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成了《大学一年级国文问题》，正觉得有些意见没有能说出，高教季刊方面依照朱孟实（光潜）先生的意思，把他的大著《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一文转寄来教我先读一遍，我读了过后，不禁更觉得没有说出的一些意见有尽情吐露的必要，本刊记者并且允许我再分一点篇幅来发表，因作此篇，先答朱君所论，次及积年见知诸事。
朱先生大文所论，我个人几于全部同意。他的意见是积极的，而我在《大学一年级国文问题》里所表示的 意见几于多半是对于目前的大学国文还不敢相信到了一个正常状态而足以提出什麽积极办法的。我们编选大一国文的意义，我想朱先生看了我那篇统计报告，也许可以相信只是一个初步集中意志的调整。我在那篇文字里大有自己取消了自己工作的意义之感，其实做了一个工作以后检讨的认识是值得做对原工作反省的标准的。我只一部分的同意于朱先生的一个根本主张：
“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我在那篇文字里也已经叙明瞭我们编选的经过，是先有四点“教学目的”的先决，就与朱先生的主张略有不同了。我的愚见以为：大学国文——乃至一般的国文——主要训练是在使学者自由熟练运用本国语文工具的技能；但是在初高中以后来到大学一年级，几乎是最末了的一年的训练语文，应否与其过去时期有所不同，倒值得考虑一下。如果这个一年也不过是泛常的设备，老实说大学课程的规定便是一个大问题！这一年国文设置的意义如果在单纯的语文的训练，事实上又那里做得到？做不到的原因便是朱先生提及的“时间”与“程度”两件事。这两个问题，朱先生是无条件的承认现有事实立言的。我在那篇文字里也已有意见说到现有事实之不合理应该有条件的承认它，本文不再赘。质言之，我把大一国文问题看作是中学国文教学实施效果的问题乃至于是本国语文教育的根本问题，其实际现象与理论中间都是脱节的。我既经妄事追求大学生国文程度底下的缘故，正觉得朱先生所指出的“立本”“示范”两条路俓，应该大学与中学分担其责任，而略有轻重：从小学到中学“示范”的责任大些，大学里该在“立本”的意义重些。我们议订篇目是把四个教学目的中间的瞭解欣赏修养三个方面综合起来编选的。这个选目的分类不过假用四部的成例来做排列的依榜，并非以文体做选定标准，所以朱先生给我们做的统计是没有关係的。我们并不满意我们的选目，我已在那篇文字中叙明，自无为之辩护的必要，不过我们并未就文体分别是应该声明的。朱先生明白认定大一国文在训练写作能力，故必注意文体。我想文体的分法可以有很多，似乎对大学一年级生的需要都不适合。例如文言与白话虽属有显著的分别，但并不是以作为教材分配的标准。我以为国文教学的现状所以不惟无进步反见退步的，就是由于用这种分别做标准的错误造成的。我赞同朱先生说的“一般大学生没有以文章为千秋事业的必要”的话，因此我不赞同他同时说的“在大学里时间和精力都只允许侧重示范，实际上也只须侧重示范”的话。他注意学生的“能”，我极端赞同。但是这个一年的学程所要负的训练“能”的责任似乎不应该还在普通“示范”上用工夫。我要用“示范”这个词，改在注意学生的“知”的方面去。愚见以为目前大学国文课程规定若着重“知”的训练，比较合理些。我想“立本”未尝不是大学教育上的一个大责任，不过学生的程度低下固不能否认而抹煞；若是变态，便不可以变为常，说见拙作前文中（这里我所谓“立本”与朱先生的意思稍有不同）。至少我个人以为这个一年的学程规定的意义只有是教一般大学青年对于本国语文表现的形式和内容得一个非专门而广泛的常识，才说的过去。这便是我部分的同意于朱先生根本主张里说的“大学国文主要是一种语文训练”的意思，所以我认为大学国文内容方面也是中国学术思想，也是中国文学，而形式方面主要的是语文训练。