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接受修辞学的理论要点
接受修辞学的理论基础是接受美学，其基本理论为：修辞是对言语的调适，言语调适的结果产生了修辞本文。修辞本文的修辞效果通过接受者的审美反应而表现出来。调适者自身的因素反映在修辞本文中，接受者的自身因素则影响修辞本文的接受。调适者和接受者的沟通依赖于一定的修辞情境。(孙汝建1994)
调适者所提供的修辞信息和接受者所获取的修辞信息有时大致等同，有时不尽等同，这是调适者与接受者具个体性的言语经验和审美经验造成的，二者之间可能因此而沟通，也可能因此而存在隔阂，前者导致接受的信息与调适者要表达的信息等值，而后者导致接受的信息减值、增值或改值。
2.接受修辞学理论与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同时身兼原文的修辞接受者与译文的修辞调适者两职。作为修辞接受者的个体性和选择性使得每一个译者对同一篇修辞本文(原文)的理解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独一无二性又体现在译者在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中调适出的修辞本文(译文)中。所以，通过译者的译文，我们可以反观出译者作为接受者，带着一定的接受目的，在一定的修辞情境中，带着个人因素接受修辞本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的接受反应。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修辞接受具有个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辞接受是任意的和无定的。任何接受者都生活于一定社会中，他们的接受无法超越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契约。此外，接受主体还得受修辞本文中接受对象的制约，这种制约集中体现在审美客体中艺术形象或艺术意境对主体的定向导航上。虽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林黛玉不会变成贾宝钗，哈姆雷特也不可能变成罗密欧。正是这种接受活动的社会性和接受对象的制约性使得译者作为接受主体的再创造并不能带随意性。也就是说，尽管同一原作的每一篇译文都是独一无二的，却是在“大同”基础上的“小异”。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使我们评判译文的标准不至陷入虚无。
3.译例分析
下面我们以泰戈尔Stray Birds的两个不同译本中的几首诗为例，观察一下译者的接受目的、修辞情境及个人因素对译文的影响。
3.1 接受目的
早在1922年，郑振铎就翻译出版了《飞鸟集》，此书及后来出版的《新月集》(1923)在广大读者中赢得了盛誉，对新诗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郑振铎译泰戈尔散文诗一是由于自己对泰戈尔的诗歌有极大的兴趣，二是由于朋友们认为他“以一个诗人和散文家来译泰戈尔的散文诗，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总的来说，郑氏的目的主要是“介绍”。而周策纵的《失群的鸟》译于1952年，起因是于丧父之痛的悲哀中，读到Stray Birds后，“心情得到沉重的共鸣，透澈的解脱和深切的慰安”。由此可见，周氏的翻译目的主要是感情渲泄。(以上见两书各自的译序)两人译文中的某些差异正是由于这种接受目的的不同而产生。
例1 The birth and death of the leaves are the rapid whirlsof the eddywhose wider circles move slowly amongstars.(第92首)
叶的生死就是旋风的急速旋转，它广阔的圆圈在繁星间慢慢移动。(周译)
绿叶的生与死乃是旋风的急骤的旋转，它的更广大的旋转的圈子乃是在天上繁星之间徐缓的转动。(郑译)
泰戈尔的一些诗句哲理味很浓，而他又往往通过凝练的口语化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把自己所要表现的事物或深刻的哲理变得具体而朴实。他早期的生命哲学中融入了“泛神论”和“泛爱论”的影响，认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是统一的，无限生命与有限生命是统一的，无限在有限中并通过有限来表现自己。第92首诗表现的正是这么一种思想。由于郑氏的接受目的，他对原作进行了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在吃透原文后，译出的诗句分寸恰当，更明确，也更准确。“它的更广大的旋转的圈子”看似罗嗦，实则通过“旋转”一词的重复清楚地交代了代词“它”的所指，同时用“更广大的圈子”把“叶的生死”与“星的转动”联系起来，从而表达了原诗中有限与无限统一的思想。
3.2 修辞情境
修辞情境分为修辞本文的产生情境和接受情境，这两种情境如果一致，修辞本文的接受效果则佳；反之，接受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这两种情境又可细分为：现实情境、个人情境、时代社会情境。这三者对Stray Birds的两个译本来说影响最大的应是个人情境。从上文的叙述可知，周氏在翻译中受当时的心境影响很大，这从他对书名的翻译中也可见一斑。他没有用那直捷的翻译《迷途的鸟》，而是译成了《失群的鸟》，正因为它反映了他译诗时的心情。下面我们还是从两人的译诗来看修辞情境对译者选词择义的影响。
例2 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missthe sun， you alsomissthe stars. (第6首)
如果你怀念太阳时便流泪，你也就怀念星星。(周译)
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郑译)
“miss”一词同时有“怀念”和“错过”两个意思。周译取其前者，而郑译取其后者。这种理解的不同使周译人情味很浓，而郑译则极富哲理性。应该说两种译法都没有超出文本所设置的语言和逻辑框架，因而都是合理的，取谁舍谁的争论也不会有结果。我们能从中看出的是个人情境对翻译的影响。周氏当时是去国离乡之人，怀念故土，怀念亲人，看到“miss”一词自然想到的就是“怀念”，而郑译则更多的从一个哲人的角度说出了生活中的道理。
3.3 个人因素
人生观、审美观、社会阅历、生活环境、兴趣爱好、个性气质、身份地位、年龄、职业以及性别等都属于个人因素。下面我们仅就两人对母语的应用特点作一比较。郑氏与周氏都是诗人，诗人译诗使他们的译文也保留了浓浓的诗的韵味，这一点在他们的译作中都有表现。此外，郑译大多完成于二十年代，而周译完成于五十年代，其间三十年汉语自身也有了发展和变化，我们从郑译中还能看到文言的遗迹，周译中就基本没有了。但周由于留学国外，有的句子中又留了欧化的痕迹。如：
例3 The raindrops kissed the earth andwhispered，——“We are thy homesick children， mother， come back to thee from the heaven.”(第160首)
小雨点吻着地面轻轻说道：——“母亲，我们是想家的孩子，从天上再回到你怀里。”(周译)
雨点与大地接吻，微语道：——“我们是你的思家的孩子，母亲，现在从天上回到你这里来了。”(郑译)
“微语”、“思家”等词都还有文言的痕迹，而周译近似口语，显得更自然，也更符合泰戈尔原文朴素清新的风格。
例4 Sorrow is hushed into peace in my heart like the evening among the silent trees.(第10首)
忧郁被镇静在我心底，像黄昏在静静的树木里。(周译)
忧思在我心里平静下去，正如黄昏在寂静的林中。(郑译)
“被镇静在我心底”显然是欧化了的语言，不如“在我心里平静下去”这样的句子是地道的汉语。
从作为修辞接受者的译者再次调适出的修辞本文(译文)中去发现接受目的，修辞情境及个人因素对译文的影响，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心理这个黑盒子增加一些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醒译者注意到这些因素对自己译文的影响，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接受障碍，此外还为我们研究译文的异同、探索造成译文差异的原因进而正确地评价译文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参考书目
1.胡经之，王岳川主编(1994)《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罗新璋编(1984)《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
3.孙汝建(1994)接受修辞学——接受修辞学的理论架构，《外国语》1994，No.1
4.泰戈尔著，周策纵译(1994)《失群的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5.泰戈尔著，郑振铎译(1981)《飞鸟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6.谭学纯，唐跃，朱玲(1992)《接受修辞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7.袁锦翔(1990)《名家翻译研究与赏析》，湖北教育出版社
