国文学的影响中,误解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有时拙劣的译文,意外地产生极大的影响。”(谢天振,1999:204-205)此处的“误解”就是叛逆,“拙劣的译文”往往是译者对原文文体风格进行的有意无意的叛逆。五四时期,有些外国诗译成了白话体的散文,就属此种情形,但它对冲破旧文体译诗的局面起到了一种创新作用。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由于陌生化的白话文体发育得不够成熟,加之译者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译文的叛逆性对中国文学文体的革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总之,翻译文学白话文体的陌生化对现代文学的文体创新起到了一种“变压”作用。

    五、结语

    五四翻译文学的文体陌生化是译者伸入文体、又从文体钻出的文化开拓者,是文化解构和重构的媒介者。文体的陌生化首先须通过文体的表面形式表现出来,陌生化的归宿是推进文学革命和文学创作,陌生化与传统化是文体的冲突和对话的两个方面。二者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并将长期共存。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3]郭著章.翻译名家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4]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5]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6]刘英凯.信息时代翻译中“陌生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J].外语研究.1999,(3).
  [7]陈改玲.“五四”翻译文学与小说创作的互动关系.中国比较文学[J].1996(3).
  [8]葛中俊.翻译文学:目的语文学的次范畴[J].中国比较文学,1997,(3).

  责任编辑:赵小刚

  作者简介:魏家海(1965-),男,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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