着眼不同，说法也稍不同。因此朱先生说我们“把选本弄成一个很完备的百货店”，倒是个很相似的比喻，但可惜仍是不完不备。一个国家受高等教育的人对于他自族语文所表现的一些形式和内容应该有知道而懂得的义务。不一定个个大学生是文学家，而文学不一定是文学院的学生才需要知道。许多科学家同时是文学家。治科学的也许十分需要文学的调剂。“示范”一义，如只限于发表写作“能”的训练，我们觉得是大学标准程度下坠的现象；我以为大学国文已不限于“能”而必及于“知”的训练，所有选文应是两重示范的作用——形式和内容双方兼有之。朱先生说我们没有把时间和程度放在心上，我应该代表大家说一声：是的，看来我们是没有全放在心上实际是放在心上了。我们为顾全到时间的关係，五十篇目中间标出二十篇目为必须精读的；至于程度的问题，已略如上说，因为仔细推求过程度低下的原因不是正常的现象，同时看了现行教材的情形，加以折衷，才成了那样一个不能满意的东西。朱先生也很谅解我们的用意，他说：“他们多选两汉以前作品，用意似在立本与训练阅读的能力，忘记国文选本在任何级学校中都应该偏重示范。”我们对于朱先生的针贬简直无可说辞，好在他给“立本”下的解释倒给我们编选的态度安排了个理由，也正是我上面说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并重的意思。他分立本为深浅两层：
“积学蓄理”——深一层的，就是我说的“知”的训练；
“语文的声音训诂和语句的组织树立基本的知识”——浅一层的，就是我说的“能”的训练。
我们为大学编写国文，似乎用这样的“立本”的态度比较相宜。朱先生和我们不同的意见是他把选文作为另一种用的“能”的训练的材料，他叫这做“示范”，我们不知道他所谓示范的意思与他所谓浅一层的立本的内容果有不同。我觉得两重示范便是朱先生的立本的两层，而朱先生所谓“示范”，实在是浅一层立本里头的节目。朱先生代我们说的很明白：
“立本是有话可说”——要“知”的训练；
“示范是研究如何把话说得出而且说得好”——要“能”的训练。
或者可以说，朱先生所谓“示范”实在是教学方面的问题。如其为了写作的训练，我不敢相信一篇近代的文字断然比古代的容易懂，容易学，容易教，虽然，我和朱先生是同样反对有“头巾气”的（我们编选的时候商定有“生人不录”的原则，就是因为有些摆头巾架子的人爱用自以为了不得的文字做范文选授，表面上很与朱先生示范的主张相似，实际有些乌烟瘴气与朱先生的意见是大相径庭）。我绝不想令人以为本文变成朱先生与我两人辩论。朱先生的忧虑也是我所忧虑的，而且更有可忧虑的是朱先生无条件的所承认的现在大学生国文程度很低落的事实。我在那篇拙文中间极力呼喊就是要辩明这事实是个大问题，是国文教学的根本问题。我很感到一种兴奋，究竟还是有有心人如朱先生这样督促我们，我也不得不先声明我们编选态度是——
为了替大学课程立标准，从瞭解欣赏修养三方面编写；
为了从“立本”一义着手，没有把时代、家派、体裁用来做条件；
为了参照现行教材情形，只能暂定出这样一个选目；
为了现在大学生国文程度低落不是合理的结果，选目只能从“立本”一义决定标准。
其次，因为朱先生提起的有些问题，我觉得要从教育方面才可以解答，我声明了编写态度以外，更要声明一件事：我不是用编选大学国文选目工作人的资格说话的，而且不是用教学国文的教员资格说话的，仅仅是一个受过大学训练的人从过去的经验以及所学的门类与国文相关的立场来贡献一些意见，所以有些话或许不免偏激！
我们的选目有些貌似“复古”，具体说来不外——
（1）选目中无一篇白话文；
（2）选目用经子史集排列；
（3）选目中时代分配比例，古多于今；
（4）选目内容与现在学生程度不相当。
