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学预科教育是国内外高等学校普遍设立的一个教学层次，专指中学与大学之间的一种特定的教育阶段。中国古代虽然已有预科教育的萌芽，但是直到清末才把预科教育列入学制。近代预科教育从独立设置到附设于大学直到走出历史舞台，也不过是20年的时间。探讨、反思清末民初大学预科教育的特点、意义，对当今预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末民初；大学预科教育；教育制度

　　“大学预科教育专指中学与大学之间的一种特定的教育阶段。它既是中等教育的一种延伸，又是进入大学本科前的一种过渡期教育。”[1]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大学预科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起源于古代的中国预科教育，到近代才得以制度化，从独立设置到附设于大学直到最终被取缔也不过是20年的时间。通过分析其制度演变进程不仅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艰难起步，也能洞察基础教育的发展步履，同时对当今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性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一、清末民初大学预科教育的性质及制度演变

    预科教育起源于古代。据考证“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者罢遣……，”即“门人”经过两年学习考通一经者，才称为“弟子”，成为正式的太学生。这说明，“魏国的太学分成预科和本科两个阶段”[2](264)。西方中世纪大学的文学部也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到14、15世纪，欧洲以巴黎大学为模式的大学中，文学部主要为学生进入医学、法学和神学学部提供基础或预备教育。”[3](98)但是起源早并不代表形成制度早。“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预科列入高等教育学制。”[4](234)而中国到了清末才把预科列入学制。

    中国预科教育制度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方面模仿日美教育，另一方面是在中学堂和大学堂没有衔接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大学的补习教育性质。由于近代中国教育的特殊性，当时的高等教育只能大量招收未经完整基础教育的同等学力学生，因此大学教育需要预科补习。以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为例，“京师大学堂本为各省学堂卒业升入专门正科之地，无省学则大学堂之学生无所取材。今议先立预备一科，本一时权宜之计”[5](244)。

    (一)独立设置大学预科教育阶段(1902-1912)

    《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均明确规定了独立设置大学预科，并且进行分科教育。《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今定大学堂全学名称：一曰大学院，二曰大学专门分科，三曰大学预备科……预备科课程，依原奏分政、艺两科”[5](245)。宣统元年(1909)三月，学部奏准改京师大学堂预备科为京师高等学堂，成为独立的高等学堂。[6](378)《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今定省会所设学堂为高等学堂，修业三年，应照大学预科例，亦分政艺两科。高等学堂之功课，与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功课相同”[7](533)。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癸卯学制》规定：“各省城设置一所高等学堂，令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
……三年毕业，学科分为三类。”[5](337)这一时期，除了三年制独立设置的预科之外，与高等学堂及大学预备科同级的高等实业学堂和优级师范也附设了一年制预科。如“设高等农业学堂，令已习普通中学之毕业学生入焉……学堂分为预科、本科”[5](465)。高等商业学堂立学总义中“学堂分为预科、本科。预科一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5](470)。但是附设于高等实业学堂的预科没有持续多久，“宣统二年四月，高等实业商业之预科一并裁撤”[5](1081)。“优级师范选科科目，分本科及预科，预科一年毕业，本科二年毕业。”[7](697)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预科教育以独立设置的三年制为主，三年制的预科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专科，附设的一年制预科先学习基础知识，然后到本科学习专业课程。

    (二)大学预科教育附设于大学阶段(1912-1922)

    《壬子癸丑学制》中高等教育阶段只有一级，内分预科和本科，停办各省高等学堂，改大学预备科为预科，预科附设于大学，不分科。1912年10月24日的《大学令》规定：“大学设预科，修业年限3年，修业期满，试验及格，授以毕业证书，升入本科。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6](367)1912年10月2日的《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得设预科及研究科。修业年限、学科、科目，别以规程定之”[6](461)。据考证，当时的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和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修业年限为本科三年、预科一年。医学专门学校的修业年限为本科四年、预科一年。1917年教育部修正大学令中预科的修业年限从三年缩短至二年，其附设性质仍保留了下来。如“预科二年，大学预科生修业期满，试验及格，授以毕业证书。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6](372)。

    (三)大学预科教育被取缔(1922)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壬戌学制》规定“取消大学预科，一方将中学程度提高，一方将大学年限延长，以为补充”[8](137)，从而取消了预科教育制度，以三年制的高中作为替代，理顺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使高等教育摆脱了普通教育的任务，得以集中精力从事专业教育。1904年颁布实行的癸卯学制中采用9年制的小学堂和5年制的中学堂。1912年、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基础教育学习年限缩减到7年的小学校和4年的中学校。按照简单推算，到1922年时中国基础教育毕业生已基本能满足高等教育的招生需求，取消大学预科已成为必然。至此列入学制的大学预科教育仅延续了20年，完成了自己特殊的历史使命，对近代中国大学发展步入正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清末民初大学预科教育的特点

