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2.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摘　要]　伴随着新型大学的诞生,“大一国文”历经百年探索,由曾经的辉煌而转入低迷正期待再次的“飞扬”。“大学语文”是“大一国文”的现代形态,现状不甚令人满意。大学语文改革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从师资课程尤其是多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　大一国文;　大学语文;　课程群;　大学语文教材

　　“大一国文”在老一辈学者眼里是极重要的!以前上“大一国文”者多为知名教授。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在清华大学上过“大一物理”课后,回忆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时说:“大一的时候国文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我所以听见了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王力先生的课,是因为他们每位讲的时候,都是他们特别喜爱的方向,所以讲出来的话非常有意思,这些对于我后来人生的趣味,有很大的影响。”这样阵容的“大一国文”何等的辉煌,时至今日,这种辉煌却渐行渐远。

    一、曾经辉煌的“大一国文”和“重生”的大学语文

    1929-1949年在清华大学“大一国文”的专任教师有:杨树达、刘文典、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浦江清、余冠英、沈从文、王瑶、朱德熙、吴组缃等教授。[1]那时的“大一国文”是名教授才能讲授的,而且他们都讲自己喜欢的方向和熟悉的领域,自然也就影响了学生将来的人生趣味。由名家讲自己的研究领域,要学生弄懂所讲的那些内容可能并不是重点,藉以传授治学的方法才是课程的主旨。大一时系科之间互开的基础课主要是让新生学习本学科知识的同时也了解相关学科的研究,重在体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正是这样一个目标,大一系科间互开的基础课往往皆由各自领域的著名教授授课,即便到了20世纪50年代,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周予同教授仍在给其他系科大一的学生开“中国历史”课。

    可见,“大一国文”不是重在教学生语言的运用,也不是重在教学生传统的文化,更不是重在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人文素质。“大一国文”是以语言文学研究为中介教学生治学的方法,继而影响学生的人生趣味为目标的。当然不可否认课程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语言运用的能力,可这并非“大一国文”教学的重点。

    “大一国文”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取消,直到1978年,南京大学在匡亚明校长的倡导下,开设了大学语文课,这是针对非中文专业的学生所开设的大一必修课,目的是要使大学生能普遍掌握打开科学领域大门的基本武器。[2]同时,复旦大学苏步青校长也提出理工科大学开设大学语文的倡议,开大学语文课的目的是想补补课,因为当时考进大学的学生语文基本功差,字写得不好,文章写不通顺。[3]大学语文作为课程在新时期“出生时”的目的很是明确:培养并提高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其实再深入些分析,问题大致可以分明些。大学语文作为一门课程出现,是因为文革十年中小学语文教育质量不过关,大学生语言应用的水平未能够达到要求,用大学语文去补中小学语文的课,把字写好,把文章写好,语言运用不成为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障碍,这便是“大学语文”开始倡导者的初衷。这种背景下的大学语文确实不需要名教授去讲授了。

    到后来便出现了某些高校或利用大学语文课程锻炼新进青年教师,或利用大学语文课程解决部分教师课时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越发显现出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随意性和非重要性。

    二、挣扎和突围时的大学语文

    这样的课程起点,这样的课程执行者,导致了“大学语文”在中文系地位低,不受重视,对教师的要求也不高的现状。

    但昔日的辉煌在一些坚守传统的高校仍在延续着。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一的“作品选”课是只有名教授可以上的,而且是名教授们一起上的,甚至是同一篇作品,好几位教授一起讲,他们戏称为“抬课”。譬如《铸剑》一篇,由钱理群、严家炎和孔庆东3位教授分别讲授,各有千秋,皆能导以治学门径。北大的讲堂是开放的,这样的“作品选”课类乎辉煌时的“大一国文”。

    看来,由谁去讲授大学语文,给谁讲授大学语文,讲授大学语文的目的何在?至今仍是不甚清楚。

    北大的老师为了给北大的学生演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所以,大一“作品选”课才能够与“大一国文”课接上声气。在今日的高校这样的“大学语文”课不可能一律,也不必一律,但一定可以开出少数一两个这样的班来,让大一的学生能够尝到一些味道。

    现在的“大学语文”绝不是昔日的“大一国文”,除了任课的老师因素之外,目的也不同。

    1978年,两个综合性大学校长同时提出开设“大学语文”课,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1988年徐中玉教授主编《大学语文》时却认为开设大学语文课,是为新时期的中国培养新型的大学生,这新型的大学生要有“三个面向”的眼光,要有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科技、艺术的精华的能力,要有能为改革开放的国际文化交流服务的本领,要有相当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水平。于是,有论者谓之“理想型”。[4]其实,“务实型”与“理想型”是对不同时期“大学语文”的目的性的理解。

    在不同时期大学语文有着不同的目的,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学校、不同类型的学生也应该有着不同的目的。混而治之,相互伤害;分而治之,各得其所。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大学语文。通过大一新生入学时语文测试进行分别开课,高中语文基本能力不过关的,选补课型的大学语文,类乎“高四语文”;作文不过关的,选“基础写作”;测试成绩过关者,可选初级大学语文,以徐中玉教授阐述的大学语文教学目的为旨归;测试成绩良好或优秀者,可选高级大学语文,类乎“大一国文”课,或选“中国文化”,但必须以文学文本为教材。这几种类型的大学语文课可以构成一个依次递进的大学语文课程群,修完低一级水平的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逐渐向上一层流动。

