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地位、作用问题，是当代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而迫切的理论课题。当今，科学技术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为“第一生产力”。但是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各种“危机”，“危机”的出现尖锐地提出了科学技术的人文前提或指向的问题。市场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而是一个经济与文化相互作用或一体化的过程，同时，要求人们的道德水平普遍提高。
可是，不管在科学的分类体系中还是在科学的研究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人文科学”概念，更谈不上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朱红文同志的新著《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精神和人文科学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朱红文同志的著作明确地提出了人文科学在当代的地位及其方法论问题。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论述人文科学方法论的专著。
该书最主要的特色和创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当代唯科学主义及其来源—实体还原论或理智主义的批判。为什么长期没有人提出和研究人文科学的地位及其方法论问题?作者认为，是由一种错误的哲学观(实际上也是一种错误的科学观)造成的。我们的哲学思维一直主要是一种实体还原式的思维，因袭了自古希腊到近代一直盛行的理智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知识观或科学观，把自然认识或自然科学中的因果性原则和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原则强加于一切科学。把自然科学的真理当作推演和评价一切经验形式、科学形式和文化形式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哲学观或科学观势必把以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历史的文化传统作为探究对象的人文科学，把人对终极生存意义的追问或人文关怀，作为“主观的怪物”逐出科学的殿堂之外。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实际上也是历史的逻辑结果，近代以来，人类被实证知识和技术的力量所迷惑，把物质财富的追求和物欲的满足当成人生的全部内容，造成精神的萎钝和人生终极意义的丧失。作者运用大量的材料加以细致分析，使这一批判显得很有说服力。结论是:现代“文明危机”某种意义上是科学观或精神的危机，是科学观中人文精神衰微和科学总体中人文科学被遗忘的结果。
第二，对人文科学的对象和方法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简洁明了的规定。作者独创性地提出了“人文世界”的范畴，认为作为人文科学对象的人文世界是一个以个人的存在为基础、以文化传统为载体所构成的意义世界，把人文科学的任务规定为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文化探索人类的理想世界。认为人文科学具有主观性、历史性、具体性、教化性、理解性、批判性和超现实性，从而把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等人文科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军事学等学科组成的社会科学区分开来，明确了人文科学独立的地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这些观点尽管仍然是可讨论的，但无不包含作者的独到见解、新颖的思路和大胆的探索精神。
第三，作者还根据哲学与具体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科学观或哲学观，对我国现代学术思潮进行了分析。重新评价了我国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认为它是中国思想界对现代“科学危机”的第一次回应和反思。特别是对我国近十几年来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人本主义、唯科学主义、文化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等倾向性问题的批判旗帜鲜明。这些论述不能说都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它有助于哲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
第四，力图做到批判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几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的同时，西方一些哲学流派，就明确提出了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但是，他们却不能对社会科学的逻辑地位作出正确的定位和理解。他们把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归并为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中，否定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本书作者认为，正是唯物史观的科学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学说，才真正明确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整体性的方法论特点，明确了社会科学是关于特定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整体的客观的分析。作为人文科学对象的人文传统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人文关怀的实现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在历史性的基础上，社会性与人文性、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与人文科学的研究方式获得了内在的统一。
可以看出，正是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才得以确立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各自的独立地位和明确了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避免唯科学主义以社会科学否定人文科学，人本主义以人文科学否定社会科学两种片面性。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确立和研究，不仅有利于人文科学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把握社会科学的本质。
当然，人文科学的地位及其方法论的研究不仅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大课题，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说的，人文意义的表达和理解、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和科学体系等问题，在本书中都还没有得到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此外，个别地方理论概括尚显得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