我不必絮聒，我们从三百五十三作家一千零五十一篇选文的现行教材作初步的调整，谁还想再作荒谬的主意？我们为排列的方便使用四部成例（见拙文敍述编选的经过），毫无成见。时代的分配，如以作家为准，先秦十五目十八篇，汉十一目十二篇，魏晋六朝十二目十三篇，唐宋以降十二目十七篇；单从指定精读的二十篇目看，是先秦九目十二篇，汉三目四篇，魏晋六朝二目二篇，唐宋以降六目十一篇。我们没有拘墟于文体的分类。分文体就会发挥成见吧！从文体上选教材，也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教育部定的初级中学课程标准对精读教材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语体”与“文言”，一个是记敍（包括描写），说明，抒情（包括韵文），议论四种。规定说“语体文与文言文并选，语体文递减，文言文递增”。如此到高中课程标准里，就全是文言文了。这种规定的意思，从“目标”上可以说明白，他们是要养成（1）用语体文及语言敍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2）瞭解一般文言文之能力，接到高中是“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敍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如此国家培植青年的方针，似乎说不到什麽成见，以教育行政的力量也似乎能实践到目标，到大学的阶段就自然不应该再发生文言白话的分划的成见了。这是相信制度有价值的说法。于是到大学阶段，我就承认教材内容决不应在“文”“白”工具上生问题，而儘管可以教文言教材，习作做语体文（当然要做文言文的有各体文习作可以选习），象西南联合大学的办法。我不相信学生作文是象从前人捧出尺牍书来生吞活剥写信一样，关于作文的训练不应该全占了讲授的时间。如果国文就是为写作示范，经过初高中训练之后，大学便不必再设这徒乱人意的课程。课程标准所定的文体种类，实际颇有问题。从条文看来，很象为凑合“敍事”“说理”“表情”“达意”四件事而分出来的，严格的讲，那有这样绝对分辩的文体？例如所谓抒情文包括韵文，请问韵文是完全抒情的吗？记敍文包括描写文，不知道描写与记敍又有什麽两样？说明与议论又有什麽不同？记敍，描写，说明，议论，说来也不过是“事”“物”“人”“言”的物件不同，手段是没有绝对区别的。“文言”“白话”只是工具的组织（文法）不同，而发表的技巧初无二致。我想决不能说语体比文言浅易，文言比白话深奥；如果存了这种念头，便无异于替复古论者张目了！我是个学习语文的人，总怀着这个念头，如果真正语文训练的办法精到，一个青年能自由运用“文言”“白话”写文是可能的；并且这种训练的理想目的要做到最低限度要求每个青年能瞭解文言白话两种作品。我是个相信白话比文言难做的人，总觉得这两种工具，一个表现是实，而效果是深重；一个表现是虚，而效果是浅轻：其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工具的时代性帮助瞭解程度的加强，我曾经用语体的文字做审查著作意见的文字，结果使得著者与主管机关的人麻烦不休。许多研究专门问题的著作自然也是语体来得透闢。这些道理已是天经地义。然而一定说文言与白话二者之间发表的技巧不能触类相长，便是“胶柱鼓瑟”之谈了！选目中无一篇白话文就足以构成“复古”的嫌疑，似乎逻辑上说不过去。一般人误解文言是古奥，由于把古今语文的差异看作太难懂的东西。严格的说，文言太好讲，单是语文训诂的解释就够敷衍；同时也因为这样，使得一些懒人望而生畏。如今大学生国文程度低下的实情，我在另篇拙文里已经指出，说到这里更加明显的瞭解他们所以被造成这样程度的原因了！把文言和语体分划得很严，而没有把中间真的分别处弄清白，造成一种皮相的新旧观念：于是教的人可以难懂而偷懒不讲，学的人就随从着认为难懂，既可不讲便不必学，更进而教学的双方把文言的读物共同送上古董的山架上去了！遇到无理取闹的同样误解文言是高深的人，一味吹嘘而不能度人以金针，把实在的道理说出，反而形成了“文言确是陈腐”的误会。