    不同类型的学校、专业还应该开设不同的大学语文,当以文选形式为教材,最好是选入文学文本,即所选文本带有极强的文学性。如:历史文选、哲学文选、科技文选、医学文选等等。旨在通过文学文本的读解,从另一个角度关照自己的专业,同时提高专业文献的熟悉、收集和整合的能力,及其语言表达的能力。总之,与其将“大学语文”一锅煮,不如分而治之,目的使之然也。

    三、重铸辉煌的大学语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不同的目的可以开设不同的“大学语文”,不同的“大学语文”应该用不同的教材。不管何种教材,都应该明确这样几个问题:

    1.坚持以科学性为生命。

    无论是注释还是解说,正确性是第一位的,教一个错的知识还不如不教,教什么总是比怎么教更为重要,汪少华先生在《吉安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撰文《全国组编本〈大学语文〉中的一些问题》,指出有35处值得商榷。

    2.课本不是读本。

    诸如徐中玉、齐森华二教授的《大学语文》(增订本),毛信德的《新编大学语文》,吴振清的《大学语文》,王步高的《大学语文》,温儒敏等教授的《高等语文》,夏中义等教授的《大学人文读本》均非严格意义上的教材,读本的味道和倾向太重。语文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通过评审新出的“新课标”《高中语文》的体例似有可资借鉴的方面。

    3.选文力求经典。

    不少学者对现行大学语文教材与高中语文教材进行了对比,发现重复率甚高。当然尽可能的避免选文的重复是重要的,却不是最大的问题。大学和中学学习同一篇文本的效果是不同的,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讲同一篇文本也是不同的,甚至不同的大学教师讲同一篇文本也是不同的。新课改以来,全国通过评审并试用的高中语文教材有五六套之多,要想完全避免似乎不易,只要经典的作品并适合大学生学习的文本,选入;反之,不选。

    4.选文尽可能多的选母语文本。

    外国文学、文化的学习可以通过其他学科性选修课完成,大学语文承担不了那么多任务。大学语文重在学生的汉语文本的学习,因此,大学语文其实应该是“大学汉语文”,强化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民族”的人,是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的衔接点。

    5.内容在教育价值上应该倾向有助于帮助学生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教育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不同阶段侧重点各有不同,语文教育当尤其突显这种不同。小学阶段侧重让学生会区别自然人和社会人;中学阶段当侧重让学生理解本地人和外地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不同,找到“民族”的人;大学阶段应侧重于让学生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个体的人。

    大学语文教学中除了教材问题,在教学中,还应该处理好这样几个问题:

    1.语文专业学习和语文运用学习的关系。

    因为大学语文的任课教师大多各有专业,或为古代文学,或为现当代文学,或为文艺学,或为语言学,难免在讲授过程中会各自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讲自己喜欢的”。这本来是个好事,可是对于那些需要培养和提高语文运用能力的学生来说,几乎不能达到目的,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出为何要通过测试分别选课的原因之一。教师应当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目的做语文专业学习展示和语文运用学习强化的侧重,否则,两个方面都不能保证。

    2.大学语文和中学语文的关系。

    中小学语文教育不如人意而引起社会的大讨论已经六七年了,可是这种状况仍未很好改观。大学语文终于可以不在考试的阴影下生存了,这是个重建学生语文观的良好契机。避免中学较为刻板的语文教育,进行一种使学生通过品味语言,领略艺术,感受诗意,成为个体的语文教育。大学语文应该让学生学得快乐,学会反思,学到方法,学得能享受文化沉思后的宁静。中学语文不过关的要补课,过了关的必须重新注释“语文”。

    3.语文和人文的关系。

    近年来“人文”的提出几乎遍及整个语文教育界,从语文的一个极点走到了人文的一个极点,这种关系的严重处理不当在中学语文教育中似更为严重些。就语文教育的内容而言,不外乎完成4种价值:其一文学史价值,学生通过这些内容了解母语文学的发展和特点;其二语料价值,学生通过这些内容学习语言运用并感受母语的艺术美;其三史料价值,学生通过文学文本的学习了解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其四教育价值,学生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对个体社会化的进程起良好的效果。可见单从人文角度来思考“大学语文”课,仅执其一端而已。

    [参考文献]

    [1]王步高.以提高素质为中心改革“大学语文”教学[J].中国大学语文, 2004(4).
    [2]吴跃平.“大学语文”教学目的新探[J].江汉大学学报, 1996(5).
    [3]蒋福泉.教《大学语文》的思考和札记[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1995(3).
    [4]蒋福泉.大学语文必须改革[ J].西安教育学院学报, 1996(1).

    (责任编辑　晨　晓)

    [作者简介] 陈国安(1972-),男,江苏镇江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师,讲师,文学博士。王海燕(1972-),女,江苏无锡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文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