    (一)外来性

    癸卯学制基本上承袭了日本19世纪末的学制。“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两个学制系统都设有‘大学预科’。这是西方国家学制中所没有的。”[9]癸卯学制中规定的预科教育分三类，而“日本1894年7月，特别制定了《大学预备课程》，将大学预科分为3类，一是入法科文科者而设，二是入理科工科农科者而设，三是入医科者而设”[10](51)。形式上的殖民色彩，没有掩盖内容中渗透出的封建色彩。清末预科教育课程设置中经学的分量还是较重，三类学科预科教育中均开设人伦道德、经学大意和中国文学，授课时数每周7-8钟点，占总课时(36钟点)的19%-22%。考试奖励办法也保留了封建色彩，“大学堂预备、速成两科学生卒业后，分别赏给举人、进士”[5](254)。难怪梁启超批判说：“中国初办教育，学校尚未完备，而主持教育者仍沿用科举之方法，惟知奖励学生做官。”

    (二)非专业性

    近代大学预科教育课程设置基本上与当时的中学课程相似，虽然分科分类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指向，但与高等教育的专业性特点相比较还是表现出非专业性(见表1)。

　　资料来源：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4-105页、第141-142页；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657-658页

    如表所示，壬寅学制中的预科教育课程比当时中学堂的课程多出“地质及矿产学、动植物学、名学、法学和理财学”，但少一门——博物。其实博物的内容包括：动物状、植物状、生理学和矿物学。因此，预科教育课程实际上比中学堂多出名学、法学和理财学。癸卯学制中预科教育课程涵盖了所有中学堂课程，只是多出拉丁文和辨学。壬子癸丑学制中预科教育课程比中学多出论理、心理、拉丁语。显然，课程的专业性并不明显，更多的是普通教育课程。这一特点再次验证了大学预科教育的补习性质，它虽然附设于大学，但还不具有专业性特点，属于大学阶段的普通教育。

    (三)多样性

    大学预科教育制度的演变历程已说明其办学形式的多样性，表现为既有独立办学也有附设于大学办学。修业年限上也有三年制、二年制和一年制不等。清末大学预科教育主要是三年制，但也有二年制和一年制，尤以二年制最罕见。如“奏定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折中课程拟分为预科、本科及别科。预科二年毕业后升入本科”[5](569)。民国初期的预科教育年限基本上是三年制和一年制。但在《教育部修正大学令》中预科修业年限缩短至二年制。

    (四)过渡性

    大学预科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其过渡性特点。预科教育是针对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性问题采取的一种弥补措施。随着大学与中学的有效衔接，预科教育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由于清末“因科举刚废、学堂乍兴，符合入学条件者少而过时失学者众，因而只得暂定变通考选办法。如高等学堂可酌选品行端谨，中国经史文学确有根柢者，入读预科”[11]。可见起初设置预科教育制度与当时中国还未建立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有必然的联系。而壬戌学制中取缔预科教育也与基础教育的发展特点密切相关。以1904年学制为根据，在1918年后将有足够的中学毕业生升入高等学堂。因此在清末民初建立大学预科教育制度是一种过渡性环节，至少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当时高等教育生源不足的矛盾。

三、清末民初大学预科教育制度的评价

    在近代中国初建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中，高等教育的生源问题成为严峻的挑战。可以说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预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它的出现既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必要性在于大学预科教育弥补了当时高等教育的普通教育基础，必然性在于大学预科教育是同步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过渡阶段。到了民国初期，预科教育中引入大量西方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课程，建立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思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预科教育除了奠定高等教育起步阶段的普通教育基础之外，也起到了语言强化作用。清末三类预科学科中外国语(惟英语必通习，德语或法语选一种习之)授课时数每周16-18钟点，占总课时(36钟点)的44%-50%，某种意义上为近代留学教育奠定了语言基础。

    然而在短暂的20年中预科教育从独立设立到附设于大学直到被取缔，让人不得不反思其存在的问题。首先，修业年限过长。到了民国初期仍保留三年制的大学预科，宏观上削弱了中等教育的作用，对中等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有效衔接产生了干扰，微观上也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预科既不直隶各科，含有半独立性质；一切课程，并不与本科衔接，而与本科竟胜：取本科第一年应授之课，而于预科之第三年授之，使学生入本科后，以第一年之课程为无聊，遂挫折其对于学问上之兴趣。”[5](833)其次，大学预科教育制度与实施之间的问题。实施初期，各省设立高等学堂，培养分科大学的新生，但是“各地分设，程度未必尽同，毕业后同入大学，学力参差，其弊一。各地分设，财力不足，只能兴办一二科，未能将大学应备之预科同时并设，学生志愿致有虚负，其弊二”[5](147)。京师大学堂虽然在1902年筹建预备科，但到1909年“分科大学学生还不全是由预备科及高等学堂毕业生递升，而由师范馆、译学馆学生及各省保送的举人、拔贡补充”[8](147)。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预科教育制度的实施力度不够的事实。

    参考文献：

    [1]何修文，张训涛.首届“中国大学预科教育研讨会”综述[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4，(4).
    [2]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3]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欧以克.民族高等教育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5]璩鑫奎，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6]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8]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9]周葵葵，朱洪波.浅析日本教育与中国近代学制的颁行[J].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10]陈宝堂.日本教育的历史与现状[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4.
    [11]张亚群.科举革废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特征分析[J].集美大学教育学报，2000，(4).

    【 责任编辑 于默颖 】

    收稿日期：2010-01-05
    作者简介：斯日古楞，女，蒙古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