读文言便是“复古”的肤浅论调也不是无故而产生的。我们不相信多少优秀青年学习成功外国语文，而不能学习成功本国语文的两种方式，我不相信提倡语体文的先进不希望从事学术的优秀青年能读文言作品，同时更不相信他们会承认今日现象是合理的而说大学生不需要读关于国家民族思想文化的古书中的作品！今后的国家一天比一天需要建设的事业增多了，而这表达思想意志的文字工具反弄成文白两伤，不能不算是一件最严重的现象！我敢大声疾呼，大学国文的教材不应在古今时代不同的工具表现上争执！
大学生国文程度低下，不是大学生的过错，是从中学一直到小学的一些师资的责任。我已经说了一般人不能热心的讲解文言文，已不可解；还有一些人不肯讲解语体文，最不可恕！这是很通常的事实，往往因为语体没有字句训诂的敷衍成章，教的人便对学的人说：“这是白话，没有什麽讲的，你们自己看看。”其实语体文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解释字句的不必要的麻烦，领导学生从内容方面深究和整篇表现技术方面分析研究。某高中一年级国文先生且用这种办法来教文言文，结果一学期有十八篇文言文是先生认为容易看懂而教学生自己看看的；这十八篇却都是字句训诂很费力的，学生到考试的时侯，反求援于家长临时帮忙讲解。我们的青年着实可爱，他们的确都能用功看书，结果进了大学所呈现的国文程度是“文言白话体不能分别清楚”！这一端的现象几于是百分之六七十的比例，想其成因，我说的没有错。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况，不过是一种高深造诣的理想，我们的现代青年却被一些教师引入了这百丈深坑里去了！这一个根本内亏的症侯，任何补药也治不好！可怜一年一年的中学生如潮一般涌进了大学，大学教师只有从看入学试卷的时后就摇头，一直摇头送这批青年渡过一年级各自去进他专修的科系；至于他们如何弄好了这一套语文工具的，教国文的先生不知道了。他们走的道路，我想离不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冥行”而以！因此，历年不绝还有些程度好的学生，真应该承认他们是天才是侠杰，他们是自力生长起来的！国家所化费的大量经济精神，岂是这样的希望！大学生程度的低下岂真是十足的合理？大学国文教材似乎不应成问题，而一般国文教学才大成问题呢！
我在另篇拙文提出了，大学国文设置时间与内容均应使之更合理化，并且引述了北京大学在新文学运动刚起了以后的预科关于国文的课程情形做参考。这是今后建设的大计，不能在本文多谈。这里只能就目前大学国文教学的事情说。我前面说的小学到中学国文教师教学的实情，当然不能作为全体的现象，却成了朱先生对我们没有一篇白话选目所针砭的话，也正是我分析大学生程度低下的原因的所在。“连环可解”也，朱先生忧虑我们“排弃”白话文在大学青年的读本里，很可能发生不健康的影响，给复古运动者攻击白话的借口。我忧虑大学青年过去被耽误，将来仍被耽误，耽误在囫囵的模彷中，耽误在不切实际的教学里。现在决不会再起文言白话的荒谬争执，而如何教学文言白话倒很成问题，就是朱先生所谓中学应负的“立本”责任将何以策励前进。这自然连带到中学国文师资的训练。中学国文师资训练在大学的中国文学系（师范学院的国文学系），这就又牵涉到大学课程规定的内容。大学教师到现在至少还是相承久远下来的，作风和态度一仍旧贯。他们也许更进步的讲授一些专门学说，教成功的学生一个个都成了“专家”，并没有肯去教中学的人了！普通大学的文学系多半以文学为目的，师生间根本没有作如何教人的讨论；师范学院明悬教学的目的，而真愿意实事求是讲究如何教学的人又甚廖廖。本来师资之难得，便是最可忧虑的；把语体文看作无可讲无须讲，把文言文说成不必讲无庸讲，都是大学毕业生，不一定是反动的复古论者！朱先生说不应让学生全凭自己的意思去做文，象这样让学生全凭自己智慧去看文，又加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觉得历来国文教学没有一个语文科学的方法做中心，而时代的演进是很明显的在要求这个条件了。反对白话的糊涂思想现已无庸管它了，而积极态度是在把白话文从语文科学的观念上整理出一个上下相承的条理做教学的依傍。回想我们自己受的训练可算完全合于朱先生所主张“示范”的路径。我不相信我们有多少的成就！例如有些已经成就的人在大学里教书历有年所了，还往往断读不清古书的句子，或者把常识当作创见，他们的文字何尝不是熟读烂嚼，口诵心惟，深得决窍了？他们也许对于专门学问有特别贡献，但对这一个普通的基本国文问题就不屑谈了。复古论者有一套愚勇，他们虽不知道什么是语文科学的方法，但知把高曾相传的死念一直传下去。念，朱先生似乎也以为应该属于训练方法之一的，拙见更觉得现在一般国立教学上文言的念法不知道讲求，语体的念法又没有建设，立本与示范双方失其作用。去年四月我曾经从语文学的观点在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会做过一次“从说到唱”的讲演，讨论中国文学念的问题，我的意见以为当初提倡新文学的主旨是把这表现的工具正式取得地位帮助学术思想与时代精神充分调协解放了。一部三民主义是白话文字写的，结果能深入民间，一部国粹学报所影响的范围就大有广狭的不同，其中最大原因未尝不是工具了解的成数有关。在先受文言训练的人，回过来治语体，似乎不感觉这读的问题的重要；并且在初改革的时候，因为情势上的限制，有些人便根本怀疑了念文章是件不科学的腐败习惯：这些都演进成了现在大学青年能看书不会读书的现象。他们立本与示范的训练都缺少了这一方面，我们的文字以至于文学将成为无声音的了！朱先生所指示我们的示范的作用，与拙见所认为目前教学上的缺陷正相补，我也愈加壮胆的相信，国文教学上澈头澈尾要注意语文科学方法的应用。所谓语文科学的方法应该包括朱先生所谓“浅一层的立本”与“示范”两方面，但不可把这种基本训练完全摆在大学一年级一个学年的中间。现在大学的国文教学，我们知道最易发生的现象是：教者照本宣扬，学者漠焉视之，春风马耳过去。这不是一朝一夕至此的，原来中学时代已养成学生不重视国文的观念，就是前面说的文言语体俱不讲解的师资之功居其半，同时其他学科之繁重担负又居其半。如果师资有得语文科学方法的应用，也许不至于教学生发生这样的观念，甚至于反引起他们重视的兴趣。大学国文教员现在处在一个最难讨好的地位，眼看着“时间”和“程度”两个不能相配合的事实，只有照本宣扬了之了。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每年每个大学一年级有上几百的人数，教师的人选势必增多，教学经验的水准势必降低，有些大学的国文便用新毕业的学生担任；固不能断言他们不胜任，但也不敢说这些新发于硎的大学国文教师就比中学里有经验的老国文教师高明多少。四年前也是被慨叹为程度低下的人，一朝毕业就获得了什么诀窍吗？如果象朱先生所希望的写作示范训练，似乎就大成问题了。朱先生责望“大一国文选”要负训练写作的使命，至少这一件事实也还是个问题。
我仍如另篇拙文的意见一样，大一国文的设置还没有达到完全理想的境地，选目只是个过渡的调整。朱先生的高见是值得留作积极参考的。至于本文所论终不免还是有些格格未吐的地方，可是已够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指教讨论了吧！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白沙。
原载《高等教育季刊》二卷三期
（李涵秋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